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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美茂、全定旺:”品茗”的审美属性与中国茶道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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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登于《哲学动态》2018年第8期,转载自林美茂教授个人微信公众号“诗外诗想”。

林美茂,笔名灵焚,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全定旺,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中国茶文化的典型特征,那就是作为食品的茶从最初的物质属性(“饮”)发展成审美属性(“品”),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深究这种发展的深层意蕴,不难发现这是一种人与物的关系中人的主体性逐渐确立的过程。其中作为其最高的审美形态“品茗”文化的出现,让茶超越了饮食文化领域,上升到具有哲学意蕴的审美范畴。然而,本文通过分析“品茗”中的审美要素,认识到其中所倡导的“求真”,并不是寻求茶·人一如观照之境,仍然停留在人与物之主客悬隔的状态。而其中所揭示的所谓中国茶道,虽然拥有“法自然”之道的探索倾向,却没有进入以“茶”载道、以“茶”弘道之人伦关系崇高精神的自觉追求,本质上无法超越身份、学识、价值观相近的少数人之间的趣味性、奢侈性消费的层次。

在所有的饮食文化形态中,没有一种像茶文化这样,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从最初的物质属性发展到具备形而上高度的审美属性,并使这种属性作为自身区别于他者的独特性而存在,成为东方人呈现生命主体性的审美、弘扬人伦价值的载体,抵达人的生存哲学的高度。

这里所说的具有独特性的审美属性,指的是这种属性让茶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的固有性特征,类似于古希腊哲学所揭示的事物存在的卓越性、即德性(arete)一样的存在。虽然其他的饮食文化中也存在相似的审美诉求,比如菜肴的造型、色香的追求,器皿的讲究,酒类也有对于杯具、各种喝法的教养性体现,咖啡的研磨、酸味的追求等。然而,茶文化在中国除了拥有上述同样的各种讲究之外,它更从“饮”的物质需求上升到“品”的审美追求,即上升到人的身心修为、人与人关系的礼仪做法、品行、择友、人的个体生命境界“善美”营为等主体性追求层面,从而揭示出以“茶”问道,以“茶”悟道,以“茶”载道,以“茶”弘道的精神性高度。所以,只有茶文化中这种所谓的“品茗”审美属性,才能最终发展出“茶道”精神,成为其区别于其他饮食文化的独特性存在。

那么,中国茶文化的“品茗”审美属性如何发展而来?是否茶文化的一切形态都具备这种属性的内涵?茶文化中怎样的审美营为才具备这种属性的意义?中国茶文化的审美属性如何通过“品茗”的追求得以表现?这些表现具有怎样的哲学意蕴?是否足以揭示“中国茶道”已经具备真正意义“茶道”的本质?

一、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中国茶文化特征

中国是世界茶叶的故乡。虽然茶的发现以及药用、食用、饮用开始时期至今尚无定说。从学界常见的三种代表性起源说、即“神农说”、“商周说”、“秦汉说”[1]来看,至少在至今两千多年前的汉代,中国人就已经有了饮茶的记录。按照陆羽《茶经》以及《神农本草经》记载,这种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华文明的史前时期。如果陆羽所说的“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茶经·六之饮》)是一种史实,那么,茶的食用显然与中华文明史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不过,汉代以前茶在中国作为食物的历史不太明确。一般来说,最初茶成为食物是从药用开始的、即《神农本草经》中“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的记载。茶除了药用之外,还有作为食用性的记载。如陆羽在《茶经·七之事》中引述《晏子春秋》曰:“晏相齐桓公时,食脱栗之食,灸三弋五卵茗菜耳”,这就是茶被作为食物的最初记载(不过“茗菜”是否为茶存在争论)。而把茶通过煎煮饮用的记载,最早的文献应该是汉代的王褒《僮约》中“武阳买荼,烹荼尽具”这句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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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从上述这种茶叶由发现到栽培,从药用到饮用的过程,与其他食物的文化形成过程并没有什么区别。然而,问题是茶在此后的发展逐渐与其他食物区别开来。这个发展的关键在于从饮用到品茗的本质性升华。看似小小的一步,却具有重大的意义。直到“饮用”为止,茶的存在只停留在物质属性的层面,无论其被人消费的形式如何,都是建立在人的身体性需要的范畴。然而,“品茗”却不同,虽然它与身体性的意义仍然有关,但是它同时脱离了纯粹身体性需求的领域,开始进入了确立主体性意义的审美范畴。


在我国古代茶文化中,“品泉”、“品水”的说法比较早,主要指烹茶时选水、煮水的品鉴等各种讲究,但“品茗”的表现则比较晚,出现在前近代的文学作品中。根据《中国古代茶书集成》所收集的文献[3],在唐-五代时期的茶文献中,首先是陆羽的《茶经》、《顾渚山记》、《水品》里找不出“品茗”的说法,在这里表现喝茶的有六个动词:“饮”、“啜”、“食”、“服”、“爵”、“味”,这六个字中只有“啜”的喝法比较接近于“品”,但在《茶经》时期,“品”的说法不存在。而纵览其他人的文献,也没有见到直接有“品茗”表现。不仅如此,一直到清代,就笔者目前所掌握的与茶有关的文献而言,还没有“品茗”这个单词。只是在明末的文学性文献中最初出现了这种表现,且“品茗”一直也只是作为“品茶”概念的文学性表现而存在。明末诗人谢肇淛在其所著的具有博物志性质的《西吴枝乘》(《续说郛》卷二十六)中,最初出现“品茗”。曰:“余尝品茗,以武夷、虎丘第一,淡而远也。松萝龙井次之,香而艳也。天池又次之,常而不厌也。”此外,在施绍莘《花影集》(卷五·詩餘)中也有同样的用例:“屈指生涯,填词问句,品茗评香,呌兄呼你。暇则围碁,亦尤贤乎已。”(《醉蓬莱·祝彦容九月初度》)到了清代,这种用例在各种文学性文献中就频繁出现,逐渐为各种文学性表现所广泛采用,以此作为“品茶”的另一种表现,成为近代以来两者同义并用的状态。


就目前所能查考的文献而言,古代最早的关于喝茶的表现为“茗饮”,出现在南北朝时期。比如在南朝宋人刘敬叔的志怪小说《异苑》卷七记载:“剡县陈务妻,少与二子寡居,好饮茶茗。宅中先有古塚,每日作茗饮,先輙祀之。”此外,还有北魏杨衒之所著《洛阳珈蓝记》中记载:“刘缟慕王肃之风,专习茗饮。”[4]到了唐代,陆羽《茶经》亦有此概念,即“欲煮茗饮,先灸令赤色”(《茶经·七之事》),“闻子善茗饮,常思惠[5](《顾渚山记》)不过在唐朝,开始出现新的用语“啜茶”,而这种表现多见于文学作品中。如唐代释皎然、颜真卿等《月夜啜茶联句》诗,以及释灵澈《唐四僧詩》中辑引的常達詩句“啜茶思好水,对月数诸峰”等。古代把喝茶以“品”来表现,应该与“啜茶”之“啜”字有关。“啜”为小口微吸的动作,不是大口饮或喝,即所谓的“大口为饮,小口为品”。而茶从“饮”到“啜”至“品”的表现变化,不仅只是用语上的不同,其根本意义在于人与茶的关系从身体性需求向审美性发展,揭示了人的潜在主体性觉醒的过程。


早期茶文献中虽然没有“品茗”一说,但很早就有“品茶”的说法。关于“品茶”,最初在唐末陆龟蒙《甫里集》(唐甫里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部叢刊景黃丕烈校明鈔本)的“楊文公談苑”一节中出现,曰陆龟蒙“以髙士召不至,躬自畚锸品茶評水,不與流俗交……据说陆龟蒙著有《品茶》一书,但是该书已经失传,其具体内容不得而知。[6]今日我们可以见到的茶文献则是宋代黄儒《品茶要录》为最初。然而,黄儒所说的“品茶”,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该书的评介:“以茶之采制烹试,各有其法,低昂得失,所辨其微”[7]在这里只是关于茶的“采制烹试”以及茶品的鉴别意味,与后世“品茗”意义的“品茶”之义相去甚远。[8]而最早使用具有“品茗”意味的“品茶”之说,应该始于明代陈继儒的《茶话》:“品茶: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是名施茶”[9]这种对于人数多少的讲究,是从气氛、个人感觉如何而言的,这就与后世“品茗”所追求的审美意味有些相似。陈继儒的“品茶”心得应该是同样明代人张源《茶录》影响的结果。《茶录》中“尝茶”项解释:“饮茶以客少为贵,客众则喧,喧则雅趣乏矣。独啜曰神,二客曰胜,三四曰趣,五六曰泛,七八曰施。”[10]不过,张源使用的是“尝茶”、“饮茶”,而不是“品茶”。即使如此,张源关于“饮茶”中人数多少的心得影响甚大,在同时代人中,除了陈继儒之外,还有屠本畯的《茗笈》、高元濬的《茶乘》等皆有辑录。而其中在程用宾所撰《茶录》中更是对此进一步细化。《茶录》把品茶过程细分为:“投交”、“酾啜”和“品真”三个顺序阐述。[11]其中“投交”谈的是点茶时茶与水的先后关系因季节不同而不同的问题;“酾啜”为分茶与品茶的时间把握与人数规定(显然受张源《茶录》影响);“品真”则是对于茶之真味的品鉴之功。至此,中国茶文化中“品茶”的形式与内容基本达到比较全面的体现。然而,程用宾其人在历史上生年不详,根据《中国古代茶书集成》推断:“《茶录》初稿的撰成时间……至少当撰于万历二十年(1592)或更早一些[12]不过,在程用宾《茶录》出现前后,还有一个文献值得注意,那就是徐渭的《煮茶七类》[13],此文献对于明代“品茶”文化内核的形成与确立具有根本性的意义,直接促成了明末华淑《品茶八要》的诞生,《品茶八要》的内容几乎与《煮茶七类》相同,只是改了题目、增订了极少的内容而已。可以说,《品茶八要》的出现,是明代关于“品茶”文化形态走向成熟的标志。那么显然,中国关于“品茶”的各种要素、条件、规约、法度与心得等到明中期以后,即公元16世纪末、最晚在17世纪初已基本成型,此后发展基本不离此宗。


从上述饮茶概念的演变史可以看出,中国茶文化从“饮”到“品”的发展,具有相对明显的线索可循。唐代以前的说法是“茗饮”,而唐代则流行“啜茶”的表现。虽然唐末出现“品茶”概念,但似乎并不流行。即使到了宋代,开始出现“品第天下之水味也”(欧阳修《大明水记》)之“品水”一说,然此时所说的“品”也只停留在煮茶之“泉”或“水”的鉴别,以及烹茶时的火候把握(侯汤)、茶的品质鉴别等层面,还没有发展到对于品茗境界的追求。这当然与宋代流行所谓“茗战”之贵族“斗茶”娱乐有关。为此,唐末虽然已经出现“品茶”说法,乃至宋代更有《品茶要录》等直接以“品茶”命名的文献,却仍然停留在唐以来的传统之中,其所谓“品茶”之“品”主要还是品鉴茶、水之优劣,还没有上升到“品茶”过程中真正意义审美追求的高度。而到了明代则不同,“品茶”之说,除了继承此前品鉴水的优劣、烹茶时候的水声、样貌,考究茶的产自、特点等之外,已经开始进入到对品饮之人、之环境的追求,以及茗饮的各种细节,如对茶、水的品鉴、点茶技艺等追求,上升到对茶人关乎“品茶”境界的精神性审美层面。这种现象的存在,其原因的一方面可能是时代不同,茶的制造工艺、消费茶的种类发生变化的外在因素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时代不同,人们的审美情趣发生变化之内在追求有关。比如,唐代主要消费的是抹茶类(当然也有散茶、饼茶),宋代发展成片茶(即团茶)流行,而到了明代则主要以叶茶消费为主。叶茶适合冲泡,只有冲泡出来的茶水,才能逐渐形成像“品茶”这样独特的茶文化。就是在这种文化发展的基础上,明末才出现了文学性的品茶意象“品茗”。不过,到清代中期为止,在茶文献中仍然只使用“品茶”,而“品茗”只是文学性意象,但开始出现两者等同使用的现象。[14]当然,这种发展还有更为多元的原因,其中茶的消费主体的作用至关重要。正如所知,在中国古代,茶的消费主体基本上属于有钱、有闲的贵族、缁流、文人等,除了茶产地的种植者之外,一般庶民几乎与审美性茶文化无缘。而茶农的消费也只是作为一般的饮品,不会追求高雅的文化形态。正是那些有钱有闲有文化的阶层垄断了茶的审美消费,成为中国茶文化从物质性饮品发展到具有精神性意味的“品茗”追求之内在的、根本的原因。

 



[1]“神农说”以陆羽的《茶经》为代表。根据《茶经》记载:“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六之饮)。“商周说”以晋的常璩《华阳国志》的记录为依据。根据记录,周武王伐纣,灭殷之后获得巴蜀之地。在巴蜀的贡品中有茶进贡。不过此说最近被竺济法先生否定,认为《华阳国志》的记载在后世引用过程中存在着断章取义之以讹传讹问题,书中出现的“武王伐纣”只是记载历史沿革,而“……皆纳贡之”所包括的“茶”以及“园有香茗”的记载,只是阐述当地的物产而言,并非在“武王伐纣”之后的事情(见《中国茶叶》2015年期刊载“《华阳国志》记载两处茶事并非特指周代”一文)。“秦汉说”以顾炎武《日知录》为依据。根据《日知录》记载,秦人获得巴蜀之地后,开始有了饮茶习惯。为此,才有之后汉人王褒“武阳买荼,烹荼尽具”的记载。当然,此外还有晋代起源说:“茶古不闻,晋宋以降,吴人彩(采)叶煮之,谓之茶茗粥”(宋·谢宗撰《论茶》中辑引自《格致镜原》卷二十一)等。

[2]一般认为,唐代以前没有“茶”字,与“茶”相当的文字有“荼”等,但需要注意,此前的这个字,有的与唐代以后的“茶”意义相同,据说也有的只是当时的一种苦野菜。不过,学界一般认为王褒的《僮约》中所使用的“荼”字,就是后来的“茶”。为此,有的文献就直接写成“武阳买茶,烹茶尽具”。

[3]参见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第3-86页。

[4]此书成书于公元547年,但原书早已散佚,现存最早的都是宋代刻本,故原文可能经过宋人的修订,其原文是否是“茗饮”不得而知。此记载今可见于明代高元濬《茶乘》、陈继儒《茶董补》所辑录的茶文献及刘源长辑录《茶史》、陆廷灿辑录《续茶经》等。

[5]在《茶经》中,有些文献在此处原文则是“闻子善具饮,常思见惠。”然根据《顾渚山记》文,此处应为“茗饮”句子才能通意,而“具饮”则有些不知所云了。

[6]根据清人张玉书《佩文韻府》(御定佩文韻府卷九十八之四)中记载:“陆龟蒙作品茶一书继茶经之后……”根据程百二编《品茶要录补》中引述《升庵先生集》记载:“龟蒙置茶园故渚山下,岁取租茶,自判品第。”由此可见,其主要内容应该是关于茶的品鉴问题,是否涉及茶汤的品味不得而知。

[7]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第111页。

[8]明代还有一个文献需要注意,那就是明代初期,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七子宁王朱权所著的《茶谱》中,出现了一节以“品茶”为条目的专述。不过这里所渭的“品茶”,也仅仅只是指出采摘怎样的茶叶,品味时应注意什么,喝完有什么感觉方为好茶,好茶的产地所在,什么人不宜多喝等,只是最简单的茶叶知识以及喝茶注意事项,与后世一般所理解的“品茶”含义迥异。

[9]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第266页。

[9]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第246页。

[10]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第246页。

[11]参见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第313页。

[12]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第311页。

[13]参见徐渭:《徐渭集》,中华书局,2003,第1146页。

[14]参见慵讷居士的笔记小说《咫闻录》卷四、卷十等,清道光二十三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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