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文化成：文化反哺政治的“天下一统”

唐宋时期，是我国古代茶文化的兴盛期。政治上，茶叶外交、贡茶、赐茶成为常态，既维系了与少数民族、外邦的联系，也使得茶文化作为华夏文化符号对外输出；经济上，鼓励茶叶种植和贸易，茶马古道、茶税、茶法等逐渐成熟；文化上，茶诗、茶词、茶艺、茶礼、茶俗、茶寮、茶馆等茶文化子系统要素得以全面蓬勃发展，并与儒释道文化互动互构，成为“无异米盐”百姓须臾不离之物，最终完成了“天下一统”的茶文化共同体建构与认同。

（一）贡赐之茶：皇权意象与大国政治

魏晋后期，原先居住塞外的少数民族发生了规模较大的内迁潮，以至于《晋书》记载：“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6]（卷五十六《江统》P1275），在此过程中，各少数民族加速融合汉化。至唐代时，韩愈在《原道》中更直接指出：“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13]（卷一《原道》P17）在这样的“夷夏”观历史背景下，唐、五代十国至宋时期，茶文化作为华夏正统文化，从内外两个向度反哺政治：对内，以征收地方贡茶突显中央政府权威，以颁布茶法征收茶税强化中央财政地位，以实行官焙贡茶严格封建社会尊卑等级，以赐茶礼制强化君臣纲常之道；对外，以与异族异邦进行茶叶贸易、接收茶叶进贡、开展茶礼外交等输出华夏文化，彰显大国政治地位，实施以夏化夷。

贡茶制度化源于唐代，据《旧唐书》记载，建中三年（公元782年）九月，户部判度支赵赞建议“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一”[6]（卷十二《德宗李适上》P275），标志着茶税进入历史舞台，贞元九年（公元793年）正月正式明确“岁得钱四十万贯……茶之有税，自此始也”[6]（卷十三《德宗李适下》P310）。从贡茶地域来看，单从《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就涉及有5道17个郡[14]（P69）；从贡茶茶叶种类来看，《新唐书·地理志》中出现的贡茶名品有17种，《唐国史补》则列举了20种名品茶。[15]（P125）《宣和北苑贡茶録》记载，宋代时由于饮茶之风越来越盛行，各地方贡茶也越来越多，为了突显皇权地位，宋太宗“遣使即北苑造团茶，以别庶饮”[16]（P115），由此可见“龙凤团茶”实际上是皇权的文化符号。宋代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载：“龙、凤团茶最为上品，一斤八饼……始造小团以充岁贡，一斤二十饼，所谓上品龙茶者也”[17](第二编第四册《事志》P83-84)欧阳修在《归田录》中也写到：“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直金二两……中书、枢密院各赐一饼，四人分之。”[17]（第一编第五册《卷二》P257）宋代文官治国，中书省和枢密院是最高权力机关，而位极人臣的四人，只在重要斋祭日才分到两个龙凤小团茶饼，足见其珍贵。宋代姚宽《西溪丛语》载，每年上供龙凤团茶“十纲”[17]（第四编第三册P30）（十次纲运）⑦，按尊卑贵贱秩序分贡。“龙凤”团茶的分赐，更将儒家“君礼臣忠”皇权之道彰显得淋漓致尽。比如，清人汪继壕在校南宋熊蕃的《宣和北苑贡茶录》时，注引北宋杨忆《谈苑》记载龙凤团茶分十个等级，“曰龙茶、凤茶、京挺、的乳、石乳、白乳、头金、蜡面、头骨、次骨”，不同等级之茶对应分赐尊卑等级之人，“龙茶以供乘舆及赐执政、亲王、长主，其馀皇族、学士、将帅皆得凤茶，舍人、近臣赐京挺、的乳，馆阁白乳”。[16]（P115）与此同时，分赐的先后顺序也有讲究，“玉芽以下，即先后以次发”[16]（P119）如分赐不当僭越了礼制，还会被事后及时更正，比如《宋史·后妃传》记载：“旧赐大臣茶有龙凤饰，明德太后（真宗之母）曰：‘此岂人臣可得？’命有司别制入香京挺以赐之。”[6]（卷二百四十二《章献明肃刘皇后》P5626）由此可见，龙凤团茶的分赐过程严格执行君礼臣忠、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的礼制规范，“茶”被赋予了浓厚的纲常礼教内涵。此外，随着赐茶活动制度化，统治者还经常对文武百官甚至是僧道庶民赐茶，在与他国进行外交、对少数民族进行安抚等国事活动中，也频繁出现“贡茶”、“赐茶”的身影。《宋史》载：“凡宰相、枢密、执政、使相、节度、外国使见辞及来朝，皆赐宴内殿或都亭驿，或赐茶酒并如仪。”[6]（卷一百一十九《宾礼四》P2282）至此，茶已成为对内礼制纲常、对外文化睦邻的重要政治工具，茶文化共同体也随之不断圈层式扩张。

此外，茶文化华夏正统地位牢固后，逐渐在邦交活动中发挥着文化软实力作用，以文化共同体反哺政治共同体。比如五代十国时期，南北各政权虽互不隶属，但南方政权由于政权衰弱，经常向北方进贡茶叶，保持一种微妙的政治依附态度。据清代吴任臣《十国春秋》记载，南楚开国君主马殷每年向后梁进贡茶叶25万斤，“王奏……仍岁贡茶二十五万斤。梁主诏曰：‘可’”[18]（卷六十七《楚一》P937）。实际上，有学者考证，五代十国时期，南方政权对北方政权进贡茶叶从未间断，渐成惯例。

（图2：五代十国南方向北方贡茶一览表⑧） 

从上表可知，五代十国时期，南方政权对北方政权进贡茶叶数量越来越多，这也说明北方统治阶层对茶叶消费日益增加。南方通过贡茶表明自己对北方华夏正统的文化认同，同时也表达自己对大国政治地位的尊崇。此后，北方政权甚至一度对南方政权进行册封，进一步明确南北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的关系。如，907年后梁册封南汉刘隐“大彭郡王”、册封楚马殷“楚王”，909年册封闽王审知“闽王”，927年册封楚马殷“楚国王”。[14]（73-75）至两宋时代，在辽、金、西夏等异族政权环伺之下，宋人民族意识增强，以儒学为主导的文人士大夫群体提出“正统论”思想体系。与此同时，随着饮茶之风的盛行，茶文化的发展也受到了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诸多时代命题的深刻影响，成为正统性的文化符号。此外，唐宋时，茶叶贸易还向中亚及日本等海外扩张，进一步输出中华文化，彰显大国政治地位，周边国家也通过进贡、派遣遣唐使、遣宋使等形式到中国来进行文化交流、以示政治依附。如《宋史》记载，“于阗、大食、拂菻等国，贡奉般次踵至……限二岁一进”，由于前来贡奉的国家太多，宋朝担心礼尚往来顾不上有失礼节，限制两年才能进贡一次，游师雄为此上书：“外夷慕義，万里而至，此非所以来远人也”。[6]（卷四百九十《于阗》P10468）由此可见，唐宋时期，虽然中国一度战乱纷争不断，南北方政权更替频繁，政治共同体影响力削弱，但包括茶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共同体认同却始终在不断呈“涡旋式”扩大，吸纳周边“外夷”慕名而来，客观上推动了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的同建构、共发展。

（二）人伦之茶：尊尊亲亲与大同世界

随着唐代陆羽《茶经》的问世，“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19]（卷六《饮茶》P51），至宋代茶更是“君子小人靡不嗜也，富贵贫贱靡不用也”[20]（P2），成为一种全民文化。茶文化的盛行，使得“茶”进入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并与儒释道等主流文化进行了深入的交融互构。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等“五伦”思想体系对于维护封建秩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茶文化的发展，“五伦”思想体系也通过以茶为媒、寓茶以理的茶事活动，赋予了茶丰富的伦理意涵，茶文化由此成为规范人伦关系、维护政权稳定的有效载体。

“君臣”之伦在贡赐之茶中已充分显现，而父子、夫妇、兄弟这“三伦”关系的建构都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唐宋时期，随着茶文化从上流阶层“雅”文化共同体向全民“俗”文化共同体扩展，在民间百姓家庭之中，“茶”的家庭伦理内涵也越来越丰富厚重。北宋王禹偁有《龙凤茶》诗：“样标龙凤号题新，赐得还因作近臣……爱惜不尝惟恐尽，除将供养白头亲。”王禹偁获赐茶却舍不得喝，想留给年迈双亲奉上清茶，以饱含皇恩之茶奉于白头亲，是对“孝”和“敬”最好的阐释。此时之“茶”，已经完全脱离了物质的层面，富含了孝亲精神、家国伦理之道。据宋代刘斧《青琐高议》记载，赵飞燕有一次梦中啼哭很久，“侍者呼问方觉。乃言曰：适吾梦中见帝，帝自云众赐吾坐。帝命进茶，左右奏帝云：‘向日侍帝不谨，不合啜此茶’”[17]（第二遍第二册《赵飞燕别传》P83）。⑨赵飞燕梦到已逝的汉成帝刘骜，两人曾是君臣、夫妇，彼时又已阴阳相隔有人鬼（神）之别，由于“侍帝不谨”，赵飞燕在梦中仍被指“不合啜此茶”。在这里，茶实际上已经成为君臣、夫妇、人鬼（神）等伦理纲常、宇宙阴阳之道的评判标准。又如，苏轼《新茶送签判程朝奉以馈其母有诗相赠次韵答之》一诗写到：“火前试焙分新胯，雪里头纲辍赐龙。从此升堂是兄弟，一瓯林下记相逢。”苏轼得到御赐新茶后，送给友人去转奉其母，这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亲亲爱人之道，通过茶文化共同体的传递形成了教化民众、营造公序良俗氛围的社会效应。在苏轼看来，以茶奉友之母后，其与朋友便“从此升堂是兄弟”，俩人的友谊升华为“兄弟”血缘亲情。由此可见，茶在当时人看来，甚至已经具备了调整社会人伦关系的强大功能。

此外，随着以茶待客、客来奉茶等茶俗、茶礼的形成，文人士大夫群体在交往中还将君子之道寓于“朋友”之伦中。比如，欧阳修《双井茶》一诗有“岂知君子有常德，至宝不随时变易”、“君不见建溪龙凤团，不改旧时香味色”之句，君子交友之道由一杯茶表现得淋漓尽致。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也记载了一则轶事：嗜茶爱茶的王旦，只有在名士杨亿到访时才会让子弟取出其私藏的茶囊奉茶，然而后来却两次因还只是殿中丞的张士逊到访而“命‘取茶囊’”，当家里子弟询问张士逊何故被其如此看重时，王旦回答：“张有贵人法，不十年当据吾座”，后来果然如王旦所言，张士逊历经真宗、仁宗二朝，三次拜相，致仕时封邓国公。[21]（卷九《人事》P199-200）王旦“看人下茶碟”当然不是吝啬茶叶，更多是在借奉茶表明自己惺惺相惜、识人之明的态度。“宝剑赠英雄”，好茶自然也要奉于识茶、懂茶、惜茶、悟茶之人。唐宋茶事兴盛，文人士子不以权贵奉茶，只因才情逸趣相匹才以清茶相邀，使得饮茶之人在茶文化共同体认同之中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君子、雅士身份蕴涵，茶文化此时已真正成为了“精神生活”层次的全民文化，完成了文化共同体建构意义上的大同世界、天下一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