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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瑞春:从夷夏到天下:茶文化共同体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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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作者周瑞春博士为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后起之秀,大益三阶职业茶道师。此文已经全文刊登在《农业考古》2019年第5期第13-20页。经作者本人的授权,在本网站全文推送。感谢《农业考古》编辑部认可与支持。


周瑞春

摘  要:中华茶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从“巴山峡川”之蛮夷“酪奴”到“富贵贫贱无不饮”之华夏国饮的过程。茶由南及北、由“夷”入“夏”,实质上是政治、文化双重共同体互构认同的过程:一方面,政治统摄文化,茶被统治阶层接纳后,由文化阶层流动迅速自上而下全民化,完成了变“夷”为“夏”;另一方面,文化反哺政治,茶在各类茶事中被赋予丰富的皇权意象、伦理意涵,发挥了对内礼制教化、对外人文化成的政治功效,实现了以“夏”化“夷”、天下一统。

关键词:夷夏;茶文化;共同体;认同

 

From Siyi to China:The Road of Tea Culture Community

Zhou RuiChun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ea culture has gone through the process from the Siyi drink to the Chinese national drink. Tea from the South to the North, from “ Yi ” to “ Xia ”, was essentially a process of mutual construc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the du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mmunities: On one hand, the politics dominated the culture, and after tea was accepted by the ruling class, it flowed rapidly from the top down to the whole nation ; on the other hand, tea was endowed with rich images of imperial power and ethical implications in various tea affairs, and played a political role in inculcating internal ritual systems and culturing outsiders and finially, it unified the “ Yi ” and “ Xia ” in the community of Tea culture.

Key words: Yixia;Tea Culture;Community;Identity

  

随着全球化深入,和平发展成为世界主题,但局部冲突与对抗仍然广泛存在,为此我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立足人类种群高度来构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共同体,增进相互理解、包容与认同,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其中,文化共同体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世界各国、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笔者认为,文化首先是民族的,然后才是世界的,只有立足本民族文化研究,求同存异,才能结出世界文化共同体的和谐之花。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文明古国,中华传统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吸纳和更新各地域、各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复合文化系统。在此过程中,以政治、文化正统性问题为核心的“夷夏之辨”始终贯穿其中。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子系统,“茶”文化由南及北,从地域性的蛮夷文化成为全国性的华夏正统文化、全民文化,是民族融合、政权更替、人口迁移、社会变迁、文化子系统交融等诸多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实质就是文化共同体建构与认同的过程。综上,以茶文化为例,深入研究其从“夷夏”到“天下”的文化共同体之路,对于把握中华传统文化历史脉络、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具有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意义。

引言:“夷夏之辨”的实质及茶文化的“夷夏”基因

“夷夏之辨”或称“华夷之辨”,起源于“华夏”族群在与其他族群进行区分时的族群共同体身份认同。据顾颉刚、王树民考证,“华”与“夏”为同音同义之异写[1](P6-8),故本文以“夏”统论“华夏”。”“夷”、“夏”之称源于周代已是基本共识①,如《尚书·尧典》载:“帝曰:皋陶,蛮夷猾夏”[2](P17),《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亦有“蛮夷猾夏,周祸也”[3](P399-400)之句。其中,对于“夷”的论述,《国语·郑语》载:“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夷戎狄之人也”[4](P462),《礼记·王制》记载则更为详细:“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5](P176)《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一统天下后“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6](P75)、“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6](P76),这表明在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强力推动下,文化共同体得以萌芽。至汉代,在与匈奴的作战中,“汉”民族意识逐渐增强,对于“一统”的渴求也愈发迫切,楚、蜀、巴、吴、越等族群得以与“夏”族群合流,最终形成了传统语境下的“华夏民族”。综上可见,“夷夏之辨”实际在源头上就包含了血缘、地域、文化等多种共同体②的内涵,其“辨”的实质是政治共同体与文化共同体两种模式的互构认同。从其共同体建构与认同的路径来看,是以天子为中心,按内臣(宗室)、外臣(诸夏)、朝贡国、四夷、化外之地的秩序向外圈层式扩展的同心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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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政治文化双重共同体圈层式认同路径) 

从“茶”的起源来看,时间上一般认为可追溯至神农氏“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③;空间上则一般认为源自巴蜀,唐代陆羽《茶经·一之源》[7](P3)载“茶者,南方之嘉木也”、“其巴山峡川”,清代顾炎武《日知录》引西晋孙楚诗亦有“姜桂荼荈出巴蜀”[8](P344)之句。可见,产自“巴山峡川”蛮夷之地的茶,一开始就自带地域“蛮夷”属性。与此同时,由于茶曾为华夏民族共祖“三皇”之一的神农氏解毒,神农氏的认可又赋予了茶先天的“华夏”属性。由此,茶从源头上,也就兼具了“夷夏”双重基因:“夷”侧重于地域层面的政治共同体认同,“夏”侧重于“物质”④层次的文化共同体认同。有夏至宋,茶这一源自巴蜀的蛮夷之物,从被北人讥为“水厄”、“酪奴”到“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天下国饮,正是茶文化共同体建构与认同的“一统”过程。鉴于茶文化兴于唐盛于宋已为学界共识,故本文将研究范畴限定在夏至宋,在此历史阶段内探讨茶由“夷夏”到“天下”的文化共同体之路。

一、变夷为夏:政治统摄文化的“集体欢腾”

“夷”之茶入“夏”,最初是由政治共同体建构来实现的。在政治共同体统摄之下,茶文化由天子、上流阶层到民间的秩序扩散,也符合圈层式认同的基本路径。在这过程中,“夷”之茶获得了“夏”的政治合法性,并借由政权硬实力实现了“变夷为夏”,从此茶文化成为华夏正统文化。

(一)贡祭之茶:通灵权力与政治合法性

据《华阳国志·巴志》[9](P2)载,巴蜀之民曾助武王伐殷,周朝建立后巴蜀便把茶作为向周天子进献的贡品之一,“茶、蜜、灵龟……皆纳贡之”;与此同时,为了保持贡茶的稳定性,巴蜀之地开始规模化的茶叶种植,“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支,蔓有辛蒟、园有芳蒻、香茗,给客橙葵”。周武王也“以其宗姬于巴”,使得巴蜀蛮夷之地获得了周王室分封血缘宗族合法性,“故吴楚及巴皆曰子”,贡茶作为宗族政治纽带被周天子接纳,受到了政治共同体认可。东周以降,由“尊王攘夷”引发的“夷夏之辨”成为时代话题,茶也随之成为“辨”之符号象征物登上周人政治宗教舞台。据《周礼·地官司徒》记载:“掌荼,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10](P142)、“掌荼掌以时聚荼,以共丧事”[10](P249),《尚书·顾命》也有“王三宿,三祭,三咤”[2](P407)之句,“荼”、“咤”皆为茶⑤,说明茶到周代时,就已经作为了祭祀之物,在周人“绝地天通”之际成为一种“祷于天”的自然媒介,甚至有了专门负责“掌荼”的岗位人员。《左传·成公十三年》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3](P755),《礼记·祭统》也说:“礼有五经,莫重于祭”[5](P705),可见在周代祭祀的重要性非同寻常:对于祭祀者个体(统治者)而言,是其在本宗族地位的身份认同;对于周王室而言,是大宗小宗体系的“中国”地位认同;对于周室分封的诸夏而言,是血缘联系和宗法制下的群体认同;对于夷夏之分而言,是礼仪之邦的华夏认同。周初统治者政教一体,茶的通灵权力被认可后,茶自身的政治合法性也得以确立,并作为沟通天、地、人、鬼、神的重要媒介扩展至民间,获得一种宗教文化共同体认同。如,南朝宋山谦之《吴兴记》载,自南北朝起,吴兴(湖州)、毗陵(常州)两郡太守每年在采茶季都要“采茶宴会于此”,于顾渚山附近举办茶宴,祭祀天地、祈祷地方风调雨顺。又如唐代佛僧一行的《七曜星辰别行法》中,记载了对“闻度直”、“安小啼”两个鬼的祭祀和驱鬼方法:对于“闻度直”鬼,“当以纸钱四十九贯煎好茶祭之”、“酒苦清入坐煎好茶设之”;对于“安小啼”鬼,“当以佛香纸钱一百贯煎好茶祭之,其鬼更不敢来相恼”。[11](第二十一册P454-455)此处之“好茶”,实际上比普通祭品之茶更进了一步,已经具备了协调宇宙阴阳、规范人鬼关系的法度意涵。由此可见,随着“茶”进入祭祀场域,其逐渐被赋予了一种仪式化的符号意义,它传达的不仅是一种“物”的价值,更是一种“灵”的权力,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互动仪式的“神圣物”,并以“集体欢腾”⑥的形式发挥着社会规范整合的功能。

(二)茗饮之茶:在南北融合下入主中原

清代顾炎武《日知录》载:“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8](P344)秦汉之后,随着封建王朝统一国家政权的形成,政治对文化的统摄力增强,“茶”这一政治共同体认同之物,逐渐流行于豪门士族、文人士大夫等上流阶层,形成“社会组织”层次的文化共同体,并以茶饼、茶粥、茶果、茶汤等形式向社会各阶层扩散。比如,唐代陆羽《茶经·七之事》[7](P31-35)就转引了相关记载:西汉司马相如《凡将篇》“荈诧,白敛,白芷”,“荈诧”即茶叶;西汉扬雄《方言》“蜀西南人谓茶为蔎”;东汉华佗《食论》载有“苦荼久食,益意思”;三国魏时《广雅》则有茶饼记载,“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唐代徐坚《初学记》记载,西汉王褒《僮约》有“脍鱼炰鳖,烹茶尽其铺”、“武阳买茶”之句……从现有文献来看,秦汉至魏晋,茶的药用、食用在民间开始流传,但饮用记载却较少。对茶饮确证的记载见于《三国志·吴书》,“曜素饮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剪,或密赐茶荈以当酒”[6](卷六十五《韦曜》P985),可见在三国后期,统治阶层、士大夫群体等上流阶层中已经开始有饮茶习俗。西晋一统三国后,茶由南及北,由北上入仕的南方士族、士大夫及经商贸易,开始逐渐向北推进。唐代虞世南《北堂书钞·酒食部》中曾引孙吴秦菁《秦子》,其中记载“顾彦先曰……无味如茶饮而醉焉,醉人何用也”[12](卷一百四十四《茶篇八》),顾彦先即顾荣,孙吴人,西晋一统后北上仕晋仍不改饮茶习惯。西晋左思《娇女诗》云:“止为荼荈据,吹嘘对鼎立”,描写了两个女儿急着喝茶吹鼎的憨态。左思祖籍山东淄博、迁居洛阳、死于冀州,北人无疑,而其描写家庭生活日常的诗歌,把烹茶作为童趣一幕,说明西晋时饮茶在北人中已渐常见。此外,西晋张载《登成都白菟楼诗》有“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杜育《荈赋》对茶叶采摘、选水、茶具都有详细的描述,其中“惟兹初成,沫成华浮,焕如积雪,晔若春敷”更是融审美愉悦于饮茶之中;《晋书·列传》中记载陆纳待客时为示俭朴“所设唯茶果而已”[6](卷七十七《陆纳》1722-1723),桓温品性俭朴“每宴惟下七奠柈茶果而已”[6](卷九十八《桓温》P2211);西晋刘琨《与兄子南兖州刺史演书》“吾体中溃闷,常仰真茶,汝可置之”[7](P32),作为一个北方人专门让在南方的侄子给自己寄“真茶”,可见当时在北方或许已经开始有因茶叶贸易带来的品质较差或直接掺假的“假茶”;《宋江氏家传》:“江统字应迁,愍怀太子洗马,常上疏谏云:‘今西园卖酰面蓝子菜茶之属,亏败国体。’”[7](P34)连愍怀太子都在洛阳西园卖茶,可见当时饮茶群体已形成,茶文化共同体渐具规模。                                  

西晋末年至南北朝时期,随着塞外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产生了两个直接后果:第一,自西晋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八王之乱”开始,到隋朝灭陈(公元589年)再次一统,中国经历了近300年的动乱分治,匈奴、鲜卑、羯、羌、氐等非汉族政权的建立,加速了“五胡乱华”民族血缘、文化大融合;第二,东晋士族“衣冠南渡”,大批士族文人及百姓跟随南迁,直接推动了包括饮茶习俗在内的南北方政治、经济、文化大融合。不管是夷夏民族融合,还是南北区域融合,都促进了茶文化共同体的进一步扩大。比如,南朝宋人刘义庆《世说新语》记载了两则茶事:其一是任育作客,饮茶时因分不清茶和茗问人“此为茶,为茗”;其二是王蒙好饮茶,有客到访便以茶待客,以至于士大夫们喝怕了,每次前往便说“今日有水厄”。这两则茶事一来说明衣冠南渡后,北人逐渐开始喝茶甚至爱茶,二来也说明饮茶之风还不是特别普及。南北朝时期,得益于政治共同体主导下的权力推进,茶文化得以迅速发展,但也会遇到旧有习俗以及“夷夏”保守观念的抵触。比如,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城南》就有两则对茶文化由“夷”入“夏”有所抵触的记载。一则是南朝梁陈庆之到北朝后,曾与中原士族杨元慎就孰为中华正统有“夷夏”之争,后陈庆之生病,杨远慎借帮其驱鬼之名口含水喷陈庆之,讥笑陈庆之为“吴人之鬼”、“菰稗为饭,茗饮作浆”;另外一则是自南齐到北魏帮助孝文帝进行汉化改革的王肃,因平日喜欢饮茶被人称“漏卮”,在孝文帝问其南北方饮食差异时,说“唯茗不中与酪为奴”,结果被彭城王元勰讥笑“为卿设邾莒之食,亦有酪奴”,并称茶为“苍头水厄”讥为卑贱爱好。总体而言,这些阻碍茶由夷入夏的声音是微弱的,改变不了茶入主中原的进程。比如,《南齐书》记载,齐武帝萧赜有遗诏:“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天下贵贱,咸同此制。”[6](卷三《武帝萧赜》P51)帝王以明令诏书的形式规定了祭祀祖先之礼制,通过政治权力将文化法令化,使得茶文化在民间社会生活中迅速得以普及。

综上,夏至魏晋南北朝,茶文化共同体在文化结构上经历了两个层次的发展:其一,茶自周代开始作为贡品、祭品获得政治合法性,正式进入“物质”文化层;其二,秦汉至魏晋南北朝,由于封建王朝政权分合、“衣冠南渡”人口迁移、“五胡乱华”民族融合等,初步实现了变“夷”为“夏”,其“社会组织”文化层开始萌芽,上流阶层茶文化共同体逐渐形成。与此同时,茶“其饮醒酒,令人不眠”(张揖《广雅》)、“久服安心益气,聪察少卧轻身,耐老耐饥寒,豪气不老”(吴普《本草》)等药食功效也被进一步挖掘,以茶待客、以茶言俭、以茶审美之风亦开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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