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家开始在中国涌现。创立企业的人或者因经营企业而致富的人并非都是企业家，企业家具有特殊的品质和行事风格。中国民营企业家在思想资源上吸取了传统儒家思想，用天下情怀诠释自身的事业心，同时也广泛引入、采纳了现代西方科学管理和市场理念，他们正在书写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模式。本文以中国茶企的翘楚——云南大益集团为例，探讨如何挖掘中国茶业的文化内涵和中国茶企如何迎接世界性挑战等相关管理伦理问题。

关键词：中国茶业、中国茶企、民营企业家、大益之路

基金项目：本成果受到中国人民大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支持，项目批准号15XNGL08。

作者简介：李萍，博士、博士后，教授，博士生导师

 

管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理论——领导学认为，组织发展取决于有效的领导过程和好的领导者。这一观点与中国传统儒家所主张的德性为政者的思想不谋而合。儒家的这一思想在今日中国企业和企业家身上是如何体现的？本文将以中国茶企的代表性企业——云南大益茶叶集团为例做出分析，揭示企业家的视野、境界和个人修为等个性化因素是怎样深刻地烙印在企业的经营理念、文化价值、市场竞争策略等各个方面的，本文指出，当代中国茶业领袖所具有的天下情怀不仅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积淀的产物，更是对现代工业文明和市场社会之道德精神的体认结果。

 

一、当代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精神现象学分析

“企业家”这一概念由法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在1800年首次提出，指能够使经济资源的效率由低转高的企业所有者或经营者。“企业家精神”则是企业家组织建立和经营管理企业的综合才能的集合。在英文术语使用上，企业家（Entrepreneur）和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常常互换，进入20世纪后，企业家或企业家精神的定义已拓展到了行为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领域。在当今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或社会组织工作也开始强调企业家精神。在本文，我们将具有冒险、责任、创新意识且付出行动的管理组织最高决策人称为企业家，在目前中国，这样的企业家仍是稀缺品，值得尊重和保护。庆幸的是，中国的民营企业掌舵人中正在形成一批这样的企业家。

当代中国民营企业家有着怎样的群体像？老实说，大多是不太良好的印象，无论是官方评论还是媒体报道，不乏妖魔化、污名化的成分。在学界也是褒贬不一，经济学领域肯定的较多，人文学科则较多否定。从管理伦理学角度看，当代中国民营企业家所带来的积极意义远远大于它的消极影响，因为民营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家更符合市场精神，更具有行使伦理规范的自主性。管理伦理学作为应用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它同样强调合乎道德的行为一定是在自主自愿前提下完成的行为，任何强制的行为都不具有道德价值，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从市场拼杀出来的，经历了严酷的市场检验，在具有基本法治秩序和社会治理的开放市场条件下，消费者的多元性和市场的不确定性会形成有效的约束条件，自动限制企业任意妄为、完全自私自利的行为。经过优胜劣汰的民营企业家更有可能怀揣基业长青梦想，成为敬重文化传统和人文价值的一群人。

郑永年先生曾深刻地指出，“从建国到今天，中国的理论和政策界犯了两次教条主义。第一次就是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认为计划经济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而最近二十多年间又犯了资本主义的教条主义，认为市场经济可以解决一切问题。”[1]这种一刀切式的思维方式并非中国传统思想的继承，不过是革命式话语、运动式政治事件所构成的粗陋行政理念。与之相反，人们通常讲到的中国传统儒家提倡的则是中道的处事方式、忠恕的待人观和天人合一的自然和谐论。值得庆幸的是，在当代中国正在走向成熟的自由竞争的市场世界中，许多民营企业家的作为开始显露出鲜明的个性，特别是他们中的一些优秀分子有了强烈的文化自觉，返本开新，从深厚的中国传统儒学宝库寻找不竭的思想资源，这些人成为现代意义的“儒商”，甚至成为“华人资本主义”或“亚洲资本主义”的佐证。

 “儒家思想”并非故纸堆，而是活的传统，它一直处于发展、演变、分形的过程之中，历史上也先后出现了许多不同、有异但又相互关联的其他各种学说、流派、分支，但在儒家思想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这一意义上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意无意地接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言行中流露出或多或少的儒家思想的因子或成分。然而，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反传统、批儒家的当代中国社会，儒家思想的影响严重式微，主流群体（公务员、国有企业干部等）已经远离儒家思想，以西学为知识背景的专业人士（全部的理工科和部分文科）也较少系统接受儒家思想，草根出身的民营企业家更可能因身处的环境（远离政治中心，相对边缘化）和不受约束的阅读而接触到儒家思想，他们的思想武库中储备了一定的儒家思想，这就是笔者对当代中国民营企业家所做出的精神现象学分析。当代中国民营企业家在相对较少束缚的青少年时期从父辈的言行观察到儒家思想的痕迹，他们自身的悟性将之加以消化吸收，他们的知识是闻见之知、耳目之知，他们所理解的儒家思想是比较大众化的内容，例如仁、义、礼、信、敬长、尊老、尽孝、报恩等。从现代伦理视角看，这些内容其实都包含了正负两面性的要求，例如，“信”的消极性要求是勿食言，积极性要求是言必信行必果；“敬长”的消极性要求是“老吾老”，积极性要求是“以及人之老”。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天下情怀也正是从中生长出来的，他们并非传统士大夫那样以天下为己任，而是扎实做事，以己所能去兼及他人，“天下”是始于具体的企业、扩大至行业。这种天下情怀是将儒家思想注入现代职业道德之中，是一种中国式职业道德精神。

现实生活千变万化，独立且深入的理论研究更显必要和迫切。以邻国日本为例。日本在战后的迅速崛起及所取得的惊人成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单从国家层面对此做出解释的诸多理论就可以大致分成如下三类：第一是麦克阿瑟主义，认为是受益于美国的庇护，美国将日本纳入保护伞下，为此提供了各种便利、优惠和契机；第二是日本人主义，认为主要是日本文化自身的独特性甚至是优越性提供了无可比拟、无法复制的成功条件；第三是威尼斯主义，认为是日本经过了持续不懈的战后改革，全面拥抱西方世界，引进各种制度、消化各种技术，与西方各国建立起信任与合作的双向多赢关系等所带来的正外部性后果。实际的情况很可能是上述原因都发挥了作用，共同推动了日本经济发展，换句话说，日本经济发展这一结果是多个原因共同作用的产物。然而，现实的多元并存、交错共在并不直接就是理论的呈现方式，理论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简化指标、缩小变量范围，给出合理的解释模式，并且所提出的解释模式还可以用于回答其他类似的现象，找出那个被视作主要原因的工作就是理论抽象化的过程，对此原因进行探讨并加以学理化就可进一步确定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范式，或者成为某个理论流派。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是：面对日新月异的中国经济发展，面对层出不穷的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目前学术界所给出的解释理论却严重不足，无论数量、质量或影响力都十分匮乏。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把资本划分为三种类型：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所谓社会资本就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些持久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的网络，这一网络是同某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它从集体性拥有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2]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不同，社会资本以关系网络的形式存在，体现了社会生活中的人们之间共有的纽带。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对布迪厄的观点做了发展，他指出“蕴含某些行动者利益的事件，部分或全部处于其他行动者的控制之下。行动者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相互进行各种交换⋯⋯其结果，形成了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不仅被视为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一种社会资源。”[3]科尔曼把社会结构资源作为个人拥有的资本财产叫做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不是某些单独的实体，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不同实体。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是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并存的，每个人生来就具有这三种资本。科尔曼强调了个人对社会资本的贡献和利用的重要性。

如果说上述有关当代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精神现象学分析是一种形式因讨论，那么，社会资本理论则提供了质料因方面的分析视角。当代中国民营企业家既是充分挖掘现有社会资本的人，又是擅长构建社会资本的人，他们的关注焦点是企业持续发展，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本都会被用于其上，他们的地缘、业缘、学缘等都成为了事业出发的原始社会资本，他们在经营企业过程中构建与政府、各种行业协会、消费者的良好关系，这些都是在营造再生社会被本。他们不断试错，最后形成了各具特色、他人难以模仿或移植的企业核心竞争力，主要是企业家个人的见识和文化担当以及他们为企业设计的事业布局、行业定位、社会声誉等。当代中国民营企业家中的优秀分子正是借助丰厚的社会被本得以有了企业经营的惊人成就，与此同时他们也反哺、回馈社会公众以增益普遍的社会被本。

 

二、中国茶业和茶企的现状

总体上说，我国茶行业的产业化程度仍然不高。我国有近2000个县市种植、加工茶叶，约有8000万从业人员，大多数茶企都属于小型、微小型企业。虽然是传统出口产品，但中国茶叶“出口一直以散装为主，只能充当国外品牌茶叶的原料供应商。中国出口茶叶在国际市场上平均每千克仅值2美元左右，平均茶价比印度低四成，比斯里兰卡低六成多，甚至比肯尼亚的茶叶价格还要低20%。”[4]众所周知，为了创汇，一直以来中国出口的大多是质优价廉的产品，因此，“出口转内销”往往成为一些商家的推销噱头。唯独茶叶例外。最好的中国茶都留在了中国，相反，中国的出口茶大多是以原料、初级品的形式出口，在国内被追捧、炙手可热的名贵茶却无法出口，因为负载在这些名贵茶上的故事、文化、生活品味等都无法直接随着产品被输出。中国优质茶在国外的受众较少，无法形成市场购买力，被迫止步于国门。

即便在当下，中国茶叶企业的最大特征依然是小而分散，全国茶叶生产加工零售企业多达7万余家,却没有一家企业的市场份额超过1%，企业的品牌知名度普遍较低。一些企业缺乏长远眼光，不愿意下功夫、花巨资打造和维护自身的品牌，这其实是在吃老本、躺在老祖宗的蒙荫下，因为中国数千年的茶叶栽培、种植的历史使得超过20个省市都有自己的地方性名茶。长时间的积累,一些历史名茶品类已经形成了较高的知名度,例如铁观音、龙井、碧螺春等。创造独立品牌的艰难与售卖现成名茶获利的轻松，二者间的落差如此之大导致绝大多数中国茶叶企业普遍倾向于宣传品类,以品类吸引消费者,而弱化品牌的宣传甚至忽视自身品牌的创建。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都不难看到，遍地的茶叶市场、茶叶店和茶叶包装上,最为突出的都是“大红袍”、“龙井”等品类名。如此做法,在短期可以吸引消费者、促成销售,但从长期来看,知名企业难以形成，茶企名牌少之又少。结果，作为商品，中国茶有地域名茶，却少有全国性更无世界性茶叶品牌。

有学者在比较中国茶企和国外茶企（特别是英国立顿公司）之后指出，中国茶企大多习惯“竖向式”经营，例如：在杭州就做西湖龙井,在云南就做普洱,在安溪就做铁观音。每个品种、每个品牌都纵向拓展，涵盖了百十元到数千元直至上万元一斤的茶。这看似为消费者提供了诸多选择项，但消费者却苦于无法区分这些茶到底是高端还是低端，对他们来说这些茶所属的品牌意味着什么更是难以把握的方面，他们事实上无从选择，很多时候只能人云亦云、盲从价格、广告等非本质性因素。立顿则采取了“横向式”经营, 不仅把各个品种当成口味,且只瞄准消费者方便、快捷、经济、卫生地喝茶的生理性需求。可以说,立顿的成功在于将茶工业化，仅仅将茶锁定为快速易耗品上，茶被单一定性为解渴式饮品而已。不过，立顿的成功主要是在欧美市场，在中国就不那么畅销，它只是受到部分都市年轻人、白领阶层的青睐，对无数普通中国人来说，立顿茶除了方便，在口感上泛善可陈，更无文化内涵可言。中国茶企全面学立顿是困难的，也是不必要的，除非你决心以欧美市场为主，要在中国立足并赢得忠诚的拥趸者，还是必须在文化内涵的挖掘上，在品牌的营造、维护上下功夫。

世界公认中国是最早栽培、经营茶叶的国家，早在汉代就有集市买茶的记载，饮茶的习惯由南方传至北方，至唐代时已经成为“国饮”。唐代还在产茶地顾渚（今浙江湖州市）设立贡茶院专制贡茶，直接送至东都洛阳和京城长安。宋代则将贡茶培制中心南移至建安北苑（今福建建瓯县），明清都延续了贡茶制，这一制度带动了饮茶的普及，同时提高了茶叶的生产、加工技术水平，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此风潮下，出现了形式多样、蔚然大观的饮茶法，包括宫廷饮茶法、文人饮茶法、僧道饮茶法、庶民饮茶法等，这些直接构成了中国茶道的源头和中国茶文化的组成部分。遗憾的是，新中国建立后，因饮茶耗时、费钱，饮者坐而议论似乎无所事事，“喝茶”的行为被视为小资情调受到排挤，“饮茶者”被当做游手好闲之徒受到另眼相待。仅保留部分出口创汇的国营茶场、茶店，普通的茶肆、茶铺、茶馆几乎销声匿迹。这也使得中国茶文化传统几近中断，茶道更不复存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和人们对闲暇生活方式的追求，饮茶习惯开始在多地复活，茶叶生产和经营出现了复兴。但几十年间的断流，不仅严重影响了中国茶文化的传承，也对中国茶业的发展造成了致命伤害。

总之，中国茶企数量虽多,但多数都非常弱小,缺少能够主导行业发展的大型或特大型企业。然而,这种局面目前正在得到改变。一方面出现了拥抱资本市场的努力，以便获取外部资源，改善内部经营结构，例如武夷星、龙润茶通过借壳相继在香港上市,天福茗茶也成功登陆港股,成为中国内地茶业第一支“首发新股”。另一方面也有许多茶企进行多种经营，将茶叶与保健、食品、收藏品、艺术品等相结合，从而提升茶叶的附加值，提高总的利润率。云南大益集团也远远走在了前面。2007年年底,它以 5500万元人民币中标央视黄金时段广告段位,引起业界震动,并入选了当年茶界十大新闻,有人也因此将2008年定位为中国茶界的“品牌元年”。大益集团显示出远较绝大多数国内茶企更为明确、更为突出的品牌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