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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清香:从晚清民国茶馆看中国近代公共伦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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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该文是首届全国茶道哲学高峰论坛的会议论文,修改完善后在《伦理学研究》2018年第5期全文发表。经作者授权,在本网站全文推送。

 

中国近代随着公共空间的发育与扩大,公共伦理生活逐步发展,与此相适应,时代也提出了包含着更多公共性的新道德要求。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因其公共性而呈现出与传统熟人社会相异的特质,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公共性的要求。公共性既是公共空间的特质,也是公共伦理生活的道德要求。各种类型的茶馆在近代中国盛行,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公共场所,茶馆的普及过程伴随着民众公共伦理生活的丰富和新道德的提倡。本文试图透过茶馆来观察公共空间在中国近代民众伦理生活中的作用,讨论近代中国茶馆作为公共空间的特点和意义,以及近代中国建构新道德尤其是新公德的努力和困境。 

一,茶馆的盛行

文中采用的资料基于《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中的《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1833~1911)》和《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在该数据库中,以“茶”为搜索词得到的文章有26000多篇,以茶的经营场为题的文章近千篇,最早的文献出现在1905年,20世纪30、40年代是高峰。其中政府的告示和知识精英的记叙点评占到绝大多数。这说明当时的报刊表达的多是官方立场和知识精英的态度。他们对茶馆的关注,较少涉及到这个行业的经济发展,而集中在茶馆所反映出的社会道德状况、茶馆对社会风俗的影响、以及如何通过茶馆这个空间对民众道德进行引领等方面。这为我们从公共空间角度考察茶馆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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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近千篇文章可以看出,近代经营茶饮的场所非常普遍,遍布全国各地。单从文章名字看,《北京茶馆》、《广东茶馆》、《苏州的茶馆》、《昆明的茶馆》、《古都郊外的野茶馆》、《成都的茶馆》、《成都平原山村茶馆》、《谈谈樊城的茶馆》、《谈沈阳的茶馆》[i]等等,涉及地区广泛,说明茶馆在当时是非常普及的。其中被频繁提到的有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南京、苏州、成都、重庆、昆明、青岛等城市。被提及的最北的城市是长春,最南是香港。可见,茶馆的盛行并不受限于茶叶产地,而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扩展开来。此外,不仅经济发达的城市有城市茶馆,乡村茶馆、野茶馆也有存在广泛的市场。在农村地区,家里地方不大、农闲要有个打发时间的去处、茶馆不贵还好玩、民众有能力去等等,这些因素促成了乡村茶馆的繁荣。有记载,“在昆明县(云南)的每个农村里,无论人家多少,至少总要有一个茶馆,给予村中人和外边的旅客以无上的便利。”[1](P29)一篇江苏农村茶馆的文章写道:“本省无论江南北,都差不多凡有十家二十家的乡镇,必定有一个茶馆。”[2](P2)可以想见当时农村茶馆至少在某些地区非常盛行。而野茶馆则往往在游人较多的地方临时设置,如满足逛庙会的人、清明时节春游的人的需要而设立在郊外的茶馆。根据规模的大小,茶馆大致有茶楼、茶馆、茶园、茶舍、茶室、茶棚等几种形式,但名称上并不能完全区分出茶馆的类型,有时只是叫法的不同,本文方便从事,统称为茶馆。从经营内容上,有只经营茶饮的清茶馆,还有与其他营业形式结合起来的如书茶馆、茶酒馆等等。1938年,《电声》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即为《重庆居民,消磨在茶馆的时间金钱,每天茶客总数二万四千余》[3],可见当时茶馆之盛。

茶馆之所以能够如此普及,主要是因为茶馆发展到近代,其功能更加广泛,可以满足人们的多种需要。人们可以在这里解渴歇息,这是茶馆最基本的功能。此外茶馆还是谈生意、休闲娱乐、交流信息的场所。茶馆先天的优势可为消息传播提供便利的条件。至于关键的时期,如抗战时期,茶馆就成了传播政情军事、鼓舞人们斗志的好场所了。茶馆还是一个引领舆论的场所。在茶馆中,人们作为消费者,有一种平等的感觉。因而“民众真正意识,往往于茶馆中尽情发抒,盖吾人于茶余酒后,纵论古今,月旦人物,是非政法,表彰公道,善者则称颂不置,恶者则贬斥有加,里政乡绅,俱惧流言而不敢肆意恣行,恒恃此清议,以观人心之向背,村夫愚妇,畏人指责,而不敢犯法为非。”茶馆还可通过引领舆论,完成劝导为善的功能:“设能于此发挥劝导警惕之作用,明布国家法令,奖励改过迁善,于社会治安、抗战前途,为利非浅也。”[4](P6)于是,政府发布新生活运动,提倡茶馆里改演文明戏,在茶馆挂上国旗乃至世界知名人士画像;精英为茶馆布置上书架,提供读信写信的服务,定期举行演讲,这些都是在借助茶馆这个平台为民众提供进步的观念,改变茶馆信息的内容,引导民众向善。茶馆还可以是解决纠纷的场所。尤其在乡下国家权力暂时达不到的地方,茶馆甚至可以起到官衙的作用。“倘使乡下人演出了斗争,双方便都至‘茶馆’去理论。农民视‘茶馆’简直是‘司法机关’。”[5](P11) “保甲人员,硕望乡绅,裁断是非曲直,即常在茶馆之中。”[4](P6)而一些黑社会的人也借茶馆之地来处理帮派内的事务。[ii]

茶馆本身就是人群聚会的场所,加上茶馆的普及,使得茶馆成为特别重要的公共场所。有人描写:“举凡通都大邑,县城重镇,穷乡僻壤,渡口野店,莫不竹几横陈,桌凳罗列,上自政府官吏,下至走卒贩夫,各以其需要之不同,环境之各别,盘踞一席,高谈阔论于其间。会人者,议事者,交易者,消闲者,解渴者,种种形色,不一而足。于是茶馆无形中有吸引群众,使以此为活动中心之趋势。”[4](P5)可见当时茶馆之盛以及人们生活对茶馆的依赖。这种状况足以说明,茶馆在近代成为非常重要的公共空间。

 

二,伦理生活的展开

茶馆是社会风俗的真实客观的展现场所。茶馆作为公共空间,各色人等的言谈举止都可以得到充分体现,茶馆里展现出来的民众行为应是当时人们真实的想法和追求,所以说茶馆是民众伦理生活状况真实表现的场所。当然展示出的人们的精神面貌和思想观念既有消极的,也有积极的。

茶馆首先是一个经济实体,以挣钱为主要目的。所以,常因为贪图利益而容许吸食鸦片、赌博、卖淫的行为。这些现象在清代茶馆盛行时期也是存在的,只是官府和社会并没有多加干预。近代以来,政府和知识分子痛恨这些行为,并将其与国民劣根性和国家赢弱联系起来而痛加批判。例如,知识精英很是痛心于茶馆里摆上烟枪这件事情,认为鸦片借茶馆这一场所售卖,对个人和社会都有严重的负面影响。有人记叙说: “有一件最令人惊骇而伤心的事,便是茶馆里触目皆是的鸦片烟灯,烟灯公开摆在床铺上,所以普通每一个茶馆,里面的茶桌,倒不如烟铺多,因为去喝茶的人,都有鸦片烟瘾的。”“设若茶馆有二层楼房,那第二层,完全是吸烟的床铺……实在讲起来,这些茶馆确是烟馆的别名。” [1](P29) 由于茶馆兼卖鸦片,推进了鸦片的消费,影响了民众的生产生活。甚至在昆明乡村:“农夫下田之先,总来到这茶馆,吸足了烟才动身的,由田间归来之后,也到茶馆里去吸足了烟,才回家的。倘若我们走到田中去散散步,看见作工的农民,大半是女子和儿童,体强力足的壮丁反不多见。”[1](P29)除了鸦片,茶馆往往还容纳赌博。风气盛时,“吃茶倒似乎已经成了副业,至要的倒是在赌钱,一天到晚,一年到头”[5](P11)。赌博难免大呼小叫,制造噪音,影响邻里。赌博不可能总盈,绝大部分人在绝大多数时间是输的。但赌博上瘾,总是输的赌博更上瘾,于是辛苦得来的钱如水一般流走,家里的日子没法过了,母亲妻子到赌场来拉人也无济于事。对个人、对家庭、对社会,赌博无一是处。

对吸食鸦片、赌博等明显不道德的行为,大部分人看得清楚。但茶馆的消遣性质对人意志的消解作用,被很多人忽视。根据刘风云的研究,晚清以后官府腐败,然而茶馆异常兴盛,茶馆经营态势与政治的日趋衰落相反,呈现出兴旺发达之势。[iii]但晚清整个社会包括先进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将此看作异常的态势。但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启蒙的进行,慢慢地人们看到消遣之于强国认为之间的紧张关系。叶绍钧[iv]谈茶馆的影响说过:“茶馆是游手好闲者的养成所,一个还能做一点事的人,只要在茶馆里坐这么十天半个月,精力就颓唐了,神思就昏浊了。尤其难堪的,是思想走上了另外一条路,谄笑,谩骂,否定一切,批驳一切,自己却不负一点责任,说出话来,自成一种所谓‘茶馆风格’。”[5](P11)这在主张启蒙、主张力行以救国的年代背景下确实可以看作是道德堕落的表现:“我常看见许多好青年,都沉溺在清谈闲乐的茶碗之中,以吃茶为他的人生观,每日除吃茶外无他事,这实在是一种大损失。”[2](P2)这不但是个人的损失,更是国家社会的损失。上文提到重庆茶馆消费旺盛,作者经过一番计算,提出按一年计算,“人数方面足够组织八师军队,时间方面则足够完成一条公路,金钱则足够购备两团步兵用的步枪。”接着作者说:“‘假使重庆人把坐茶馆的时间,用在革命事业上,则中国革命早已成功。’蒋委员长这句话说得真对!”[3](P76)不管蒋介石是否真得说过这句话,民众在茶馆消遣娱乐的行为在特定的情景下确实显得不那么协调。

此外,有的地方茶馆成为藏污纳垢之地。茶馆全天性营业,是有闲暇者消磨时光的地方,因而很多游手好闲的人聚集于此,黑社会组织如当地哥老会就常以茶馆为聚集地,甚至“流氓地痞,亦多假借名号,呼朋啸侣,寄迹其中,伎俩鬼蜮,奸诈百出”。[4](P6)

茶馆作为一个公共场,当然不仅展示民众伦理生活中消极的方面,还可以展示积极的方面。特别值得提及的是,近代人们女性观念的变化可从茶馆这一小的视角展开。茶馆里涉嫌卖淫的女性,向来为社会风俗所不容,也为政府和精英们所警惕。但茶馆里出现的女性显然不必然会与此相关。于是对女子进茶馆——包括消费者和从业者,社会呈现出从严防死守百般阻挠到不情愿承认再到规范管理的转变过程。从女子进茶馆消费来看,较早的文章(1906)批评茶馆设立女座,认为允许女子进茶馆,男女混坐有伤风化。[6](P10)而同样是批判性的视角,1947年的文章不再禁止女性进入茶馆,而操心起进茶馆的女学生的衣着仪表。[7](P2)茶馆作为一个公共空间,社会对其从业者的观点变化也可以反映近代女性地位的变迁。早期社会绝对禁止茶馆使用女性做服务人员,女性茶馆服务员被想当然地贴上淫秽的标签。1930年前后,面对茶馆纷纷聘请女招待的趋势,各地纷纷出台政策加强茶馆女招待的管理,如1929年南宁取缔茶楼酒店及娱乐场雇佣女招待暂行规则、1931年青岛市茶楼酒馆女招待取缔简则、1935年广州酒楼茶馆雇佣女工办法等等。这些管理政策的出现,首先说明进入茶馆工作的女子在当时不是特例;其次也说明,对于茶馆女招待的性别认可尚存在困难。从政策的具体内容上看,在价值上,有伤风化的顾虑和男女平等的新观念之间的冲击在当时还是很强烈的,所以经常有“查禁茶楼女工”、“取缔茶馆女招待”的呼声出现。而在这些呼声中,也有对“男女平等”、“女子从业权利”的考量。如青岛市政府发布指令“茶楼酒馆女招待取缔简则”,同时公开的“原呈”中给出了理由:一方面“此项女招待为女子职业之一,衡之今日男女平等似应准予添用”,一方面“如果漫无限制,诚恐日久流弊滋多”[8](P10)。所谓流弊,当然就是担心女招待做出有伤风化之举。到了1940年代,各地女工工会组织纷纷成立,茶馆女工寻求自己的职业权利,并积极参加到社会活动中,展现自己的价值。“茶室工会女会员,热心募款劳军,募得国币六十余元”[9](P42)的报道便证明茶馆女工的社会地位和价值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社会的认可。


 

 [i] 参见金受申.北京茶馆[J].立言画刊,1938,(10); 明道.广东茶馆[J].上海常识,上海常识,1928,(28); 葑溪.苏州的茶馆[J].中美周报,1948,(307); 爵士.苏州的茶馆[J].光芒,1934,1(12); 班公.昆明的茶馆[J].旅行杂志, 1939, 13 (7); 忠枢.古都郊外的野茶馆[J].金声(上海),1940,(17); 余冰魂.成都的茶馆[J].西北风,1936,(11); 王庆源.成都平原山村茶馆[J].风土什志,1944,1(4); 马鸿瑞.谈谈樊城的茶馆[J].西北风,1937,(16); 司徒策.谈沈阳的茶馆[J].物调旬刊,1948,(46); 昆明的农村茶馆[J].兴华,1934,31(39).

[ii] 王笛在其著作《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中专门对成都的底层秘密组织袍哥进行了论述。袍哥是哥老会在四川的称呼。

[iii] 刘凤云在《清代的茶馆及其社会化的空间》中对整个清代的茶馆的作用做了研究,详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第110页。

[iv] 即叶圣陶先生。此处是陆合丰在《农村中之茶馆问题》一文中转述叶圣陶《倪焕之》中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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