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与传统思想的关联角度上看，中国茶道的具体内容可以表达为如下三个方面，即闲、隐、乐。三者统一到人，媒介是茶。“闲”是中国茶道的心理基础，“隐”是中国茶道的社会主张，“乐”是中国茶道的价值追求，就三者的内在关系来讲，“闲”是前提条件，“隐”和“乐”是刻意营造或试图表达的精神状态。

“闲”在中国文化中有多重含义，负面的是指不事稼穑、游手好闲、吃闲饭；正面的是指从容、优裕、散淡、豁达，正面的含义中既包括品质方面，也包括生活方式。与茶道关联的“闲”显然是指后者。鲁迅在《喝茶》一文中说道，“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就须有工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闲”就是有工夫，并且肯在茶上下工夫，茶因闲得以成就，闲因茶得以充实。不过，闲时吃茶与吃茶以度闲是不同的，前者仅仅将吃茶当做短暂的过程，一系列事项中的片刻停留，吃茶只是手段；后者却是将吃茶本身当做一件顶重要的事，全身心沉浸吃茶中，闲暇只是预备来吃茶的。

时间上的闲只是一个方面，重要的是心理上、精神上的闲，这是一种生活态度，即从容应对，等闲看过苦难沧桑、视荣辱或声誉为身外物，置之度外，心中只有茶，将我融于茶，将茶化作我。这样的“闲”正是精神成长、自我发掘和自由意志伸张所必备的思想品质，得闲之真谛的人才会在意向内观照，求取独立的个体我。

早期的儒家，如孔子、孟子都是反对隐居的生活，也对隐者大加鞭挞，但魏晋之后的儒家因吸收了道家、佛教思想，对“隐”的理解有了变化，开始主动接纳“隐”。如范仲淹说到，“居庙堂之上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身”，出世有为与退世无为都得到了同样的肯定。从价值论上说，“隐”的消极含义是保全其身，明哲保身；“隐”的积极含义则是脱俗、淡泊、精俭、洁身自好，这不是被动的退让、逃避，而是在知其不可为或者无力改换他人/社会时、仍然顽强保留自身的处世原则、固守内心的道德律，这是以一己之力抗争凡俗世界、庸常大众的随波逐流，不做犬儒，放弃世常的名利而求取个人的精神圆满。

“隐”要有强大的内心支持才可持久，避喧嚣而处落寞，离繁华而安清贫，这非一般人可为。陆羽在《茶经》里说，“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他不是说喝茶后，人就自动获得了“精行俭德”，相反，那些本就“精行俭德之人”是最宜饮茶的，陆羽的意思十分明了，那就是人选择了茶，茶的德行是人的德性之外显，饮者之品性投射到茶这一实物上。禅茶一味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立言的，佛家弟子之所以选择茶来解经悟道其缘由也基于此。

“乐”是中国儒家的重要主张，甚至也可以说是它的一大特点。孔子曾言，“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孟子提出“与民同乐”，范仲淹的“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成为了儒者精神品格的写照。儒家的人格通常被归结为“孔颜之乐”。西方哲人康德提出了德福一致，中国儒家乃至深受儒家思想侵染的中国人更加倾心于“德乐合一”，如助人为乐、乐于助人、乐善好施，都是将行善、助人与快乐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快乐是一种因所认同的价值得到实现而产生的内心愉悦，是一种精神快乐，体现了“众乐乐”般的精神快感。

“乐”使中国茶道明显有别于日本茶道。日本茶道生发于佛教寺院，最初由出家人阐发和传承，以后形成的茶道流派“三千家”，也严格维护了师徒授受关系，具有高度的封闭性，因此属于小众文化或雅文化，在其精神内涵上突出的是施茶、吃茶过程中的寂、静、敬的成分，走向了纯粹形式化的理念体悟。中国茶文化在唐代兴起时就是雅俗共赏，宋代出现茶道时，也是同时存在士大夫、寺院、宫廷、世家、平民等不同的表现形式，茶文化流布广泛，是因为吃茶人都接受了其中的乐趣。中国茶道之乐是重申了对此世的投入和对现实的关切。无数的历史事件表明，无论身处何种情境下，多数中国人都易于快速接受现状，这与中国茶道乃至中国文化中的乐观主义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