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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润稼:论中华茶道哲学的“心”“智”圆融——以儒学“格物致知”为基础的省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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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作者王润稼博士为北方工业大学讲师、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此文已经全文刊登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45-50页。经作者本人的授权,在本网站全文推送。

 王润稼[①]

[ 茶道哲学的产生受所处地域文化生态的深刻影响,持有不同文化观念之人会形成对茶道哲学的不同理解,人们以茶为媒,将自己先在的思想见解、哲学理念投入茶事之中,形成了多元的茶道哲学理路。格物致知作为儒学的重要理念,内在关涉了认识论与心性论的双重向度,其内在的精神义理也深刻影响着中华茶道的文化构念与哲学运思。无论是格茶之后实现的智苏与心醒,还是中华茶礼的人文实践,都无不体现出中华茶道哲学对心性论与认识论的独特理解,实现了心与智、情与理的统合交融。

[关键词中华茶道哲学;格物致知;心与智;圆融

 

茶道作为一种精神性的文化存在,从根本上受所处地域文化生态的影响。中华文化构念之下形成的茶道,以及其背后所蕴含的哲学义理、价值追求,实质上是对本土文化的一种言说与表达。中华茶道所内在呈现出的是中国人独特的思维理路、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亦即国民性格和民族心性的生动显扬。茶,作为自然之物,其自身本不构成特定的文化意象,只有当茶被人所发现,为人所关照,人将自身的情感、运思投射到茶之中,才产生出茶文化。因此,茶成为彰显人之心性、展现人之才思的负载与良媒。茶文化并非是先验地存在于人类世界之外,其生成与发展离不开具有人文关怀的茶人,是人在品茶中赋予了茶以文化内涵与哲学意象,而品茶的人,已先在地具有了自己的文化视野与价值关照,这必然反映到茶人对茶文化的理解之中。中、日、韩以及西方何以对茶文化具有多元的差别性理解,其原因正在于自身先在的文化前见。儒学作为中华文明传统中的主流文化,对国民性格影响深远,无论是社会大传统还是民间小传统,都无不透露出儒学的价值理念。本文试图以儒学为理论根基,以“格物致知”为分析基础,发掘中华茶道与儒学的内在关联,进而对中华茶道中认识论与心性论的统合做出可能的诠释。

 

一、格物致知:“智”与“心”的双重关涉

梁漱溟在其所著《中国文化要义》中,对东西方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比较,得出中国文化个性殊强的结论,他讲道:“中国以偌大民族,偌大地域,各方风土人情之异,语言之多隔,交通之不便,所以树立其文化之统一者,自必有为此一民族社会所共信共喻共涵育生息之一精神中心在。惟以此中心,而后文化推广得出,民族生命扩延得久,异族迭入而先后同化不为碍。”[1]99儒学作为传统中国的主流文化形态,对于国民的思维方式、内在品格、生活态度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显现中国文化要义的伦理本位、礼俗传统、道德规约等也都以儒学思想为导向。牟宗三曾撰文明晰了中西文化的内在差异,他认为,中国文化具有“综合的尽理精神”,是道德的、实践的、内向的、天人合德的;而西方文化则是一种“分解的尽理精神”,是自然的、观解的、外向的、与物为对的。牟宗三生动地指出,西方文化精神可谓“方以智”,中国文化的“综合的尽理”则是“圆而神”。[2]70由此可见,在儒家文化构念之下,情与理、内与外、认识论与心性论等呈现出一种和谐圆融的状态,这典型地表现在儒学对“格物致知”的发明理解之中。

格物致知,最早见于儒家经典《礼记·大学》中的如下表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大学》所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养成圣“八条目”之中,格物和致知是作为“八条目”初始二目存在的,这足以看出格物致知在儒学体系和个人修身中的本根性地位。后世众多儒学思想家在不离儒门本义的前提下,对格物致知有着多样的理解。其中最具有代表性,亦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以二程、朱熹等为代表的宋明理学一派对格物致知的发微。

程颐对格物致知有着经典解释:“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也。穷其理,然后足以致之;不穷则不能致也。格物者适道之始,欲思格物,则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致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则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二程集》上册)程颐将“格”解释为“穷”,将“物”解释为“理”,因此“格物”就是“穷理”,即“穷尽道理”;“致”是“尽”或“推致”的意思,“知”是人们所寻求的道理。依儒学看来,“物我一理,明此则尽彼”,天下万物,虽然各不相同、各有其性,但追根溯源之后就会发现它们都是出于一个理,也就是儒家所讲的“天理”。格物致知,正是通过体察事物来了解、穷尽其中的理,以此获得智识、完善本心,最终通达“天理”。

人的智思与善性非由外铄,而为天性本然所有,但人们在后天的生活中,过分追迷于外在欲念,从而遮蔽了本有的心性与智慧。格物致知的功夫意在使人认识自己、看清世界。所谓:“‘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迁,迷而不知,则天理灭矣,故圣人欲格之。”(《二程集》上册)因此,格物致知,是一种深刻的觉解。它以体认天理为终极旨归,内在关涉了智与心的双重向度。一方面,格物致知可以在辨识万物之中洞察天理,增进人的智识。儒家所格之物的范围极为广博,自然万物均在其认知视野之内。程颐认为“一草一木皆有理,须是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儒学思想中,格物并没有拘泥于特定的某事某物,而是有一个广大范围,“读书讲明义理”“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应事接物而处其当”等等,都属于格物的范畴以使人致知。如此以来,主体自身的智慧必然在认识万物的过程中不断增益。另一方面,格物致知需向里用力、反躬自省,注重本心的居敬涵养、主一无适,在此修炼进程中,“心”“性”“智”是一体的,“万物皆备于我矣”,内在自我与外在万物是关联互通的。由此可见,格物致知既是儒学认知事物的运思方式,是一种智的习得;也是儒学锤炼心性的修养功夫,是一种心的苏醒。它关涉了心与智的双重向度,将认识论与心性论统合为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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