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作者为陆军工程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茶业经济和文化史。出版各类著作18部，发表各类论文470多篇。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视野下的西南茶马古道文献资料整理与遗产保护研究”[20&ZD229]、陆军工程大学2021年度政治理论研究基金“从茶叶贸易视角看鸦片战争的爆发”阶段性成果，原文刊登于辑刊《吃茶去》2022年，作者以此文缅怀他的导师郭孝义先生。经作者授权，在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网站推送，以飨读者，感谢作者的信任和支持！

陶德臣 

郭孝义先生是我在镇江师专（现已并入江苏大学）求学时的老师。2002年3月26日上午惊闻先生不幸仙逝，深感震惊。噩耗传来，我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2001年底，我出差到常州，打电话向先生请安时，先生声如宏钟，说身体很好，怎么会突然撒手而去呢？然而直到当天下午我匆匆赶到镇江先生府上，亲眼见到先生的遗像和肃穆的灵堂时，才不得不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想到先生再也不能指点我的学业了，感到无限悲伤和惆怅，心里空荡荡的。

(“中国近代史研究小组”首届学术报告会全体师生合影。第一排右数第五位为郭老师，第二排右数第二位为作者。)

我从不会写论文到现在出版了7部茶业经济史专著，出版其他各类著作11部，发表论文470余篇，其中茶叶经济及文化史论文300多篇，在茶业经济史领域已小有名气，毫不夸张地说，这些成绩的取得完全是先生十多年来不遗余力，辛勤教诲和亲切关怀的结果。这种关怀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激发我的学习热情，培养我的科研能力。1983年9月，我考入镇江师专政史科读书。翌年，先生教我们“中国近代史”课。由于我历史高考分数较高，为90分（当时全国历史高考最高分是93分），又对该科很感兴趣，有幸被先生吸收到他创办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小组中，成为第二批仅有的8名人员之一。该小组是先生为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多方面能力而创办的专题性业余兴趣小组，它拥有自己的内部刊物《梦溪史苑》，定期开展活动，每年举行一次学术报告会。该小组开全国高校同类学生兴趣小组之先河，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当然也耗费了先生无数的精力和心血。先生十余年如一日，在自己教学科研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带领学生考察镇江古运河、英租界，参观茅山新四军纪念馆，为学生到镇江图书馆办古书阅览证，手把手地指导学生写论文，改论文，跑经费，策划每年一次的学术报告会，出版刊物，忙得团团转。当然这些工作没有给先生一分钱的报酬，有的只是无数的麻烦，但先生无怨无悔，乐此不疲。在先生的价值观里，这就是工作，这就是乐趣。参加中国近代史研究小组，不仅使我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和提高，而且对我日后考取硕士研究生和从事茶史研究起了重要作用。我深感小组就是我学术研究的起点站，先生就是我的第一任，也是任期最长的导师。

参加小组活动，对我主要有两大收获：第一，进一步端正了专业思想，拓宽了知识面，增强了能力。通过写论文，我学会了利用参考书，查阅历史文献的基本方法，学习的深度、广度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第二，掌握了写论文的基本方法，培养了刻苦钻研的精神。过去我只能看人家写的论文，既不明白写论文的方法，也提不出自己的观点，习惯于人云亦云，学习往往陷入被动。通过参加小组活动，我逐渐掌握了搜集、运用史料，通过分析、综合，提出自己观点的论文写作基本方法。当时我写过《太平天国水军与革命的关系》、《辛亥革命中革命派与维新派论战的几个缺陷》、《美太军与忠义辅助军》、《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及有关问题》、《鸦片战争纵横谈》等。这些文章均得到先生的具体指导，至今我还保存着留有先生批示的这些习作。

1986年我从师专毕业后，仍一直和小组保持密切联系，经常参加小组活动。正是有了先生的长期培养，我才学到了系统扎实的专业知识，掌握了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养成了刻苦好学和勇于思考与创新的好习惯，并坚定了报考研究生的决心。

二是为我再进修，上层次指点迷津，开山铺路。先生语重心长地告诫我，学业上要有所成果，一定要打牢基础，不断进取。当务之急是一边工作，一边抓住时机进修，先把本科学历解决了，同时学好外语，伺机报考研究生。此番高屋建瓴的建议具有极强的针对性，所言极是，它成了我工作学习的指路明灯。因为，我进师专时的高考总分“有幸”与另一位同学是并列第一名，只是这第一名并没有为我带来丝毫的荣耀，何也？因为是倒数第一名。虽然我发愤苦学，也年年得个“三好”学生的称号，但毕竟要补的东西太多了，不稳扎稳打，一步步来行吗？1988年我参加成人高考，被苏州大学历史系函授本科班录取。当时教我们“中国近代经济史”课的是博士生导师段本洛先生，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决定就报考段先生的研究生，并把这个想法及时告诉了郭先生。先生表示大力支持，并亲自郑重其事地给段先生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把我大大地美化了一番。我拿着先生的推荐信如同拿到了通天宝剑，顿时信心大增，并在段先生上课时郑重地递了上去。段先生看完信后很高兴，并饶有兴趣了问了些问题。正是借助先生的推荐信，段先生对我才有了“第一印象”。

1991年我研究生复试时，又带去了先生对段、董（蔡时）先生的问候。这问候寓意深刻，既表达了先生对段先生的尊重，又表达了先生对我即将深造的由衷高兴。是啊，先生怎么能不高兴呢？因为师专政史科考上研究生的学生主要是原中国近代史研究小组的人员，看到自己辛勤培养的学生能够再上一个台阶，先生内心的欣喜难以言表。1992年，我选择了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近代中国茶叶的商品化》，从此走上了茶史研究的道路。我于1994年顺利硕士研究生论文通过答辩，拿到了学位证书。值得一提的是，此论文得到著名历史学家、答辩主席、华东师范大学夏东元先生高度评价。我想，没有先生的教育与培养，我是不可能取得这一成绩的。

1994年，我到工程兵工程学院任教，我想继续深造，于是，1998年，打算报考南京大学蔡少卿先生的博士。先生得知消息后，又是走在前面为我铺路。他几次打电话给蔡先生，对我的学识、能力自然又是大大地夸奖了一番，建议蔡先生录取时给予关照。可是令人气愤的是，单位不让我报考，说什么审批时间已过，只能等来年了。我满肚子的气，但又无可奈何。先生虽有遗撼，但还是安慰我，鼓励我，让我不要着急，说先把外语复习好把握反而更大。2001年我打算再次报考南京大学史全生先生的博士，这次得到单位批准，也开好了介绍信，进行了认真准备。想不到临考前三个月被杂事缠住，又未考成。令我至今不安的是，一直到考试时间过了，我才告诉先生没有参加考试，而先生还一直等着消息，准备专为我向史先生打招呼呢！

 三是为我发论文，出成果努力创造条件。这年头发文章难，无名之辈发文章更难，更何况当时我对投稿窃门一无所知呢？可以说，在我最初发文章最困难的时候，是先生给了我最大的支持，扶我走上了学术之路。我在《镇江师专学报》上发表的《简论华茶贸易衰落的原因》、《海峡两岸茶业的血缘联系》、《外销茶商的经营方式与特点》、《英使马戛尔尼与茶》四篇茶史论文，倾注了先生大量心血和劳动。多年来是先生给我找主编，打电话，改错误，指问题。正是得益于先生的名望和把关，这些文章才得以顺利发表。其中《简论华茶贸易衰落的原因》一文先生费力最巨。因为该文写于1992年11月30日，它是硕士学位论文《近代中国茶叶的商品化》的最后一个部分。由于当时我刚涉及此一研究领域，各方面准备不充分，开始写得不太好，难以刊用。为此先生比我还急，为了赶版期，先生专门写了一封长信，详细说明了修改的必要和方法，鼓励我“好文章是改出来的”，谆谆告诫我不要急燥，要“慢慢磨”。我还有什么可说得的呢？虽然这篇文章没有在1993年底刊出，成为我的处女作，但还是1994年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在我所发表的470多篇文章中刊出时间排序第三，也算得上是“元老”了。

先生每次和我通电话时，总忘不了先讲文章的事，他总是比我更关心发文章的事。这情景让我感动，也使我不安。给先生打电话似乎就是为了发文章，这不是太无聊了吗？2001年年底，我向先生请安，先生立马又谈我投过去的两篇政治文章，并遗撼地告诉我，师专已被江苏大学合并，原师专学报不复存在，政治文章也发不出来了，特表歉意。这是先生和我通的最后一次电话，谈的还是文章的事！这能不让我刻骨铭心吗？这就是先生的本色，这也是先生留给我的最后的话。我如实告诉先生，现在《解放军理工大学学报》（综合版）可发政治文章了，我发政治类文章的后顾之忧已解除（说实话，我虽一直教政治，但对它的研究远没有对茶叶经济史研究深，发文章当然不易）。至此，我完全可以凭自己的实力发文章了。这是一个质的飞跃，这个飞跃用了10多年的时间。显然，没有先生的精心栽培，是不可能完成这个质变的。

四是不忘为我的点滴成绩而高兴，并时时给予莫大鼓励。每当文章发表后，我都要尽量或复印，或以原杂志寄给先生，见到这些铅字，先生总是比自己发表了文章还兴奋。记得1999年拙著《中国茶叶商品经济研究》一书出版后，我把第一本书题签后赠给了先生。为此，先生收到书后专门打电话来表示祝贺，并给予很高评价，说了一大堆好话，让我受宠若惊，晕晕乎似乎自己真的是什么历史学家了。其实，我的学术功底、学识、成果比起先生来差之甚远，我只有把先生的鼓励和谆谆教诲化作努力前进的强大动力，不断攀登茶史研究新的学术高峰，才能不辜负先生的殷切期望，也才能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