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作者为陆军工程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茶业经济和文化史、军事历史、党的创新理论。此文刊登于《农业考古》2020年第2期。经作者授权，在本微信公众号推送，以飨读者。

陶德臣

 

摘  要：茶叶是清代中英贸易的核心商品。18世纪50年代起，英国成为中国茶叶最大输出国。茶叶贸易为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带来了巨额利益，也是清朝官府对英国使用茶叶武器的现实基础。清朝茶叶武器的认知来源于古代的以茶治边政策，只不过运用对象从对待周边少数民族转移到对待西方来华贸易国家。清朝对俄罗斯、安延集都使用过茶叶武器，对英国使用茶叶武器则不过增加了一次实践罢了。对英国使用茶叶武器思想具有多层次性，即英国绝对需茶、以茶可制英国及以茶制英方式。但对英国使用茶叶武器最终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主要原因是高估了茶叶武器的作用，低估了英国的侵略野心以及道光皇帝经常反复无常。

关键词：清朝官府；茶叶武器；原因；内容；失败原因

The qing government's cognition of tea weapon

Dao  Dechen

Abstract: Tea was the core commodity of Sino-British trade in qing dynasty. Since the 1750s, Britain has been the largest exporter of tea to China. Tea trade brought huge benefits to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nd the east India company, and it was also the realistic basis for the qing government to use tea weapons against Britain. The cognition of the qing dynasty's tea weapon comes from the ancient policy of governing the border with tea, but the object of its use was transferred from the treatment of neighboring minorities to the treatment of western trading countries. The qing dynasty used tea weapons against Russia and anyanji, but the use of tea weapons against Britain was just one more practice. The idea of using tea weapon in England has many levels, that is, England absolutely needs tea, tea can make England and tea makes England. However, the use of tea weapons against Britain did not achieve the desired results, mainly because of overestimating the role of tea weapons, underestimating the aggressive ambitions of Britain and the frequent capricious actions of the daoguang emperor.

Key words: Qing government; tea weapons; reason; content; reason of failure

茶叶不是武器，但能起到武器的作用。鸦片战争期间，清朝政府上至皇帝，下到一般官员，都认为茶叶可以用作制裁武器的英国人，令其俯首听命，永绝鸦片之患，阻止白银外流。然后，茶叶武器在实际运用中效果并不理想，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而且招致了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战争的结果使中国开始了百年的屈辱史。为此，如何看待清朝官府对茶叶武器的认知，就显得十分重要。鉴于学术界对此无讨论专文，遂作一探讨。

一、茶叶在中英贸易结构中的核心地位

英国不是中西茶叶贸易的开拓者，但却很快超过荷兰成为中西茶叶贸易最大主顾和茶叶贸易的垄断者。1610年，荷兰人最早将茶叶作为商品输入欧洲。《茶叶全书》说：“饮茶代酒之习惯，东方与西方同一重视，惟在东方饮茶之风盛行数世纪之后，欧人始习饮之。世界上有三种主要饮料，即茶、可可及咖啡是也。可可为输入欧洲之第一种饮料，在一五二八年由西班牙人输入，而茶则越一世纪后，于一六一O年由荷兰人输入欧洲。威尼斯商人将咖啡输入欧洲，则在一六一五年，为三种饮料输入欧洲之最迟者”[1]（P14）。英国购买茶叶运到欧洲迟于荷兰。“1615年，为英人到远东营茶业之初年”，但数量极为有限，东印度公司“每次定货，只以总司事发函至其代理，求取中国上等之Chaw一罐（即闽人呼茶之音），而茶价异常昂贵，时有所谓‘掷三银块饮茶一盅’之谚，观此即知其值矣”[2]。兹见1644—1710年英国输入茶叶数量表（单位：磅）[3]（P730-731）。

年份	1644	1665	1669	1670	1671	1675-77	1678	1679	1680	1681
数量	2磅2唡	22.75	143磅8唡	79磅6唡	266磅10唡	无	4717	197	143	无
年份	1682	1683-84	1685	1686	1687	1689	1690	1691	1692	1693
数量	70	无	12070	65	4995	25300	47471	13750	18379	711
年份	1694	1695	1696	1697	1698	1699	1700	1701	1702	1703
数量	352	132	70	22290	21302	13221	90947	66738	35052	77974
年份	1704	1705	1706	1707	1708	1709	1710
数量	63141	6739	137748	32209	138712	98715	127298

以上所见，27年中共输入茶叶106132.75磅又90唡，折合约为396担。这点茶仅相当于1874年英国自中国输出茶最多年份1124315担的0.7%[4]（P1204），可见数量之少。况且，1675—1877年、1681年、1683—1684年还没有输出过茶叶。

1716年，茶叶开始成为中英贸易的重要商品。在此之前的1713年，东印度公司“忠实的布利斯”号船驶往广州，打算在广州购买179200磅茶叶、30000磅生丝，“他们不想减少茶叶的购买量”，并“首次将茶叶放入箱中取代了以往的桶装。这样装放得更紧密了，而且还能有效地保持原味”[3]（P301）。这说明茶叶输入量保持了向上一个发展的态势。1716年是关键的一年，这一年茶叶成为中英贸易的一项重要物品。“‘斯特林格’号、‘苏珊娜’号装有运往英国的茶叶、丝织品及瓷器。‘斯特林格’号船上装满了茶叶，甚至有相当部分茶叶不得不作为‘斯特林格’号的货物，装到‘苏珊娜’船上。‘苏珊娜’号船为本船装载的货物有：1565担茶叶，230担白铜和稻米、瓷器，稻米都装入瓷器中”[3]（P310）。这两船英船共装茶叶3000担，价值35085镑，占总货值的80%[5]。

18世纪20年代，茶叶成了中西贸易的核心商品。“茶叶是上帝，在他面前其他都可以牺牲”[5]，“茶叶是驱使他们前往中国的主要动力，其他的商品只是为了点缀商品种类”[6]。这时，茶叶的地位已极为重要。“中国茶叶出口额增长极快，而且茶叶成了主要贸易商品”[3]（P334）。这是因为，茶叶成了英国的大众消费品，茶叶消费数量巨大。“到了十七世纪末叶，每年输入大英帝国的茶叶平均约为2万磅。茶叶如此迅速地成了大众的消费品，以致到了1745年，政府要用限制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来威胁它，如果不能供给伦敦方面以足够数量和合理价格的茶叶。到了十八世纪末，英国对茶叶的消费量，平均每人每年超过两磅”[3]（P283）。需要指出的是，“18世纪50年代以前，荷兰是中国茶叶的最大买主”[7]，嗣后，这一地位被英国取代，并持续到1889年。据记载，1750年，英国输入茶叶1543担，荷兰却有9422担[8]（P96）。1888年，英国输入中国茶叶603738担，居第2位的为俄国，为536494担，1889年，英国输入中国茶叶433964担，居第2位，俄国输入585350担[4]（P1204-1205），占第一位。发生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英国殖民地印度、锡兰茶已兴起并趋繁荣，英国因而减少了对中国茶的输入。兹见英国进口中国茶叶年均数量表（单位：磅）[3]（P730-740）。

年代	5年进口总额	平均每年进口	指数
1670-1674	400磅26唡	80磅5.2唡	100
1675-1679	4914	982.8	1229
1680-1684	213	42.6	53
1685-1689	44096	8819.2	11024
1690-1694	80663	16132.6	20166
1695-1699	57141	11428.2	14285
1700-1704	336088	67217.6	84022
1705-1709	414123	82824.6	103531
1710-1714	903846	180769	225961
1715-1719	1671564	334312.8	417891

进入18世纪下半期，茶叶贸易更加发展，英国输入的茶叶数量达到新高。兹见下表（单位：担）[8]（P69-72）[9]（P282-284）。

年代	5年进口总额	平均每年进口	指数
1775-1779	16642	33328.4	100
1780-1784	33990	67998	204
1785-1789	703344	140668.8	422
1790-1794	544093	108818.6	327
1795-1799	771821	154364.2	463
1800-1804	1122150	224430	673
1805-1809	855991	171198.2	514
1810-1814	1238455	247691	743
1815-1819	1167919	233583.8	701
1820-1824	116954	233930.8	702
1825-1829	1328420	265684	797
1830-1834	1279063	2558126	768
1836-1840	1030642	2576605	773

注：其中1836—1840年为1836—1939年度数量，年度自当年7月1日起至次年6月30日止。

由此可见，英国茶叶进口发展速度之快。“本世纪（即18世纪——引者注）初，除去少数私运进口的茶叶而外，东印度公司每年出售的茶叶尚不超过五万磅。现在该公司每年销售两千万磅茶叶，也就是说，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茶叶的销售量增加了四百倍”[10]（P27）。鸦片战争前，茶叶进口平均达到3000磅以上，其中1838—1839年度达到40223866磅，1839—1840年度因战争影响锐减至25962919磅[4]（P282）。

随着茶叶进口数量的增多，茶叶占英国自华输出商品地位日趋重要。兹见茶叶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总货值中的比重[7]。

年份	总货值（两）	茶叶
		数量（担）	货值 （两）	占总货值比重%
1722	21850	450	119750	56%
1723	271340	6900	182500	67%
1730	469879	13583	374311	73%
1733	294025	5459	141934	48%
1736	121152	3307	87079	71%
1740	186214	6646	132960	71%
1750	507102	21543	366231	72%
1761	707000	30000	653000	92%
1766	1587266	69531	1370818	86%
1770	1413816	67128	1323849	94%
1775	1045433	22574	498644	48%
1780	2026043	61200	1125983	55%
1785	2942069	103865	2564701	87%
1790	4669811	159595	4103828	88%
1795	3521171	112840	3126198	89%
1799	4091892	157526	2545624	62%
1817	4411340	160692	4110924	93%
1819	5786222	213882	5317488	92%
1822	6154652	218327	5846014	95%
1825	5913462	209780	5913462	100%
1833	5521043	229270	5521043	100%

茶叶贸易为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带来了巨额利益。在东印度公司“垄断的最后几年中，茶叶带给英国国库的税收平均每年三百三十万镑。从中国来的茶叶提供了英国国库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和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利润”[11]（P3）。考虑到“英国政府从茶叶中获得的利润几乎和东印度公司获得的一样多”[11]（P270），那么，东印度公司利润最多的年份也会在330万英镑左右。面对如此巨大的利益及“茶叶只能从中国取得”[11]（P4）的贸易局面，英国及东印度公司都知道确保茶叶贸易万无一失的绝对重要性。因此“政府是非常关心对华贸易的性质和未来的”[9]（P270）。“除了利润的考虑之外，有一种主要的中国产品而在其他的地方所买不到的东西日益变成英国各级社会人士生活中的必需品。茶叶已经成为英国人生活的需要，在我们能够设法在其他地方用同等价钱购进同等数量和质量的茶叶之前，中国方面的来源无论如何必须加以维持”[10]（P26）。清朝政府也对英国离不开中国茶叶的情况十分清楚，正因为如此，1793年，乾隆皇帝才对来访的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10]（P545）

二、清朝皇帝官员对茶叶武器的认知

1、茶叶武器的由来

茶叶武器的认知来源于中国古代历朝施行的以茶治边政策。以茶治边政策是占据东南的统治者，利用茶叶产于东南，西北各民族必须依靠东南供给茶叶，才能满足消费需求的特点，对西北茶叶的供给，采取直接分配、限量供应的办法，达到茶马互市、驭夷治边、巩固边疆的政治经济双重目的[12]（P389-390）。这一政策首见于宋朝，明朝达到鼎盛，清朝仍在沿用，但主要用于处理外部事务特别是对外贸易。

中国古代的以茶治边政策施行约千年，得到历朝统治者重视。宋朝实行以榷茶为主的茶叶产业政策，不但禁榷川茶，用以在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博易马匹，而且在辽、金、夏交界地区，设置榷场，实行茶叶专卖，对茶叶的流向、数量、交易地点都有严格规定。

明朝充分利用少数民族嗜茶的特点，厉行茶马互市，对茶叶交易进行严格控制，希图以控制茶叶为手段，达到驭夷治边之目的。这一思想，以茶马御史杨一清的观点最为典型，也最能说明问题。他在《关中奏议》卷三《为修复茶马旧制以抚驭番众靖地方事》中说：“考之前代，自唐世回纥入贡，已以茶易茶，至宋熙宁间，乃有以茶易番马之制。所谓以摘山之利易充厩之良。戎人得茶不能为我害，中国得马足以为我利。计之得者，宜无出此”。他又说：“今金城之西，绵亘数千旦，北有敌，南有番狄，终不敢越番而南，以番人为之世仇，恐议其后，此天所以限别区域，绝内外者也。不然，则敌骑长驱，宁河岷陇之区，鲜不为其蹂践。欲晏然无事得乎，国初散处降兵，各分部落，随所指拨地方安置住扎，授之官秩，联络相承，以马为科差，以茶为价，使知虽远外小众，皆王官王民，志向中国，不敢背叛。且如一背中国，则不得茶，无茶则病且死，以是羁縻之贤于数万甲兵矣！此制西番以控北敌之上策。前代略之，而我朝独得之者也”。

清代虽于康熙年间废除茶马贸易制度，但对茶叶边销及外销仍加严控，茶叶武器的思想仍然存在。赵翼的话最为典型，他说：“中国随地产茶，无足异也。而西北游牧诸部，则恃以为命。其所食膻酪甚肥腻，非此无以清荣卫也。自前明已设茶马御史，以茶易马，外番多款塞。我朝尤以是为抚驭之资，喀尔喀及蒙古、回部无不仰给焉。太西洋距中国十万里，其番舶来，所需中国之物，亦惟茶是急，满船载归，则其用且极于西海以外矣。俄罗斯则又以中国之大黄为上药，病者非此不治。旧尝通贡使，许其市易，其入口处曰恰克图。后有数事渝约，上命绝其互市，禁大黄，勿出口，俄罗斯遂惧而不敢生事，今又许其贸易焉。天若生此二物为我朝控驭外夷之具也”[13]（P20）。

鸦片战争前，清朝已有两次利用茶叶武器的实践。一次是针对俄罗斯的中止恰克图互市；另一次是针对安延集的茶叶禁售。18世纪，中俄茶叶贸易已经兴起，但沙俄乘机不断侵扰中国边境，蚕食中国领土，支持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叛乱，唆使喀尔喀蒙古边民逃入俄境，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迫使清政府拿起闭关罢市的武器，曾暂停京师互市、库伦互市，并于1762—1768年、1778—1780年、1785—1790年3次中断恰克图互市。几乎每次罢市，清政府都要拿起“严禁大黄茶叶” [9]（P90）的尚方宝剑。沙俄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被迫作出让步，订立条约，才使恰克图贸易走上正轨。茶叶武器的成功运用，使清政府误以为茶叶、大黄发挥了神奇威力。虽然不应该否定茶叶、大黄对压服俄罗斯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当时中俄双方国力相当这一客观实际情况却被忽视了，以致于使清政府迷信起茶叶武器的巨大作用来。1750年，乾隆就道出了以茶控夷的思想，称：“俄罗斯地虽富庶，而茶布等物，必须仰给内地。且其每年贸易，获利甚厚，不能不求我通市。中国因得就所欲以控制之”[14]（P33）。确实，这时的俄罗斯，茶叶不但成了生活必需品，输入量也在不断增加，如1755—1762年，俄国进口了11000—13000普特（1普特等于16.38公斤）茶叶。1762—1785年，俄罗斯每年从恰克图输入茶叶29000普特，占自华进口总值的15%，成为自华输出品中继棉布之后的第二大进口商品。1798年，俄罗斯进口茶叶46997普特，1799年增为52343普特，1800年达到69580普特[15]（P170）。19世纪，俄罗斯进口的茶叶超过了棉花，成为自中国输入品的最主要商品。“换回茶叶，这是交易的首要目标”[15]（P168），“彼以皮来，我以茶往”[9]（P106）就是贸易的基本格局。1820年，难怪西伯利亚总督斯彼兰斯基要说：“丝织品已经结束了，棉布也差不多要结束了，剩下的是茶叶，茶叶，还是茶叶。”[15]（P168）1812—1817年，俄国平均输入的白毫茶占自华输出总额60%，1818—1824年为75%，1825—1831年为86%，1832—1838年为89%，1839—1845年为91%，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更高达95%以上[16]（P46）。闭关罢市使一向靠为过往俄国商队提供粮秣和运输为生的农户，失去了生活来源，致使“许多家庭因茶叶而贫困下来，乃至乞讨为生”。第三次闭关，甚至迫使俄国人不得不“购买和饮用从英国、荷兰和丹麦运来的茶叶，付出三倍或四倍的价钱”[16]（P42）。这当然使俄国损失很大，难以忍受。

相对而言，道光年间对安延集的茶禁则是多少有些失败一次的实践。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张格尔发动的叛乱持续七八年，到道光七年（1827年）才被最后镇压下去，之所以这样，一个重要原因是浩罕（乌兹别克斯坦）封建主的暗中支持。为此，扬威将军长龄认为有必要“断绝各外夷贸易，并严禁茶叶、大黄出卡”，以示惩罚。道光皇帝虽认为此议不错，但又担心其可行性，因而一时拿不定主意，故说：“大黄、茶叶系该夷必需之物，果能严行禁绝，俾外夷无所资生，藉擒献张格尔，为求通贸易地步，固属甚善，倘阳奉阴违，或奸贩偷漏，或兵丁卖放，致为外夷所窃笑，转属不成事体。”于是派陕甘总督那彦成赴新疆调查，严定章程，“实力稽查，不可有名无实”[17]（P1166）。

道光八年（1828年），那彦成遵命到新疆办理善后事宜。他说：“张格尔滋事，悉由安集延内外勾结”所致，故提出“请严禁安集延贸易茶叶大黄出卡”[18]（P611）的建议。因为，据他调查的结果显示：安集延（浩罕）“向准其进卡贸易，转贩内地大黄、茶叶、硝磺，接济外夷渔利。其流寓各城者，均已私行置产安家，深沭天朝德泽，与卡内回民无异，延相率助逆，戕害官兵，蹂践回民，实出情理之外，深属可恶”。现在“各城寄居安集延之人，自数十户以至百余户不等”，他们往来交接，声息相通，因此“一经变乱，遂成瓦解”，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加以解决。鉴于这种危局，那彦成重提“严禁大黄、茶叶出卡”之事，建议将涉乱商人全部加以驱逐。第一，逐步驱逐新疆外夷。善后必须除内患。应将安集延人分步全部驱逐，万不可再有因循。“凡在十年以内寄居与现贩违禁之物者，先行逐出，其余暂准居住，以安其心。以后或查有偷漏大黄、茶叶出卡，或查有囤积违禁等物件，或被人讦控有犯即逐”。第二，严禁大黄、茶叶出卡。大黄、茶叶不但为其生活必需之物，“藉此养命”，而且转贩其他部落，牟取暴利。“必须严禁出卡，示以限制，以为操纵外夷之计”。若有人私卖给安集延等夷，“即照私通例治罪”。第三，规范北路茶商贸易。北路商人从归化城等处兴贩杂茶，领票行销，请在领票商中派令作为官商，按照兰州甘司管理办法设商承领，使不与外夷交接。如各外夷恭顺，嗣后则照伊犁贸易亭设官经理。第四，裁汰陈规陋习。新疆各城大臣及本处章京、司员、笔帖式及各大小伯克，往往苛剥回众，弊非一端，应勒石加以晓谕，做到永远禁除[19]（P51-53）。

道光对那彦成的报告持谨慎态度。他说：“朕思此项人数较多，相沿已久，因不可姑息容留”，“但欲全行逐出，设办理不善，转恐激成事端，该督务当实心体察情形，持以镇静，通行各城妥办”，“以收实效”[20]（P72）。为了保险起见，道光行文伊犁将军德英阿，“严立章程，实力稽查，以杜偷漏”[20]（P143）。不久，德英阿制定出北路茶叶运销章程。这个根据天山北路具体情况、切断北路商人与浩罕商人联系的北路行茶章程，得到道光赞许，被饬令照所议行[20]（P143）。不久，“那彦成等奏严禁奸商私贩茶叶，并设局稽查一折”。他认为，“甘肃官引额销茶叶，每年例应出关二十余万封，近来行销竟至四五十万封之多，显系以无引私茶，从中影射。其行销各城，又复递加价值，每附茶一封，售银七八两至十余两不等。此等奸商私贩，勾通外夷，剥削回众，不可不严行禁绝”。“现据那彦成等酌请，每封官为定价，阿克苏价银不得过四两，喀什噶尔、叶尔羌不得过五两，作为永定之价，不许增添。并于嘉峪关地方，照杀虎口、归化城、张家口等处设立税局，阿克苏照古城设立税局，喀什噶尔、叶尔羌为行销总要之区，均设立税局，稽查工商私贩，以杜流弊”。那彦成所奏得到道光赞许，并令“俱著照所议办理，其详细章程，著那彦成等另行妥议具奏”。道光九年（1829年），那彦成“缮列规例十四条”，“分晰开列，恭呈御览，并请敕部备案”[18]（P568-571）。但大学士托津、长龄等人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商人贩茶，远赴口外行销，原为利往，如层层纳税，节节盘验，恐商人仍取给于食茶之人，茶价势必增昂。抑勒商人，减价销售，尤恐该商等裹足不前，回民或至乏食，关系非浅”。又“查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二城，向食北口商茶，并未议征税课，今伊犁等处同系口外地方，独令该处兵民买食纳税贵茶，亦不足昭平允”[20]（P159）。他们的观点是自应仍照旧章，无须另议，对那彦成的章程予以否定。道光动摇了，于是斥责那彦成私心自用，“误国启衅”，下令将那彦成撤职了事[21]（P1293）。

为了缓和与浩罕封建主的紧张关系，兵部尚书松筠奏请“卡伦以外布鲁特、霍罕等无论有何事故，严禁官捕毋许出卡查探，以杜衅端。英吉沙尔毋庸专驻大臣。安集延回众，向以贸易为生，请明降谕旨，永弛茶叶之禁。至南路各城回众，向与安集延结姻，应循旧联姻，以顺夷情”[20]（P1003）。嗣后，清政府应浩罕使臣请求，允准其“通商交易”，“所有新疆各城茶政，著仍循旧例通行，概免查禁”[20]（P1110）。这样，那彦成提出大约3年之久的严禁大黄、茶叶出卡章程完全结束，私茶再次大行其道。这种私茶包括私贩晋茶及采买湖茶私运入疆二种。道光十二年（1832年）三月，甘肃茶运总商毕新兴鉴于私茶充斥，阻碍官茶运销，故至都察院控告各处商贩“辄采买湖茶，含糊纳税，由别途运入陕甘、新疆售卖”，要求颁令禁止[22]（P61），竟然遭到清政府打击，被扣上一顶“欲变更旧章”，“实属谬妄”[22]（P219）的大帽子，革去监生衔，并施以杖责。

2、以茶制英的共识

正因为有了乾隆、道光皇帝两次以茶制夷的理论与实践，道光皇帝及其官员在对待英国的态度上取得了高度的共识，这就是以茶制英思想的形成。这种思想概括起来说，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英国绝对需茶。清政府甚至认为，离开了茶，英国人将难以存活。早在嘉庆时期，两广总督百龄在给嘉庆的奏折中就谈了茶叶、大黄的效用问题。他说：“茶叶大黄两种，尤为该国日用所必需，非此即必生病，一经断绝，不但该国每年缺少余息，日渐贫乏，并可制其死命”。包世杰也认为，“西洋人民所必需者，内地之茶叶、大黄”[23]两物。直隶总督琦善认为：“外夷土地坚刚，风日燥热。且夷人每日以牛羊作为口粮，不易消化，若无大黄，则大便不畅，夷人将活活憋死。故每餐饭后，需以大黄茶叶为通肠神药”[24]（P307）。1838年，江南道御史周顼上书道光，认为茶叶、大黄为外夷必需之物。“查外夷于中国内地茶叶、大黄，数月不食，有瞽目塞肠之患，甚至不能聊生。视鸦片之可用药解，除其为害之轻重悬殊也。内地人民不尽食鸦片，而茶叶大黄为外夷尽人所必需，其取用之多寡又悬殊也。乃外夷以无用害人之物，尚能遥执中国之利权，岂中国以有用益人之物，而不能转移外洋之银币，未尝揣度情势，辄藉口于积重难返，使中国失制用生财之道”[25]（P258-259）。直隶顺天府尹曾望颜在奏折中说：“夷人赖以为命，不可一日欠缺之物，乃茶叶、大黄。而此二物，皆我中原特产”[24]（P350）。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也认为，“惟该夷所需以为命，不可一日缺者，乃中国之大黄茶叶”[26]（P128）。以上可见，清朝官员一致认为英人无茶将无法生存。“在中国人心目中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看法，认为，茶和大黄对于西方都是必需的东西，而只有中国可以供给茶和大部分的大黄”[27]（P150）。接着他转引了1851年3月15日《北华捷报》的文字说：“来自西方的外国人都天然爱好牛奶和奶油，耽于这种奢侈嗜好的结果造成了结便的毛病，这毛病只有靠大黄和茶才可洗他们的肠胃，恢复他们的精神；一旦把这些东西予以剥夺，他们便会马上病倒”。

第二，以茶可制英国。既然英国离不开茶叶，离开了茶叶就要生病甚至死亡，那么，当然可以利用茶叶作为武器达到制夷之目的。前文引述两广总督百龄给嘉庆的奏折中已经提到：茶叶大黄“一经断绝，不但该国每年缺少余息，日渐穷乏，并可制其死命”[23]。也就是说，不但会带来严重的经济问题，还会带来致命的健康问题。林则徐认为：“至茶叶、大黄两项，臣等悉心访察，实为外夷商所必需，且夷商购买出洋，分售各路岛夷，获利尤厚，果能悉行断绝，固可制死命而收利权。唯现在各商夷商，业经遵谕呈缴烟土，自应仰乞天恩，准其照常互市，以示怀柔，所有断绝茶叶、大黄，似可暂缓置议”[25]（P66-68）。他认为，“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28]（P126）这也说明，以茶可制衡英国。

第三，以茶制夷方式。最直接的方式是闭关锁国。直隶顺天府尹曾望颜给皇帝的奏折中提出：“无论何国夷船，概不准其与我朝通商往来”[24]（P350）。这种主张无疑是一种封关禁海的政策。当然，这种主张根本行不通，也未考虑不同夷商经商的客观实际。林则徐认为要对夷商区别对待，对贩鸦片和不贩鸦片的夷商采用不同的政策，同时对主动缴烟及拒不缴烟的夷商也采取不同的政策。如果“日后再有反复，即当示以兵威，断绝茶叶、大黄，永远不准交易。俾冥顽之徒，知所儆惧”[25]（P302）。这是一种比较明智的选择。

三、清朝皇帝官员利用茶叶武器的败因

清朝皇帝官员利用茶叶武器抑制英夷的想法惨遭失败，究其原因，具有复杂性。但下面三点原因是致败的重要因素，即：高估了茶叶武器的作用，低估了英国的侵略野心，道光皇帝经常反复无常。

1、高估了茶叶武器的作用

茶叶武器思想说到底是一种贸易制裁的思想。大凡贸易制裁作用的发挥最终决定于国力的大小，实力的强弱。一般而言，只有实力雄厚的国家向弱小的国家发动贸易制裁，才可能产生真正作用并最终压服弱小国家。相反，弱国如向强国发动贸易制裁，强国完全可以利用其他手段消除影响，甚至使贸易制裁完全不起作用。历史上中国对少数民族使用茶叶武器，起到了一定作用，其原因就在于从整体实力上看，宋朝比西夏、辽、金相对强大或实力相当，更不要说比青海、甘肃、西南一带的少数民族，实力更为强大了。同样，明朝比西蕃少数民族实力也远为强大，与北方的强劲对手相比，实力也绝不逊色。所以，宋代、明代时期，以茶治边政策能够取得一定效果，统治者对此也深信不疑，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归根到底还是中原王朝足够强大。当中原王朝拿起茶叶武器，再辅之于其他手段时，周边少数民族就无力反抗，最终只得选择妥协。如蒙古采取对明朝的战争，就得不到茶叶，生活很为不便。后来，“俺答款塞，请开茶市 ”[29]（P215），茶马互市得以开展，大量茶叶流入蒙古。

清朝时期，茶叶武器的使用主要体现在三个外国对象上，即俄罗斯、安延集、英国。茶叶武器使用成功的范例是对俄罗斯、安延集的贸易制裁。然而，茶叶武器使用的成功掩盖了一个客观现象，即实力的大小。当时的俄罗斯与清朝实力相当，如果俄罗斯不接受清朝的条件，恰克图互市也就不可能重启，俄罗斯则会损失惨重。如果对清朝以武力相威胁，甚至发动战争，又无胜利的把握。在这种情况下，茶叶武器确实发挥了一定成效，迫使俄罗斯接受清朝的条件，这样才能修好通市。而浩罕属下的安延集商人虽狡诈成性，支持张格尔叛乱，给清朝造成了一定压力，但浩罕的实力远不如清朝，所以它只好一面宣称进贡，一面做些违法的勾当。当清朝举起茶叶武器时，安延集商人得不到茶叶、大黄，损失惨重。考虑到新疆的稳定和民族团结，后来清廷主动撤销制裁，恢复对安延集的茶叶、大供应。这也说明，茶叶政策是有效的，且被清政府所牢牢掌握。

对英国的贸易制裁就不同了。清政府面对的不但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更是面对的更是一个以贸易立国的国家。自乾隆后期起，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所谓盛世已经过去。经过白莲教打击，嘉庆朝已很虚弱，到道光接位后，统治危机四伏，清政府已经暮气沉沉，无力抵御西方的侵略了。此时的清政府再次举起茶叶武器，就明显略到力不从心，效果甚微。茶叶还是以前的茶叶，英国人对茶叶的需求依然一如中国少数民族对茶叶的需求那样旺盛，只是清政府感到茶叶武器再也没有以前的威力了。既然如此，仅仅靠断绝茶叶供应，英国就会俯首听命的想法不但显得多么不切实际，而且完全是一种梦想了。

2、低估了英国的侵略野心

当中国举起茶叶武器的时候，英国不仅不会俯首听命，而是多方破坏，蓄意发动一场罪恶的侵略战争，试图以战争的手段来打开茶叶自由供应的大门，将茶叶贸易建立在所谓稳定的基础上。“英政府惟一的牺牲，只是晚六个月或八个月征收茶税”。英国认为，占领了香港很重要，“这地方并且是北方来的船只汇集之地，中国政府便无法干涉它的船只，将茶、丝运到我们的船里来了”[26]（P664）。英国谋求与中国的通商条约包括如下内容：“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扬子江”，理由是“广州在北纬二十九度至三十度之间，与茶、丝、棉布产地相近，也是畅销英国呢、绒、布匹、羽纱的地域”[26]（P654）。一旦以和平手段达不到这一目的，英国就不惜发动战争，但仍以通商的名义达到目的，使清朝府的茶叶武器作用荡然无存。所以林则徐的“制伏其命”及某些官员的“禁之则穷”的观点都是听起来颇有道理，但在现实面前根本无法实现。林则徐说：“惟该夷所需以为命，不可日缺者，乃中国之大黄茶叶。臣愚以为今日要策，首在封关，无论何用夷船，概不准其互市，彼百数千十船载来之货，久不能售，其情必需，而禁绝大黄茶叶，不令商民与之交易，更有以制伏其命，彼未有不戄而求我者也”[26]（P128）。道光皇帝询问官员黄钧宰：“其国富强，有诸？”黄钧宰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其富由中国，彼以所有易茶叶，转鬻于附近诸夷，故富耳！然一日无茶则病，禁之则穷，又安能强？”[26]（P645）这简直是一派胡言乱语！即使是林则徐，也对英国的侵略野心估计不足。“就在英国人准备大举进攻中国的时候，林则徐依旧认为英国人断然不会来进犯中国。他十分自信地说，通过他的仔细观察，已经把英国人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他们不敢用侵凌其他国家的方式窥伺中华”[14]（P21）。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认识倘且如此，其他人的认知水平就更加可想而知了。颜斯综《海防余论》甚至认为，“彼之伎俩，专务震动挟制，桅上悬炮，登岸放火，占据各处地方，多用此法。然未敢尝试于大国边疆，恐停贸易，则彼国之匹头，港脚之棉花，何处销售？茶叶等货，何处购买？彼之国计民生，岂不大有关系？”[14]（P22）这番话也是谅必英国不敢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然而，现实却是残酷无情的，英国偏偏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攻城掠地，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远不是“桅上悬炮，登岸放火”这么简单了。清政府被英军打矇了，只得于1842年8月29日与英国签订了屈辱的《江宁条约》，割让香港岛，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商埠，英国自由掠夺中国茶叶的阴谋完全得逞，清政府利用茶叶武器的打算则彻底失败。

3、道光皇帝经常反复无常

一项政策是否有效，与决策者尤其是高层决策者的素质密切相关。决策者只有高瞩远盼，意志坚定，才能制定正确的决策，并使决策在实施过程中不走样，起到应有的作用。在封建时代，皇帝无疑是最高决策者，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但是，道光皇帝性格多疑，行动犹柔寡断，经常出尔反尔，反复无常，缺乏决策的坚定决心及贯彻决策的坚强意志。以这样的决策者来指导中外关系的处理，往往失误频频，甚至错误百出。其实，利用茶叶武器的失误事件，早已见之于道光皇帝对安延集贸易的处理之事上了。1828年，那彦成遵道光皇帝之命到新疆办理善后事宜，签于安延集商人在张格尔叛乱事件中的严重问题，提出了“请严禁安延集贸易茶叶大黄出卡”[18]（P611）的建议，得到道光皇帝赞许。但那彦成的行茶章程在遭到阻力时，道光皇帝就动摇了，退缩了。扬威将军长龄的调查说1830年玉素普和卓叛乱的原因之一是“驱逐安集延，查抄家财，断离眷口，禁止茶叶、大黄所致”[20]（P914）。也有人说叛乱原因是“近年不准安集延进卡贸易，深以为恨，遂与霍罕狼狈为奸”[20]（P810）。于是，道光皇帝斥责那彦成私心自用，将其撤职，严禁茶叶、大黄出卡之禁改为弛禁。这一结果实际上是道光皇帝出尔反尔的个性使然。

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鸦片战争期间，鸦片严禁派的代表林则徐提倡坚决禁烟。由于看到银荒兵弱不利于自己的统治，道光皇帝派遣林则徐去广东查禁鸦片。林则徐受任危命，设法在查禁鸦片的同时，对缴出鸦片的英商给予一定茶叶补偿，“酌量加恩，赏给茶叶，凡夷人名人缴出鸦片一箱者，酌赏茶叶五斤”[26]（P94），同时要求英商领茶时保证永不夹带鸦片，收到了很好效果，英商纷纷缴出鸦片。此外，林则徐又对茶叶“酌中定制，不许各夷逾额多远，即为箝制之方”，“谕令澳门同知，转饬西洋夷目遵照，即如茶叶一项，每岁连箱准给五十万斤，仍以三年通融并计，以示酌中之道”[26]（P203）。其目的在于防止英商从其他国家商人手中转购茶叶。英国侵略者义律不但阻止英商领取赏茶，而且积极为发动鸦片战争作最后的准备。等英国一切准备完毕后，遂于1840年6月发动了全面侵华的鸦片战争。战争的结果，英国的大炮洞穿了清朝虚弱的外表，清政府不得不割地赔款。面对英国的侵略，道光皇帝对待林则徐犹如对待那彦成一样，将林则徐革职查力，充军新疆。如此看来，道光皇帝的首施两端最终也摧垮了茶叶武器的运用。

总之，英国对茶叶的迫切需求，是清政府实施以茶制英、压服贩卖鸦片的不法商人的现实出发点。这一思想具有丰富性，包括几个基本内容，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它的失败也是必然的，并由此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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