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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德臣: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衰落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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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德臣

(解放军理工大学,江苏南京,210007)

 

[摘  要]茶叶是中国传统出口商品。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由于洋茶强力竞争,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国茶叶对外贸易急剧衰落,突出表现为茶叶出口数量、出口价值、占外贸比重的减少,茶叶产业萧条。茶叶贸易衰落导致区域经济衰败、金融税收萎缩、社会生活嬗变。茶叶贸易衰落的严重影响震惊了晚清社会,社会上形成了一股振兴茶业的思潮,并最终转化为振兴茶业的系列行动。受社会性质、时代条件等多方面影响,茶业振兴行动虽解决不了中国茶业衰落的历史命运,却为中国传统茶业向现代茶业转型提供了契机。

[关键词]近代中国;茶叶贸易;衰落;振兴

 

近代中国茶业的发展变化突出表现为茶叶对外贸易的大起大落。这一重要经济现象引起了不少学者的浓厚兴趣,相关研究也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1]。但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兴起原因、发展状况、贸易结构、衰落原因等方面,至今尚无专文探讨茶叶对外贸易衰落的社会影响,为弥补这一不足,遂撰写此文。

 

一、对外贸易衰落的主要表现

中国以出产丝绸、瓷器、茶叶著称于世。茶叶成为中西贸易的主要商品,占外贸比重第一位的时间长达200多年。茶叶出口数量增长的趋势一直持续到19世纪80年代末。嗣后,中国茶叶贸易不断衰退乃至失败,茶叶地位直趋下降,茶叶产业走向萧条。

首先,出口数量大跌。19世纪80年代中期前,中国茶叶外销数量不断上升。据海关统计,1886年是近代中国外销的巅峰,这一年出口茶叶2217200担,嗣后数量不断下降。1889年,出口量首次跌到200万担以下,1917年,出口量仍有100余万担,嗣年跌至40余万担。1919年,外销量有所回升,旋跌落至30余万担,倒退到鸦片战争前的水平。仅仅35年时间,中国茶叶外销量净减1786872担,指数下降80.59,这是近代中国茶叶外销衰落最直接最鲜明的体现。正因为如此,中国茶叶外销量占国际茶叶市场比重不断下降,1852年高达99.78%1868年降为89.97%1884年尚有71.04%1888年降至64.03%1898年锐减至37.20%1908年又降至29.23%1918年只存7.57%1920年仅为6.2%1921年有所回升,也仅8.79%[2]

其次,出口价值大减。从海关有确切统计数字的1867年起至1888年,茶叶外销价值除1870年为27442694关两、187240283667关两、188429055142关两外,其他年份均在3000万关两以上。1889年已不足3000万关两,嗣后几年在3000万关两上下浮动。20世纪初,茶叶外销价值一度降低,嗣后受国际银价下跌影响,茶叶外销价值有所上涨,直逼19世纪70年代的水准。1907年起,年出口价值超过3000万关两,1915年、1916年达到55562519关两、43560417关两的高峰。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1917年价值量不足3000万关两,翌年仅有上年价值量的48.33%1920年更是历史最低谷,只有1886年价值量的26.48%。如果折成美元,衰落情况更见明显。19071914年,以银价表示的茶叶外销价值量均在3000万两以上,但换成美元后的茶叶价值量一般只有1886年的50%60%,只有1915年、1916年超过84%。正因为如此,历年茶叶外销价值均低于1886年,1921年的价值量仅有1886年的23.44%[3]。可见茶叶外销衰落对出口创汇的严重影响。

再次,出口地位大降。18世纪初起,茶叶一直占据各货出口价值首位。1867年,约占出口总值一半,1875年尚超过50%1886年为40%左右。随着茶叶外销衰落及土货出口增加,茶叶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不断萎缩,18871891年年均为30%18921896年年均降至25%,嗣后,均不足20%1916年降到10%以下。20世纪初,茶叶占据中国外贸首位约200年的历史终于结束,从此再未回到第一位的地位[4]

最后,茶叶产业萧条。茶叶外销不振带来茶叶价格大跌。1897年,汉口市场上江西宁州茶成本六十两,售价仅三十四五两,华阳茶成本三十二两,售价十三四两,湖南安化茶成本六十余两,售价五十二三两[5]。茶农不但要承受茶价下跌的直接冲击,还要受到茶商、茶贩转嫁的各种负担,经营往往入不敷出。在“种茶者无不亏本”的情况下,“小民困苦惟望”[6]是一种必然结果。史料所说“向之茶农茶工因之辍业,饥寒逼切”[7],反映了茶价跌落造成茶农生活困苦的普遍现象。

茶商经营情况也很糟糕,亏损现象比比皆是。“商人获利尚厚”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种种受制洋人,以致十商九困”[8]成为一种常态。19世纪末期,有人考察中国茶商的经营情况后,得出结论:“见二十年来,以业茶起家者,十仅一二;以业茶破家者,十有八九”[9]

茶叶外贸衰落导致茶园面积大幅萎缩,茶号茶栈数量锐减。笔者估算,1886年中国茶园面积为934.9万亩,1894年降为841.6万亩,减少近百万亩,1914年再减为5353167亩,1920年略增为546933亩,但也仅占1886年茶园面积的5.85%[10]。茶叶外销不畅严重冲击茶商设号立栈积极性。从《申报》资料看,茶号减少现象非常严重。据18945月份统计,湖北、湖南、江西宁州、安徽祁门所开茶庄共计498家,比上年减少127[11]。九江城厢内外,“往年茶庄林立,或五六十家,或三四十家不等。迩来仅存十余家,今年(1898年——引者)各茶商来者,更属寥寥,仅四五家耳。利源日绌,可为慨然也”[12]

二、对外贸易衰落的后果

茶叶外销衰落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多方面消极影响。这些消极影响,从区域经济衰败、金融税收萎缩、社会生活变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首先,区域经济衰败。“夫茶叶一宗,上供税课,下系民生,为东南数省民命攸关”[13]。茶叶失去销路,茶区经济遭受毁灭性打击,“故茶叶一衰,而种茶者不能以此种彼,而人亦因之失业。既失业而无进款,则向之仰销于种茶之人之货物,亦遂减色矣”[14]。不但茶农、茶工、茶商严重受挫,其他各行各业均受到影响。1889年,有报道说福州“本埠茶叶贸易的衰落影响着各个阶层。官方抱怨厘金或内地茶税的减少,而这项税收是大部分用于官府工程的,因此现在这方面工作大部分被放弃了。去年内地茶税减少了150000海关两,内地杂货税减少了50000海关两,税收总共减少了200000海关两。本地商人也可能和先前一样了,在衣饰服用上花费不起了。工匠不能替他的工人谋得职业,这些工人在过去茶叶上市时,总是忙于装修茶箱和茶盒的。船夫和苦力不能全都找到工作了,现在只有一半人是运茶所必要的。因此,失业人数很多,每个人经常面临着许多困难。这些人成为目前可能发生的骚乱的根源。事实上,在冬季纵火事件很多,只不过由巡视火灾的官员动用极刑制止一下而已。抢劫事件也很频繁,但中国人所受损害比外国人多”[15]。上述材料典型反映了茶叶外销衰落后,对福州茶区产生的综合性消极影响。茶叶外销衰落成为区域经济衰败的重要推手,这一情况在各外销茶区同样存在。

其次,金融税收萎缩。茶叶外销兴盛时,清政府由此收取了大量茶税。茶税在厘金总额中的比重排在货厘、洋药厘之后,位列盐厘之上,年收白银2000多万两,最高年份达3000万两[16]。茶叶外销衰落后,茶税受到显著影响,收入不断萎缩。兹以茶叶主要外销省区福建为例说明之(单位:银两)[17]

年代

1886

1887

1888

1889

1890

1891

厘金数量

614592

191943

475303

398907

346552

34321

茶税数量

318585

246370

205971

183215

178630

两项合计

933177

721673

604878

529767

521861

指数

100

77.34

64.81

56.77

55.92

年代

1892

1893

1894

1895

1896

1897

厘金数量

327229

400735

373275

392245

340502

茶税数量

170246

207667

194102

204384

182062

两项合计

497475

608402

567377

596629

522564

指数

53.31

65.20

60.80

63.94

56.00

年代

1898

1899

1900

1901

1902

1903

厘金数量

190704

198993

1277784

164287

169258

261686

茶税数量

150503

157955

130020

368131

两项合计

341207

356948

294307

537389

指数

36.56

38.25

31.54

57.59

从上表可知,随着茶叶出口不断衰落,福建省的茶厘、茶税收入大幅度下降。这种情况在主要外销区域浙江、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再次,社会生活嬗变。茶叶外销兴旺时,人们对茶业寄予厚望,因业茶收入在茶区人们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茶叶外销衰落后,业茶无利,人们不得不将生活来源转移到其他产业上去。他们或将茶园改种经济作物、粮食作物,甚至种上了鸦片,或将茶园改作墓地牟利。从茶叶外销著名省区福建、广东可概见一斑。福建茶叶外销衰落后,“园地荒草滋生,不芟不刈,老树不除,任其荣枯,故所产之茶不佳。且眼见北岭山园茶树多有枯枝,蔓草荒芜,人懈芟除,隙地之处,兼栽番薯”[18]。人们放弃了茶业,“有田者归耕,无田者以砍柴为活。又种茶者勤劳艰苦,大受茶累矣。惟耕田有粮食兼有茶园者,每刬掘二三次,无粮食者,茶山抛荒,不能随时照料”[19]。闽南茶区同样“多已抛荒”[20]20世纪初,情况未有丝毫改观,福州“其茶圃变为谷田或莺粟园”[21]。广东南海县本来“多产茶”的西樵山一带,“山人往往将地售作坟墓,所产茶株比前百不存一,市地亦废,今(宣统年间——引者)已夷为民居矣”[22]。业茶之人“所获之利不足以资养赡”[23],“改图别业”[24]就是茶农生活的主要选择。

 

三、茶业振兴的艰难历程

曾经独步世界的中国茶业,历经鸦片战争后短期的迅猛发展后,竟然在印度、锡兰、日本等洋茶的强力竞争下迅速走向衰败,到19世纪80年代后期“已成江河日下之势”[25]。严峻的形势致使社会舆论一片大哗,社会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强烈要求振兴中国茶业。茶业振兴的根本方向无疑在于创新制度。清政府时的户部也认为:“茶务如何,探其本则在讲求采制,握其要则在核减厘捐而已”[26]。近代中国茶叶外贸衰落的振兴茶业思潮有其具体的行动,学者已有论述[27]。围绕振兴茶业的社会思潮,落实到具体行动上,主要表现在三大方面。

首先,改良茶叶采制。主要包括普及相关知识、派员出国学习、制定改良章程等。普及种制知识的阵地主要有《农学报》、《时务报》、《湘报》、《申报》、《强学报》、《知新报》、《东方杂志》等报纸、杂志。派员出国学习,主要有1905年两江总督周馥派江苏候补道台郑世璜率团考察印度、锡兰茶业和烟土税则。这次考察历时4个多月,郑世璜回国后向两江总督呈上了详细考察报告。报告力陈我国茶业必须改革,对印度、锡兰的茶业作了具体而详细的介绍,为学习外国经验,改良中国茶叶采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正由于此考察开了学习考察茶业之先河,民国初年又有三批赴日本学习考察茶学的行动,分别是1914年浙江的吴觉农和葛敬应,1920年安徽的胡浩川、方翰周、汪轶群、陈鉴鹏,1924年安徽的陈序鹏[28]。制定改良章程的努力起于清末,发展于民国初年。19058月,清政府商部制订了《改良茶业章程》,札行各商会。该章程由茶树、土地、勤力、肥料、防寒、采摘、焙制、洁净8个部分组成,包括茶树栽培管理、土壤培护耕作、肥料施用、茶叶采摘及焙制技术等内容,由各商会刊发茶户实施[29]。这一章程的制订、实施对茶叶种植、采制加工等方面的技术改进,起到了一定作用。

其次,设立公司制茶。这是振兴茶业的重头戏。这里面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键因素,即设立改良公司,采用机器制茶[30]。在当时许多人看来,这是降低成本,提高茶质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残酷的现实告诉人们,打败近代中国茶业的洋茶完全有别于中国传统茶业,它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茶叶种植集约化,组织形式公司化,生产过程机械化,这三位一体的先进生产模式,决定了这种茶业具有劳动生产率高、生产成本低、茶叶品质好的突出优点[31]。洋茶对中国传统茶业的优势,说到底“就是制造商(工业家)对手工业者的优势”,在国际茶叶市场打倒中国传统茶业的,“正是这些拥有充足资本、改良的机器及专家监督的大茶园”[32]。中国茶业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他们缺乏改进生产方法需要的智慧和资本”[33],必然带来劳动生产率低、生产成本高、茶叶品质差等弊病,这就决定了传统中国茶业“是不能希望和它们(外国茶业——引者注)竞争的”[34]

实际操作过程中,将种植、制茶有机融为一体,实行机器制茶的公司并不多见。19世纪90年代后,一般的机器制茶公司逐渐增多,官方、民间两种力量涉及设立机器制茶公司的地点主要有福建福州、浙江温州、湖北汉口、安徽皖南等地[35]1896年成立的福州焙茶公司拥有自己的茶园,资本总额179556元,采用机器生产,所制“茶叶非常漂亮”,“足以显示使用机器会得到多么奇妙的结果”,只是“规模还很有限”[36]。设立公司、采用机器制茶走在全国前列的汉口,与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大力倡导、坚定支持密不可分。他在《札江汉关税务司筹兴茶务》中认为,挽回利源的根本之策“惟是栽种必明化学,焙制又须机器,非合各富商之力,纠股设厂,延请洋人督率教导,未克奏功”。他十分信任江汉关税务司穆和德,并委任穆和德负责此事。穆和德在湖北茶产区成立了一家制茶公司,进行机器生产试验。1899年,张之洞又下文《札江汉关道劝谕华商购机制茶》,“劝令华商集股,仿照外洋烘制之法,购机试办”[37]。以上各地所设机器制茶公司主要集中于生产领域。1915年,江西出现了集种植、制造于一体的宁茶振植有限公司,资本金白银13万两,拥有茶园1595亩,设备包括蒸汽机、煤油引擎各1部,揉茶机15部,抖筛机4部,龙筛机3部,切茶机1部,风茶机2部,八角筒2部,装箱机1部,现代化水平较高[38]1918年,江西袁州出现了有茶园数千英亩一家机器制茶公司中国茶业公司[39]

建立在公司制基础上的制茶公司,尤其是机器制茶公司具有标志性意义。这种新型企业组织和生产模式,与印度、锡兰等地所实行的资本主义茶叶组织经营制度具有相当的趋同性,这不但是学习印度、锡兰等世界资本主义先进茶业的结果,也为新中国后成立国营及集体茶园、改革开放后中国茶业走上公司制奠定了历史基础,积累了历史经验[40]

再次,减免茶叶关税。鸦片战争后到19世纪90年代前,中国茶叶出口关税是每担银2.5两,子口半税每担1.25两。这一税率相对于“印度、锡兰之茶,其出口税全免完纳。日本则每百斤不过完洋一圆”[41],当然是沉重的负担。况且茶叶出口价值不断下跌,税负的相对比重则更高。这是中国茶叶外销缺乏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原因,一直引起茶商强烈不满,因而纷纷要求减免税负。在各种压力下,清政府于1902年将茶叶出口正税改为每担1.25两。这一措施虽缓解了压力,但无奈此时中国茶叶外销已严重不振。1919年,茶叶出口关税完全废除,但苛捐杂税依然存在,厘金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结束征收。

此外,振兴茶业的行动还包括加强茶叶检验,控制伪劣茶叶;组织直接外销,拓宽茶叶销路;设立茶务学堂,开展茶业试验;组织参加博览,加强宣传交流等。在此不再多加详述。

总的来看,清末民初多种形式的茶业振兴活动对改良茶叶采制技术、提高茶叶质量、恢复茶区生机、推进茶业近代化、增强茶业竞争力,起到了某些积极作用。这种作用不但延缓了中国茶业衰落的速度,甚至还使有些植茶业衰落的地区出现了某些转机。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中国茶叶外销衰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它虽使中国茶业整体上走向不可避免的萧条,但又刺激中国传统茶业开始向近代茶业艰难转移。这种曲折中的发展,为现代中国茶业进步积累了必要条件,提供了动力源泉,是当代中国茶叶外销再次跃居世界前列的历史原因。

 



[1] 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陶德臣:《中国茶叶商品经济研究》(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传统市场研究——以茶叶为考察中心》(北京:长虹出版公司2013年版)及数十篇相关论文。陈椽:《茶业通史》(北京:农业出版社1984年版)、《中国茶叶外销史》(台北:碧山岩出版社1993年版)也很重要。姚国坤,张莉颖,吕志鹏:《中国清代茶叶对外贸易》(澳门:民政总署文化康体部2007年版)是清代茶叶贸易的著作。台湾学者陈慈玉:《近代中国茶叶贸易与世界市场》(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77年版)、《生津解渴——中国茶叶的全球化》(台北:三民书局2008年版)、《近代中国茶业之发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研究了近代中国茶叶与国际市场的关系。

[2] 根据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93页及吴觉农,范和钧:《中国茶业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69171页(计算)和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81页。

[3]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061607页(计算)并参阅刘廷冕:《近五十年华茶出洋之指数及百分比》,《统计月报》第2卷第2期(甲表)《近五十年华茶出洋之指数》,19322月(注:1920年数字原为88873135,误,应为8873135)。货币关两折合美元的比率依据李明银,武树帜编著:《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史况》,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8182页。

[4] 徐雪筠,等译:《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378379页。

[5]《鄂茶亏本》,《农学报》第4期,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下。

[6]《光绪十六年福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79页。

[7]《论中国挽回茶业之难》,译《热地农务报》,《农学报》第17期,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下。

[8]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75页。

[9]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53页。

[10] 陶德臣:《中国茶叶商品经济研究》,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页、第206页。

[11]《申报》,1894418日、5月初6

[12]《茶事近闻》,《农学报》第29期,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中。

[13]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44页。

[14]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46页。

[15]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661467页。

[16]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061607页并参阅刘廷冕:《近五十年华茶出洋之指数及百分比》,《统计月报》第2卷第2期(甲表)《近五十年华茶出洋之指数》,19322月(注:1920年数字原为88873135,误,应为8873135)。注:问渔:《中国五十二年中五项重要输出品》(《人文月刊》第1卷第3期,民国19415日)个别年份数字不同。

[17] 罗玉东:《中国厘金史》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62563页。

[18]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64页。

[19]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65页。

[20]《申报》,18977月初8

[21]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73页。

[22]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76页。

[23]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北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85页。

[24]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北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81页。

[25]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85186页。

[26]《户部议复奏整顿茶务折》,《知新报》,澳门基金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593594页。

[27] 史念书:《清末民初我国各地茶业振兴纪实》(《农业考古》1991年第2期)首开其研究,朱从兵:《设想与努力:1890年代挽救华茶之制度建构》(《中国农史》2009 年第1期)、苑朋欣:《商部——农工商部与清末茶业的振兴》(《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茶业振兴问题,可视作对史念书一文论述的深化。

[28] 中国茶叶学会编:《吴觉农选集》,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7年版,第259页。

[29]《商部劄行各商会改良茶业章程》,《东方杂志》第3卷第8期,光绪三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30] 陶德臣:《近代中国茶业经营制度的创新》,《茶业通报》2003年第4期。

[31] 陶德臣:《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中印茶业比较研究》,《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历史时期中印茶业交流研究》,《饮食文化研究》2006年第2

[32] North  China  Herald18871027日,第446页。

[33]《中国旧海关史料》编辑委员会:《中国旧海关史料》第10册,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565页。

[34] North  China  Herald18871027日,第446页。

[35] 陶德臣:《中国茶叶商品经济研究》,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566576页。

[36] North  China  Herald189710日,第1092页。

[37]《湖广总督张饬商务局申劝茶商购机制茶札》,《农学报》第78期,光绪二十五年七月下。

[38] 俞海清:《江西之茶业》,《国际贸易导报》第4卷第4期,193291日。

[39]《中国茶业之改良》,罗罗译《远东时报》,载《东方杂志》第15卷第5期,民国 75月。

[40] 陶德臣:《荷属印度尼西亚茶产述论》,《农业考古》1996年第2期、《南亚茶业述论》,《农业考古》1996年第4期、《近代日本茶产与市场——兼论对中国茶业的影响》,《农业考古》1998年第2期、《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中印茶业比较研究》,《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历史时期中印茶业经济交流研究》,《饮食文化研究》2006年第2期、《印度茶业的崛起及对中国茶业的影响与打击》,《中国农史》2007年第1期、《英属锡兰茶业经济的崛起及其对中国茶产业的影响》,《近代中国》第19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

[41]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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