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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茜茜:论茶马古道少数民族茶文化的伦理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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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作者为云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专业主攻方向为法伦理等。本文为第三届全国茶道哲学高峰论坛的会议论文,全文刊登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经作者授权,在本网站全文推送,以飨读者。敬请批评指正!

 

 杨茜茜

摘要:伴随着民族茶文化的发展,茶马古道上逐步形成的人与自然、人与茶、人与人之间的朴素伦理精神,各民族不断丰富的茶礼、茶艺、茶俗、茶道,使普洱茶的文化内涵逐渐融入种茶人、制茶人、运茶人、饮茶人的日常生活及精神生活之中。茶马古道茶人从最早的古濮人到新时代的茶行业从业者,在普洱茶共生种植、历史形成、运输智慧、制作工艺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茶人与普洱茶的生态伦理是少数民族茶人在长期与自然共处中形成的生态伦理,既是人与自然情感的联结,也是人对自然“内在价值”的确认。茶人精神是支撑茶马古道形成和发展的动力源泉,是少数民族茶文化伦理维度的根本意义和内在根据;而茶马古道又为茶人精神的提升和少数民族茶文化的现代性超越创设一种可能。因此,弘扬茶马古道茶人精神,对于保护和传承宝贵的少数民族茶文化遗产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茶马古道;少数民族茶人;民族茶文化;内在价值;伦理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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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马古道1起于汉晋、兴于唐宋、盛于明清,遍布云南全境,我们通过对不同时期史料的阅读以及学者的观点进行分析比较后,茶马古道的概念呈现出多元立体的特征,学者们多以历史形成、发展、意义和作用及其文化内涵为核心,其载体、功能、运输方式及国际地缘特征为外延,对这一概念加以认识和表述。近年来,学者蒋文中对“茶马古道”归纳总结并创造出一个新的名称——“普洱茶之路”。[1]7我们也同样认为,茶马古道并不只是单一的贸易商道或是交通概念,对茶马古道茶人精神的追寻,其实是对隐没于历史之路上普洱茶人文精神的复归。

一、茶人精神:少数民族茶文化的逻辑起点

茶马古道与南方丝绸之路、古五尺道、唐蕃古道交错重叠,它以运输茶叶为大宗商品,以骡马为主要驮运工具,是一条由各民族茶人共同参与进行商品贸易的民间通道。从唐宋的茶马贸易至明清的瑞贡天朝,到民国时期边民互市的繁荣景象,这条“普洱茶之路”不仅筑起中华民族悠远文化的历史长廊,而且还是各民族间友谊团结的桥梁和纽带,巩固了边疆地区的和谐稳定,是人类历史上一场跨区域、跨民族、跨文化、跨时空的对话与交流。

(一)少数民族茶文化的重要地位和特征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是世界上最早发现茶、利用茶叶和栽培茶树的国家,是“茶的故乡”。而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是最早发现野生茶树和现存野生大树茶最多、最集中的地区,也是茶树原产地的中心地带,这里的野生大茶树2,具有最原始的特征和特性。至唐代起从西南地区通往内地的茶马互市和茶马贸易持续千年,少数民族在茶中融注了丰富的感情和价值观,茶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是生活方式、文化内涵与思想感情相互交流共融的关系,西南地区众多少数民族之间形成一条以茶文化传播为核心的交往纽带,也使得各民族茶文化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得以扩充和丰富。从抽象意义上讲,茶文化,是指人们通过栽培、生产、加工、销售、饮用茶的过程,由此所产生的物质、精神以及价值的实现。因此,既包括物质文化也包括精神文化,同时还包括外在价值和蕴涵其中的内在价值。

那么,茶马古道少数民族茶文化具有哪些特征呢?第一,从物质层面而言,在饮用方式上,对茶具的使用就地取材,丰富呈现茶叶自身的多样性态;在栽培技艺上,从野生“驯化”到扦插培植的演进过程,始终保持古茶树的自然状态;在生产工艺上,从手工制作的历史传承到器械加工的现代革新,始终坚守普洱茶味浓、香醇、耐泡的自然品质;在运输和交换方式上,充分利用兽力运输的便捷与灵活,始终维护古道的原始生态和自然环境。因此,呈现出原生态性、自然性、历史性等特征和特性。第二,从精神层面而言,少数民族有关茶的历史记载、口头和文字传说、茶人轶事、茶与文学、茶与艺术、茶与宗教、茶与社会生活等,均呈现出丰富性、多样性等特性。3第三,人与茶的关系是共生依赖关系。从最早种茶的布朗族先民濮人,到现在南糯山种茶的僾尼人,同宗同源已在核心产茶区定居种茶56代,作为“直过民族”他们生长于自然状态之中,现代化程度较低,生态观体系始终保持与天地万物的同频共振,土壤、湿地、荒地、森林、河流都是有价值的,都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不可或缺的。[2]20第四,少数民族茶文化以其地方民族文化特征,具有独特的内在价值。除精神文化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相承继,各民族间相互涵化是促进少数民族茶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作为中国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自己独特的地方民族文化特点,成为中国茶文化中一朵耀眼的奇葩。无论在历史文化、传播和贸易文化、交通运输文化、饮茶文化、茶礼茶艺茶俗中都有着民族文化的深刻烙印。 [3]4

(二)茶马古道茶人精神

“茶人”最早出现在陆羽《茶经》中意指采茶之人,而在陈宗懋《中国茶叶大辞典》中关于“茶人”的词条解释为:1采茶人;2茶叶生产者;3精通茶道之人。[4]6清代师范在《滇系·山川》中曾这样记载:“普洱府宁洱县六茶山······山势连属,复岭层峦,皆多茶树。”[5]8按史料所言,唐宋至明清时期,六大茶山就已成为茶马古道的辐射中心,仅管历史上行政区划发生多次变化,但并不影响该区域普洱茶4的历史传承和民族地理的环境状况。少数民族“茶人”的历史与普洱茶的种植史、运输史、品饮史紧密相关,我们大致将少数民族“茶人”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茶叶种植者,即将普洱茶野生茶树“驯化”、栽培和传授相关经验的人;二是茶叶运输者,即参与普洱茶马帮运输的商贸团队,以“马帮运茶为主要特征”[1]7;三是茶叶制作者,即参与茶叶制作工艺和少数民族茶饮的人。对于何为茶人精神,有学者认为,茶人精神是茶人道德情操、品行修养、个人风范和精神面貌等的集中体现。[6]28那么,少数民族茶人精神作为支撑茶马古道形成和发展的动力源泉,具体可以体现在种茶人贵真、运茶人守信、制茶人惜物三个方面。

1、种茶人贵真

种茶人作为少数民族茶文化的奠基人,也是普洱茶种植文化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普洱茶属云南大叶种茶,芽长而壮,白毫特多,银色增辉,叶片大而柔软,茎粗节间长,新稍生长期长,持嫩性好,发育旺盛。少数民族深得普洱茶自然之性,一切源于自然,归于自然的属性即是本真。种茶人讲求的真,包括茶的自然本性之真、种茶的环境之真和种茶人的性情之真。第一,茶的自然本性之真是种茶人对茶持有的基本态度。茶叶的天然性质为质朴、淡雅、清纯之物,是天地涵养精心养育的灵芽。第二,种茶的环境之真是指在育茶、养茶、选茶过程中对环境的严格要求,在茶的种、育、采环节都以自然为最高境界。既有大区域的统一,也有小区域的个性化发展。贵真,既是保有最原始的初心,又是融入种茶人智慧的结晶;既有拒绝现代化过度开发的恒心,亦有保护生态环境的毅力。譬如普洱茶栽培专家认为最优良的普洱茶树是“系统移种,不搞杂交育种,在千万野生茶树,观察几百株,看产量,测产量,留下最好的繁殖。”[7]189可见,少数民族种茶人对野生大树茶执守着近乎顽固的种植态度。第三,种茶人的性情之真是回归自然之本心。古茶树生长环绕在民族村寨的周围,凝聚着阳光雨露和世代居民的精华,这里同时也是野生大树茶生长的乐园。种茶人正是基于茶之本真、环境之真以及自性之真,在敬畏生命、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统一中,与普洱茶共生共存。

2、运茶人守信

运茶人是茶马古道上的职业群体,马帮作为职业运茶人,既是茶马古道的开拓者,也是漫长时空里披星戴月的孤独行者。马帮像是一支训练有素的自组织队伍,不仅有严格的规矩,而且讲信誉、守信用,这是商业组织生存发展的必须精神品格。马帮已初具现代商业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第一,马帮群体以实现组织最优为目标。马锅头与赶马人组成马帮,多以民族、宗教、家族、乡邻、伙伴等关系结成纽带,马帮以马锅头为首领,他既是赶马人的雇主,又大多数是运输活动的直接参与者;赶马人是马锅头的雇佣劳动者,可按成文或不成文的契约,自由参加或脱离各个马帮组织,维系了古道商贸的可持续性发展。有的马帮由马锅头独立经营,有的马帮连马锅头带骡马均属茶叶商号所有。以扁平式管理组织结构形成简明节约的马帮组织。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融洽密切,运输效率才高,马帮与各茶叶商号之间存在互利互助、团结合作的关系,贯穿着亲密和合的精神;第二,马帮重视个体全面素养和优良品格。赶马上路短则数月,长则逾年,他们对茶马古道沿线的生态环境有着清晰且直观的认知。“他们不仅要懂四时节令、天气变化,还要能辨别方位道路,通晓各民族语言,而且要识骡马性情,要会各种马帮所需技能。”[8]18第三,重信守誉。尽管马帮是一种民间运输团体,但它的运作具备商业行为的主要特征,每次茶业交易都要保证完好无损运抵交货,商号清点验收不出纰漏,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保证客户利益至上。综上,马帮之所以能够做到守信为本,一方面有赖于传统伦理道德;另一方面,这一道德基础与各民族纯朴无欺的民风相融,他们不仅具备牺牲自我、造福他人的奉献精神,而且拥有善于开拓、踏实勤恳的探索精神,是少数民族运茶人精神的完美表达。

3、制茶人惜物

制茶人之所以惜物,是指在制茶工艺中始终保持普洱茶的自然属性,也融通普洱茶的生命价值。讨论人类赋予饮食的象征意义和价值,以往的学者结合人类的记忆、民族与身份认同问题出发,各自作出丰富的阐释。李维·史陀曾指出,食物并不只是用来吃的,也是用以思考的。[9]57而大贯美惠子在讨论日本以“米”作为身份认同的问题时指出,食物身上所具有的某些象征意义,是历史过程(historical process)的沉淀物,经历较长的时间后,这些意义被涵化(naturalized)、成为该民族文化里组成的一份子。[10]4我们也可借以思考普洱茶的生命价值何以诞生问题,普洱茶的一部分生命价值表现出可见性和可及性,制茶人通过日日操作的规则与实践,“唯手熟尔”的专注一事,在“慢”和“细节”中体现“匠心”,一饼普洱茶357克,茶饼直径18.5厘米,一张白棉纸,沿着茶饼边缘,标准的24褶,这些象征意义实际上是一种自喻(metaphors of self),其作用在于表征自我与他者之不同,并凭借这种关联最终达至了解自我的目的;而另一部分生命价值表现出不可见性和超越性,正因为普洱茶的发酵需要漫长的时间,唯有充分尊重和了解普洱茶的茶性后,交由历史和自然去沉淀才能实现其完整的生命价值。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在普洱茶被提升为一种高价值饮品的过程中,现今普洱茶所具有的种种意义和特性,其实是短短几年内被商业塑造包装出来的成果。它犹如速食,快速生产和消费,尚未来得及在其生产地被真正地涵化,这与它自身代表的慢文化充满着矛盾性,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普洱茶与原产地以往关于普洱茶的种植、运输、制作习惯和茶人精神背道而驰、相互冲突。当原有的习惯和茶人精神仍顽固地存在,而新炮制的价值却过分张扬遭遇挫折时,人们在矛盾并充满焦虑的情绪里,再度反思普洱茶的生命价值何以可能,以及借由普洱茶所发生的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结关系,问题本身是具有价值和意义的。

二、人与自然“内在价值”的联结:茶人与普洱茶的生态伦理关系

我们在探讨茶人与普洱茶的关系之时,都必须首先肯定人自身的存在和延续,一种不包括人自身利益的生态伦理观是没有生命力的。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承认人具有“内在价值”,康德认为:“人,一般说来,每个有理性的东西,都自在地作为目的而实存着,他不单纯是这个或那个意志所随意使用的工具。在他的一切行为中,不论对于自己还是对其他有理性的东西,任何时候都必须被当作目的。” [11]80但从形式上以人的“内在价值”为根据,抽象讨论自然的“内在价值”,并不能为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提供直接证明。通过对人的“内在价值”的实质性探究,揭示出现代人内在精神的物化倾向,变成所谓“外在善”的附属品,“作为个体的人可能是现代的基本价值,以及与此相伴的人与物的关系超过人与人的关系”。[12]228过分强调并突出人的“内在价值”,只会加剧现代人内心的冲突与对抗。为此,马克思承认自然的先在性,但只有与人的社会生活相结合,才是存在着的,具有现实意义,他强调:“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正像人对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13]184因此,人与自然生态伦理关系的论证不应该停留在形式合理性层面,回避或掩盖其实质合理性,需要进一步充实道德的内涵,提升人的生活品质和精神内涵。我们可将茶人与普洱茶的生态伦理关系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茶人与普洱茶的生态伦理关系,包含了对自然“内在价值”的承认,同时体现出世代茶人敬畏生命、尊重自然的道德情感。少数民族孕育于自然、生活于自然,自然是其存在的前提条件,茶马古道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沿线区域少数民族之间日常生活品以互通有无为目的,既满足日常生活所需,也实现了多民族多族群的共生、共存和共荣,形成丰富且多样性的生态图景。

第二,少数民族茶人活化了普洱茶的生命价值,强化了茶与人的自然关系、生态伦理关系。茶人赋予普洱茶灵性,保有万物有灵的宇宙观使普洱“人化”“神化”,茶马古道是少数民族茶人以勤劳、勇敢、坚韧的毅力凭借双脚持续走出来的万里征程,对骡马的依赖虽受地理位置及生产力水平限制,但茶马互市的运行机理中却渗透着尊重自然维护生态的智慧,具有有效呵护西南地区脆弱生态环境的重要功能。例如,在七子饼茶的包装上,茶人充分考虑到长途贩运中遭遇高原气候多变的风险,如何防潮防湿又不破坏其自然特性,于是就地取材,利用澜沧江沿岸的毛竹壳包裹茶饼,其致密透气性好的外皮既遮风挡雨又调节湿度,为普洱茶“马背上发酵”营造了良好的微生态环境,也因此形成最早的“越陈越香”的木质香和独特普洱陈茶色泽。

第三,强调自然的“内在价值”,是在人的“内在价值”的形式合理性基础之上,对实质合理性的探究。茶人与普洱茶的生态伦理关系,是少数民族茶文化伦理思想中的一部分,体现自然“内在价值”的人文意蕴。现代人类社会生活日益疏离自然,远离自身,局限于一己之利及其最大利益,缺少对他者的关注,肯定和强调自然所具有的“内在价值”,是突破从自我到他者的内在超越。也就是说,通过人与自然“内在价值”的联结,“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14]236-237

三、“四维”意蕴:少数民族茶文化的伦理维度

少数民族茶文化伦理是茶人处理自身及其周围生存环境关系的一系列道德规范,是少数民族茶人通过长期的种茶、运茶、制茶活动,反思自身行为后的一种自觉和不自觉的意识观念。尽管茶马古道历经千年悠悠岁月,但普洱茶始终是构成古道文化延续的核心。追溯历史,用一片茶叶唤起当今普洱茶业界的伦理之心,包括对种植者、运输者、制作者的伦理关怀,以及对大地、阳光、万物的尊重,让自然重回法则,让伦理再显常序。因此,我们分别通过和合之维、共生之维、生态之维、幸福之维等关系维度,构建少数民族茶文化伦理维度的逻辑体系。

(一)  和合之维

“和则生物,同则不继”,和谐万物方能生机盎然。不同民族文化、不同道德和价值体系之间互相尊重、互相借鉴、互相协调,但又不强求一律,纳入完全雷同的轨道。当茶与各个不同民族的意识形态、心理样态及审美情趣相结合,并融贯于不同的民族伦理文化和道德价值观之中,茶从物的实体性超越成为文化的载体,不仅立基于普遍道德共识之上具有共通性,而且又兼具各自的差异性,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茶不断地以其“流动”与“定着”的存在形态反映各民族的理想信念,并渗透于人的情感、精神世界之中;第二,茶作为特殊介质,协调“茶马古道”沿线区域的多元民族伦理样态之间的差异性和冲突性;第三,茶被视为一种沟通天地的生命存在形态。出于对茶的这份原始崇敬,各民族茶人认为茶与祖先、神灵等传说联系紧密。例如,德昂族自称“崩龙”,在贯穿着古崩龙人生命历程的《达古达楞格莱标》茶祖古歌中,德昂人尊奉茶为“创世神”,茶叶是人类共同的祖先,不仅生育了自己,还生育了自然万物;基诺族在《女始祖尧白》神话中,祖先撒了一把茶籽在曼卡寨和龙帕寨的土地上,从此就成为盛产茶叶的西双版纳六大茶山;拉祜族每年春茶开采前,在最大的古茶树下都要举行祭茶仪式,祈求茶神保佑茶叶丰收、茶农平安、茶山繁荣;哈尼族古歌《窝果策尼果》就是由火塘煮茶饮茶时代代口耳相传而来,在“昂玛突”“六月年”“开秧门”等传统节日中都有茶的介入。这些万物有灵的生态观,活化了普洱茶的生命价值,赋予了普洱茶灵性,表达出人们崇尚自然、热爱生命、追求真善美的理念。

(二)  共生之维

日本学者尾关周二在《共生的理想》中用“共生”概念探讨人与人的交往关系问题。国内学者在1998年提出“社会共生”5概念和理论。共生关系对“主体——客体”二分式关系论是一种超越,共生关系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即内生性、互补性和共生性。[15]3首先,茶马古道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具有共生性的特点。这些区域里各民族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生活样态,生活在此的有汉、傣、彝、布朗、哈尼、纳西等二十六个民族,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宗教信仰,汉族信仰汉传佛教,藏族信仰藏传佛教,傣族、布朗族、阿昌族、德昂族则信仰小乘佛教,回族信仰伊斯兰教,纳西族信仰东巴教,彝族信仰的是自然崇拜和原始宗教。各民族虽存在信仰差异,饮食文化各不相同,彼此却能和睦相处、和谐共生,显然与茶马古道作为纽带和桥梁有着密切的关系。其次,茶马贸易具有互补性的特点。我们可从史料文献中了解情况,在日本学者山县初男的《西藏通览》里,曾有西藏与各地贸易的记录。外地运往西藏的商品有:茶叶、棉布、鞋靴、帽服等。从茶马古道商贸的互补性和交换性说明,这一区域的各民族长期相互依赖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亲密关系由来已久。最后,少数民族茶文化具有内生性的特点。共生论体认事物的多元性且认为多元本来就是事物的基本乃至本质状态。同质的“多”可以共生,异质的“多”也可以共生,且应该共生。对其他事物采取宽容、共存的态度,进而欣赏对方的特性和所长,甚至吸收消化。茶本身具有实用功能,但这种实用功能逐步通过后期转化,在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里产生了“异变”,它同各个不同民族的性格、情感及审美情趣相结合,并融合众多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和习俗。各民族茶文化异彩纷呈,不仅没有相互竞争,你兼并我,我侵占你的状态,在和平共处中,“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各民族茶文化以活跃的生命力,以肯定承认多元为前提,在互动和互补中寻求建设性的发展。

(三)生态之维

茶马古道少数民族茶文化中蕴含着生态永续发展的精神资源,前文从抽象意义上论述了茶人与普洱茶的生态伦理关系,是人与自然“内在价值”的联结,那么,如何在实践意义上,真正实现普洱茶的生态和谐呢?我们认为一方面需要强调普洱茶的有机自然观,而另一方面需要回归和涵化普洱茶的生命价值。首先,从普洱茶的生长生态环境来看,澜沧江中下游两岸的莽莽群山,是北回归线上的最后一片绿洲。这个区域不仅是世界茶树的发源地,也是世界上最早驯化与栽培茶树的地方,大多数有古树茶的村寨,古茶树大多分布在布朗族、哈尼族、佤族村寨,他们是云南种茶先民濮人的后裔,布朗族、哈尼族、佤族的原始宗教认为鬼神大多依附于森林中,所以对森林、树木极为敬畏,从不乱砍乱伐树木,对茶树也是如此。正是因为他们一直保持着原生态的农耕文明,与大自然和睦相处,让大叶种茶在这片土地上以自己最自由的方式恣意生长,并生机盎然地与原始森林交错生长在一起。在优异的生态系统中生长了数百年的古茶树,无疑是稀缺的,珍贵的,也是不可复制的。其次,从少数民族对普洱茶的品饮方式来看,没有揉搓、炒制杀青、发酵渥堆等程序,最大限度保留茶叶自然的纯真之味,“蒸”“煮”至简之法曾长期流行。唐代樊绰就云南民族地区茶叶的饮用方式在《云南志·云南管内物产》曾有记载:“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直到南宋仍保留这样的古法烹茶方式,李石在《续博物志》中说:“茶出银生诸山。采无时。杂椒姜烹而饮之。”古代本草家认为茶性味甘苦微寒,姜、桂、椒属热性,可以去寒湿。现代人饮茶,还有加桂枝、姜枣配佐,叫做“擂茶”,今白族三道茶中仍有放入姜、椒的习惯;布朗族用铁锅炒茶,再用手将表面水分捏干,装入棉布口袋压制成圆饼,再上蒸屉,再次晾干,将其称为“腊广”。除少数民族特有饮茶方式外,现存最常见的是以下两种普洱茶品,一是世代茶人多喜饮晒青毛茶(即生茶),大多是浅黄汤色茶气猛烈,原生态的饮茶方式最大程度保留了茶味和茶香;二是台湾、香港和广东等地收藏家则喜喝老茶(即熟茶),“红浓明亮”的汤色有着自然发酵强烈的药香味。近二十年,随着台湾等地的茶商寻茶纷至沓来后,“愈陈愈香”的观念正在被茶产地接受。需要指出的是,无论生普还是熟普,无非是产茶区和远销地各自习得的滋味,若所有的制作工艺均依赖于机器化生产,以人工渥堆发酵的方式,快速追求陈香普洱的品饮理念,那么不仅损害了普洱茶本身的生命价值,同时人与茶的生态和谐也必将遭到破坏。

(四)幸福之维

追求幸福是人类本性使然,是民族茶文化伦理维度关注人本价值的最高价值诉求,也是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最高的善”,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善好乃万物之所向”而人生之所向乃eudaimonia(NE,1095a15),也就是中文词语中的快乐或幸福。[16]202麦金太尔则认为,eudaimonia既包含行为的良善还包含日常生活的成功与好,而happiness并不能完全传达其含义。如果用快乐、幸福以及好生活来讨论eudaimonia概念的多重内涵的话,幸福之维有着双重意蕴:一是通过人的活动完成衣食无忧是外在方面的幸福;二是与人自身的品格、德性、有所作为相连的内在幸福。显然,好生活作为幸福的构成性要素,与人自身的行动密切相关,时刻体现着具有实践理性的行动者所追求的智慧与圆满。那么什么是民族茶人所追求的快乐、幸福和好生活呢?幸福与人自身的德性相契合,幸福之维旨在实现民族茶人与自身的和解,自我的实现与自我的完善为最终目的。通过茶叶贸易以求温饱不等于幸福,但幸福生活离不开基本的物质需求,因此,在种茶、运茶、制茶的过程中,如何实现人的内在幸福,这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各少数民族与茶共生共荣,从茶叶生产、运输、销售环节中获得生活所需,这是物质基础的实现,也是获得幸福的伦理根基。马克思认为,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而自然界是人类意志和智慧得以施展的舞台,“劳动首先是发生在人和自然之间的行为。······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是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能力发挥出来”。[17]180 可见,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塑造人,自然满足人们生命延续和生理需求的物质需要,构成人们获得自由、体验幸福的基石。但另一方面,精神的需要拓展了幸福的维度。茶不仅是人们物质层面的满足和需要,更体现为茶人主体的价值判断、伦理关系、满意程度等息息相关的精神活动。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一种灵魂合乎完满德性的人类实践活动,是以自主性、自足性和完善性为目的的。然而,在消费异化的时代,市场化的进程中,少数民族茶文化受到快消理念的冲击,如部分茶商过度逐利一味追求物质获取,否定普洱茶在历史和自然沉淀中所固有的生命价值及其精神内容。因此,只有正确处理好茶的物质性与精神性、个体幸福与群体幸福的关系,才能获得幸福的真实体验,也才能获得真正的自我实现和价值认同。

总之,随着普洱茶主产区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改善,茶马古道成为带领少数民族同胞从“生存温饱”到实现“美好生活”的致富之路。如果说茶是茶马古道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世代茶人则是支撑茶马古道的动力源泉,茶人精神是少数民族茶文化伦理维度的根本意义和内在根据。因此,弘扬茶马古道茶人精神,对于保护和传承宝贵的少数民族茶文化遗产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由第三届全国茶道哲学高峰论坛会议所提交论文修改而成)

 

注释:

1“茶马古道”由木霁弘等学者最早提出,是一个特殊的地域称谓,是目前已知亚洲大陆历史上最为庞大复杂的贸易通道。它跨越大渡河、岷江、金沙江、雅磐江、雅鲁藏布江、澜沧江几大水系,贯穿川、滇、藏、甘肃、青海等省、区,通往尼泊尔、锡金、不丹、印度、阿富汗、缅甸等南亚、西亚邻国。1990年7月至10月木霁弘等学者步行考察“茶马古道”后在其所写的专著《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中进行论证。

2茶树起源在哪里?学术界认为,茶树原产地应具备以下三要素缺一不可:一是有茶树的原始型生理特征;二是有古木兰和茶树垂直演化系统;三为第三纪木兰植物群地理分布区系。通过科学考察和研究,思普地区即是“茶之源”,有第三纪景谷宽叶木兰茶树始祖化石,有景谷、景东、澜沧中华木兰化石,有镇沅、勐海、景谷、澜沧野生型、过渡型、栽培型古茶树“活化石”物证。

3姚国坤等编著:《中国茶文化》,上海文化出版社1991年版;陈宗懋主编:《中国茶经》,上海文化出版社1992年版;舒玉杰编著:《中国茶文化今古大观》,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陈香白著:《中国茶文化》,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赖功欧著:《茶哲睿智——中国茶文化与儒释道》,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等。

4普洱茶并非茶叶的品名,实为云南大叶种晒青茶及其制成品的通称。唐代樊绰《蛮书》中记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即唐南诏时的银生节度,今普洱、西双版纳州。普洱茶研究专家黄桂枢经调查考证认为,先有“普洱”人(古濮人),后有“普洱地名”,再有普洱人种的“普洱”茶(参见黄桂枢:《普洱茶文化》,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普洱茶的加工工艺是在明代才出现的,戍边军民带来内地的先进文化、生产技术,包括制作、炒青、晒青团茶和散茶的工艺以及精湛的名茶加工方法。明万历年间谢肇淛在《滇略》中记载普洱茶“蒸而成团”,即普洱府辖地所产的茶,运至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普洱府进行加工、集散、运销而得其商品名“普洱茶”。

5社会共生是指一定社会下人们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围绕各种资源和风险而建立起相应的社会共生形态。其要义在于:社会由各个层面的共生系统所组成;和谐共生是在合理的度内分享资源;社会进步在于改善人们之间的共生关系。

 

[参考文献]


[1] 蒋文中.茶马古道研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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