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德臣

(解放军理工大学，江苏南京，210007)

 

[摘  要]茶叶是中国传统出口商品。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由于洋茶强力竞争，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国茶叶对外贸易急剧衰落，突出表现为茶叶出口数量、出口价值、占外贸比重的减少，茶叶产业萧条。茶叶贸易衰落导致区域经济衰败、金融税收萎缩、社会生活嬗变。茶叶贸易衰落的严重影响震惊了晚清社会，社会上形成了一股振兴茶业的思潮，并最终转化为振兴茶业的系列行动。受社会性质、时代条件等多方面影响，茶业振兴行动虽解决不了中国茶业衰落的历史命运，却为中国传统茶业向现代茶业转型提供了契机。

[关键词]近代中国；茶叶贸易；衰落；振兴

 

近代中国茶业的发展变化突出表现为茶叶对外贸易的大起大落。这一重要经济现象引起了不少学者的浓厚兴趣，相关研究也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1]。但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兴起原因、发展状况、贸易结构、衰落原因等方面，至今尚无专文探讨茶叶对外贸易衰落的社会影响，为弥补这一不足，遂撰写此文。

 

一、对外贸易衰落的主要表现

中国以出产丝绸、瓷器、茶叶著称于世。茶叶成为中西贸易的主要商品，占外贸比重第一位的时间长达200多年。茶叶出口数量增长的趋势一直持续到19世纪80年代末。嗣后，中国茶叶贸易不断衰退乃至失败，茶叶地位直趋下降，茶叶产业走向萧条。

首先，出口数量大跌。19世纪80年代中期前，中国茶叶外销数量不断上升。据海关统计，1886年是近代中国外销的巅峰，这一年出口茶叶2217200担，嗣后数量不断下降。1889年，出口量首次跌到200万担以下，1917年，出口量仍有100余万担，嗣年跌至40余万担。1919年，外销量有所回升，旋跌落至30余万担，倒退到鸦片战争前的水平。仅仅35年时间，中国茶叶外销量净减1786872担，指数下降80.59，这是近代中国茶叶外销衰落最直接最鲜明的体现。正因为如此，中国茶叶外销量占国际茶叶市场比重不断下降，1852年高达99.78%，1868年降为89.97%，1884年尚有71.04%，1888年降至64.03%，1898年锐减至37.20%，1908年又降至29.23%，1918年只存7.57%，1920年仅为6.2%，1921年有所回升，也仅8.79%[2]。

其次，出口价值大减。从海关有确切统计数字的1867年起至1888年，茶叶外销价值除1870年为27442694关两、1872年40283667关两、1884年29055142关两外，其他年份均在3000万关两以上。1889年已不足3000万关两，嗣后几年在3000万关两上下浮动。20世纪初，茶叶外销价值一度降低，嗣后受国际银价下跌影响，茶叶外销价值有所上涨，直逼19世纪70年代的水准。1907年起，年出口价值超过3000万关两，1915年、1916年达到55562519关两、43560417关两的高峰。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1917年价值量不足3000万关两，翌年仅有上年价值量的48.33%，1920年更是历史最低谷，只有1886年价值量的26.48%。如果折成美元，衰落情况更见明显。1907—1914年，以银价表示的茶叶外销价值量均在3000万两以上，但换成美元后的茶叶价值量一般只有1886年的50%—60%，只有1915年、1916年超过84%。正因为如此，历年茶叶外销价值均低于1886年，1921年的价值量仅有1886年的23.44%[3]。可见茶叶外销衰落对出口创汇的严重影响。

再次，出口地位大降。自18世纪初起，茶叶一直占据各货出口价值首位。1867年，约占出口总值一半，1875年尚超过50%，1886年为40%左右。随着茶叶外销衰落及土货出口增加，茶叶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不断萎缩，1887—1891年年均为30%，1892—1896年年均降至25%，嗣后，均不足20%，1916年降到10%以下。20世纪初，茶叶占据中国外贸首位约200年的历史终于结束，从此再未回到第一位的地位[4]。

最后，茶叶产业萧条。茶叶外销不振带来茶叶价格大跌。1897年，汉口市场上江西宁州茶成本六十两，售价仅三十四五两，华阳茶成本三十二两，售价十三四两，湖南安化茶成本六十余两，售价五十二三两[5]。茶农不但要承受茶价下跌的直接冲击，还要受到茶商、茶贩转嫁的各种负担，经营往往入不敷出。在“种茶者无不亏本”的情况下，“小民困苦惟望”[6]是一种必然结果。史料所说“向之茶农茶工因之辍业，饥寒逼切”[7]，反映了茶价跌落造成茶农生活困苦的普遍现象。

茶商经营情况也很糟糕，亏损现象比比皆是。“商人获利尚厚”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种种受制洋人，以致十商九困”[8]成为一种常态。19世纪末期，有人考察中国茶商的经营情况后，得出结论：“见二十年来，以业茶起家者，十仅一二；以业茶破家者，十有八九”[9]。

茶叶外贸衰落导致茶园面积大幅萎缩，茶号茶栈数量锐减。笔者估算，1886年中国茶园面积为934.9万亩，1894年降为841.6万亩，减少近百万亩，1914年再减为5353167亩，1920年略增为546933亩，但也仅占1886年茶园面积的5.85%[10]。茶叶外销不畅严重冲击茶商设号立栈积极性。从《申报》资料看，茶号减少现象非常严重。据1894年5月份统计，湖北、湖南、江西宁州、安徽祁门所开茶庄共计498家，比上年减少127家[11]。九江城厢内外，“往年茶庄林立，或五六十家，或三四十家不等。迩来仅存十余家，今年（1898年——引者）各茶商来者，更属寥寥，仅四五家耳。利源日绌，可为慨然也”[12]。

二、对外贸易衰落的后果

茶叶外销衰落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多方面消极影响。这些消极影响，从区域经济衰败、金融税收萎缩、社会生活变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首先，区域经济衰败。“夫茶叶一宗，上供税课，下系民生，为东南数省民命攸关”[13]。茶叶失去销路，茶区经济遭受毁灭性打击，“故茶叶一衰，而种茶者不能以此种彼，而人亦因之失业。既失业而无进款，则向之仰销于种茶之人之货物，亦遂减色矣”[14]。不但茶农、茶工、茶商严重受挫，其他各行各业均受到影响。1889年，有报道说福州“本埠茶叶贸易的衰落影响着各个阶层。官方抱怨厘金或内地茶税的减少，而这项税收是大部分用于官府工程的，因此现在这方面工作大部分被放弃了。去年内地茶税减少了150000海关两，内地杂货税减少了50000海关两，税收总共减少了200000海关两。本地商人也可能和先前一样了，在衣饰服用上花费不起了。工匠不能替他的工人谋得职业，这些工人在过去茶叶上市时，总是忙于装修茶箱和茶盒的。船夫和苦力不能全都找到工作了，现在只有一半人是运茶所必要的。因此，失业人数很多，每个人经常面临着许多困难。这些人成为目前可能发生的骚乱的根源。事实上，在冬季纵火事件很多，只不过由巡视火灾的官员动用极刑制止一下而已。抢劫事件也很频繁，但中国人所受损害比外国人多”[15]。上述材料典型反映了茶叶外销衰落后，对福州茶区产生的综合性消极影响。茶叶外销衰落成为区域经济衰败的重要推手，这一情况在各外销茶区同样存在。

其次，金融税收萎缩。茶叶外销兴盛时，清政府由此收取了大量茶税。茶税在厘金总额中的比重排在货厘、洋药厘之后，位列盐厘之上，年收白银2000多万两，最高年份达3000万两[16]。茶叶外销衰落后，茶税受到显著影响，收入不断萎缩。兹以茶叶主要外销省区福建为例说明之（单位：银两）[17]。

年代	1886	1887	1888	1889	1890	1891
厘金数量	614592	191943	475303	398907	346552	34321
茶税数量	318585	缺	246370	205971	183215	178630
两项合计	933177	缺	721673	604878	529767	521861
指数	100	缺	77.34	64.81	56.77	55.92
年代	1892	1893	1894	1895	1896	1897
厘金数量	327229	400735	373275	392245	缺	340502
茶税数量	170246	207667	194102	204384	缺	182062
两项合计	497475	608402	567377	596629	缺	522564
指数	53.31	65.20	60.80	63.94	缺	56.00
年代	1898	1899	1900	1901	1902	1903
厘金数量	190704	198993	1277784	164287	169258	261686
茶税数量	150503	157955	缺	130020	368131	缺
两项合计	341207	356948	缺	294307	537389	缺
指数	36.56	38.25	缺	31.54	57.59	缺

从上表可知，随着茶叶出口不断衰落，福建省的茶厘、茶税收入大幅度下降。这种情况在主要外销区域浙江、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再次，社会生活嬗变。茶叶外销兴旺时，人们对茶业寄予厚望，因业茶收入在茶区人们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茶叶外销衰落后，业茶无利，人们不得不将生活来源转移到其他产业上去。他们或将茶园改种经济作物、粮食作物，甚至种上了鸦片，或将茶园改作墓地牟利。从茶叶外销著名省区福建、广东可概见一斑。福建茶叶外销衰落后，“园地荒草滋生，不芟不刈，老树不除，任其荣枯，故所产之茶不佳。且眼见北岭山园茶树多有枯枝，蔓草荒芜，人懈芟除，隙地之处，兼栽番薯”[18]。人们放弃了茶业，“有田者归耕，无田者以砍柴为活。又种茶者勤劳艰苦，大受茶累矣。惟耕田有粮食兼有茶园者，每刬掘二三次，无粮食者，茶山抛荒，不能随时照料”[19]。闽南茶区同样“多已抛荒”[20]。20世纪初，情况未有丝毫改观，福州“其茶圃变为谷田或莺粟园”[21]。广东南海县本来“多产茶”的西樵山一带，“山人往往将地售作坟墓，所产茶株比前百不存一，市地亦废，今（宣统年间——引者）已夷为民居矣”[22]。业茶之人“所获之利不足以资养赡”[23]，“改图别业”[24]就是茶农生活的主要选择。

 

三、茶业振兴的艰难历程

曾经独步世界的中国茶业，历经鸦片战争后短期的迅猛发展后，竟然在印度、锡兰、日本等洋茶的强力竞争下迅速走向衰败，到19世纪80年代后期“已成江河日下之势”[25]。严峻的形势致使社会舆论一片大哗，社会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强烈要求振兴中国茶业。茶业振兴的根本方向无疑在于创新制度。清政府时的户部也认为：“茶务如何，探其本则在讲求采制，握其要则在核减厘捐而已”[26]。近代中国茶叶外贸衰落的振兴茶业思潮有其具体的行动，学者已有论述[27]。围绕振兴茶业的社会思潮，落实到具体行动上，主要表现在三大方面。

首先，改良茶叶采制。主要包括普及相关知识、派员出国学习、制定改良章程等。普及种制知识的阵地主要有《农学报》、《时务报》、《湘报》、《申报》、《强学报》、《知新报》、《东方杂志》等报纸、杂志。派员出国学习，主要有1905年两江总督周馥派江苏候补道台郑世璜率团考察印度、锡兰茶业和烟土税则。这次考察历时4个多月，郑世璜回国后向两江总督呈上了详细考察报告。报告力陈我国茶业必须改革，对印度、锡兰的茶业作了具体而详细的介绍，为学习外国经验，改良中国茶叶采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正由于此考察开了学习考察茶业之先河，民国初年又有三批赴日本学习考察茶学的行动，分别是1914年浙江的吴觉农和葛敬应，1920年安徽的胡浩川、方翰周、汪轶群、陈鉴鹏，1924年安徽的陈序鹏[28]。制定改良章程的努力起于清末，发展于民国初年。1905年8月，清政府商部制订了《改良茶业章程》，札行各商会。该章程由茶树、土地、勤力、肥料、防寒、采摘、焙制、洁净8个部分组成，包括茶树栽培管理、土壤培护耕作、肥料施用、茶叶采摘及焙制技术等内容，由各商会刊发茶户实施[29]。这一章程的制订、实施对茶叶种植、采制加工等方面的技术改进，起到了一定作用。

其次，设立公司制茶。这是振兴茶业的重头戏。这里面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键因素，即设立改良公司，采用机器制茶[30]。在当时许多人看来，这是降低成本，提高茶质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残酷的现实告诉人们，打败近代中国茶业的洋茶完全有别于中国传统茶业，它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茶叶种植集约化，组织形式公司化，生产过程机械化，这三位一体的先进生产模式，决定了这种茶业具有劳动生产率高、生产成本低、茶叶品质好的突出优点[31]。洋茶对中国传统茶业的优势，说到底“就是制造商（工业家）对手工业者的优势”，在国际茶叶市场打倒中国传统茶业的，“正是这些拥有充足资本、改良的机器及专家监督的大茶园”[32]。中国茶业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他们缺乏改进生产方法需要的智慧和资本”[33]，必然带来劳动生产率低、生产成本高、茶叶品质差等弊病，这就决定了传统中国茶业“是不能希望和它们（外国茶业——引者注）竞争的”[34]。

实际操作过程中，将种植、制茶有机融为一体，实行机器制茶的公司并不多见。19世纪90年代后，一般的机器制茶公司逐渐增多，官方、民间两种力量涉及设立机器制茶公司的地点主要有福建福州、浙江温州、湖北汉口、安徽皖南等地[35]。1896年成立的福州焙茶公司拥有自己的茶园，资本总额179556元，采用机器生产，所制“茶叶非常漂亮”，“足以显示使用机器会得到多么奇妙的结果”，只是“规模还很有限”[36]。设立公司、采用机器制茶走在全国前列的汉口，与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大力倡导、坚定支持密不可分。他在《札江汉关税务司筹兴茶务》中认为，挽回利源的根本之策“惟是栽种必明化学，焙制又须机器，非合各富商之力，纠股设厂，延请洋人督率教导，未克奏功”。他十分信任江汉关税务司穆和德，并委任穆和德负责此事。穆和德在湖北茶产区成立了一家制茶公司，进行机器生产试验。1899年，张之洞又下文《札江汉关道劝谕华商购机制茶》，“劝令华商集股，仿照外洋烘制之法，购机试办”[37]。以上各地所设机器制茶公司主要集中于生产领域。1915年，江西出现了集种植、制造于一体的宁茶振植有限公司，资本金白银13万两，拥有茶园1595亩，设备包括蒸汽机、煤油引擎各1部，揉茶机15部，抖筛机4部，龙筛机3部，切茶机1部，风茶机2部，八角筒2部，装箱机1部，现代化水平较高[38]。1918年，江西袁州出现了有茶园数千英亩一家机器制茶公司中国茶业公司[39]。

建立在公司制基础上的制茶公司，尤其是机器制茶公司具有标志性意义。这种新型企业组织和生产模式，与印度、锡兰等地所实行的资本主义茶叶组织经营制度具有相当的趋同性，这不但是学习印度、锡兰等世界资本主义先进茶业的结果，也为新中国后成立国营及集体茶园、改革开放后中国茶业走上公司制奠定了历史基础，积累了历史经验[40]。

再次，减免茶叶关税。鸦片战争后到19世纪90年代前，中国茶叶出口关税是每担银2.5两，子口半税每担1.25两。这一税率相对于“印度、锡兰之茶，其出口税全免完纳。日本则每百斤不过完洋一圆”[41]，当然是沉重的负担。况且茶叶出口价值不断下跌，税负的相对比重则更高。这是中国茶叶外销缺乏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原因，一直引起茶商强烈不满，因而纷纷要求减免税负。在各种压力下，清政府于1902年将茶叶出口正税改为每担1.25两。这一措施虽缓解了压力，但无奈此时中国茶叶外销已严重不振。1919年，茶叶出口关税完全废除，但苛捐杂税依然存在，厘金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结束征收。

此外，振兴茶业的行动还包括加强茶叶检验，控制伪劣茶叶；组织直接外销，拓宽茶叶销路；设立茶务学堂，开展茶业试验；组织参加博览，加强宣传交流等。在此不再多加详述。

总的来看，清末民初多种形式的茶业振兴活动对改良茶叶采制技术、提高茶叶质量、恢复茶区生机、推进茶业近代化、增强茶业竞争力，起到了某些积极作用。这种作用不但延缓了中国茶业衰落的速度，甚至还使有些植茶业衰落的地区出现了某些转机。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中国茶叶外销衰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它虽使中国茶业整体上走向不可避免的萧条，但又刺激中国传统茶业开始向近代茶业艰难转移。这种曲折中的发展，为现代中国茶业进步积累了必要条件，提供了动力源泉，是当代中国茶叶外销再次跃居世界前列的历史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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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陶德臣：《中国茶叶商品经济研究》（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传统市场研究——以茶叶为考察中心》（北京：长虹出版公司2013年版）及数十篇相关论文。陈椽：《茶业通史》（北京：农业出版社1984年版）、《中国茶叶外销史》（台北：碧山岩出版社1993年版）也很重要。姚国坤，张莉颖，吕志鹏：《中国清代茶叶对外贸易》（澳门：民政总署文化康体部2007年版）是清代茶叶贸易的著作。台湾学者陈慈玉：《近代中国茶叶贸易与世界市场》（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77年版）、《生津解渴——中国茶叶的全球化》（台北：三民书局2008年版）、《近代中国茶业之发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研究了近代中国茶叶与国际市场的关系。

[2] 根据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93页及吴觉农，范和钧：《中国茶业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69—171页（计算）和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81页。

[3]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06—1607页（计算）并参阅刘廷冕：《近五十年华茶出洋之指数及百分比》，《统计月报》第2卷第2期（甲表）《近五十年华茶出洋之指数》，1932年2月（注：1920年数字原为88873135，误，应为8873135）。货币关两折合美元的比率依据李明银，武树帜编著：《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史况》，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81—82页。

[4] 徐雪筠，等译：《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378—379页。

[5]《鄂茶亏本》，《农学报》第4期，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下。

[6]《光绪十六年福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79页。

[7]《论中国挽回茶业之难》，译《热地农务报》，《农学报》第17期，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下。

[8]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75页。

[9]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53页。

[10] 陶德臣：《中国茶叶商品经济研究》，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页、第206页。

[11]《申报》，1894年4月18日、5月初6。

[12]《茶事近闻》，《农学报》第29期，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中。

[13]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44页。

[14]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46页。

[15]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66—1467页。

[16]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06—1607页并参阅刘廷冕：《近五十年华茶出洋之指数及百分比》，《统计月报》第2卷第2期（甲表）《近五十年华茶出洋之指数》，1932年2月（注：1920年数字原为88873135，误，应为8873135）。注：问渔：《中国五十二年中五项重要输出品》（《人文月刊》第1卷第3期，民国19年4月15日）个别年份数字不同。

[17] 罗玉东：《中国厘金史》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62—563页。

[18]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64页。

[19]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65页。

[20]《申报》，1897年7月初8。

[21]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73页。

[22]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76页。

[23]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北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85页。

[24]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北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81页。

[25]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85—186页。

[26]《户部议复奏整顿茶务折》，《知新报》，澳门基金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593—594页。

[27] 史念书：《清末民初我国各地茶业振兴纪实》（《农业考古》1991年第2期）首开其研究，朱从兵：《设想与努力：1890年代挽救华茶之制度建构》（《中国农史》2009 年第1期）、苑朋欣：《商部——农工商部与清末茶业的振兴》（《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茶业振兴问题，可视作对史念书一文论述的深化。

[28] 中国茶叶学会编：《吴觉农选集》，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7年版，第259页。

[29]《商部劄行各商会改良茶业章程》，《东方杂志》第3卷第8期，光绪三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30] 陶德臣：《近代中国茶业经营制度的创新》，《茶业通报》2003年第4期。

[31] 陶德臣：《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中印茶业比较研究》，《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历史时期中印茶业交流研究》，《饮食文化研究》2006年第2期。

[32] North  China  Herald，1887年10月27日，第446页。

[33]《中国旧海关史料》编辑委员会：《中国旧海关史料》第10册，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565页。

[34] North  China  Herald，1887年10月27日，第446页。

[35] 陶德臣：《中国茶叶商品经济研究》，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566—576页。

[36] North  China  Herald，1897年6 月10日，第1092页。

[37]《湖广总督张饬商务局申劝茶商购机制茶札》，《农学报》第78期，光绪二十五年七月下。

[38] 俞海清：《江西之茶业》，《国际贸易导报》第4卷第4期，1932年9月1日。

[39]《中国茶业之改良》，罗罗译《远东时报》，载《东方杂志》第15卷第5期，民国 7年5月。

[40] 陶德臣：《荷属印度尼西亚茶产述论》，《农业考古》1996年第2期、《南亚茶业述论》，《农业考古》1996年第4期、《近代日本茶产与市场——兼论对中国茶业的影响》，《农业考古》1998年第2期、《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中印茶业比较研究》，《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历史时期中印茶业经济交流研究》，《饮食文化研究》2006年第2期、《印度茶业的崛起及对中国茶业的影响与打击》，《中国农史》2007年第1期、《英属锡兰茶业经济的崛起及其对中国茶产业的影响》，《近代中国》第19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

[41]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