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文化共同体建构的层次性及其历史定位

统观中华茶文化发展史，其文化共同体的建构符合人类社会共同体建构的一般规律：在血缘上，经历了“少数民族共同体”、“夏民族共同体”到“中华全民族共同体”的过程；在地域上，经历了“局部地区共同体”、“南北地域共同体”到“国家全面共同体”的过程；在精神上，经历了“统治阶层共同体”、“上流阶层共同体”到“全社会共同体”的过程。茶文化的兴起与发展，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文化子系统的影响，在夷夏观的历史观照下，逐步完成了物质、社会组织、精神生活等三个层次文化共同体的复合交互建构。文化共同体建构的核心要义是文化“身份”认同，在与儒释道等主流文化的互动互构中，茶文化的意象化内涵最终也沁入到国民人格精神之中。环顾当今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然而尽管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但植根于不同文化的“文明冲突”从未停止，从“夷夏”到“天下”的茶文化共同体发展史表明，“文化共同体”建构是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面对人类社会未来，我们只有立足中华文化的深入研究与创新发展，博采全球多元文化智慧，互相尊重、和而不同，才能实现文化强国、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才能引领世界各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齐发展。

 

注释

①尽管学界对于《尚书·尧典》、《左传》、《国语》等部分文本内容的真实性以及准确成书时间存在争议，但对“夷”、“夏”之称源于周代有着基本的共识。

②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在《共同体与社会》（1887年）一书中提出了构建人类社会的三种共同体形式，即“血缘共同体”、“地域共同体”、“精神共同体”。

③实际上，对“七十二毒”说法的出处有待考证，一般认为出自古本《神农本草经》，然已散佚无处查证。西汉刘安《淮南子·修务训》有“一日而遇七十毒”记载；清代文渊阁影印本《钦定四库全书·格致镜原·本草》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茶以解之”记载。此外，对于茶的起源时间也存在争议，比如宋时磊在《唐代茶史研究中》梳理了文献记载，认为茶的起源可信史料只能追溯至汉代。笔者从主流，认可“七十二毒”说，并认为茶自神农氏起进入先民视野已成为茶文化界的共识。

④英国社会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提出“文化三因子”说，将文化分为物质、社会组织、精神生活三个层次；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钱穆也将文化结构分为物质、社会、精神三个层次。笔者认为，茶在神农氏时期作为药物出现，还处于物质文化层次。

⑤一般认为，《周礼》中的“荼”以及《尚书》中的“咤”即今文之“茶”。然亦有不同看法，比如郑玄认为“荼”是“茅莠”（茅草所开如絮状的白花），“咤”为向后退行。笔者认同“荼”、“咤”即为“茶”的普遍观点。

⑥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一书中，以澳洲氏族社会为例，提出了“集体欢腾”（Corrobbori）概念，意指在共同体之中以某种共同道德情感、宗教信仰所激发的集体意识的力量，这种力量以集体情感为纽带，一般取决于共同焦点、定期集会以及集体仪式，发挥着社会整合的作用。笔者认为，“茶”在茶祭活动中发挥了“集体欢腾”的功能和作用。

⑦对于龙凤团茶岁贡次数存在不同的说法，宋代周辉《清波杂志》载：“淳熙间，亲党许仲启官麻沙，得《北苑修贡录》，序以刊行。其间载岁贡有十二纲，凡三等，四十有一名。”（朱易安，傅璇琮.全宋笔记[M].第五编第九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45.）南宋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也有“右岁分十余纲”(朱自振，郑培凯.中国历代茶书汇编[M].香港：商务印书馆，2016：119.）。

⑧此表依据《中华茶史》引据材料制作（夏涛.中华茶史[M].合肥：安慰教育出版社，2008：72-73.）

⑨有学者指出《赵飞燕别传》非信史（王学铭.《赵飞燕别传》不是史实[J].农业考古，2009（2）：62.），笔者对此认同。然《青琐高议》作为北宋民间志怪小说集，其对民间口口相传之事的收录具有选择性和代表性，《赵飞燕别传》中对“茶”事的艺术加工和历史传承，本身就足以说明当时民间借茶言志、借茶论理、借茶而教的普遍性，也侧面反应了茶在民间社会丰富的伦理意涵、教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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