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道德观念的引领

无论好与坏、善与恶，茶馆作为公共空间所展示的道德状况必然不能任其所是。尤其因为作为公共空间，茶馆中发生的一切行为、所体现的价值会被民众看作是被认可的、甚至是被提倡的，这无形中会对整个社会风俗产生巨大的影响。民众的堕落需要治理，进步的观念更需要倡导。因而当时的知识精英和政府都重视茶馆的公共意义，民间和官方以各种形式来移风易俗，试图革除茶馆中的恶习，并引领民众的道德进步。

1914年，“天津第一改良茶馆”成立。在茶馆的章程中陈述了办改良茶馆的意图，可以看作此后几十年政府和知识精英对茶馆引领道德的期待：“民智低下，民德堕落，风俗因而日废，国本随以不固。学校教育一时又不能普及，既无法为之挽救，又不甘坐视渝夷君子叹息，志士用忧。天津林君墨卿诸先生欲于无可奈何之中求必能补救之术，遂在该埠西华宾旧址创办改良茶馆，名曰第一改良茶馆。第二第三以至于第十第百第千第万，希望于同志者，至于无穷也。藉普通人民惯好之艺曲输入适时之新常识，民智民德日益以增，风俗国本日益以正，风行草偃目的之达正非难能。”[10]（P3-4）这份章程可以看作近代由严复、梁启超等人所引领的“新民德”任务在茶馆这一特定场所的展开。茶馆被赋予提高民智民德的任务，在当时成为一种潮流。[①]而人们采取的方式是“风行草偃”的自上而下的引领模式。不言而喻，执行引领任务的是政府和知识精英。

政府引领社会道德风气的主要手段是法规。几乎在各地关于茶馆的规定中，都要涉及到社会风化的内容。浙江省政府发布的《杭州市取缔茶馆规则》（1928）规定：“凡开设茶馆者不得招客抽头聚赌并不准容留类似赌博之营业，如有混入时应由馆主或经理人报告就近岗警拘署核办”、“凡茶馆内设有书场者不得演唱淫词，尤不准妇女登台弹唱”、“凡在茶馆内买卖淫书淫画及春药等违禁物品时，无论内外国人均由馆主报告就近岗警拘署核办”[11]（P81）汉口公安局制定的《取缔茶馆之理由及办法》（1930）中提出：“各茶馆无论日夜不得有吸食鸦片招妓弹唱或演唱花鼓淫戏以及聚众抹牌赌博等情事。”[12]（P143）《南京市政府取缔乡区茶馆暂行规则》（1935）禁止茶馆有以下行为：“（1）售卖鸦片烟，及其他烈性毒品，（2）聚赌抽头，（3）不得招揽艺员清唱敛钱。”[13]（P21）《上海市管理茶馆规则》（1935）第十一条规定：“茶馆内不得有下列各项情事。一，聚赌抽头；二，未经核准供人集会场所；三，未经呈请核准擅自附设书场；四，容人吃讲茶；五，非营业时间内容人逗留住宿；六，容人售卖淫书淫画及违禁物品；七，容忍乞丐入馆向茶客纠缠求乞”[14]（P186）《四川省管理茶馆办法》（1945）列出六项绝对禁止的情况：“1.以青年妇女充当茶房。2.赌博或类似赌博之行为。3.淫秽之歌唱。4.茶座上理发捏脚。5.家庭茶间。6.其他有碍风化及公共秩序卫生之事件。”[15]（P11）这些法规的核心，就是要防止“黄赌毒”对社会风化的负面影响。

政府的措施除了从管理的角度以强硬的手段试图消灭不良社会风气之外，还从建设的角度推行改良茶馆的措施。如北平市教育局试办民众茶社简章提出茶馆必须有以下设施：“1、国旗党旗。2、总理遗像。3、通俗图书。4、各种报纸。5、揭示板。6、民众教育标语牌。7、讲台。8、报架。9、中华民国地图。10、本市地图。”[16]（P19）除了从环境上影响教育的氛围，民众茶社还有一项重要的职能“演讲”，其宗旨为： “改善社会风尚，提高民众智识。”[16](P18)山西省立民众教育馆[②]也设立了民众茶社，以“利用民众休闲时间，实施民众教育”为宗旨，开展的活动有茶社文库、常识讲演、科学表演、书词表演等。“每值讲演说书时，茶棚四周站立听讲者，总在四五百人以上”[17](P7)，可见效果不错。

知识精英也看到了茶馆对于民众教育和社会风气导向的重要性。他们从提倡的角度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如在茶馆中加上可以陶冶性情的物件：“龙门民众茶馆里边备了各种报纸，和通俗书籍，及象棋围棋丝竹等东西，进来吃茶的朋友香茗清谈，并可弄弄丝竹，陶冶身心；看看书报，增长智识；看着棋子，滋养思索。”[18]（P2）有人看到民众教育应当喜闻乐见的一面，提出仍保留书茶馆说书唱戏的外在形式，在内容上可以加上文明进步的因素，因为兴趣是最重要的老师。有人提出：“我们由各方面的观察，都可以知道民众对于戏剧歌词，是最有兴趣。所以我们说事民众教育的人，应当练习表演和歌唱的技能，去办理大规模的民众茶馆，改编各类的戏曲歌词，把全数的民众教育寓加其中——如家事，文字，道德，科学，健康，休闲等教育——去表演，去歌唱，在外再加杂着一些讲演或幻灯教学法的文字教育，我以为收效或者可以迅速伟大。”[19]（P7）

遗憾的是，茶馆作为道德引领场所的重要性被重视，但用什么样的内容、什么样的新道德来引导缺乏讨论。或许，什么是先进的道德并不是难题；或许无论政府还是知识精英对先进道德的认同并没有歧义；或许道德无非陶冶性情、诚意正心、化成风俗之类，不需要讨论。总之，在关于茶馆的文章中，并没有发现对道德内容的详细讨论。新民德中本应包含的公共性要求并没有在茶馆中得到特别的体现。

 

四，缺乏公共性的公共空间

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最大不同，在于现代社会是陌生人社会，而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现代社会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走出私人空间和熟人空间，接触到更广泛的世界。现代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和公共空间（公共领域）理论充分关注了现代社会“公共性”的特点，指出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存在一个公共空间，个体公民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公共事务，可以形成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一致意见，并组织对抗武断的、压迫性的国家与公共权力形式，从而维护总体利益和公共福祉。按照哈贝马斯的解释，公共空间应该是“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20](P45)。茶馆是一种天然群众聚会场所，是最好的公共交流、表达、议论的场所，可以看作中国近代社会公共空间的代表。那么茶馆是否具有西方理论中公共空间的特点呢？从上面茶馆之于人们伦理生活的作用来看，中国近代的茶馆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茶馆是一个善恶观念、社会风俗展现的场所，是强者力量的争夺场。茶馆的普通消费者群体——大众并不具有建构的意识和能力。茶馆里不全是流动人口，有很多固定的茶客。他们往往“早上七点钟之后，人们就三三两两的来了，每一个人或是两三个人占着一张方桌，他们是每天差不多占有固定的座位”[21](P17)。但即便是这些固定茶客，他们也只把茶馆当作消费娱乐会见朋友的地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构建公共舆论和道德意识的责任。所以，更多的时候，他们是被动者，被动地迎合诱惑或者也接受某些新思想新观念。谁更强势，谁就是可追随的对象。鸦片赌博的人强势，茶馆就是陋俗展示的舞台；哥老会袍哥强势，茶馆就是黑社会的地盘；知识精英强势，茶馆就可以是扩散新思想的舞台；政府强势，政府就是主导的力量。可见，茶馆的公共性并不是平等的公共性，不能够形成有效的公共讨论而形成公共意见。更有趣的是，大城市的大茶馆在发展鼎盛的时期，不是进一步开放空间，而是增设单间，开辟出一块保护隐私的特殊空间，这进一步削弱了茶馆的公共性。

2.茶馆中道德观念兴起的方向是自上而下的，方式是风行草偃式的。在政府和知识精英的眼中，民众只是需要被启蒙的、缺乏自觉意识的群氓，因而只能由政府和知识精英主动担负起道德引领的责任。在这个过程中，民众与其说是被启蒙的，不如说是被灌输的。如茶馆被要求挂上三民主义及建国大纲等标语、精神总动员标语、新生活标语、兵役标语、抗战标语及图片、古今民族英雄画片甚至是领袖的肖像，通过演讲、文明戏、各种曲艺形式传达的是精神总动员纲领、国民公约理论、三民主义浅释、新生活纲要、改良格言及剧本等等，这些都不可能是茶馆自生的，不可能由茶馆里的普通民众自发讨论得出。茶馆只是教育与被教育的场所而已，普通民众并没有也不没有能力参与到新伦理的讨论和构建中。

3.政府力量过于强大，民间发声艰难。在所有的强者中，政府无疑是最有力量的，茶馆中切实进行的道德引领，绝大部分与政府有关。在文献中经常会出现“省党部、省政府、省动员委员会，会令各县市党部政府，动员委员会……”等等“指导”的字词，可见政府是茶馆改良的主导力量。政府主导的好处是可以形成强大的运动态势，推进工作的进行；但负面的影响是，他们会严格审查茶馆传播的内容，控制宣传和舆论。在1939年四川省发布的《利用各县市茶馆及说书人等协助推广国民精神总动员办法大纲》中，严格禁止的内容特别提到了“违背党义者”和“鼓吹阶级斗争者”。[22]（P18）这并非孤例。汉口关于茶馆取缔的规定也有相似的内容：“各茶馆如有窝藏匪共及与窃盗架子楼等来往者，一经察觉，该茶馆查封，该馆馆主依法治罪。”[12](P143)可见政府在此过程中意识形态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而政府主导必然导致知识精英声音的低落。本来精英们受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条件的变化以及个人荣辱兴衰的影响，通常很难把自己的想法真正落实下去。而国家力量的推行更削弱了知识精英的独立影响。通常在社会非正常状态，如战争、革命的状态下，官方会格外强力控制、压制民间声音，甚至出现“勿谈国事”的情况。王笛教授的相关研究指出，在成都的茶馆中，政府借维护公共秩序为借口，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对茶馆的控制，有明显以国家力量逐步渗透干涉人们日常生活的倾向。[23]成都显然不是特例。在此状况下，知识精英的影响日渐薄弱。

可见，作为公共空间，茶馆在中国近代百年间并不能起到西方公共空间理论所赋予的自我讨论、自我构建的作用。茶馆作为公共空间在近代中国所起的作用并没有体现在“公共”上，即通过民众的自我启发参与讨论形成公共意见，甚至对抗压迫性的国家力量。茶馆的作用更多体现在“空间”上：它是民众伦理生活展现的空间，也是民众道德被引领的空间。新的民德，无论是从公德还是私德角度，茶馆自身都无法做出有效的建构。通过茶馆这个公共空间所进行的“新民德”工作，必然困难重重。中国社会公共空间以及公共伦理生活尽管在近代有很大的发展，但受经济、政治、战争、社会意识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公共性”的缺乏是显而易见的，提升公德意识任重而道远。

  

[①] 鲍宁、贾常宝的文章《从公共空间视角看清代北京的茶馆文化及其近代转换》中总结了清末以来北京士绅和志士利用茶馆进行启蒙工作的事实。详见《农业考古》2013年第2期第113页。

[②] 山西省立民众教育馆馆长由政府任命的、遵照山西省政府制定的组织规程运行，其宗旨是推行民众教育，其前身为山西省立图书馆。

  

[参考文献]

 

[1] 滇人生活的片段：昆明的农村茶馆[J].兴华,1934,31(39).

[2] 叶楚伧.江苏的政治问题：关于农村设立茶馆[J].民众周报(南京),1931(171).

[3] 重庆居民,消磨在茶馆的时间金钱,每天茶客总数二万四千余[J].电声(上海),1938(76).

[4] 博行.茶馆宣传之理论与实际[J].服务月刊,1941(6).

[5] 陆合丰.农村中之茶馆问题[J].晨光(杭州),1933,2(28).

[6] 中央新闻：茶馆分别男女座[J].中华报,1906,(568).

[7] 每文.关于女学生坐茶室[J].文饭,1947,(38).

[8] 青岛市政府指令.第一九四六号（中华民国二十年三月二十四日）：令公安局：呈一件拟定青岛市茶楼酒馆女招待取缔简则请鉴核由[J].青岛市政府市政公报,1931(20).

[9] 恩平要闻：茶室工会女会员，热心募款劳军，募得国币六十余元[J].四邑华侨导报,1941,1(2).

[10] 天津第一改良茶馆章程：社会敎育之大將，国民智德之生机[J].江西通俗教育杂志,1914,(4).

[11] 杭州市取缔茶馆规则[J].浙江民政月刊,1928,(3).

[12] 取缔本市茶馆之理由及辦法 [J].新汉口:汉市市政公报,1930,1(7).

[13] 南京市政府取缔乡区茶馆暂行规则[J].南京市政府公报,1935,(151).

[14] 上海市管理茶馆规则[J].上海市政府公报,1935,(158).

[15] 四川省管理茶馆办法[J].四川省政府公报,1945,(301).

[16] 北平市教育局试办民众茶社简章[J].陕西教育周刊,1930,3(16).

[17] 本馆民众茶社现状纪实[J].山西省立民众教育月刊,1934,1(5).

[18] 醒.从小茶馆说起:说到本馆民众茶社[J].通俗教育月刊,1929,(8).

[19] 姚得煊.民众茶馆的重要[J].河北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周刊,1932,(7).

[20]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9.

[21] 航.南京:夫子庙的茶馆[J].星华,1936,1(9).

[22] 利用各县市茶馆及说书人等协助推广国民精神总动员办法大纲[J].政声,1939,1(23).

[23]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的微观世界（1900－195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