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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茶道中的儒家精神——第四届两岸第四茶文化高峰论坛专题演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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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与传统思想的关联角度上看,中国茶道的具体内容可以表达为如下三个方面,即闲、隐、乐。三者统一到人,媒介是茶。“闲”是中国茶道的心理基础,“隐”是中国茶道的社会主张,“乐”是中国茶道的价值追求,就三者的内在关系来讲,“闲”是前提条件,“隐”和“乐”是刻意营造或试图表达的精神状态。

“闲”在中国文化中有多重含义,负面的是指不事稼穑、游手好闲、吃闲饭;正面的是指从容、优裕、散淡、豁达,正面的含义中既包括品质方面,也包括生活方式。与茶道关联的“闲”显然是指后者。鲁迅在《喝茶》一文中说道,“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就须有工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闲”就是有工夫,并且肯在茶上下工夫,茶因闲得以成就,闲因茶得以充实。不过,闲时吃茶与吃茶以度闲是不同的,前者仅仅将吃茶当做短暂的过程,一系列事项中的片刻停留,吃茶只是手段;后者却是将吃茶本身当做一件顶重要的事,全身心沉浸吃茶中,闲暇只是预备来吃茶的。

时间上的闲只是一个方面,重要的是心理上、精神上的闲,这是一种生活态度,即从容应对,等闲看过苦难沧桑、视荣辱或声誉为身外物,置之度外,心中只有茶,将我融于茶,将茶化作我。这样的“闲”正是精神成长、自我发掘和自由意志伸张所必备的思想品质,得闲之真谛的人才会在意向内观照,求取独立的个体我。

早期的儒家,如孔子、孟子都是反对隐居的生活,也对隐者大加鞭挞,但魏晋之后的儒家因吸收了道家、佛教思想,对“隐”的理解有了变化,开始主动接纳“隐”。如范仲淹说到,“居庙堂之上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身”,出世有为与退世无为都得到了同样的肯定。从价值论上说,“隐”的消极含义是保全其身,明哲保身;“隐”的积极含义则是脱俗、淡泊、精俭、洁身自好,这不是被动的退让、逃避,而是在知其不可为或者无力改换他人/社会时、仍然顽强保留自身的处世原则、固守内心的道德律,这是以一己之力抗争凡俗世界、庸常大众的随波逐流,不做犬儒,放弃世常的名利而求取个人的精神圆满。

“隐”要有强大的内心支持才可持久,避喧嚣而处落寞,离繁华而安清贫,这非一般人可为。陆羽在《茶经》里说,“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他不是说喝茶后,人就自动获得了“精行俭德”,相反,那些本就“精行俭德之人”是最宜饮茶的,陆羽的意思十分明了,那就是人选择了茶,茶的德行是人的德性之外显,饮者之品性投射到茶这一实物上。禅茶一味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立言的,佛家弟子之所以选择茶来解经悟道其缘由也基于此。

“乐”是中国儒家的重要主张,甚至也可以说是它的一大特点。孔子曾言,“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孟子提出“与民同乐”,范仲淹的“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成为了儒者精神品格的写照。儒家的人格通常被归结为“孔颜之乐”。西方哲人康德提出了德福一致,中国儒家乃至深受儒家思想侵染的中国人更加倾心于“德乐合一”,如助人为乐、乐于助人、乐善好施,都是将行善、助人与快乐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快乐是一种因所认同的价值得到实现而产生的内心愉悦,是一种精神快乐,体现了“众乐乐”般的精神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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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使中国茶道明显有别于日本茶道。日本茶道生发于佛教寺院,最初由出家人阐发和传承,以后形成的茶道流派“三千家”,也严格维护了师徒授受关系,具有高度的封闭性,因此属于小众文化或雅文化,在其精神内涵上突出的是施茶、吃茶过程中的寂、静、敬的成分,走向了纯粹形式化的理念体悟。中国茶文化在唐代兴起时就是雅俗共赏,宋代出现茶道时,也是同时存在士大夫、寺院、宫廷、世家、平民等不同的表现形式,茶文化流布广泛,是因为吃茶人都接受了其中的乐趣。中国茶道之乐是重申了对此世的投入和对现实的关切。无数的历史事件表明,无论身处何种情境下,多数中国人都易于快速接受现状,这与中国茶道乃至中国文化中的乐观主义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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