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作者为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外语与文化传播学院日语系讲师，研究方向为中日茶文化交流，也是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的热心。该文为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日本传统工艺的保护与振兴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19SJA0174）阶段性成果，已经在《农业考古》2023年第2期全文发表，作者授权在本公众号转发，以飨读者，感谢作者的信任！

 

叶晶晶

中国是茶的故乡，也是茶文化的发祥地。中国茶叶学会提出的“国际茶日”提案，获得了联合国的认可，并在2020年5月21日确立了首个“国际茶日”。此后一系列活动的开展，充分弘扬了茶叶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更加彰显了世界各国对中国茶文化的认同。在亚洲地区，中国的饮茶习俗传入日本后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日本茶道。广义上的日本茶道包括两种，一种是基于中国宋代点茶法发展而成的抹茶道，另一种是基于明代泡茶法发展而成的煎茶道。本文中提到的日本茶道指的是前者，即指的是萌芽于日本室町时代中后期，以茶人村田珠光为鼻祖，经过武野绍鸥发展，最终由千利休确立而成的抹茶道。源自中国的日本茶道，至今仍沿用很多中国茶文化中的茶器，日本茶人们习惯把来自中国的茶道具统称为“唐物道具”。唐物道具用于各大流派的高级秘传点茶法中，在日本茶道中规格很高，地位十分尊贵。同时，在日本茶道中，还存在以“唐物”或“和物”作为修饰词的特殊称谓。如唐物茶碗、和物茶碗，分别表示来自中国的茶碗和产自日本的茶碗。那么，这些唐物道具随着饮茶习俗东传日本之后，究竟对日本茶道的形成产生了哪些重要影响，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本文将着眼于日本茶道中的唐物道具，从其与饮茶空间结构完善、茶道分类标准、鉴赏能力培养、和物道具形成之间的关系出发，考察唐物道具在日本茶道形成中所起的作用。

一、唐物道具及其东传

“唐”这个字的在日语中的训读是“kara”，语源来自于朝鲜半岛南部的加罗。加罗是日本第一个接触的海外国家，但随着日本对外交流的不断深入和扩大，其含义从一开始指代加罗扩大到了指代整个朝鲜。630年日本舒明天皇派出第一次遣唐使，中日两国之间的交流日盛。到了遣唐使鼎盛时期的8世纪，该词又转为指代中国。此后，“唐”成为了近代以前日本对中华文明的主要称谓。“唐物”也逐渐演变为中国舶来的各种物品的统称。[1]在日本茶道中，来自中国的茶道具之所以被称为“唐物道具”也源于此。在日本中世，随着中日往来的日益频繁，大量制造精美的唐物传入日本，进一步激发了日本贵族们对唐物的喜爱。由此，还诞生了“唐物数寄”一词，用于形容对中国器物的沉迷和极度推崇的风潮。

点茶法在中国宋代以福建为中心发展起来。在调制过程中，首先将碾成粉末状的茶叶末放在茶盏中，放入少量沸水调成膏状后，再直接加沸水直接点泡已经放入茶盏中的茶膏，然后用茶匙等旋转击拂而成。这种点茶法于12世纪末由日僧荣西从浙江传入日本，由禅林社会逐渐普及到各个阶层。唐物道具也随着饮茶的盛行而扩散至日本各地，并大受欢迎。镰仓时期的许多资料中记录了这种流行的情况。如1380年《新札往来》中记录了各种茶碗，如建盏、油滴、容变、鳖盏、天目、汤盏、饶州碗。《异制庭训往来》（1373年～1386年）中除了茶碗之外，还记录了多种贮茶器具名称，如建盏、油滴、天目、饶州、椀、定州、团壶、鹤颈、肩筑、瓶子形、水滴、大海、真壶、清江等；以及包括堆朱、堆红、沉金、胡铜花瓶、金丝、银丝、九莲丝、烛台等各种漆器、丝织品、铜器。

唐物道具传入日本主要有两个途径。第一，禅僧往来。在日本中世，禅僧既是宗教人员，同时也兼具文化使者的功能。平安后期遣唐使的废止导致中日两国正式的官方交往陷入停滞状态，但民间往来却一直不断。禅僧和商人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主力军，许多日本禅僧曾随商船入宋巡礼佛迹。据统计，北宋时代入宋僧就有二十余名，南宋则更多，有一百二十余名。[2]其中，日本日本茶道先驱者荣西就是将宋代点茶法与茶种传入日本的禅僧。在其晚年，他根据宋代的《太平御览》等典籍撰写了日本第一部茶学专著《吃茶养生记》，并献给政夷大将军源实朝。1202年源赖家在京都创设建仁寺，荣西受命成为第一代主持。他大唱禅道，撰写《兴禅护国论》以论述禅对国家的重要性，促成了镰仓时代入宋学禅的风潮。而建仁寺、以及与荣西同样渊源很深的镰仓五山，成为此后入宋僧们保存和发扬茶文化的重要场所。在荣西的大力推广之下，自13世纪起，饮茶之风首先在禅宗寺院流行，并逐渐在全国兴盛起来。由此，唐物道具也随着中日禅僧往来而不断流入日本禅宗寺院。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北条家写于1320年的一份多达数百件的的宝物目录《仏日庵公物目录》，它可以说是镰仓中国美术的精华所在，其中也包括了大量的唐物道具。如绘画部分记载了具有自赞或他赞的中国高僧们的顶相39幅；画家有宋徽宗、牧溪、李迪、赵干、李孤峰、崔白等，书法有约30幅，除了虚堂智愚、无准师范等数十名中国僧人之外，还出现了张即之等南宋有名书法家的名字；另有建盏、曜变、鳖盏等茶碗，以及犀皮、桂浆等漆器。

第二，商贸往来。镰仓时代之后，因饮茶的盛行，大量的茶碗、陶器、丝织品、漆器、书画等通过宋日贸易舶来至日本。在室町幕府成立初期，足利尊氏的天龙船贸易以及大内氏的对明贸易是中日间的主要贸易途径，从中国贩回的商品主要为铜钱、香药、经卷、书籍、禅寺用具、锦、茶会装饰用的宋元绘画、什器、茶器、铭茶等。到了将军足利义满时代，日本和明朝之间恢复官方贸易往来，开始了延续百余年的勘合贸易。勘合贸易又可以分为“进贡方物”、“附搭物件”、“客商货物”，并具体体现为三种贸易形态。[3]第一种是“贡品－赐品贸易”即日本献给明代皇帝朝贡品，明代皇帝回馈日方赐品的形式。第二种是“因公贸易”，指的是明朝政府购买幕府、遣明船经营者运来的货物及其搭乘遣明船商人们的附搭商品。第三种是“因私贸易”，即在官府的监督下，与宁波牙行、北京会同馆的商人交易或在北京回宁波的沿途与地方上的民间商人进行的交易。尤其是来自明朝的回赐品，给日本带来了一流的珍宝，成为历代足利将军们所珍藏的“东山御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些“东山御物”在应仁之乱后被出售或抵押用于解决财政困难，导致将军府内的藏品流入民间。其中的一些唐物道具至今仍被日本茶人们视若珍宝，堺市的豪商们以及后来的战国大名如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等拥有的唐物道具中有很多也都曾为足利义政所有。

由此，除了禅僧往来中的互赠品、在一般贸易中可获得的普通货物之外，精美的顶级唐物道具也随着这段中日商贸文化往来的“蜜月期”而大量进入日本。无论是在商品的数量、种类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远超过上一时代。这成为此后日本茶道能够吸收并使用大量唐物道具的一个重要前提和基础。

二、唐物道具促进了饮茶空间结构的革新

大量流入日本的唐物道具，为日本饮茶风俗注入了新鲜的活力，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中国文化的憧憬，并促进了饮茶空间结构上的不断改革。

镰仓末期，武士们经常举办斗茶会，斗完茶之后会进行酒宴、歌舞管弦，因而是一种娱乐性极高的游艺形式。在斗茶会中，唐物道具不仅用于饮茶，也是装饰会所的装饰用品。图1描绘了当时饮茶环境的一个场景，它是撰写于1370年前后《吃茶往来》里的<吃茶之亭>复原图。这种建筑风格与中国茶道所推崇的饮茶空间的意境相似，是对中国茶道空间观的继承。[4]《吃茶往来》中写道：“是则吃茶之亭。对月之砌也。左思恭之彩色釈迦。灵山说化之妆巍巍。右牧溪之墨绘观音。普陀示现之姿荡荡。普贤文殊为协绘胁。寒山拾得为面饰。前重阳。後对月。（中略）茶礼将终。则退茶具。调美肴。劝酒飞杯。”[5]从图中可直观地看到亭子里摆的是椅子，而非榻榻米。里面的装饰体现出了浓厚的异国趣味，桌上的金襕、锦绣、胡铜花瓶、张思恭的《释迦灵山说法图》、牧溪的《观音普陀示现姿图》等，无一不是来自中国。它们被随意罗列堆积在墙壁或桌子上，作为彰显主人财力和地位的一种象征，甚至还作为斗茶会中的赌资。随着唐物数寄风潮的盛行，如何摆放这些日益增多的唐物道具成了一个急需解决的课题。

 

图1《吃茶往来》之<吃茶之亭>室礼复原图[6]

到了室町后期，“唐物数寄”的风潮与饮茶进一步结合，确立起了日本茶道的雏形，即一种名为“书院茶”的茶会，是以鉴赏唐物道具为主的台子点茶法。在这种茶会形式中，茶人们在一种称为“书院造”样式的会所中饮茶，房间内铺满榻榻米，摒弃了斗茶中的杂乱喧闹。为了解决唐物道具的摆放问题，对建筑结构和房间布置制定了一系列规定，确立起了所谓的“室礼”，由此细化了房间内的空间结构设置，奠定了茶室的基础。日本学者村井康彦也曾指出从美术史以及建筑史研究来看，书院造正是为了应对镰仓后期以来日益高涨的“唐物数寄”风潮，为了更好地鉴赏唐画等唐物而设计出的。[7]所设计的主要结构有“押板”，是壁龛前身，用于摆放挂轴的展示区；“付书院”，类似凸窗，用于摆放笔墨砚台等文房四宝；“违棚”，类似多宝格，用于摆放其他工艺品等。

这些书院茶中为摆放唐物道具而创设的上述结构，在茶室中大幅简化后得以继承。图2是8代将军足利义政建造的东求堂同仁斋，是现存最古老的书院式建筑，奠定了四张半标准茶室的基础。它里面有地炉，能够挂茶釜，周围可以放茶道具，多宝格上可摆放天目茶碗、茶入、茶筅、茶杓等。其中“押板”作为悬挂挂轴的地方固定下来。一般只可悬挂二～五幅挂轴，从而实现了精选和整洁的要求。而在此后的茶室中，这些装饰以及室内结构被进一步精简。如付书院、多宝格被省略，押板逐渐演变成了壁龛。而壁龛的具体结构也是以唐物道具为标准进行设计的，甚至对材质进行了严格规定，“拥有唐物道具者的壁龛必须是用漆涂过的，但无唐物道具的人则使用原木就好”。[8]

 

图2 足利义政东求堂同仁斋（15世纪后期）

由此可见，日本茶道建筑结构的完善与唐物道具之间关系密切。镰仓初期饮茶风俗传入日本之后，唐物道具因中日间的禅僧和商贸往来而大量东传。围绕唐物道具如何更好摆放、展示的课题，人们绞尽脑汁，客观上促进了饮茶空间结构的革新，实现了从“吃茶之亭”到专属饮茶空间的不断演变。

三、唐物道具是日本茶道中进行各种分类的依据

从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早期茶书或文献资料中可以得知，是否拥有唐物道具不仅是规定茶室大小的关键，同时也是区分茶人类型乃至茶道样式的标准。

首先来看千利休的弟子山上宗二撰写的茶书《山上宗二记》（1588年）。其中写道珠光是四张半榻榻米，引拙是六张榻榻米的茶室，而三张榻榻米的茶室，直至绍鸥时代为止都是没有名物道具之人，即‘侘数寄’专用的，但凡手里有一件唐物道具，均建四张半榻榻米的茶室。结合成书时代，这里提到的名物道具，主要指的就是足利义政的同朋众能阿弥选定的室町将军时代的唐物道具，以及珠光、引拙、绍鸥、利休等早期茶人选出的唐物道具。在论述不同面积的茶室时，多次出现了唐物道具一词。如拥有唐物道具的茶人，则有资格建造四张半的茶室。而三张榻榻米的茶室，是没有唐物道具的茶人所用的。也就是说，至少在16世纪中期的绍鸥时代，茶室是以是否使用唐物道具为前提来建造的，有唐物道具的才可以使用四张半的茶室。而无法拥有唐物道具的茶人，被称为“侘数寄”。

此外，他认为茶人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即大名茶汤、茶汤者、侘数寄、名人，并对应四种样式的茶道。“收集古今唐物，精通全部名物道具装饰者称为大名茶汤。此外，擅长甄选，精于点茶，在世上得到数寄师傅的评价，教授此道并以此谋生者称为茶汤者。此外，所谓侘数寄指的是不拥有一件名物道具，满足心中觉悟、创意、功绩三样条件之人。此外，既有唐物，也擅长甄选，也擅长点茶，并一心致力于此道之人称为名人。（中略）此外，当代数以千万计的道具、小道具等皆由绍鸥之目选出。（中略）茶汤者有松本、篠两人，数寄者有善法，既是茶汤者、也是数寄者的古今之名人是珠光、引拙、绍鸥。”[9]这四种类型、各自所需满足的条件、以及茶人代表可总结如下表。

表1：四类茶人

类型	条件	茶人代表
大名茶汤（者）	拥有大量名物（唐物道具），精通摆放方法	／
茶汤者	擅长甄选，精于点茶，为人师表以此谋生	松本、篠
侘数寄（者）	没有名物道具（唐物道具），但具备觉悟、创意、功绩	善法
名人	拥有名物道具（唐物道具），擅长甄选，具备觉悟、创意、功绩，致力于此道	珠光、引拙、绍鸥、利休

   

从上表可以看到，这四种类型中，名人是最高级别的，其所需条件集合了前三者中各自的主要条件，而是否拥有唐物道具是区分茶人类型的关键条件。

另外，同时代的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若阿·罗德里格斯（1561～1634年）在《日本教会史》中也对日本茶道的分类进行过描述。他在日本活动的1577年～1610年，正是日本茶道走向成熟的时期。他认为 “数寄”指的是对书院茶进行部分改良后的茶道样式，可分为“本数寄”和“侘数寄”。“数寄分为两类。一类是本数寄。这是真实的固有的数寄，其蕴含数寄的本义，必须拥有几件高价道具。这种样式，如上所述，由于需要莫大的额外的费用，因此并不是任何阶层的人都可以进行的。另一类是侘数寄。即使是许多财力匮乏的庶民也可以举办。人们不拿昂贵道具，而是使用其他相似的廉价道具，用他们自己的做法来模仿真正的数寄及其目的，是一种贫弱的数寄。”[10]其中提到“真实的固有的数寄，必须拥有几件高价道具”，指的就是唐物道具。从上述言论中可以看出，罗德里格斯认为“本数寄”和“侘数寄”是茶道的两种不同样式，而是否拥有唐物道具就是分类中的一个重要标准。

由此可见，基于早期茶书及文献资料，可以看到日本茶道形成过程中，是否拥有唐物道具已然成为茶道中各种重要分类的依据。其中包括规定茶室面积大小、确定茶人类型、区分茶道样式等。 

四、唐物道具培育了日本茶人们的鉴赏能力

唐物道具为日本茶人们培养鉴赏美的能力提供了源泉。充分体验唐物道具之美是茶人能够品味侘之美的基础和前提。

如上所述，中日勘合贸易中流入日本的一流珍宝，成为足利将军们“东山御物”的主要来源，大大提升了茶人们对美的认识和感受力。在足利义教、义政两位将军执政时期，还出现了关于书院装饰法以及唐物道具鉴定的书籍《君台观左右账记》。其内容包括宋元绘画的评鉴、挂轴的陈列方法、配置工艺器物的图说等，可谓是当时书院茶的指南书。在永正（1504～1520）、大永（1521～1527）年间，各地茶人们手中出现了大量《君台观左右账记》手抄本。足利将军们在对唐物道具的鉴赏中积累的丰富审美意识，随着御物外流和《君台观左右账记》手抄本的传播，一定程度上渗透到了各地的茶人们之中。将军和同朋众、战国大名和豪商们，这些阶层作为不同时期引领茶道文化的主力军，在对唐物道具的赏玩和品鉴中丰富了审美能力，而侘之美正是茶人们在深刻体验过豪华之美后达到的一种极致境界。这一点可以从茶书中的论述中看到。

首先来看村田珠光的《心之文》。这是他写给弟子古市播磨澄胤的一封信。其中明确批判了初学者不循修行之法，忽视唐物道具，一味追求和物道具的态度。 他提到“当下人言‘冷枯’之境，初学者争索备前、信乐之物，真乃荒谬之极。所谓‘枯’之事，应先拥有良器，深切领会其中之妙，并通过修身养心，方可至‘冷瘦’并得妙趣之境。”[11]同样地，武野绍鸥<侘之文>结尾处提到‘侘之文字，（中略）本来无物之人无法入手也。’”[12]这里的“无物”即是“无唐物道具”的含义。简言之，村田珠光和武野绍鸥均指出了接受唐物道具洗礼的重要性，认为茶人们要知和物道具朴素平淡之美，其前提是深刻体验过华丽优雅的唐物道具之美。

江户后期的重要茶书《南方录》中的<觉书>部分中也提到：“放眼望去，无花无红叶，只有江边秋天茅草屋”、“不知春花红叶者，从始无法居茅屋。” [13]在这里，作者将花和红叶比作豪华的书院台子茶，在无一物的心境中展现了茅草屋的世界。正如学者芳贺幸四郎所言，作为茶道理念的侘，不仅与这种单纯的无媒介的贫困不同级别，同时也并非是一种直接的富之美，而是立足于否定了花及红叶豪华之美的媒介之上的、隐含深意的高层次的美。[14]

唐物道具对日本茶人们鉴赏能力的培养还体现在茶会记当中。所谓茶会记是记录茶会明细的资料，也可以说是茶人们的学习笔记。根据日本学者谷晃的研究，截止2001年为止，可确认的茶会记共两百余本，在多达一万五千回的茶会中记录了茶道具信息的茶会约有一万两千回。[15]其中最为重要的四大茶会记是《松屋会记》、《天王寺屋会记》、《今井宗久茶汤日记拔书》、《宗湛日记》。从室町末期～江户初期出现的大量茶会记中可以看到观摩茶道具，尤其是重要的唐物道具以培养鉴赏意识是茶人们学习茶道时最重要的课题。茶人们不仅自己举办茶会，还作为客人身份频繁参加不同的茶会，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具鉴赏能力。

由此可见，体验唐物道具的精美雅致，学习鉴赏技巧，是日本茶人们真正体会侘之精妙的前提。如果将唐物道具与上述茶道修行论结合在一起，也可看到唐物道具在培养茶人审美，提高鉴赏能力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五、唐物道具为和物道具提供规范和模板

唐物道具的具体作用还在于其作为茶道具中的“正统”，在形态和造型上对和物道具影响深远。之所以说其是“正统”，是源于日本茶道的“真、行、草”之说。日本茶道中有三种样式，分别可称为“真茶”、“行茶”和“草茶”，点茶作法与茶道具亦可相应分为这三类。就茶道具而言，来自中国的唐物道具属于“真”级道具；模仿唐物道具制作的和物道具类属于“行”级道具；而茶人们发挥创意，活用身边的竹、木等素材创出的和物道具则属于“草”级道具。

唐物道具的影响从一开始便反映在所谓“行”级道具之上，最为典型的就是以仿制唐物道具见长的濑户烧。茶道人口的增多使唐物道具供不应求，由此促生了和物道具的出现。它始于对唐物道具的模仿，这一点在濑户烧等陶瓷中体现得尤为明显。12世纪末至15世纪后半期，濑户古窑出产了大量仿制中国南部陶瓷的濑户烧。具体而言，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该窑主要生产了仿制闽南沿海窑系的四耳壶、白瓷碗；14世纪后半期，主要生产了仿制的建窑系天目茶碗；15世纪后半期则主要模仿龙泉窑青瓷线描莲花纹碗等。中国在审美上更偏好静态、端正、完满之物，这些特点在濑户烧的大量仿制品中都可以看到。

此外，唐物道具也影响了“草”级和物道具的造型、形态。从著名的乐茶碗中就可以看到其对唐物茶碗特征的继承。乐茶碗最初是在千利休的指导之下，在天正年间（1573～1592）由陶工乐长次郎制作而成的。乐烧是一种软质施釉陶器，由800℃～1200℃的中低温烧制而成。最大的特点在于制作时不使用轱辘辅助，而是手拉坯成形，采用急冷急热的方法烧制。它在技术和形态上受到唐物茶碗的重要影响。首先，就乐烧技术而言，受到中国明代福建省地方的素三彩技术的影响很大。原因是长次郎的父亲是16世纪从中国福建渡海到日本的陶工或瓦匠。在乐家五代宗入写的“宗入文书”之“乐烧系图”中可见到长次郎之父“あめや（飴也）”，音译成“阿米也”、以及妻子比丘尼的名字。乐家第15代传人乐吉左卫门曾明确指出乐家古文书中记载的长次郎之父阿米从中国福建省掌握三彩技术后来到日本，乐烧技术的源流可以追溯到中国福建地方的素三彩陶技术。[16]

从形态和造型来看，早期的乐茶碗在上基本继承了中国青瓷茶碗的特征。日本学者竹内顺一曾对绍鸥时代的青瓷系茶碗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认为青瓷系茶碗是“茶碗之原点”，指出青瓷系茶碗的特征在于整体施釉、纯色无纹、左右对称形。[17]这里的无纹指的是并非用笔描绘而成的纹样。而这三大特征从乐茶碗中均能得到体现。如乐茶碗虽然手拉坯成型，对称程度上不如轱辘成型的完美，但大体上基本还是左右对称。对比乐茶碗与青瓷系茶碗，可以看出无论是在施釉方式、单色调、以及左右对称这种形态上都继承了青瓷系茶碗的特点。两者区别最大的在于乐茶碗呈现半筒状，而青瓷系茶碗则以扁平为主。而这种变化或改良可以认为是源于实用性的考量，即茶碗直接放在榻榻米上时的平衡性。

由此可见，唐物道具的稀有性促进了日本茶道中和物道具的诞生，并为其提供了规范和模板。唐物道具作为茶道具中的“正统”，在形态和造型上深刻影响了和物道具，在和物道具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六、小结

通过上述考察可知，在日本中世，中日之间的禅僧和商贸往来不断加深，唐物道具随着中国宋代的点茶法一起传入日本，对此后日本茶道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纵观日本茶道历史，唐物道具在以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一，促进了饮茶空间结构的革新。书院茶中为摆放唐物道具而创设的多种室内结构，在茶室中大幅简化后得以继承。其二，为日本茶道提供了各种分类的依据。是否拥有唐物道具是规定茶室面积的决定性因素，亦是区分茶人类型及茶道样式的依据。其三，培养了日本茶人们的审美能力。茶人们在对唐物道具的赏玩和品鉴中丰富了自身的审美能力，充分体验唐物道具之美是茶人能够品味侘之美的前提。其四，为和物道具提供了规范和模版。唐物道具的供不应求导致了和物道具的出现，并在形态和造型上对和物道具影响深远。唐物道具在日本茶道形成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深刻印证了日本茶道以中国茶道为母形成的事实，亦是彰显中国茶文化独特魅力的又一例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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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M]．商务印书馆，1980．

[3]〔日〕村井章介编．日明关系史研究入门[M]．东京：勉誠出版，2015．

[4]张建立．日本茶道专属饮茶空间的形成与演变[J]．农业考古2022（05）．

[5]〔日〕千宗室．茶道古典全集(第二卷)[M]．京都：淡交社，1977．

[6]〔日〕中村利则．茶陶之美1[M]．京都：淡交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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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佚名．乌鼠集四卷书[M]．京都：今日庵文库，1980．

[9]〔日〕熊仓功夫校注．山上宗二记 付茶指月集[M]．东京：岩波书店，2006．

[10]〔日〕陆若汉．日本教会史（上）[M]．东京：岩波书店，1967．

[11]〔日〕千宗室．茶道古典全集(第三卷)[M]．京都：淡交社，1977．

[12]〔日〕桑田忠亲编．新修茶道全集 增卷[M]．东京：春秋社，1956．

[13]〔日〕千宗室．茶道古典全集(第四卷)[M]．京都：淡交社，1977．

[14]〔日〕芳贺幸四郎．侘茶的研究[M]．京都：淡交社，1978．

[15]〔日〕谷晃．茶会记的研究[M]．京都：淡交社，2001．

[16]〔日〕乐美术馆编．乐茶碗的400年：传统与创造[M]．京都：乐美术馆，1998．

[17]〔日〕户田胜久先生喜寿纪念论集刊行会编．《武野绍鸥：侘之创造》[M]．京都：思文閣出版，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