编者按：本文作者为陆军工程大学政治工作系教授，研究方向为茶业经济和文化史。该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一带一路’视野下的西南茶马古道文献资料整理与遗产保护研究” [20&ZD229]阶段性成果，全文刊登于《古今农业》2023年第1期。作者授权在人大茶哲所新媒体全文推送，以飨读者，感谢作者的信任和支持！

陶德臣 

近代茶叶贸易数额大幅度增长，茶商数量空前增加，内外销茶商开设的茶号、茶栈、茶行、茶店、茶馆有数千家之多，规模大大超过以往任何历史时期。不仅如此，原先较为稚嫩的茶叶商帮在强化会馆的基础上，组成了茶叶公所、茶业会馆、茶商公所等组织，制定了从业章程。关于这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有张海鹏、张海瀛先生主编的《中国十大商帮》，张海鹏、王廷元先生主编的《徽商研究》，吴承明、许涤新先生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和有关各商帮的专题文章，为进一步研究近代中国茶叶商帮奠定了一定基础。但也无须讳言，这些成果要么是研究个别茶商，要么是研究商帮中的茶商，从全局上探索茶叶商帮的成果，至少本人还未见过，因此深感此专题研究之重要，研究难度之大。虽然笔者水平有限，但仍愿不揣浅陋，试图从整体上勾勒出近代中国茶叶商帮的大体轮廓。

一、广东茶叶商帮

 广东茶叶商帮具有丰富的贸易和制茶经验。鸦片战争后，广东商帮经受住战乱的考验，立足省内，放眼南洋，积极搜集茶源，北上、东进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努力开拓新的茶叶市场，使茶帮在广州茶市衰落后得到新生，业务蒸蒸日上，成功地实现了贸易重心的战略转移。

 广东茶叶商帮一般被称为广东人和潮汕人。广东人是珠江三角洲各县商人。由此看来，广东茶叶商帮地域分布主要是濒海、临近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商人，闽南的下府帮旅居潮州、汕头一带，与广东茶帮的关系十分密切。广东茶帮首先立足省内，充分利用自身熟悉市场及交易环节，本地洋行多，贸易资源丰富的有利条件，大力发展茶叶加工业，使广州茶叶出口在鸦片战争后保持了一个短暂的上升时期。这些茶叶除售与洋商外，还运至东南亚一带，销与当地华侨。

 但是，与蓬勃发展的茶叶外销形势相比较，广东茶源不足的矛盾已经凸显。再加上福州、上海输出茶叶后，广州茶市受到冲击，茶叶经其它口岸出口更为方便，广州茶市衰落的趋势在所难免。于是茶商、买办、通事等大批与茶叶贸易相关的人士离开广州，闯进各通商口岸和茶产区，通过当通事，做买办，设茶号，建茶栈的方式来重振雄风。粤商审时度势后，大胆北进，锐意进取。北进路线分为两条：一条是从赣西南、湘中入湖北；另一条是由赣东入福建，经赣东北入皖南。汉口、九江、福州、淡水、上海是粤商茶栈、茶庄最集中的地区。他们收购的茶起先除部分运广州外，大部分以附近的通商口岸为市场，嗣后又全部以当地口岸为销场。需要指出的是粤商主要经营茶叶外销，尤其是红茶、花茶业务，并对各地红茶种制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①]。

 1、广西

广西毗连广东，横县六凤茶，藤县岑溪茶，贺县桂山茶，苍梧六堡茶最为有名，自然就成为粤商收购的对象。同光年间（1862—1908年），粤商“曾组茶馆二十余家驻岑购办”，所办茶“畅销于穗、佛、港、澳等埠”[②]，其他各地茶也曾运粤销售，粤商收购，在所难免。如容县所产珠茶，茶农“摘其芽鬻於市，东商复拣而研之，焙炒成珠，转运出洋”[③]。这里的“东商”应是粤商，而且制珠茶也是广州茶商的拿手好戏。广州的河南岛大量制造“圆形的，弹丸似的”薰花珠兰茶[④]。 郁林州茶“故昔常有远商收买，焙碾好始运去”[⑤]， 从“远商收买”及制造工序推测也必定是粤商无疑。可见粤商曾西出广西，大规模采制茶叶转运广州出口。这对增加广州茶源，稳定广州茶市起了重要作用。

 2、江西

江西是粤商北上东进的必经之地，也是粤商活动的重要场所。粤商在该地教导乡民种制红茶，大大促进了茶叶商品经济的发展。赣西修水、武宁、铜鼓所在地义宁茶区，兴盛时有茶号100多家。设号茶商来自婺源、广东、营口、九江、汉口、南昌及本地[⑥]，其中广帮10余家[⑦]，他们可能是从汉口、上海前来设庄的，资本巨大。如光绪（1875—1908年）初，汉口俄商曾到义宁收茶，当时此地“客商麇集”，粤商到山，“本地绅士即与该商订约，将西乡产茶山岭二十余里勘定界址，一并租与粤商三十年，由该商入山自由采办”[⑧]，所用租金当然不是小数目，同时反映了该粤商资本之雄厚，表明粤商十分重视义宁茶区。粤商陈玉麒受唐翘卿（也是广东人）所设谦顺安茶栈委派，从上海驻宁州办理放贷事宜，仅他一人就设立了公慎隆、谦顺昌2个茶庄采购茶叶。1915年，他还与粤商唐吉轩、陈翊周集资规元13万两，创办宁茶振植有限公司，购买机器，开辟茶园，以求“栽培，制造，以至贩卖，相提并进，谋整个的发展”，影响很大。该公司到20世纪30年代才趋不振。1932年，江西茶已趋不振，修水茶庄减为19家，由于此时祁红获利，茶栈不愿放贷，粤商遂迁庄祁门，修水茶庄所剩只有吉昌和宁茶振植有限公司2家[⑨]，从此义宁茶区“婺粤各帮进山采办者，几绝无而仅有”。即使勉强仅存的宁茶振植有限公司也是“销场狭小，业务趋于颓废”[⑩]，难以为继。武宁已不见客帮影子。

 九江开埠后，曾设立茶栈40余家，茶庄五六十家，粤商前往经营在所难免，当然是从上海前往设庄栈的。茶业不振后，九江栈庄大减，茶栈仅是上海的分行。1932年，九江茶栈分行计6家，粤商只有忠信昌、永兴隆2家，徽商有4家。

 同治四五年间（1865—1866年），粤商经常出没浮梁茶区的磻村购茶。光绪元年（1875年），“粤商由沪携制造红茶器具入乡”设庄制茶[11]，极大地推动了浮红发展。1876年，磻村同馨、义顺2茶号始制红茶，1878年，祁西闪里之怡丰茶号、历口之义同昌茶号亦相继仿制。1883年，浮红年产量已达6万余箱。由此可见浮红茶业发展得力于粤商经营[12]。

 河玉茶区（河口、玉山），也是粤商活动的重要区域。此地茶业兴盛时有茶号60家，其中粤、婺（源）、浔（九江）帮在河玉办茶者多达20余家[13]。粤商成为仅次于徽商的茶商。河口镇是闽赣交汇处一大茶叶集市，是粤商出入武夷茶区进入福州的孔道。早在清代中期，粤商就来此经营。20世纪包括粤商在内的客商生意日衰，30年代后粤商基本退出了河玉茶区。

 3、湖广

湖广是粤商主要业茶区域，湘潭南岭一线向为湘茶南下广州孔道。鸦片战争后，粤商北上制销红茶的史料十分丰富。例如：巴陵县原产黑茶，后因“广人每挟重金来制红茶，土人颇享其利”[14]。安化为黑茶著名产地，后由“粤商赴湘示范，使安化茶农改制红茶”[15]才发展成外销茶类，具体时间是咸丰八年（1858），“粤商估帆取道湘潭、安化，倡制红茶转输欧美，称为广庄”[16]。靠近广东的彬县茶业兴盛时，“西邦、广邦载钱而来，贩茶而去”[17]。石门县经营巨商，多为广东人，“清末粤商卢月池设泰和合茶号于此，建筑崇杰，为全邑冠。售茶年达三十万斤，合其他各号计之，可达百余万斤”[18]，醴陵县，茶“始由粤人擅其利”[19]，后来本县商人才插足。粤商在湖南经营茶叶有如下特点：把传授制造红茶与收购结合起来，并垄断湘茶制销很长时间；1861年汉口开埠前，主要输往广州，嗣后以汉口为承销地；进湘路线是先南后北。茶市衰落后，粤商在湖南的业务大受损失，尤其是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粤商庄号大多停歇，茶市中心安化“广帮且不存在”[20]。20世纪30年代的典型调查，湖南省茶庄计184家，粤商一家也没有[21]，可见衰落至极。

 粤商在江西、湖南立脚后，又由此进入湖北。道光间，广东茶商带领大批江西制茶技工，来到五峰渔洋关设号精制红茶，较早的有钧大福、林志成、泰和合3个庄。嗣后，湖北汉阳茶商义成生、仁华、志成等6家受其刺激，也去设庄。到民国初年，渔阳关有茶号22家[22]。羊楼洞也是粤商活动的重要场所，粤商在此地的实力仅次于晋商。20世纪20年代的调查，约在1926年有20家粤商庄号，大都是洋行买办设立的，经营方式将资本加入本地帮商人中替洋行收买茶。1927年减至三四家[23]。此外，崇阳也有“粤商买茶……往外洋卖之，名红茶”[24]，鹤峰州“丙子年广商林紫宸来州采办红茶，泰和合、谦慎安两号设庄本诚五里坪，办运红茶，载至汉口兑易”[25]。这些材料说明，粤商在湖广主要茶区十分活跃，对于该两省外销茶的迅速发展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

 汉口是华中茶市中心，粤商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把大本营从广州迁至汉口，成为六大茶帮之一。粤商不仅设立茶庄、茶行，还经营茶栈，与上海粤商遥相呼应。汉口茶市兴盛时有茶号100多家，起码在1885年前，粤商的地位举足轻重。史料说：“汉口的中国茶商，主要是广东人。”[26]1890年《申报》也说：“各帮茶庄素以广帮为首，开有42家。”[27]粤商收购的茶类主要是供外销的红茶、春茶，这些商人买办居多，都是替洋商服务的，服务对象是俄商几大洋行，后是苏俄协助会，嗣后粤商优势地位渐失，20世纪30年代前，六帮茶商中，粤商仅有5人，占总数的18.5％，仅比赣帮、徽帮略多，位居第4位[28]。1932年度调查，汉口已无粤商茶庄踪影[29]，由此可见粤商经销茶叶已严重衰落。开办茶栈是粤商经营的又一种方式。汉口的大茶栈主要是徽商、粤商所开，而且这些商人往往又直接设庄收茶。1890年，汉口茶栈谦慎安、春华祥、熙春昌鼎足为三，其中粤商唐翘卿的谦慎安为资格最老、实力最雄厚的茶栈[30]。1898年，汉口旧茶栈9家，该年新设大茶庄2家，分别为王恒山的鸿遇顺，唐瑞枝的厚生祥，两人均为广东买办。1915年，汉口专售祁浮建宁（州）红茶的茶栈计有9家，粤商茶栈有陈翊周的忠售昌及与徽帮合办的源盛隆，实力比徽商弱[31]。但至1932年，汉口茶栈止存3家，其中2家是粤商的忠信昌（陈翊周所有）、协顺祥[32]，粤商已独立螯头，改变了“茶栈属安徽帮者亦居多数”[33]的局面。

 此外，粤商在汉口茶业近代化的过程中，也曾有过引人注目的举动。如唐翘卿于1898年设立的两湖茶业公司，已采用机器焙茶。1906年设立的兴商公司，规模也很大，开办资本50万元。

 4、安徽

徽商的老家皖南，粤商也在此地扩大业务，并事实上引导着皖南茶类发生着一场革命。建德原产绿茶，同治初年，从沪上来的“粤商改作红茶，装箱运往汉口”[34]。结合粤南进入赣东北倡导红茶的事实及粤商当时制红茶水平远远超过徽商的史料，可见祁浮建地区红茶的发展大概应归功于粤商。虽然《安徽茶叶史略》的作者承认“余（干臣）、胡（元龙）、粤商乃是当时创制祁红的积极主持者或推广者”[35]，从时间上看，余、 胡二人推广红茶的时间为光绪二年（1876年），而粤商制红茶的时间稍早。粤商有成熟的制红茶经验，鸦片战争后在东南各省推广制销红茶。据此两点理由，笔者认为粤商是祁红首倡者，余、胡等祁门茶商是推广者。祁红崛起后，祁门、浮梁、建德这些本产绿茶的地区，竟以产红茶著称于世，原先著名的绿茶安茶湮灭不闻。此外，粤商又从上海所设茶栈的皖南分行向徽商贷款，借以扩大业务。20世纪30年代，仅屯溪就有粤商忠信昌、永兴隆2家茶栈[36]。

 5、上海

上海是粤商出广州的第一个基地。随着上海开埠和各国洋行迁居上海，原先附着洋行的通事、买办纷纷聚集新的贸易中心，他们在为外商服务的同时，自然把注意力投向牟利丰厚，主要贸易业务的丝茶。“沪地五货阗集，中外贸易，惟凭通（事）一言，半皆粤人为之”[37]。这些通事、买办各找一个主人，替洋行、茶栈经手茶叶销售，他们拿着主人的钱深入产区，设立号庄，然后将茶运抵上海出售。同时，他们又投资出口茶栈，放款取佣，足迹遍及湖广赣皖浙闽各产区。据调查，1930年，上海出口茶栈19家，其中粤商设立的有忠信昌、同裕泰（协记）、益隆、协慎祥、新和兴、永兴隆6家，资本总额26.7万元，分别占全部茶栈数量、价值的31.58％、40.76％，与号称上海茶叶霸主的皖商不相上下。1936年，粤商上海茶栈减为2 家，占总数的14.29％[38]，下降幅度较大。

 此外，粤商积极插手上海土庄茶栈生产。据1929年10月的调查，粤商设有三元、有利、星源、新昌、升记、新鸿发、协和祥、同益、兴德、公兴祥等10家土庄号，资本总额3.7万元，拥有机器马力55.5匹，成为四大土庄茶帮之一[39]。

 不仅如此，粤商在沪上民营出口业中首屈一指。最突出的要算粤商唐翘卿1916年创办的华茶公司，开办资金10万元，生意做到了美国，颇有影响[40]。由于粤商在上海的显赫位置，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上海茶叶界的头面人物。如陈翊周曾任上海茶商公所主席。唐翘卿等人曾任茶业公所董事。

 6、福建

粤商从赣东入武夷山进福州、厦门趋台湾，是一条重要的东进路线。武夷茶向由晋商收购运销西北，鸦片战争后“西客生意遂衰，而下府、广州、潮州三帮继之以起”，武夷茶“经营为此三帮独占”，他们的资本动辄百数十万元[41]。经营历史有的达百年以上，甚至茶船从福州北上，“所经之地州府县官，争相招呼，甚至有鸣炮郊迎者”[42]。民国《崇安县新志·物产》云：“操是业而专其利者，以客籍为多，而崇人无与焉”。“茶客者，即经营武夷茶业生意这下府帮、广州帮、潮州帮也”[43]。1852年，潜入武夷茶区的罗伯特·福钧说：“中国销茶及运茶出口的各地商人，……广东人来的特别多，因为他们在广州或上海与外商进行着巨大的贸易，我看见许多广东茶商在街上走。”[44]这种局面到民国时期仍未改变。据史载，20世纪20年代，建瓯乌龙茶“广潮帮来采办者，不下数十号”，白毫茶，亦由“广客采买，安南、金山等埠其销路也”。莲子心茶，“近年水吉镇亦有设庄采办者，庄客多属广潮二帮”。在“广潮帮盛”的冲击下，本地“业此者日形衰落”[45]。1853年，福州始输出茶叶，南台地区茶行、洋行林立，粤商也未放过这块风水宝地。从当时福州的洋行“买办多广东人”及买办在19世纪70年代曾设砖茶厂与俄商竞争这些现象判断，粤商在福州的地位不是可有可无。1900年创立的兴隆公司为粤商梁国基、刘裕严等人所有[46]。实际上，许多买办就利用洋行资金设号收购茶叶。《海关关册》说：“粤东商人，于此多财善贾，每每能从盈积遂愿耳。”[47]事实上唐隆茂、阿启就是其中的代表。粤商还建立了广东会馆，颁布有严密详细的章程，规定了买办掮客、仓库人员、店主、广东人、非广东人、卖茶人、买茶人的各种收税办法及捐钱数量[48]。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表明粤商在福州不但存在过，而且有一定的影响。入民国后，福州茶务早已衰败，福州粤商可能已无足轻重。从《福州茶叶之调查》看，经销茶帮分为茅茶帮、箱茶帮、天津帮、京东帮，此文章讲到人员籍贯时，未提广东人，这当然不是说肯定没有粤商在内，而是说明影响力已不大[49]。

 厦门乌龙的衰落和台湾乌龙的勃兴，为粤商经销茶叶提供了良好锲机。粤商抓住商机，毅然前往台湾，开拓新的经营领地。同治以后，“厦、汕商人之来者，设茶行二三十家”[50]。粤商在台湾茶栈业中优势明显。19世纪90年代的史料说：“台北大稻埕一带，茶栈林立，其中广帮居多，泉漳一带次之。”[51]粤商成为经销台湾茶的一支重要力量。

 以上所见，粤商足迹遍及两广湘鄂赣皖闽台及南洋一带。活动中心先是广州，后是汉口、上海，经营业务包括建茶庄，设茶栈，当买办，发展趋势是以广州向四周扩散，活跃期基本与近代中国茶发展趋势合拍。不难看出，粤商是中国外销茶的主力军，对推动东南茶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对红茶外销作出过重要贡献。

 

二、徽州茶叶商帮

 旧社会有“钻天洞庭，遍地徽商”的说法，表明这两大商帮在贸易中活动范围大，经商本领高明，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作为茶叶商帮，洞庭商帮根本无法与徽商相提并论，在内外销两方面均能力克群雄，恐怕也只有徽商。

 关于近代徽州茶叶商帮的发展阶段，笔者还是比较倾向于五口通商后，徽商结束了茶业鼎盛时期，开始衰落，同光年间又有“中兴”，清末再次陷入一蹶不振的观点。虽然不排除民国时期的徽商“仍然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但由于徽商业务、活动范围大为收缩，仅限于上海一隅，与晚清相比，气息更弱。笔者认为，不能从茶商总体萎缩的大前提和徽商在个别地区的表现得出徽商并未衰落的结论。起码可以说清末以来，徽州茶商的经营已成昔日黄花，根本不可能与全盛时同日而语，甚至“势力不及广东、浙江帮的商人”[52]。民国初年有人说：“降至今日，获利者百难得一，直为徽州茶业失败时代。”[53]这不是衰落，走下坡路，又是什么？只不过没有衰亡而已！下面从区域市场来看徽商盛而复衰的趋势。

 1、安徽

来自徽商家乡皖南的史料表明徽商具有衰——盛——再衰的明显阶段。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应该说能够推动皖南茶业的发展，但接踵而来的战事，阻滞了皖南茶乡的发展。茶路受阻，茶区遭到严重破坏，19世纪60年代后的同光年间，战乱逐渐平息，茶商把经商重心移至上海，茶叶外销量大涨，茶叶生产蓬勃发展，茶区盛况空前。1891年，皖南外销红绿茶有85400余引（每引合120斛），翌年增到 86300 余引，1893年为89400余引，1894年是82500余引。这些茶“内销不及十分之一”，主要供出口。同治年间，外销茶中的上品，每百斤可售80余两银，商人获利丰厚。但19世纪80—90年代之交，皖南茶商经营形势逆转，亏本现象时有发生。入民国后，也总是时好时坏，大都经营效果不佳，根本无恢复之望。抗战爆发后，茶业几乎破产。如果认为徽商没有衰落，那么就无法理解茶价下跌，生产收缩，茶号减少的客观情况。需要指出的是，皖南茶区很少有其他茶帮进入，茶商几乎都是徽州人，无论是茶庄、茶店、茶行主人，即使在皖南放汇的上海茶栈，大多也是徽商所设。

 2、广东

徽商去广东业茶的人员日益减少。广州原为徽商主要业茶中心，大批茶商把徽茶经长途跋涉运往广州出售。道咸间（1821—1861年），婺源人詹世鸾、詹兴藩在广州开过茶行。鸦片战争后，茶运上海销售远比运往广州方便、省费，加上咸丰元年（1851），太平军起，徽商入粤路线受阻。徽商江有科之子文缵写信给妻香兰说：“今年所做之茶，意想往广州，公私两便，不料长毛阻扰，路途不通，所有婺源之茶均不能来粤。”有科于咸丰四年五月（1855年）从广州回到老家芳坑，其子文缵继续经营茶业，已把销场改在上海[54]。从这典型例子中可知咸同年间，徽商已退出广州直趋上海。1885年，曾国荃干脆说：“皖南茶销路仅一上海。”[55]

 3、湖南

徽商在湖南设厂制茶，但人数不多。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实业志·湖南省》分册所载，全省184家茶号中，徽商仅占1家。

 4、湖北

徽商的重要根据地。开埠前，徽商在汉口开有汪同昌、王益茂茶叶店，在武昌开有朱谦益茶叶店。汉口开埠后，徽商就地设号收购，摆脱了衰落的命运，经营方式分为设号庄、茶店、茶栈。徽商势力日益壮大，压倒实力雄厚的粤商，几乎独揽汉口茶栈业务。茶栈属安徽帮者亦居多数的优势地位很牢固。兹见徽商五大茶栈简表。

茶栈名	经理	资本	备注（营业额以1913年为准）
森盛恒	许叔铭	5万两	销红茶为主，光绪九年设，代销3万箱，自运0.4万箱。
新际泰	金介堂	5万两	分号汉口、婺源，光绪三十一年设，代销1.5万箱，自运0.4万箱
公慎祥	康鉴泉	4万两	分号安庆、祁门，光绪九年设，代销3万—4万箱，自运0.3万—0.4万箱。
谦春昌	汪清甫	5万两	分号汉口、屯溪、婺源，民国二年设立，每年售银70万两。
洪源永	洪味三	5万两	分号九江，每年约售银百万两。

1913年，汉口著名茶栈6家，徽商占5家，粤商1家[56]。1915年，汉口9家大茶栈，徽商占6家，与粤商合办2家[57]。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茶叶外销不畅，茶栈逐渐收歇，只有谦顺祥维持到1925年，皖商在茶栈业中一蹶不振。据调查，1929年，汉口茶栈计3家，但无徽帮之名。不仅如此，徽商号庄也遭不测，本来六大茶帮之一的徽商号庄数已大大减少。1932年前，汉口茶号共计47家，包括徽商的江南茶帮仅3家，1932 年，江南帮也不复存在[58]，汉口茶商只存湖广、晋商。徽商在茶栈、茶庄业中的挫折表明，湖广徽商至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已衰落了。

 5、江西

江西与徽州相连，交通方便，徽商进入赣东、赣东北业茶顺理成章。赣西修水茶区兴盛时100多家茶庄中，有“徽帮三十余家”，所办茶叶大量远销汉口，嗣后日趋减少，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由于经营亏损及银根紧迫，茶栈不愿放汇，祁红却获利，徽帮“多趋於祁门”，修水19家茶号中只有1家徽茶号。武宁县亦曾有徽帮前往设庄办茶，嗣后影响大减[59]。浮梁茶区，河玉茶区离皖南很近，茶商出入上述两地设庄制茶非常普遍。婺源茶商俞仰涛在波阳、南昌、景德镇、九江、吉安等地设有10余个经销茶叶的茶庄[60]。1922年，祁门茶商到浮梁开茶庄6家，“祁茶多购自浮境”[61]成为习俗。河口镇20余家茶号中，徽帮肯定不少。九江“业此项绿茶生意者，系徽州婺源人居多”[62]。同治间，九江有仁德永等徽商6家，茶栈业徽商同样占有5家。徽商在江西的活动相对频繁，原因是地利因素起很大作用。但19世纪90年代后也呈现萎缩趋势，20世纪后更是不振。

 6、北京

北京是徽商经营茶业的主场所。鸦片战争后，徽商继续保持旺盛销路。徽商在产区设茶庄收购，运往茶行委托代售，第二年结帐，以运六安茶为主。20世纪后，由于北方多乱，南方去北方的人少了，加上“民国以来，茶行取消，外路客商已无来京者”，茶叶店除向天津批进外，全部由北京大茶商供给[63]。北京茶商直接往产区设庄收茶的增多，徽商生意不能不受影响。抗战爆发后，徽商更是雪上加霜，京销断绝。

 7、上海

上海是徽商绝处逢生的风水宝地。广州贸易衰落后，徽商把财力、物力、人力转移到上海，开辟了徽茶销沪的新格局。这种远见卓识，不但减少了运时、运费，而且遭到很大挫折的徽商又重振旗鼓，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安徽茶叶史略》记载：“清初，徽商曾遭挫折以后，经过恢复又超过了明代。同治年间，洋庄茶盛行时，经营洋庄的徽州茶叶商，资本额较大者，有亿同昌号等48家。在外经营大茶号的徽商也不少，汉口、芜湖有，九江、上海也有。如九江即有仁德永等6家，上海有洪永源等七八家，茶业还颇为发达。有数家资本额还曾达4.5万两，其余亦在数千两”[64]。1918 年，《申报》也明确记载：上海“全皖茶号（均入山收货者）七、八十家，每家投资四五万，入山采运，今岁则只存8 家勉力支持，每家投资亦只三四万”[65]。两则材料表明徽商以上海为舞台，成功地实现了战略性转移。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徽商在上海的资财非常雄厚，由于遭到世界大战的沉重打击，损失惨重。光绪末年，徽商每年运往上海红绿茶达六七万担，当时业茶成为徽商最主要的产业，“安徽帮所营之业，以茶为大宗”。这些茶商有的久居沪上，有的则春去秋来。“安徽茶商久居上海营业者固不少，然其多数皆于五月间运茶至上海，宿于行栈中卖之，至九月间乃归”。“此外则墨商，亦为安徽人，所谓徽墨也”。“墨商业务在茶行中进行，也有通过上海运往各地者，实则是毛茶帮”[66]。清末民初，仅缋溪一县在上海开设的茶号就有33家。抗日战争前夕，歙县人在沪经营茶叶贸易的商号更是数以百计[67]。当然这包括了茶行、茶栈、茶厂、茶号、茶店在内了，否则仅歙县一地也不可能有这么多茶商。

徽茶大量运沪，促使徽商搞好服务措施，于是茶栈投资成为一大热点。此类茶栈纯粹是代客买卖，博取佣金，放贷取息的牙行。1930年，沪上徽商设立的茶栈计有7家，资本额29.8万元，分别占茶栈总数及资本额的36.84％和45.50％。实力超过实力雄厚的粤商，更在平水茶帮之上[68]。1930年，上海、九江茶栈7家向祁门茶商放贷，其中徽商3家，徽粤合帮3家[69]。1933年，沪上8家茶栈对屯溪放贷，其中徽商占6家，贷款额145万元，占该地贷款总额的58％[70]。

 为了更好地适应外销需要，徽商还大力投资土庄茶栈。此类茶栈是在沪上收购毛茶直接加工出口的茶厂，1926年曾多达108家，翌年即不断减少。 投资者主要是徽商、粤商、平水帮、本帮，徽商一向占有重要地位。1929年，68家土庄茶栈中，徽商占了28家，占总数的41.18％，位居各帮之首。兹见下列简表[71]。

厂名	设立时间	经理	资本	机器马力	备注
昌记	1924年	钱子良	1万两	6匹
德记	1925年	程润记	0.5万两	5匹
同义	1925年	俞霖生	0.4万元	4匹
同昌祥	1925年	唐善庆	0.6万两	3匹
仁记	1925年	程敦培	0.2万元	3匹
新和兴	1925年	符子先	5万两	5匹	资本包括茶栈
保昌第一厂	1925年	吴森荣	0.6万元	7.5匹	资本包括第二厂
聚生	1926年	江序东	0.3万元	4匹
保昌第二厂	1926年	吴森荣	0.6万两	4匹
怡诚祥	1926年	孙子茀	0.5万两	2匹
同发祥	1926年	孙子茀	0.8万元	3匹
源鑫和	1927年	洪经五	0.76万两	未祥
慎大	1927年	程春舫	0.5万两	3匹
永兴	1928年	卓锋业	0.3万元	7.5匹
义森永	1928年	夏树声	0.3万两	3.5匹
公升	1928年	王启明	0.6万两	3匹
德记	1928年	程润记	0.2万两	5匹
永泰	1928年	彭有恒	0.4万两	7.5匹
聂兴发	1928年	叶德昭	0.2万元	4匹
震昌	1928年	李福田	0.4万两	未祥
宝达祥	1929年	董镜和	0.2万元	4匹
永源	1929年	卓仲浦	0.2万元	4匹
永和祥	1929年	陈治龙	0.3万元	3匹
大椿	1929年	程润记	0.5万两	5匹
大德	1929年	石发生	0.2万元	4匹
同益丰	1929年	程炳宏	0.16万元	5匹
林馨祥	1929年	吴林荣	0.5万元	6匹
万成祥	未祥	汪礼齐	0.3万两	5匹

制茶工人，多来自皖赣两省，制绿茶的是徽州人，制红茶的为江西人。茶工大多为徽州人，人数有1600余人。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上海茶栈遭战火摧残后，一蹶不振，1933年只存42家，徽商有20家，略有减少[72]，但“著名茶厂大部分资本均属之”，工人仍“尤以安徽人为多”[73]。总之“上海出口茶业，几为徽州婺源帮所独占，而店庄营业，则大半在徽州绩溪帮之手”[74]。

 抗战胜利后，徽商又重返上海。据中国经济出版社编印，1948年出版的《上海工商人物表》载有9名徽州茶商，他们共开有茶号（行、栈厂、公司）16家，且在上海茶商界担任一定职务。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茶叶业同业公会档案》，载有创设解放前而解放初尚存的徽商茶号、茶行、茶栈、茶庄共45家，创设时间不明的4家，疑为徽人创办的3家。此外，1950—1953年，徽人新设的有21家[75]。

 从清光绪至民国时徽州茶商的实力和经营类别看，徽商势力的确首屈一指，但这不等于说徽商没有衰落。首先，徽商在全国其他地区的业务几乎全面收缩，有的地方甚至徽商绝迹。其次，上海徽商实力总体也在下降。如全盛时，徽商在上海仅茶号就有七、八十家，1918年只存8家，孤岛时期，上海茶源日枯，徽商业务不能不受影响。抗战胜利后，业务虽有恢复，解放时大约也在20家左右，但上海茶出口量不断减少，1895年出口100万担，1936年是43.9万担，1949年减为126096担。茶叶出口量如此锐减，茶商业务岂有不衰之理？即使在徽商业务的主要基地，不但不如清朝前期，更比不上同光时期，民国徽商的衰落是个不争的事实。

 8、江浙

江浙一带人口繁多，商品经济发展，特产丰富，交通便利，是经商的天堂，徽州茶商当然不会放过。据1933年调查，江苏全省茶厂有85家，这里面的厂家以徽商帮最多，所制茶叶大量远销华北、东北[76]。苏州是浙江、安徽、江西、江苏茶产集中地，茶在此窨制、筛选后以作内销。徽商在此制茶，设茶店经营茶业。外销茶发展后，徽商深入浙江收茶制销，最初在浙东四明山收茶的外销商“多数是皖、赣籍的上海出口茶栈”，他们把产于浙东四明山的茶和徽州原料茶掺和，复制成出口的徽式“珍眉”外销[77]。浙西靠近皖南，徽商前去收茶，在所难免。如遂安县“同治间，皖茶价昂，至邑贩茶者以百计”[78]，这些人便是徽商。浙东茶栈的发展很大部分得力于徽州人相助。1895年，“永嘉茶商，各扩充洋庄茶之茶业起见，先向上海聘请徽帮茶司……宣传指导”[79]。徽商本在杭州建有众多茶店，清末开埠后，杭州成为浙江茶最大聚散地，每年汇集此地的茶叶约20万担，四分之三运往各省，在该地茶叶行及著名茶铺中，1929年调查表明，徽商占11家，占总数的52.38％[80]，茶行、庄号“多为徽州人，经营以翁隆盛为最大，信誉卓著，销路最广”[81]。20世纪30年代，上海徽商汪泰裕茶号设立了品茶、购茶为一体的业务。实际上浙江主要市镇，徽商均前去设茶店。如民国时乌青镇“茶叶一业，俱系徽籍人”[82]。20世纪30年代，绍兴43家茶店中，有徽商14家，占总数的32.5％[83]。此外，福州也有京徽帮、直东帮的茶帮，为徽商、京商所开，总数有三、四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