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2021级博士生、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工作人员，此文为202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文化强国背景下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研究”（项目号：21&ZD060）阶段性成果。全文刊登于《农业考古》2023年第5期第20-26页。经作者授权，在中国人民大学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推送，感谢作者的信任和支持！

 

郭毓玮

 

茶叶作为物质性的存在具有外显性味道特征，当品茶者赋予茶精神意味，茶便具有了内隐性特征。随着茶叶在社会生活领域的功能不断多元化，尤其是得到了当局的高度重视后，其社会意识形态功能逐渐丰厚，也就出现了社会性，即品茶的第三重性。上述三重属性，使一叶佳茗经过时间的沉淀，发展为别具风格的中华茶文化。一种实物发展为一种文化现象，是需要时间、空间、人物、事件等一系列社会因素的综合作用，而茶叶获得此种多元影响并得到广泛传播则处于中国古代经济、政治与文化的高度发展时期——唐朝，在此时段，茶开始迈向了主流文化境地。唐朝茶文学的兴起、茶事活动的精细化、茶叶贸易的发展、贡茶院的确立、佛教推动的饮茶风气等社会现象不断促使茶叶的利用扩展到药物、文学、艺术、经济、政治、宗教等各个方面，文人对茶叶的本质性认知、形而上的思考以及社会作用的发挥提供了茶文化的脉络框架，也促成了茶文化的传播。茶叶与文化本为两种维度的存在，前者为可视性，后者为认知性，得益于无数唐朝士大夫赋予茶精神与社会价值，茶的文化内涵变得厚重。本文通过对茶之味所折射的显性、隐性以及社会性三层的哲学分析，揭示唐朝茶文化的发展及其实质。 

一．  茶文化的显性属性及文化符号传播

茶之味将人与茶紧密相连。“味”不仅仅是饮食之味的生理体验，还逐渐延展到人生与理性的思考范畴，跨越感官感受进入文化领域，转变为具有形而上的哲学之思 [1]，本文着重以“品味”作为论述的基点。根据古文献考察，“品”与“味”二字原初都直接关联的是食物，但又都具有抽象意义。将“品”“味”连在一起——“品味”——可以理解为对事物的理性与感性的把握，既有感性体会，也有理性思考。“品味”沟通了人的主观情感与客观物质，“品味”使人与物的关系具有了双向性。“品味”是一个动态过程，人的情感与物的价值相互促成，相互成就。

毫无疑问，茶的“品味”首先是以感官品尝为基础，茶所延伸出来的其他多元价值都是在“品味”的动态过程中逐渐形成具体意味的，这些多元价值首先在唐朝尤其是中唐的社会发展得以确立，中华茶文化也由此获得最初的形态。文化是一个有多重含义的复杂概念，本文借用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对文化的定义，“文化由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而获致和传递；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包括它们在人造器物中的体现，文化体系一方面可看作是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2]。茶自身物质属性显然是可视且外显的，人们的茶事活动所产生的精神属性则是内隐的，人们因茶而形成的多种群体并进行有意义的交往，就具有了社会属性。这三种属性构成了唐朝茶文化的内核，这表明唐朝时期茶就已经在人文、民俗、政治、经济等更大范围内具有了象征意义。“任何感知，只要能被当做意义的载体，就成了符号”[3] (P48)。“文化符号的本质是能够承载、表述、传达、储存某种文化信息和理念的媒介”[4]。茶是象征意义的符号载体，其中包含了有形之实体与无形之意义，具有解释性，但解释意义不尽相同。在陆羽将茶引向文人的雅文化之前，茶的意义只是以自身物理特性为衡量基点，人与茶的关系都是简单的外显活动。文人雅文化的加工，茶的多元价值被发掘，茶成为了文化符号并向生活世界传播。

众所周知，茶的故乡在中国，但这并不是指茶树起源于中国。植物学家按照茶树植物系统分类，推论原始山茶属植物的出现，大约距今3千万～2千万年之间[5](P10)，茶叶具体起源于哪里尚难以下判断。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是第一个有文字记载利用茶的国家。神农尝百草的神话故事揭示了茶的药用价值，不过，在此前茶最开始或许是作为食物而被利用。石器时代并不能满足每个人的饱腹需要，食不果腹是常见状态，因此，树叶、坚果、种子等都曾是人类始祖们的食材，不排除茶树叶子也是当时的食物来源之一。史前史阶段，不论是药用还是食用，茶已具有对人类表现出了有益价值。

茶作为客观物质存在，其本身具有的属性与功能是人对茶进行显性品味的前提。关于茶叶的饮用起源，在国内学术界的基本共识是“两汉说”，西汉时期的王褒《僮约》提及“烹荼尽具”“武阳买荼”，茶叶作为商品在市场出售首次被记载，这表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消费茶叶的需求。茶的疗效也被古人加以总结在典籍之中，唐朝裴汶在《茶述》中写道：“茶，起于东晋，盛于今朝。其性精清，其味浩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烹之鼎水，和以虎形，人人服之，永永不厌。得之则安，不得则病”[6](P38)。白居易诗中写道“驱愁知酒力，破睡见茶功” [7] (P457)（《赠东邻王十三》），由此可见，茶可破困倦，帮助人们提神醒脑，还有解渴、益思、悦志、醒酒等功效，这些都成为人们品茶之味的动力。人们根据茶的自然属性，鉴别出茶的药用价值之味，唐朝时期，此种价值已被广泛认知，这扩大了茶与人的联系范围，促进了茶叶在社会中的传播。

唐中期以前饮茶法多为羹饮，史载“吴人采叶煮之，名为‘茗粥’”[6](P45)，茶粥的素材除了茶叶还会加入其它食物及香料，此时仍然以茶的食用价值为主。唐朝是佛教中国化的时期，禅宗与茶一向关联紧密，禅修处于“静”的状态，达到禅定，进入观照明净之境地，而茶的药用价值帮助僧人提神醒脑。佛门戒律有一条为“过午不食”，但僧人们被允许饮茶，这帮助僧人抵抗饥饿，专注精神。常言道“自古名寺出好茶”，佛门清修之地往往远离尘世，常修建在崇山峻岭之中，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茶树生长提供了有利条件，僧人意识到茶叶的有益价值便广种茶叶，专职僧人从事此劳动也使得制茶工艺走向专业化。僧人常常举办茶会，有些寺院还设有茶堂以招待施主，禅与茶逐渐变得密切，以致形成了禅茶文化，佛教对茶在社会的传播做出了极大贡献。茶由于自身药用与食用特性受到僧侣的青睐，这种显性品味有助于修行弘道。茶代表了佛教修行之物，成为文化符号在上流社会传播。

茶的物理属性，药用功能、食用价值，都属于茶之味的显性特征。人类在利用茶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将茶叶发展为一种广义文化符号，使其具有了活泼的生命。唐中叶以后，尤其是陆羽《茶经》的面世，使饮茶成为新的社会流行风尚，建构了具有全新价值取向的茶生活，并逐渐被当时的人们引向日常生活世界。随着这种生活方式的普及，茶会、茶宴也成为当时流行的文人会友活动形式，茶的内涵不断被各阶层、群体所丰富，为其注入独到见解与意味。茶诗、茶画、茶文学作品等都强化了茶叶在社会中的推广力度。饮茶风气从南至北，上至达官贵族下至寻常百姓，茶叶已发展为同柴米油盐一般的生活必需品。

 二．  茶文化的隐性属性及文化内涵改写

作为一种植物，茶被人利用，这也是人们饮茶的关键因素，中国的先民最早将茶的利用做了多样化发展，到了唐朝，饮茶之风甚炽，《茶经》的问世以及茶诗的盛行，吸收文人、僧人、皇室等上流社会的雅文化，独树一帜的中华茶文化逐渐成型。文人士大夫在品茶时体悟，借茶抒情，自然化人与人化自然的交互体验应用于品茶实践、茶事活动中，茶之理念逐渐被丰富。文人通过对茶的品味从而反观自身及其周遭环境，淬炼出精神世界，反躬自省，进行心性的修炼与提升，茶事活动在日常生活中对相关群体产生了思想层面的影响，形成特定的精神文化领域。

茶由此承载了人的主体意识，文人饮茶时的情感投射，在品茗中找到人格精神，人与茶的互构，直接推动了茶文化的内涵精神的再现。味道作为感官体验使人类对物的认知具体化，这其实是一个由表及里的过程，从口舌之味觉体验至心神之精神感悟。中医理论有心开窍于舌，“南方应热，热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生脾，心主舌”[8] (P47)“舌者，心之官也”[9] (P1143)，中医认为，比起其他官能，舌的感受与心的感受的联系更加紧密。舌与心的活动机制互为表里，这就是中国传统思想主张的以“味”为性、由味通道的道理 [10] (P31)。陆羽、皎然、卢仝等人，他们的品茶不仅仅是品茶之本味，享受口欲，进一步，他们从舌通达心，从生理需要引向以茶会友、借茶内省、思乡、静心等思虑意向[11]。茶促进了人与天地自然的感通、自我人格的塑造、为人处世的体会。

陆羽被称为“茶圣”，撰写了第一部关于茶的百科全书——《茶经》，此书对中唐以前茶的知识进行了梳理，对茶的起源、采制、煮饮、茶器等做了系统的扼要阐述，第一章开宗明义提出喝茶人的精神“精行俭德”，将饮茶提升到了道德层面。安史之乱后，盛唐气象一去不复返，藩镇割据，宦官乱政，而盛唐造就的经济繁荣导致上流社会依然处于奢侈糜烂的生活状态。此次动乱对文人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他们一改往日的豪情壮志，深感力不足，深陷苦闷之中，对人生处世态度变得谨小慎微。他们从“兼济天下”的人生观转向了“独善其身”，注重自我精神世界的愉悦与超俗。“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隐逸之风在文人间大行其道。 正是处于这个时代背景，被称为处士的茶圣陆羽一生未出仕，但自幼偏爱儒学，“公执释典不屈，子执儒典不屈”[12]，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拥有匡济天下的胸怀。他在《茶经·茶之器》介绍风炉时描述在风炉铸刻“伊公羹、陆氏茶”，伊公为商朝伊尹，他是美食家更是政治家，将烹饪与治国之道融会贯通，正如老子所言“治大国，若烹小鲜”[13] (P330)，他提出的五味调和说以调味来隐喻安邦之法，旨在万事万物都讲究调和、执两用中，以达到平衡中和。“和”是儒家重要理论思想之一，是社会理想追求。陆羽显然希望自己也像伊尹一般经邦济世，而他对于修身治国的伟大抱负寄予茶之中，以此教化爱茶之人，品味茶之深意，人与茶和、以茶养廉。陆羽有陶渊明一般的淡泊名利，曾两次婉拒入朝为官的机会，对此举的理由不可妄加揣测，他隐于世间，将一生奉献给茶，将人格理想诉诸茶，茶格犹如人格，借茶修为、以茶悟道。茶逐渐发展成为日常生活中的“物隐”选择，品茗时，悟自然之味，融于自然，实现“身隐”，文人士大夫通过对茶的独有意味之品塑造了具有隐逸精神的特定群体，作为茶道践行者，经过自上而下的文化传播，成为茶文化发展的主力军[14]。茶中所暗含的隐逸情操饱含了文人对现存社会意识形态的态度，以茶修身、以茶修心、以茶修德，使品茗得到精神上的升华。

除此之外，陆羽对择茶、选水、品茗等都作了详细的介绍，“人焉廋哉？”这是一种自我认知的表达，同时也映射了他的思想与精神内涵。《茶经》中不难发现道家蕴理，比如描述茶的优劣“野者上，园者次”（《茶经·一之源》）正如道家思想对自然的崇尚一般，比起人工种植干预，陆羽更加尊崇自然野生的茶，这极大程度保留了茶的自然天性。茶本自然之物，人类将其加工、饮用也应保持它的本质特征，“道法自然”的道家原则在品茗中也有贯彻。陆羽大力倡导清饮法，将饮茶方式化繁为简，至拙至美。清饮法的流行是一种转向标志，从“食”到“饮”的革新一方面意味着陆羽将其“做减法”，茶之味融入了道家“自然无为”的哲学处世观，另一方面茶作为世俗中的药材食品转向了具有审美情趣的文化饮品。陆羽对之前饮茶方式评论为“或用葱、姜、枣、桔皮、茱萸、薄荷之等，煮之百沸，或扬令滑，或煮去沫，斯沟渠间弃水耳，而习俗不已”[15] (P164)，他对“茗粥”进行了批判，提出茶应当“清饮”，至多加一些盐，由此煎茶替代了煮茶。新方式的出现必定要经历从陌生到质疑再到接受的过程，而新方式也表示着一种新的价值观诞生。这种价值观深受特殊群体即文人阶级的普遍赞赏，并随之纷纷效仿。茶彻底成为一种独立的物质供人饮用，清饮法还原了茶的真香本味、自然特质，色香形带来的视觉效果影响了茶人对茶的审美意识，这种自然之性天然之美的展现，确定了品茗的视觉审美价值。

在与食物有关的人类日常审美经验中，视觉、气味与味道都构成了审美对象，是基本的愉悦感与不快感的来源，比如汽车尾气会使人厌恶，但一杯清茶却让人放松[16] (P76)，这意味着茶之感官品味影响人们的情绪进而产生美与恶的感受。一些当代美学家指出，审美过程中对审美对象的认知是审美鉴赏关键特征之一。Korsmeyer关于味道哲学研究的一个核心论点为气味和味道不仅是感官审美对象，而且其主要价值在于通过欣赏而体会的意义——气味和味道具有外延性[16] (P77)。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古人对美的把握其实最直接关联的就是食物，《说文解字》写道：“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17] (P517)，因此，无论是食物的视觉享受还是味觉享受都能带来感官审美体验。

唐朝新式茶饮风尚提升到了艺术审美高度 [18] (P46)。陆羽对饮茶方式的创新，使茶人在清饮中欣赏美，从视觉、嗅觉、味觉、触觉对茶进行品味，这时茶已不再仅仅具有商品价值，也具有了审美价值，促进了文人的审美活动。视觉上，正如陆羽对沫饽的形容“沫饽，汤之华也。华之薄者曰沫，厚者曰饽，细轻者曰花。如枣花漂漂然于环池之上，又如回潭曲渚青萍之始生，又如晴天爽朗有浮云鳞然。其沫者，若绿钱浮于水湄，又如菊英堕于尊俎之中。饽者，以滓煮之，及沸，则重华累沫，皤皤然若积雪耳。《荈赋》所谓‘焕如积雪，煜若春敷’，有之”[15] (P140)。我们透过上述文字就能够充分感受到这幅画面是多么高雅脱俗！在唐以前的羹饮方式中是无法感知这种美的，茶至多只能作为一种调料，毫不具有欣赏性。陆羽用“珍鲜馥烈”四个字来形容茶的嗅觉与味觉之美，与视觉相比，气味与味道具有短时性，但人思虑却可以进行再加工，将人的感觉器官刚接触到茶汤时的一瞬间体验进行扩展，不仅让人身心舒缓，更留下余韵悠长的思索。

并不是所有人的“品味”都是一样的，正如同样的一幅画作对于甲而言仅仅是“看”，而对于乙而言则是“看懂”；茶对于一些人仅是一杯解渴之饮，而对于特定人群则为品之茶，进而味之意。这还将涉及审美群体性。通过对共同感官的观察，“拥有相似的人情事故和经历的人的审美偏好常常汇集在一起”[19] (P172)。因此，生活环境、文化教育影响个体的意识活动、思维方式、价值观取向，更会影响对客观物的实际需求。这便解释了文人群体如何将广义茶文化上升到雅逸文化，文人阶层拥有共同的人生观，在品茶中表达自我，博古论今，在这种具有艺术审美的交流活动中仿佛脱离了物欲横流、骄奢淫逸的现实社会。清饮法摒弃各种佐料，使茗粥变成品茗，品茶之本味，复原茶汤的本来面目，暗示了品茶之人应当在品茶时忘记外物，在浮躁的世界中抓住最本质的东西，摆脱物欲与外在束缚。

孟子曾言：“口之于味，有同嗜焉”[20] (P272)，同类人对食物味觉、味道的感知是相似的，同样食物所传递的情感意义也划分了不同人群。西方谚语有一句“you are what you eat”即人如其食，食物味道、特性将拥有相同价值观的个体联系起来成为可识别的社群团体。品茶亦如此。皎然作为陆羽的莫逆之交，与陆羽志同道合，同样谙于茶，历史上“茶道”二字最早出现在皎然的诗中，“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但这时的茶还不具有哲学上“道”的思想，更多的是饮茶之法（法门）[21]。此诗描述了皎然收到友人送予的剡溪名茶，赞誉此茶如仙露琼浆，进而将饮茶的精神上升过程表述为有名的“三饮说”即“一饮涤昏寐，再饮清我神，三饮便得道”，这三饮的感受层层递进，茶之品饮进化为修行者的路径或修身之道。对茶的感官品味已延展到修己精神，通过品茶修炼平和的心态，领悟茶中乾坤，放下世俗，体悟人生。皎然是僧人也是诗人，他对茶的热爱与自我理解体现在茶诗之中，不仅蕴涵了禅宗，道教文化也有所体现，比如诗中的“丹丘”是道教的圣地，他贯通的思想丰富了茶的隐性意识形态，为茶文化迈向“道”做了铺垫。另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言，僧人坐禅时静心的状态是达到禅定境界的关键因素之一。茶发展为辅助禅修的工具，不仅在显性品味中帮助僧人清神醒脑、提供能量，更是在隐性品味中借茶明心见性，体会味觉感受茶仅仅是瞬间，而顿悟也是瞬间，茶成为寻求禅意、直抵禅境的重要媒介。

历史上的文人墨客留下众多茶诗，这些为后人研究茶文化提供了重要文献。唐朝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又称《七碗茶诗》，此诗描述了品茶的七个境界，“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卢仝在品第一碗时，是身体对茶味道的感知，茶汤入喉，温润醇厚。第二碗开始，对茶的品味便进入到功能的层面，这种功能源于卢仝的主观判断，即他对茶的感受，“茶可破孤闷”，饮茶使人精神得到解脱，忘记浮世忧愁；“茶可搜枯肠”，饮茶带来文思泉涌；“茶可发轻汗”，喝茶的确会导致人发汗，但在卢仝诗中，可理解为饮茶将生活中的烦恼都通过毛孔散去，享受当下的乐；“茶可肌骨清”，茶能够涤荡身心，保持明净的自我；“茶可通仙灵”，喝下第六碗时，便可感通天地与神明，到第七碗时，彷佛脱离尘世，已然达到超凡脱俗的境界。茶人对好茶的热爱与享受在此诗中描述的淋漓尽致，传诵至今依然能够与爱茶人产生共鸣。

卢仝对茶的感受主要还是停留在个体感知层面。味道的实践体验受到多维度影响，比如个人教育、生活背景、文化记忆等，主体将情感活动主观意识投入茶之中，“反哺”茶文化构成多种茶意象。王汉杰等人曾对唐宋诗词中的“茶意象”进行考察，研究结果为“茶意象”共涵盖九个维度，分别为“‘季节’‘时间’‘刚柔性’‘喧静’‘轻重’‘远近’‘灵动性’‘清’‘闲适’”[22]。这九个维度所涉及的状态指代表明品茶富有极为深刻的心理内涵，茶之意象体现了茶的隐性的狭义的文化特征，并在茶文化发展中越来越多样化。其实，“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品尝’绝不仅是一种生理行为和器官行为，及由此产生的感官感受，而是通过身体实践来体验和体现经验理性，是一种真正意义的‘身体实践哲学’”[23] (P4)。 

三．  茶文化的社会属性及文化视野扩充

唐朝是中国封建王朝中最出彩的朝代之一，国家富强、经济繁荣、政治开明，人们温饱较容易满足，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茶叶的文化赋值和多元精神性发展才得以推动与传播。在唐朝，产茶地区已遍布多个省份，可谓举国饮茶，上至达官贵人，下到贩夫皂隶无不热衷于茶。茶之味的社会性使它具有更广泛视野的社会文化传播意义，自然的味道不仅塑造了社会的风尚形成广义茶文化，当政府通过茶税、贡茶院等方式规范茶产业后，茶文化也就具有了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例如民族团结、贵族阶级分化、茶叶商品市场化等，这些都拓宽了茶之社会意味的文化内涵。

首先，茶之品味的传播促进了区域文化大融合，折射了民族性。众所周知，贞观之治为唐王朝走向繁荣富强奠定了基础，唐蕃和亲迎来了边境稳固，唐朝以其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少数民族兼收并蓄，双方的频繁交往，尤其是经贸往来，商品互通，极大程度促进了汉藏文化的交流与了解，加强了民族团结与民族凝聚力。历史上著名的“茶马互市”便在《封氏闻见记》有所记载：“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24] (P52)，马是古代最主要的交通工具与运输工具，还是作战胜负的关键要素，但中原地区以农耕为主，而藏族地区以游牧为主，饮食局限常导致消化问题，直至茶被引入藏区，便成为了“生命之源”，帮助牧民消脂除腻，改善身体机能。因此，双方各取所需，游牧民族提供马，农耕民族提供茶，互市贸易逐渐形成。饮茶潮流从腹地延伸到边疆地区，在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中茶叶弥补了饮食结构的不平衡，也成为了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食物之一。这种友好往来的局面从物质经济上得到了互利互惠，从政治方面而言，双向的交流合作不断加深，促进了互信互勉，少数民族对茶之品味的偏好需求，使茶成为纽带，连接了中原与边疆的交流，促进了民族共同体，巩固了唐王朝的统一安定。

其次，贡茶之品味的传播确定了社会角色，折射了阶级性。顾名思义，贡茶即地方每年将上好的茶叶挑选出来，进贡给皇室朝廷，虽然贡茶在唐之前就已出现，但在唐朝，饮茶风气“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24] (P51)，出现了史上第一家皇室贡茶院，涉茶的文化从物质文化走向了组织制度文化。时间节点常常影响茶叶的品质，比如我们常以“明前茶”作为一年中品质最佳的绿茶。然而，在古代，交通运输条件成为掌控鲜叶品质的关键要素，远距离的由南到北不论是水运还是陆运都是极大的考验，这进一步增加了茶叶的名贵价值，换言之，王孙贵族能喝到新鲜茶也暗示着自身权力与财富的象征。由此，我们也能看出贡茶的实质反映了唐朝君主与臣民的社会阶级地位，强化了封建礼教，以此巩固中央集权。皇室对茶叶的重视无疑起到了官方推广效应，推动了各阶层对茶叶的消费，但也将茶叶品质划分了三六九等，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享用茶叶的品质亦不同，使饮茶具有了阶级性。茶之品味的高低已不仅仅是茶之味道的舌尖体验，味道的背后是社会人类阶层的分化。求得一款好茶的意义悄然发生了性质的转变。

第三，茶之品味的传播增进了茶产业的完善，折射了规范性。由于茶自身的特性，受到了上至皇室下至百姓的偏爱，茶的需求大量增加，白居易一句“商人重利轻离别，前月浮梁买茶去”道破了茶叶买卖在市场中的重要性，茶叶的商品化，激励了各地茶农在不同的地域种植茶叶，为了保障质量与销售量，茶叶生产走向了更广泛的地域化与更系统的专业化。陆羽在《茶经》中对茶树品种的分类、茶叶采摘、制茶技艺的标准都有记载。茶叶市场走向成熟的同时也伴随着茶叶贸易管理的制度化。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元气大伤，财政出现危机。为解决国库入不敷出，唐德宗时期开始征收茶税，由于茶叶贸易能够获得的巨大经济利益，唐文宗时期更是出现了国家垄断茶叶贸易的局面，即出现了榷茶制度。榷茶制虽然帮助唐王朝解决了财政困境但政府与民争利，自然也激起了官府与商贾、茶农的社会矛盾。政府为了打击茶叶走私的社会活动，维护茶产业的有序发展，自唐武宗时期颁布了严酷的茶法，加强对走私行为的打压，惩罚措施极其严厉[25]。茶之品味的传播使茶叶商品市场在唐朝趋于成熟，但统治者对茶产业的规范要求和攫利行为却对茶文化的社会传播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四．  结语

Kaplan认为食物的客观存在，具有独立于我们想法的真实特性[26] (P12)，然而在社会活动中，人与食物是处于相互选择，相互塑造的关系。理解食物的方法应介于两种传统对立的形而上学理论——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即食物的现实存在与人类对食物的直觉与情感认知[26] (P12)。茶属于一种食物，人们对它的认识来自于现实的利用，茶的品味是满足生理的需要，随着茶的文化意味的产生及其传播，人们认识到茶的价值，此时茶的品味已经具有社会行为属性，它不仅促进唐朝民族大融合，稳固阶级，而且对当时的市场贸易与经济都有了影响。

随着陆羽对饮茶的规范并广泛传播，茶事活动蔚然成风，文人雅集常常围绕茶展开，品茶被赋予了审美性、情感性、精神性。文人对茶的直觉、体悟、认知使饮茶行为成为反观自身、感通自然、修行悟道的路径。茶之味的显性价值构成上到天子下到庶民的一种生活方式，而隐性价值则使茶成为了迈入精神世界的物质载体，“内”“外”属性相互作用、融通，具有社会意识形态的茶文化决定了茶的进一步传播，随着人们对茶的理解越来越具有多元性，茶文化不断被创新、丰富，至此在唐朝形成了第一个茶文化高潮。人类创造了文化，人类又生活在文化中，在文化的影响下进行社会实践。正如吉登斯所言，“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27] (P23)。文化是人类实践的中介，在进行传播时又不断将其丰富与拓展，形成再循环。茶文化发展到宋代，更是出现了真正哲学意义上的茶道。中华茶文化所独有的精神内涵带来的清正廉明的社会风尚引导着人们追求道德人格的养成，在岁月的长河积淀中形成了东方文化的一朵绚丽奇葩。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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