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作者为陆军工程大学教授，曾担任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30多年来主要从事茶业经济和文化史、军事历史、党的创新理论研究，著有《中国茶叶流通与市场管理》、《中国茶叶流通与市场管理》、《中国茶叶经济与文化研究》、《中国传统市场研究——以茶叶为考察中心》、《中国茶叶商品经济研究》等专著。本文原刊发于《农业考古》2020年第5期，经作者授权，在本研究所的网站、微博、微信公号推送，以飨读者，感谢作者的信任和支持！

陶德臣

 摘要：明代末年产生的茶叶商帮群体将中国历史上的茶叶贸易推进到一个新水平。茶叶商帮群体的产生与商帮群体的产生密切相关，也与明清时期茶叶生产发展提供的物质基础不可分割，同时又与茶叶外销市场的发展具有紧密联系。综观中国茶叶商帮群体，可以发现，它们既有共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正因为具有相同或相似的一面，才体现出这一商帮群体的共同特征。又因为具有相异的一面，才体现出具体茶叶商帮的鲜明个性以及与其他茶叶商帮的相互区别性。茶叶商帮群体的异同情况是茶叶商帮共性和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反映。

关键词：中国；茶叶商帮群体；产生条件；异同

 

茶商是贩茶贸利的人群，其产生历史悠久。最早的茶商似产生于2000多年前的四川成都、武阳一带。西汉王褒《僮约》有“武阳买茶”[1]（P3）的记载，说明随着四川茶叶生产的发展，出现了以成都、武阳为中心的茶叶初级市场，专门从事茶叶买卖的商人也已经出现。唐宋时期，茶叶生产兴盛并趋于繁荣，专业茶商开始出现，势力趋于强大，茶商集团突现。明代以前大茶商实力雄厚，史书也多有记载，但经营活动多是单一的分散行为，没有出现具有地域特色的茶商群体，即有“商”无“帮”。明代中期以后，出现了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缘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会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既亲密又松散的自发商人群体茶叶商帮[2]。这是中国古代茶叶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从此，中国茶叶贸易主要由为数不多的几大茶叶商帮所操纵。学术界对茶叶商帮的研究严重不足，主要表现在仅仅将注意力放在个别茶叶商帮的研究上，而多数茶叶商帮仍然受到冷落，更不要说从整体上来研究茶叶商帮课题了。为此，本人在自己已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次将视角聚焦于茶叶商帮，试图从整体上揭示茶叶商帮群体的产生条件、异同情况[①]。

中国茶叶商帮群体主要有山西茶叶商帮、陕西茶叶商帮、广东茶叶商帮、福建茶叶商帮、徽州茶叶商帮、江右茶叶商帮。其他茶叶商帮的影响较小，或经营茶叶贸易的影响较小，难以与上述六大茶叶商帮相匹敌。除了上述六大茶叶商帮外，还有浙江的宁波商帮、龙游商帮，江苏的洞庭商帮，山东商帮都曾将茶叶作为重要经营项目，但其影响不如六大茶叶商帮，更无法与徽州茶叶商帮、山西茶叶商帮相比拟。统览全局，可以看出，明清时期的确出现了雄据一方的茶叶商帮，它们在长期经营活动中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经营区域，其基本条件是大多以著名产茶省份为支撑形成的。茶叶商帮进行大规模长途贩运，拓宽了茶叶市场空间，满足了茶叶市场需求，推动了茶叶商品经济的发展。

一、茶叶商帮群体的产生条件

茶叶商帮群体的产生与商帮群体的产生密切相关，也与明清茶叶生产发展提供的物质基础不可分割，同时又与茶叶外销市场的发展具有紧密联系。

（一）商帮群体的出现为茶叶商帮群体诞生提供了组织母体

明代以前，中国商人的经营活动，虽历史悠久，但多是分散的、单个的，是“人自为战”，还没有出现具有特色的商人群体，也就是所说的有“商”而无“帮”。明代中期以后，情况有了很大变化。由于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商品数量和品种得以增多，在商业中具有“龙头”作用的行业在一起地区兴起，加以传统抑商政策的削弱，商人地位的提高，人们从商观念的转变，商人队伍得以壮大，又因商业竞争的激烈，以致在商业战线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喧闹局面。最明显的是，全国各地先后出现了不少商人群体即商帮，它们是驰骋于商界的一支支劲旅，操纵着某些行业的商业贸易[2]。这些商帮主要的有10个，即：山西商帮、陕西商帮、宁波商帮、山东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徽州商帮。商帮的出现，为茶叶商帮的诞生提供了合适的母体，它们是茶叶商帮得以发展的沃土。事实上，十大商帮几乎都与茶叶贸易有关，尤其是山西商帮、陕西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江右商帮、徽州商帮都将茶叶贸易作为主要经营项目，其他商帮虽没有将茶叶作为主营业务，但均有所涉及[3]。由此可见，没有商帮，就没有茶叶商帮；商帮的产生与壮大，为茶叶商帮的产生与壮大提供了前提条件和组织基础。

（二）茶叶生产的发展为茶叶商帮群体产生奠定了物质基础

唐宋时期是中国茶叶生产的第一个高峰，茶叶生产达到兴盛并趋于繁荣。明清时期是中国生产的第二个高峰，其繁荣程度超过唐宋时期。明代，茶叶生产在元代基础上，有了较大发展。仅据张廷玉《明史•食货志》来看，产茶地域就相当广阔。洪武四年（1371），户部言，陕西茶产“汉中、金州、石泉、汉阴、平利、西乡诸县，茶园四十五顷，茶八十六万余株”，四川“巴茶三百十五顷，茶二百三十八万余株”。其他产茶地还有“南直隶常、庐、池、徽、浙江湖、严、衢、绍，江西南昌、饶州、南康、九江、吉安，湖广武昌、荆州、长沙、宝庆，四川成都、重庆、嘉定、夔、泸”等地。从“征茶课，则于应天（南京——引者）之江东瓜埠。自苏、常、镇、徽、广德及浙江、河南、广西、贵州皆征钞，云南则征银。其上供茶，天下贡额四千有奇。福建建宁所贡，最为上品”[4]（卷八十《食货志·茶法》，P14）即可知，河南、广西、贵州、云南、福建也产茶。这样，明代产茶范围包括今陕西、四川、河南、广西、贵州、云南、福建、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江西、湖南、湖北、重庆15个省区市。此外，广东产茶地集中于广州府、韵州府、惠州府、肇庆府、罗定州等地[5]（P265—266）。山东莱州府有茶山，“在平度州北六十里，山多茶”[5]（P4）。文登县产茶，“元初设茶场提举”，但“土人不谙制法，西商购去装至江南制造” [5]（P4）。海南产茶见于唐胄《琼台志•土产》，该书记载：“茶，东路佳。”[5]（P294）台湾可能也已种茶，“公元1405年至1433年，郑和把茶籽带到台湾去播种，开辟了我国台湾茶区”[6]（P53）。这样看来，总计明代腹地产茶地达到18个省市区，这几乎已经与今天产茶地相同（清代产茶地增加了甘肃、西藏）。

明代各茶产区茶叶生产均有所发展。有人认为，明代全国茶产量达到127296792斤[6]（P70）。为此，明代时已经有人总结道：“天下名山，必产灵草。江南地暖，故独宜茶。”[7]（P259）丰富的茶产，孕育了大量名茶。据现代人研究，元明时期有名茶342种，比宋代名茶293种增加了49种，是唐代名茶148种的2倍有余[8]（P798—809）。

清代茶产更为发展。赵尔巽《清史稿》卷一百二十四《茶法》称：“我国产茶之地，惟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四川、两湖、云贵为最”，但实际产茶地远远超过这些地区。如不颁引、无茶课的河南、山东、广东、广西、海南等地均产茶，全国产茶省区达到20个省市区，由此涌现的名茶数量繁多。据研究统计，清代民国时期的名茶有520种[8]（P809—815），比元明时期的名茶342种增加了178种，由此可见茶叶生产的发展。

茶产业的发展为茶叶市场交易提供了货源保证。茶叶是经济作物，正如“闽人种茶当种田”[1]（P669）一样，专业生产者种茶的目的无非是出卖茶叶换取生活用品，以求维持生计。典型茶区皖南祁门县，“生活收入，一向依靠茶叶的生产”，这里“全年缺粮九个月，几乎家家户户都以种茶维持生活” [9]。兼营植茶的农户也有相当明显的市场取向。茶农将茶采制后，立即“乃盛于篓，乃鬻于市” [1]（P721），将茶转化为商品。茶产区的扩展、茶产量的增加，与茶叶贸易的发展成正比。从大量史实看，清代中前期茶产业蓬勃发展，山东、河南、陕西、四川、云南、贵州、重庆、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福建、海南、甘肃无不产茶。晚清时期，台湾茶迅速崛起，西藏也进行了茶树试种，并取得了一定成效[10]。民国时期，茶叶生产虽比19世纪80年代前茶叶兴盛时期大为逊色，但茶区仍相当广阔。20世纪30年代的调查统计，茶以“皖、鄂、湘、赣、闽、浙、陕为主要产地”，如浙江省75个县有62个县产茶（而杭州市尚未计算在内），茶地面积522336亩，产茶426342担，价值17847873元[11]（第九章《茶》）。湖南省75个县就有45个县产茶，植茶面积844088亩，毛茶产量525167担[12]（第六章《茶》）。据《四川经济月刊》第4卷第8期第18页载，四川（含重庆）产茶区域达44县。全国茶产量估计为500万—800万担[13]（P22）。各地生产的茶，除少量由生产者消费外，其余均要投入市场进行流通，这就为茶叶商帮的崛起奠定了物质基础。

（三）茶叶贸易的发展为茶叶商帮群体提供了表演舞台

明清时期，茶叶贸易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内销、边销、外销市场的发展上。在这三大市场上，茶叶贸易都得到发展，尤其是以外销市场的迅速发展为代表。

明代以前，中国茶叶外销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主要销售对象是周边的朝鲜、日本等国及各少数民族政权，但外销数量有限。明代后期开始，中西海上交通接通，茶叶开始输往欧洲，但数量也很有限。荷兰“一六O七年复自澳门运载若干茶叶至爪哇，是为欧人自东方所设根据地起运茶叶之最早记录”[14]（P16）。当时欧洲人所购茶叶数量极为稀少。16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每次定货，只以总司事发函至其代理，求取中国上等之Chaw一罐（即闽人呼茶之音）”[15]。嗣后，数量有所增加，但总量仍不多。18世纪20年代起，茶叶已成为中西贸易的核心商品，开始占据中西贸易出口货值的首位，茶叶输出数量大幅度增加。据计算，总计18世纪20年代至1840年，荷兰、俄国、美国及欧洲大陆国家共输入茶叶约25684216担，考虑到中国向传统市场朝鲜、日本、琉球、南洋、东南亚、南亚、中亚等地输出的茶及走私茶，这样看来，1720—1840年120年间中国茶叶外销量达2600万担以上，年均216686.7担[16]（P437）。鸦片战争后，中国茶叶贸易迎来了全盛时期，茶叶年出口量扶摇直上。1868—1876年，出口数量每年在100万担以上，1877年超过200万担，1878年略少于200万担，1879—1888年，每年出口量均在200万担以上，其中1888年为2413456担[17]（P1204—1205），这一数量是1720—1840年年均出口数量的11.14倍。茶叶贸易的迅猛发展催生了茶叶商帮，是以外销茶商迅速崛起，内销及边销茶商力量也得以快速壮大。各类茶商如鱼得水，驰骋于各种茶叶市场上，并获取了丰厚利润。

二、茶叶商帮群体的异同比较

综观中国茶叶商帮群体，可以发现，它们既有共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正因为具有相同或相似的一面，才体现出这一商帮群体的共同特征。又因为具有相异的一面，才体现出每个具体茶叶商帮的鲜明个性以及这一茶叶商帮与其他茶叶商帮的相互区别性。茶叶商帮群体的这种异同情况是茶叶商帮共性和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反映。

（一）茶叶商帮群体的共性

茶叶商帮群体的共性主要表现为经营依托、经营方式、经营地域的相似性。

1.经营依托的相似性

丰富而稳定的茶源是茶叶商帮开展茶叶贸易活动的基本依托。各大茶叶商派崛起的重要条件之一和前提是能够向市场源源不断地提供市场所需的各种茶商品，各大茶叶商帮都具备这一条件。从茶叶产区来说，明清时期我国秦岭淮河以南地区广布茶树，“我国产茶之地，惟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四川、两湖、云贵为最”[18]（卷一二四《食货志五·茶法》，P481）。这一茶叶主产区，为茶叶商帮的发育提供了坚实茶源基础。江苏的洞庭茶叶商帮、安徽的徽州茶叶商帮、江西的江右茶叶商帮、浙江的宁波茶叶商帮及龙游茶叶商帮、福建的福建茶叶商帮都以本省区丰富的茶源为依托，将茶运销到很远的市场，从而崛起为著名茶叶商帮。陕西茶叶商帮所在的陕西省虽产茶不多，但它却深入四川、湖广，同样获得了丰富的茶源，从而在西北、西南茶叶内销、边销市场中占据举足轻重地位。山西不产茶，但山西茶叶商人收购茶叶的地点福建、湖广、湖北、安徽均为著名产茶区，因而也能源源不断地向市场提供茶叶。山东也很少产茶，但山东茶商利用距皖西茶区不远的有利条件，到此大量收购茶叶，运销华北地区，因而也在民国时期占据了皖西茶叶外销的重要地位。因此，控制茶源是各大茶叶商帮开展经营活动的共同特征之一。

2.经营方式的相似性

茶叶生产出来后，除部分在当地销售外，均需运销不产茶或少产茶的地区。中国茶叶生产的地理分布决定了中国茶叶市场主要在远离秦岭淮河一线以北的西北、华北、东北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集中的西北地区。由于气候及生活方式的影响，少数民族渴望得到茶叶，他们对茶“则恃以为命。其所食膻酪甚肥腻，非此以清荣卫也”。外国消费者同样爱好饮茶，“其番舶来，所需中国之物，亦惟茶是急，满船载归”[19]（卷一《茶叶大黄》，P358）。所谓茶“为西洋夷人必需之物”，“茶叶为夷人生活所关”[20]（P358），突出说明外国人需茶甚急。产区与市场相距遥远，决定了茶叶运销方式的长途贩运特征。在这一点上，各茶叶商帮均类似。比较而言，山西茶叶商帮的茶叶长途贩运路线最长，运输也最为艰难。它的收茶地点在福建武夷山、安徽建德、湖北羊楼洞、湖南安化等地，市场均远在遥远的恰克图、内外蒙古及新疆等地区。这条运输路线必须经武夷山过分水岭，由江西玉山县信江入鄱阳湖，过九江入长江抵武昌，经汉水北上，从襄樊赵河起旱，贯河南，穿山西到张家口，越蒙古高原最终抵达恰克图。在这长达数千公里的运输线上，水陆兼程，运输工具有船、牛车、马匹、骆驼等，运输时间长达数月。从归化至蒙古科布多、乌里雅台、新疆南北两路的运输也不轻松，沿途经过戈壁沙漠，途经无人区，遭遇风沙盗贼种种不测，实为惊险之旅。江南茶赴广州出口，路途也不短。茶从小河运输，过常山，入鄱阳湖，溯赣江，越南岭，趋广州，全程较长。五口通商后，皖南茶运往上海出口，运输路线才大为缩短。陕西茶叶商帮的收茶地点在湖广、四川，售茶地点则在遥远的西北地区、青藏高原及打箭炉。广东茶叶商帮的收茶地点比较分散，武夷山、江西、湖南、湖北都是它的茶源地。要把收购的茶叶运往广州或九江、汉口，长途贩运在所难免。山东茶叶商帮从皖西地区收购茶叶，用手推车运回山东或华北销售。总之，不同茶叶商帮的运输工具、运输路程有所区别，但长途贩运则是其又一个基本特征。

3.经营地域的相似性

各个茶叶商帮的具体经营地域有所不同，但却有一个基本相同点，即以各自地域为基本依托，利用好地理位置优势开展茶叶经营活动。如山西茶叶商帮本省虽无茶叶资源可依靠，但却靠近大西北，进出蒙古高原、新疆等大西北地区具有地理优势，因此虽然它远离茶区，运输茶叶不便，但却在茶叶外销、边销方面占有特突优势。广东茶商则利用一口通商的优势，在茶叶贸易中占有诸多便利条件。徽州茶商则利用皖南产茶丰富和水运便利的优势，将茶运往广州。福建茶叶商帮、宁波茶叶商帮利用靠近茶埠福州、上海的条件，将产区茶很快运往市场销售。总之，每个茶叶商帮均扬长避短，充分利用地理位置优势，开展各自经营活动。

（二）茶叶商帮群体的个性

茶叶商帮群体的个性即差异性主要表现为经营茶类、经营方向、经营影响的不同。

1.经营茶类的不同

由于消费对象不同，消费者嗜好不同，不同茶叶商帮经费的茶叶类别也不尽相同。山西茶叶商帮主要经营中俄茶叶贸易、西北茶叶贸易，因此购销的茶叶主要为红茶、砖茶（又分青砖茶、米砖茶）、黑茶。陕西茶叶商帮主要经营西北、西南茶叶市场，购销的茶叶主要是黑茶、砖茶。广东茶叶商帮主要经营茶叶外销，经销的茶以红茶为主，还有武夷山的乌龙茶、江南绿茶。徽州茶商经营内外销茶，经销的茶红绿茶兼顾。福建茶商主要经销红茶、乌龙茶。江右茶叶商人经销红绿茶。宁波商帮茶叶商人经销绿茶为主。山东茶叶商帮经营内销茶，经销的茶类为绿茶。由此可见，不同茶叶商帮红销的茶侧重点不同，总的来看茶类丰富多彩。

2.经营方向的不同

受地域及茶源影响，不同茶叶商帮经营地域虽有所交叉，但却形成了较为明显的经营方向。如：山西茶叶商帮主营北方、西北、东北方向。陕西商帮主营西南、西北方向。陕西商帮主营西南、西北方向，广东茶叶商帮人主营长江中下游及东南沿海方向。徽州茶叶商帮主营华南、华东方向。山东茶叶商帮主营华北方向。福建商帮主营华南、东南沿海方向。宁波茶叶商帮主营华东方向。江右茶叶商帮主营长江中游方向。不同经营方向共同组成中国茶叶商帮的整体经营网络，具有重要的意义。

3.经营影响的不同

由于不同茶叶商帮的经营实力、经营时间不尽相同，因而在历史上产生的影响也不相同。大体而言，山西茶叶商帮、徽州茶叶商帮、陕西茶叶商帮是中国茶叶经营北部、东部、西部三个方向的代表，也是中国最有影响的三大茶叶商帮，尤其是山西茶叶商帮、徽州茶叶商帮更是如此。

三、结语

明末清初，中国茶叶商帮得以产生和发展，民国期间虽已衰落，但仍然存在。历史时期，中国茶叶商帮群体主要包括山西茶叶商帮、陕西茶叶商帮、广东茶叶商帮、福建茶叶商帮、徽州茶叶商帮、江右茶叶商帮。其他茶叶商帮的影响不大，或经营茶叶贸易的份额较小，难以与上述六大茶叶商帮相匹敌。除了上述六大茶叶商帮外，还有浙江的宁波商帮、龙游商帮，江苏的洞庭商帮，山东商帮都曾将茶叶作为重要经营项目，但其影响不如六大茶叶商帮，更无法与徽州茶叶商帮，山西茶叶商帮相比拟。统览全局，可以看出，明清时期的确出现了雄据一方的茶叶商帮，它们在长期经营活动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经营区域，而且大多以著名产茶省份为支撑形成的。他们进行大规模长途贩运，拓宽了茶叶市场空间，满足了茶叶市场需求，推动了茶叶商品经济的发展。

茶叶商帮群体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由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茶叶经济发展条件决定的。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商帮群体的出现为茶叶商帮群体诞生提供了组织母体；茶叶生产的发展为茶叶商帮群体产生奠定了物质基础；茶叶贸易的发展为茶叶商帮群体提供了表演舞台。与此相适应，这三个因素的综合发展及其演变，不但决定了茶叶商帮的产生与发展，也影响着茶叶商帮的整体盛衰情况。

茶叶商帮群体既具有共性，也有其个性，是共性和个性的结合体。茶叶商帮之所以成为一个鲜明的商帮群体，是由于其经营上的一些基本共性决定的。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经营依托、经营方式、经营地域具有相似性。同时，各个茶叶商帮之所以能够区别开来，则是由于其经营的差异性决定的，这种差异性主要表现为经营茶类、经营方向、经营影响有所不同。

通过对茶叶商帮群体的产生条件及其异同的比较研究，可以加深对这一商帮群体的研究，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茶叶经济史的发展脉络，为今天茶叶经济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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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清）梁廷枬.粤海关志[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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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以往成果大多从个别茶叶商帮来加以研究，没有把个别研究和整体研究结果起来，没有把不同茶叶商帮经营的共同点和差异点找出来，没有从整体上揭示茶叶商帮的兴衰原因和活动规律，没有很好地全面说清茶叶商帮的活动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在已有成果中，陶德臣《中国古代的茶商和茶叶商帮》（《农业考古》1999年第4期）是第一篇有关茶叶商帮的专论，他又在《中国茶叶商品经济研究》（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中对广东商帮、徽州商帮、山西商帮、福建商帮、平水商帮、江西商帮、湖广商帮、陕甘商帮这八大茶叶商帮作了进一步的研究，但现在看来仍有继续研究的必要。朱大伟《“中华老字号”的摇篮——茶叶商帮》（《茶世界 》2014年第11期）发在内刊上，且没有文献出处，多少有些令人遗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