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毅，刘妮

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北京100872），汕头大学（515000）

内容提要：工夫茶是清饮茶方法中最适于品茶的一种方法，它是后国饮茶文化的重要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当代及未来国饮茶文化向更深、更广、更好发展的使命。在国饮茶文化视域下，工夫茶文化基本可定性为起步和普及的时间最晚，但其生命力体现和受欢迎的势头却最为强劲，已经初步呈现出能够导引未来社会茶饮方式的主流态势。本文试以通过探求工夫茶与国饮茶事的文化关系，进而拓展到工夫茶对现代及未来茶事发展的影响，以及其应有的意义与魅力展现。

关键词：工夫茶；国饮；视域；茶文化

 

一、工夫茶文化是国饮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饮一词的基本涵义，系指大基数的国人皆以之为饮，它包括了酒饮、茶饮等等。由饮而生成的酒文化、茶文化，乃至咖啡文化，都属于基于饮品而建构的文化事象。然而，就其饮事范畴的文化内质而言，国饮茶文化无疑是集合了传统优秀文化的精华于一体，是具有儒释道精神文化聚能特性的饮事文化，同时，她还是具有全人类大文化属性的物质之饮与精神之饮兼而备具的文化。在所有的饮品文化中，茶文化的养生、养和、共生、共赢特性，相对同属于饮品文化的酒文化、咖啡文化、可乐文化等最为突出。无可否认，国饮茶文化依托于茶和茶事的味趣、情趣以及审美和哲理意涵的正向估值最高，最富于提升人类精神文明格局的特质。基于文化内质的比较可以确认，茶文化与其他饮事文化的最大差异性在于她最为具有人文关怀的健康性和普世性。无论对社会个体的身心养益，还是对社会群体的精神塑造，乃至对推进人类社会向和发展，国饮茶文化都具有钩深致远的文化裨益。反观茶文化之外的其他饮品文化，其内嵌于人们精神的价值或对应于人生的积极意义，显然就会逊色很多。

中国茶饮几千年，茶之为用也经历了从药用到食用、再到饮用的数度有序嬗变。茶饮方式的改变和茶饮文化的演进革陈，也都足以说明国饮茶文化是在不断扬弃中向前发展的，而属于国饮茶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工夫茶文化，则是在经历了扬弃过程之后的最为广受欢迎、最能产生流量的后来者。纵观国饮一千两百余年，在茶事方法的进化规律和胜汰法则作用下，唐碗、宋盏的煎茶法和点茶法，被壶冲杯饮的撮泡法所取代；大壶大杯的冲泡方式又被小壶小杯的工夫茶所替代。这一更替起码表明，唐宋以降的饮茶器具和方式的发展，明显走出了一条由大变小、由粗而精的路子，而工夫茶在国饮茶事方法中的最终走出来也有其顺理成章的必然性。譬如，在整个茶事演化与数度迭代的过程中，工夫茶以其内在的精致、雅致，宜品、宜修和共情共味的特点及优势，使其具有了“情、美、理、趣”[1]兼包并蓄的文化意涵，尤其能使之与现代人以茶养生的根本需求相契合。

作为国饮茶事方法中最宜品茶的工夫茶，实际上它是在经历了几百年以闽粤为主的“在地化”之后，最终才成为了现代人广泛崇尚的品茗方式和文化传播方式。诚然，茶文化的社会化进步是工夫茶文化较快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人们对品质生活需求的快速增长促使了工夫茶文化明显进入一个历史上循环。反过来看，工夫茶文化的较好普及与升温，又会助力国饮茶文化向着茶文明的更高层级发展，进而有利于促进整个国饮茶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倘使就当下时代的广泛性选择结果来看工夫茶的鹊起之势，其实这种应然和实然已经展现在了世人眼前。

事实上，回观国饮主流茶方法的千年历史更迭，工夫茶称得上是茶饮方式的一种经典迭代。之所以叫“工夫茶”，是因为这种泡茶的方式极为讲究，操作起来需要一定的工夫。此工夫，乃为沏泡的学问、品饮的工夫[2]。尽管在它之前已有茶事技艺相当成熟的煎、点茶法，但工夫茶却以最适宜品茶而成为了茶文化大时代的热门习尚。究其根本，它的优势主要集中在了小杯品饮、讲求工夫两个方面。我们看见，在工夫茶的历史上有立万之说的典籍《梦厂杂著•潮嘉风月》写道：“（潮州）工夫茶，本诸陆羽茶经，而其器具更为精致”。很显然，“精致”二字是它的关键词。同时也因为其固有的精致和雅致，才从根本上契合了现代社会养生意识普遍升维和人们关切品质生活的茶事诉求，因而使之赢得了亿万茶众的由衷喜爱。

需要作进一步了解的是，上述《潮嘉风月》中所写的工夫茶，其真实场景和背景，是该书作者俞蛟对清朝中期潮州地方工夫茶的真实叙述。该段文字的历史意义，除了它具有对潮州（府）工夫茶的客观评价之外，更为重要的一点，它还是将“工夫茶”三个汉字首次载入了史册，完全称得上是对工夫茶文化的一次重要提升，因而它在整个国饮茶文化中也便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应该说，《潮嘉风月》的可采信价值，历时已有两百二十多年，尽管它并未证明工夫茶的源头何在，但却证明了工夫茶在国饮茶事的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先在性。倘以贴近历史的角度去品读和解构“工夫茶，本诸陆羽茶经，而其器具更为精致”的实质意涵，我们可以并且应该去作如下两点展开：一是推究“本诸陆羽茶经”的涵义，应该是指工夫茶“文化”本诸陆羽茶经，而不是指工夫茶本身就始自唐朝。二是除了“其器具更为精致”以外，工夫茶的冲品茶技艺和道法，以及其人文精神更有精致。这也是三杯成品的工夫茶之所以能够以其独有的魅力，快速变身为现代主流茶饮方式的根本所在。

就此，我们不妨将工夫茶文化的本质功用与马斯洛的“五大需求论”做个对应性联系，即可看见三杯成品的茶饮方式体现于生理养身和心理养性的作用方面，以及作为一种文化的传播载体或手段，它是物质与精神两大需求贯通度极高的完整建构。一方面，工夫茶能够满足茶饮参与者自身的生理、社交、健康需求。另一方面，它又可以满足茶饮在场者互系的心理、尊重、以至精神境界的升阶需求。换言之，涵括于工夫茶性用之中的，历来都不是单一维度的喝茶，“茶之饮用，从原来的物质性层面，上升到具备精神性意义与审美性追求的层次”[3]，是一种最接近于《说文解字》的“品”之定义，最吻合于张源《茶录》“三四曰趣”之本义的品茶方式。归结于一句话，工夫茶的根本之用，是在讲求工夫基础上的品茶饮趣、修心养性的上好载体。

纵观古今之国饮茶事，国饮之茶没有大的改变，但国之茶饮的方式却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以工夫茶为例，如果往前倒推三十年或五十年，它还只是盛行于闽南、粤东局地性的饮（食）茶方式，而如今，工夫茶已经强势遍布全国各地，基数占比达到了国内常规喝茶五亿人的过半比例。大概念的工夫茶，包括潮州工夫茶如此受欢迎的势头以及在更大范围的快速普及，这与历史上曾为主流的其他茶饮方式和方法对比，起码能够看出这种具有精文化特质的品茶方式，在趋势上和基数上，其升率都非同一般。

二、工夫茶在茶饮方法中的定位和意义

中国茶饮方法涵括了煮茶法、煎茶法、点茶法和撮泡法四大不同阶段。其中，四大饮茶方法的时代对应，大体是唐朝之前的煮茶法，唐朝中期的煎茶法，宋代开始的点茶法，明代以后的撮泡法。与四大茶饮方法相关联的汉语言表达方式，也是从最初的叫做食茶，发展到唐代的称为饮茶、吃茶，再到元明以后出现的喝茶、品茶。显而易见，不同阶段的语式表达也与国饮方法的变化在大的时代上趋于同步。其实，饮茶方法的变化离不开社会文明前行的脚步，从为期最久的煮食茶法可以看出，“混煮羹食”和“生茶苦饮”[4]是其显性特征。中唐以后的煎、点、撮三者则属于脱离了“汤渣同吃”[5]的清饮茶法，而工夫茶又应归属于撮泡清饮法的高级形态。它与煎、点茶法乃至同属于撮泡法的其他茶方法（诸如大杯茶、大壶茶、盖碗茶等）的根本区别，在于其器具和方法的不同，由此产生的茶事情趣和品饮旨趣亦有不同。

从中国汉语的八大语系来看，在闽南语系的潮语方言用语中，至今的音义表述仍旧为食茶。而它的特殊之处就在于无论形式或内涵、也无论语音或语义，这种看似古老的“食茶”本质上即为品茶，而且是最能代表国饮“烹治之法”的品茶。延续至现代的潮人食茶、食工夫茶，与其他喝茶方式，乃至与闽台工夫茶都有其明显的区别，其中最为显著的是一套茶盅具三个小茶杯，而且摆成品字型，这就是它的标志性符号。这个辨识度很高的茶饮器型也说明了潮人食工夫茶并非是单冲独饮，而是以三四为常的同品共饮。况且，三杯成品的工夫茶，其突出点恰是在于崇尚精致、习尚精雅、举措高超、味道并重，所以说，它能够给茶事中的品茶饮趣做出了“品”的率范、为茶修上的籍茶而修拉高了“雅”的分值。此外，在历史的沿革和赋予中还可以清晰地看见，工夫茶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能够下沉到百姓日常的茶事载体与表达情感的载体，而且其去阶层化的特点也得到了更好的体现。

潮州工夫茶艺相较于四川长嘴壶茶艺、徽州茶道、北京盖碗茶艺和宜兴紫砂壶茶艺等现今国内具有代表性的茶艺类型或地域流派，更加讲究礼仪程规、道器圆融、天人合一，是茶技艺与茶道精神理念的完美融合[6]。成型于“壶冲杯饮”的工夫茶法，倘若就其年代而论，最迟也不迟于明代的中后期。华南农业大学张凌云主编的《中华茶文化》称工夫茶到现在已经“具有数百年的历史了”。然而，这里就需要我们去看到和关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唐代的煎茶法和宋代的点茶法，尽管它们都曾创下过历史的高点与辉煌，甚至还玩出了登峰造极的茶百戏。但是，仅就其构成主流茶饮方法的时间周期而言，前者是两百年，后者也不过四百年，而小杯啜饮的工夫茶至少到现在已经完美地走过了四百多年。从单一的时间维度比对就可以看出，工夫茶法已经盖过了前面清饮法的所有高点，尤其是它的生命力显然得到了时间的肯定。设若从二十一世纪后的陡然放量和持续热络的程度看，工夫茶的生命力比曾为清饮主流的煎饮茶法、点斗茶法不仅仅是明显地高出了一筹，而且它还能够使普通的茶事生活具有更高层级的美感意义。就现在的茶情势看工夫茶，完全可以断定它的受众群体还远未到达峰值，在可预见的未来若干年甚至是若干世纪内，更适于满足人的生命情趣、更能提升人们品质需求的工夫茶方法，仍将会持续地显示出它的活力与魅力。

总的来说，工夫茶文化是充满了审美情趣和人文关怀的茶饮文化，她在能够让人体味茶滋味，体认茶情趣，体悟茶义理的味、性、道诸方面，都会有更好的给予和反馈。推究工夫茶的核心要义，说白了就是以冲出一泡好喝的茶为取向的讲工夫、用工夫和品工夫，这是它的灵魂，也是能够给人的口感和心情带来愉悦的高光亮点。尚且，就可比性而言，工夫茶的冲品茶方法，其媒介作用值和美学意趣、哲学意涵以及人文关爱，都具有明显高出其他茶饮方法的可比较之处。譬如，体现在冲，它是一种“举措高超”的技艺和圆融；体现在品，则是一种精致且周致的人文表达；体现在情，更是能够彰显一种大口径的亲和力；体现在趣，恰恰又是融合了味趣情趣、事理哲理为一体的趣味和情理要义之大成；体现在用，则可看见它是由最初的与青茶类相匹配，发展至目前已基本涵盖了六大茶类。

三、工夫茶的生成与其成型的历史探寻

作为一种冲品茶方式方法的工夫茶，有关它的初始形态及生成于何时何地，学界对此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从古代茶书中也难于考证。然而，寻根工夫茶的初始形成条件，离不开壶冲杯饮这个大前提，其中的重点则是关涉和考察它的器物和文化两个方面。茶文化的发展从另一个角度也是茶具不断演变和更新的结果,不同时代的茶具体现了不同时代的潮汕工夫茶文化[7]。可资考据之一是，壶冲杯饮的历史可以还原至相关器具的最初形成，由此去寻踪小杯小壶和泥炉砂铫的出现，很显然，它是从碗饮、盏饮到大杯饮、再从大杯向小杯的过渡。籍此可见，工夫茶的肇始与散茶撮泡和崇尚精致的人文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既然工夫茶的小杯小壶，包括后来的盖瓯，都是由碗而盏、由盏而杯的演进的结果，那么也就应当肯定，小杯小壶及盖瓯冲泡的人文结晶是崇尚精致、崇尚工夫。在这一点上，它又与潮人崇尚精文化的特点非常契合。回观明朝的初期到中期，已有的相关文献也记载了潮州早期生产的茶用青花瓷器（高身长嘴壶）、泥炉砂铫，以及宜兴紫砂小壶（最为代表性的孟臣罐）等的历史事象和文化遗存，都能确认它们是工夫茶的较早形态和身份追溯。包括上述所列的煮水炉具和冲泡茶器具，虽然它在发轫之时并不似如今的这般精致，但也已具备了工夫茶器具的物态特性，依此可纳入早期工夫茶的基本考据范围。其二，明末清初岭南才子陈恭尹的存诗记载：“白灶青铛子，潮州来者精。洁宜居近坐，小亦利随行。就隙邀风势，添泉战水声。寻常饥渴外，多事养浮生”[8]。这是一首指向明确的潮州工夫茶器用诗赞，评价精准全面，具有较高的工夫茶历史溯源价值。虽然基本可以确证该诗作已有将近360年，但仍然可以断定，成诗的时间点（大约是1664？年）还不是最早的工夫茶起始点。所以，追溯工夫茶的生成时间至少还要前看一百年，也就是说，大概的时间段是落在了明朝嘉靖至万历年前后。从上列举的器物和文化两方面的对撞，基于散茶撮泡的冲品方法进一步演变成为更趋精致的工夫茶，其大概的历史源头也就可以追寻至明代中偏后期。

现代人所接触和认知的工夫茶，从通识意义上说，基本是以闽、台、潮三大工夫茶为代表。其实，依凭文献记载去看三大流派，闽南、粤东工夫茶为最早，台湾工夫茶的历史为最晚（多有论述可证，它是从上世纪中叶才开始盛行）。所以，写于清末民初的《清朝野史大观》和《清稗类钞》两本史书中都未提及台湾工夫茶，只是叙说了“中国讲求烹茶，以闽之汀、漳、泉三府，粤之潮州府功（工）夫茶为最”[9]。不过，应当承认台湾工夫茶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文化发育步伐较快，加之有一大批茶文化人的推广和推动，其影响力度较大，以致后来的福建工夫茶也逐渐向台湾工夫茶靠拢，尤其可见，公道杯和闻香杯也都成为了它们共同的标配。台湾工夫茶也因之形成了工夫茶三大流派中的一个较有代表性的流派。

四、潮式工夫茶的人文特点和历史底蕴

与闽式工夫茶和台式工夫茶相对应、自成一体的潮式工夫茶，以其三杯成品为标志，最能呈现出对传统的食茶方式和器技、味道的坚守，而且其人文传承更有独特之处。由此形成了可供与闽式、台式工夫茶相比较的看点、亮点和特点。

首先，潮式工夫茶的最大看点，是由潮人食茶习尚所决定的艺术化的生活化特征非常明显。具体呈现为十分讲求食茶工夫的砂铫煮水、三指滚杯、高冲低酾，以及不用公道杯也能保证三杯茶汤的色香味、质和量的一致性，因而使每一泡茶汤都充满了精美、雅致、动态的视觉和心觉之美。除此之外，表现为文化底蕴，它还另有两大特别之处：一是“潮州工夫茶（艺）”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第二批非遗名录；二是在工具书《辞源》工夫茶条目下，对它作了专门的词条注释，其原文所载为：工夫茶——“广东潮州地方品茶的一种风尚”。从其人文传承角度看，潮人群体三千万，海内海外各一半。潮人食茶文化的硬核不止是其族群分布1：1的特殊性，更在于它的工夫茶传承也有特殊性。众所周知，国内的一千多万潮人群体都食工夫茶，海外的一千多万潮人也同样都是工夫茶文化的传人。无论国内或者国外，只要是有潮人的地方就有工夫茶。工夫茶是不分地域、不分性别、没有代差的都能够玩转三个小杯摆成品的“关公巡城，韩信点兵”，这是一个世界级的标志性文化符号。潮人食工夫茶的方式不仅仅是代表了品茶雅尚的一极，而且它还是一种具有完整程式化的品茶文化。

其次，潮式工夫茶的显著亮点，主要集中在它的亲和力与生命力都很突出。表现在亲和力方面，是指它有很浓的茶情味和人情味。在日常社会交往活动、礼俗生活中，以茶孝亲、以茶待友、客来奉茶等茶俗、茶礼成为普遍认同的公序良俗[10]；表现为艺术审美则在于它有很好的色香味和器技法之美（或可称之为茶事“六美”）；表现其生命力体现，能见度比较高的是它有很强的韧性传承。丰富多元的茶味趣、茶情趣、茶雅趣、茶意趣综合体现在潮式工夫茶身上，构成其文化亮点的总括，就是它在每一杯茶中都充满了“情、美、理、趣”的工夫。这也正是潮式工夫茶的亲和力与生命力的根基。

再次，潮式工夫茶的突出特点在于它有很强的人文个性，其中的“茶三酒四”、“三杯成品”和“自然、至简、生活化”，均可谓是潮式工夫茶最具内核性质的文化特点。除此之外的泥炉炭火，讲求工夫，三指滚杯，高冲低酾，关公巡城，韩信点兵，又都可以称得上是潮人工夫茶的文化认同。同时，这也是能与闽、台工夫茶形成区别的文化标识。另者就是将潮人工夫茶文化的“茶在米前”的排序、“茶灶香龛平”的传承、“食茶四不分”（不分家资有无，不分士农工商，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在家在外）[11]的习尚等，放在国饮茶文化的大视域中去考察比对，也无不凸显其独特的人文个性化。潮人食茶文化的纵向传承、代代相接的特点，不仅强化了潮人食茶的上述个性，从而在国饮茶文化中占有很重的分量，而且它还在家文化以及家族文化的维系中，也能具显很强且很鲜明的独特性。

将器具简约、充满圆融的工夫茶事具体投射在家庭方面，无论对有血缘关系的小家庭和没有血缘关系的大家庭，同样都会产生超乎于茶的和合效用。小家庭不待赘言，大家庭呈相多元，但无论如何，只要有了工夫茶就像是有了一条温馨的纽带，就会多了一些共同的话语和人文雅趣。工夫茶道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包括民俗文化、礼仪传统，同时也是道家天人合一思想的载体[12]。其实，就工夫茶文化与儒释道精神的融合度而言，儒家之礼，道家之敬，佛家之慈悲，在这杯不足半两的茶汤中无不带有强显的折射和浓醇的体现。事实上，一切与优秀传统文化有关的智慧结晶都可以与茶融合[13]。但凡在有工夫茶的地方，无论是否存在血缘关系，它都会是一个凝聚了茶情人趣、氤氲着“正真和雅”的小道场，都会在释放家和概念的“和气”、“和雅”、“和敬”、“和合”，乃至在保持健康的伦常生活诸方面，都可以很好地沏泡出一种“和文化”的味道与力道，显现出它的积极的社会意义。例如，在工夫茶极为盛行的粤东三市能够见到它有显性的“两低”特征，第一是平均离婚率全省最低；第二是新冠染患率全国最低。显然，籍由工夫茶浸润而生成的“和”功力，以及在大疫情下呈现出的免疫力，都有其不可小觑的实际效验。

除了上述，工夫茶文化在力行孝道文化和礼序文化上也有其独到之处。工夫茶的人茶互味乃至与人情世故的文化衔接，实际上是把重茶德、讲茶礼贯穿在了每一泡茶的全过程，这是一种对孝道体现之“德”文化，人情体现之“礼”文化的最好诠释。潮人之于工夫茶可谓久负盛名，如果说家是（工夫）茶的港湾，那么，（工夫）茶就是人的依恋，人之于茶的关系，莫过于潮人潮语一千年都将茶放在了米之前。茶米，是所有潮人对茶的称谓；食茶，又可谓是工夫茶人不懈的日课而不可或缺。无论置身在有边际的小家庭抑或在无边界的大家庭里，工夫茶文化始终都在释放着一种浓浓的茶趣味和茶情味。譬如，浸淫在一泡茶中的先人后己，先长后幼，先宾后主，这个伦理次序客观上是伴随着茶汤而落腹，其实，更重要的是在主观上时时唤醒并滋润着工夫茶的文化自觉。在潮人食茶、食工夫茶的文化中，只要是能够坐在一起的，就会同样享受茶民待遇，就能感受到工夫茶的茶道“四境”之美，而且，这种充满着“情美理趣”的工夫茶文化还会很好地拉近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距离。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潮人工夫茶文化的韧性传承特点相当突出。我们看到，中国茶文化有过千年辉煌，但同时也有超过一个世纪的下行乃至至暗时期，彼时的茶和茶文化同样都跌落至低谷中的低谷。概括那一时段的惨淡状况，诚如王旭烽教授在《茶文化通论》中所写到的“中国人品饮茶的外在条件和内在心情，都已然丧失”。毫无疑义，国饮茶文化的物态和文化两大方面，在这种至暗时段都出现了明显萎靡乃至形成断流。然而，能够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潮人工夫茶文化在此低迷的际遇中非但没有出现同步枯竭，反而却是依托着百姓日常生活化和东南亚海外潮人工夫茶文脉香火的较好延续，呈现出了韧性超强的传承特点。

颇有说服力的是，在2018年首届国际（深圳）工夫茶大赛中，冠军得主是来自马来西亚籍的潮裔后生刁伟廉。他之所以能够在美女如云的国际茶事大赛中用实力证明了海外潮人工夫茶的底色和底力，与整个东南亚潮人工夫茶文化的代代相传关系甚密。籍由于此，完全可以采信始自红头船时代的东南亚工夫茶中有潮人的影子，潮人工夫茶文化显然又得到了海外潮人的加持。两者的互系互补，才使潮式工夫茶在国饮茶文化的学统与道统明显式微、传承几至停滞和中断时期，非但没有出现大的断裂或断流，相反地，作为一种族群性的食茶文化却能够在逆境中反哺国饮茶文化，为丰富国饮茶文化的时代内涵做出了积极有益的贡献。

综上可见，工夫茶是在国饮视域下茶事文化传承的一个经典范例。海内和海外工夫茶的同一文脉和裙带关系，最终成全了潮人食茶文化的未曾断带和韧性传承特点。

五、工夫茶之于“静定慧”的哲学意涵及其在品茶和茶修层面的有益之用

工夫茶的冲品茶形式和方法，客观上决定了工夫茶事所必需的事茶备器，静待水开，定神冲泡，慧心待茶。这些喝茶饮味的必需过程，不仅要求事茶人在静下来的同时需要内定心神、外和体性，且从既合医理也合哲理的角度，也要求通过静来祛除躁气、增进内和，以求达成品茶饮趣的最佳效果。有了因茶而来的由静而定，由定而慧，使茶道意象不仅仅停留在一个抽象的概念层面，更为世人所关注的茶道能够进入喝茶人的意义世界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

工夫茶之于“静定慧”，其核心体现是充满浓情厚味的茶情、茶美、茶理（礼）、茶趣。这种缘自于工夫茶的茶情味和人情味，与任何一种茶方法相比较都是最浓的；其色香味和器技法又是很美的；其冲品茶的程式方法也是完整的；其因茶而来的趣味之雅更是多元的。寓茶情、茶理、茶趣于小杯慢啜的品茶方式，不失为是以茶修心的可取的路径。一方面，通过静心修习它能够调节生活节奏，从中“获得从容、灵动的生命体验和生命意义”[14]，能够让人在充斥着浮躁气的社会中得以实现心神的闲静和心灵的安顿，让心情、心性，乃至灵魂都得到较好的调节和舒放。另一方面，“但若能静下心来，认真去品赏这杯中之物，就不仅仅是陶冶味中的内在，而且还能多出几分身体和精神健康的保障。除此之外，细细的品味，还能品出茶的层次，品出茶的滋养，品出茶的轮回的不二法门”[15]。所以说，静下心来的喝茶、品茶与茶道修习，能够使形上和形下的味道之美很好地滋润我们的心灵，使儒释道三合一的养生智慧更好地赋能我们的人生，从而不致使品质化的生命追寻总是悬在半空而难以落地。

倘就常态化茶饮的话语方式而言，喝茶与品茶，无疑是高频于茶事之中的一对概念。其实，这二者间的字义和语意所包含的内涵和外延，皆因狭广两义而存在着明显的异同，对于表现工夫茶之“静定慧”也大有差别。广义的喝茶当然地包括了品茶，但狭义的喝茶仅仅是把茶的液体咽下去。品茶的精细度和萃取度要高于喝茶，它会更多地侧重于精神层面的需求。形象地概括品茶的应有之义，就是既喝茶味也饮茶性的双重汲取。由味及性，由品及悟，由茶至心，都是基于品茶的思想性纵深拓展，其向度和终极获取在于茶的本真味、道。当中国茶文化有了自觉的“品茶”追求后,茶之饮用,基本上就从原来的物质性层面,上升到具备精神性意义与审美性追求的层次[16]。很显然，喝茶喝的是色香味，品茶品的是术法道，这就是狭义喝茶与广义品茶的最大区别。

从茶事与茶修的关系上说，茶事是茶修的依托和载体，茶修是茶事的追寻和目的。其中，茶事修习的本质方法显然是以品茶作前提，不太可能是依凭“把液体咽下去”[17]的“喝”来行茶修之事。在品茶以至茶修这一茶事事象中，品茶味和悟茶性就成为了本我所求的核心内容。从方法上看，讲求品茶的方式，注重品茶的旨趣，以及从品茶开始的内观茶性、反思茶德、恭行茶礼、体悟茶道等，皆为茶事修为的首要之义。

工夫茶之于常态性的茶事修习，以及用之于养生和养性，起码可以体现出下述几个方面的优胜之处。其一，小杯慢啜，细致周全，讲求真味，在器用和技法上具有比较优势，尤其方便对茶味和茶性的汲取。其二，工夫茶的审美意趣和旨趣皆具普世价值，尤其是工夫茶的可以“术道同修”，更加适合不断增长的文化休闲与茶道修习的内在需要。其三，工夫茶不同于大杯茶、大碗茶、盖碗茶，以及新茶饮等的关键之处，在于它是“既有一定的仪式感而不被冗繁的仪式侵夺了喝茶的本义”[18]的一种方法。此中包含了两个要义，一是不做作，不杂味，以求其真。二是既有艺术美感，又有生活气息，更有人文体贴，尤其能够彰显其道。体悟茶的真味之味、觉悟茶的道之所在，不仅是品茶的要义，而且是茶修的法门。其四，在能够实现自我满足的同时，还能够观照人与物、人与己、人与人之间的灵性相通和情感的意义，更重要的是通过它能够给人带来更高的舒适体验和生命体悟。其五，依托工夫茶的茶事修为，既有益于体味“天地人和”的东方哲学大意趣，也有益于促进社会个体和社会群体的人文素养的较好提升。

中国传统文化素有“百善孝为先”的伦常教化，概述其基本的思想内核是认为“善”和“孝”，不仅仅是对长尊、对他者，同时也包括了基于珍爱生命本体的善待自己、自厚己身的“善”和“孝”。毋庸置疑，喝茶、习茶和茶修是提高自善能力、获得自身健康（包括身心健康和思想健康在内的），从而提升施善、施孝的行为能力和能量水平的良好途径。喝茶以至茶修，首要的就是修善念、修孝道，这是建基于对善往者善返、孝人者孝己的人性修炼的基本认知。其实，就茶修的旨归和方式选择而论，具体的方法与真谛的追寻要二者兼顾，用更好的茶修方法可以更好地提高茶修福报的斜率。

理所当然，茶修之事其所侧重的是“借茶修为，以茶养德”[19]。然则，以茶修善、知善，以茶修孝、行孝，其所依凭的方式或载体也具有多样性可以选择，比如，煎、点、泡三大方式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用，但其中必定会有一种更适合于品与修兼容兼得的方法。我们认为小杯慢啜的工夫茶，它既有利于物质性的吸收以养身体，更有益于精神性的“补钙”以和情性。从人何以为人的哲学角度去审视自者与他者、个体与群体的生命法则，善、孝之修，理当成为更多人的关切、思考和选择。

结语

放眼现象级、世界级的茶事茶文化，工夫茶的世纪已经来临。如今的茶饮茶事和茶道的大景观，可以笃定地说是其形光耀中天、其势波澜壮阔。然而，茶事和茶文化都不是凭空之道，无疑都需要一个恰当的载体。而工夫茶则是与煎茶法、点茶法，甚至与同属于撮泡法的其他方式可比较的更适于品茶、更能够载道、更利于修身养性的载体。工夫茶因其讲工夫、用工夫、品工夫而衍生出来的诸多之益趣，不仅能够证实它是绝佳的品茶方式，而且还能自证它是自带流量的茶修选项。

工夫茶的工夫，不仅是冲泡茶和品饮茶的工夫，它还是一种人文传承的工夫，是集有限的俗与无限的雅于一体的工夫，总括其要点就是冲出一杯好喝的茶的工夫。而冲出好喝的茶必然需要有心上工夫和事上工夫，显然，这就与阳明心学“合着本体的，便是工夫；做得工夫的，方识本体”[20]有着很强的文化继承关系。此外，从文化认知上还有一点需要给予关注到的是，工夫茶文化在同时具有“茶之十德”的基础上，它还具有可以复加和广为可用的“五合之德”——圆融合和之德；礼敬合序之德；雅性合情之德；悦己合人之德；宜品合修之德。

工夫茶是国饮文明进化中具有深刻的美学和哲学意义的茶事载体，在茶文化大时代全面到来时愈发显现出它的活力、魅力与生命力。对此，我们不妨以积极的态度去深加体味和着力发掘工夫茶的文化养益，品味其中的“情、美、理、趣”之茶道意涵。

 参考文献：

[1] 王维毅.潮茶108问【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4.

[2] 潮州工夫茶【J】.学术研究,2017(07):179.

[3] 林美茂,赵子涵.从“茗饮”到“品茗”——中国古代关乎“茶”之饮用诸概念演变史考略【J】.文史哲,2019(03):130-138+168.DOI:10.16346/j.cnki.37-1101/c.2019.03.11.

[4] 朱匡宇.茶道茗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36.

[5] 卓敏,李家贤,王秋霜,凌彩金,孙世利,潘顺顺,陈栋.我国茶叶饮用的4个阶段及其特点【J】.广东农业科学,2009(07):39-42.DOI:10.16768/j.issn.1004-874x.2009.07.003.

[6] 蒋敏,章传政.潮州茶文化及产业现状与推进路径【J】.茶叶通讯,2021,48(04):785-790.

[7] 李方.潮汕工夫茶茶具设计历史文化研究【J】.福建茶叶,2016,38(09):125- 126.

[8] 陈恭尹.独漉堂诗集.咏物集【M】道光五年重刊本.

[9] 陈香白.中国茶文化【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137.

[10] 毕铭玉.国家治理视域下的茶与儒释道文化【J】.农业考古,2021(02):144-149.

[11] 王维毅；苏冰钿.论潮人食茶反哺中华茶饮文化的现实意义【J】广州：广东茶业，2021（6）37.

[12] 陈佳雯,林秀玲,孙彬妹,刘少群,郑鹏.传统文化视域下的潮州工夫茶【J】.农业考古,2021(02):33-36.

[13] 谷禹秀,邓婷婷,林浥,常笑君,周子维,张琪,黄丹樨,孙云.“工夫茶,两岸情”主题茶艺编创的思考【J】.中国茶叶加工,2017(02):61-65.DOI:10.15905/j.cnki.33-1157/ts.2017.02.012.

[14] 周瑞春.现代茶修的文化源流及其哲学旨归【J】江西：农业考古，2021（5）24.

[15] 王维毅.闻道凤凰茶【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94.

[16] 林美茂,赵子涵.从“茗饮”到“品茗”——中国古代关乎“茶”之饮用诸概念演变史考略【J】.文史哲,2019(03):130-138+168.DOI:10.16346/j.cnki.37-1101/c.2019.03.11.

[17] 胡小冰.“喝”的语义特征、认知心理与宾语选择【J】.汉字文化,2020(06):76-78.DOI:10. 14014/j.cnki.cn11-2597/g2.2020.06.038.

[18] 王维毅.论潮茶文化及其味道之美【J】南宁：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3）18.

[19] 王琼.茶修,时代当下的精神供养【J】.茶博览,2015(08):76-77.

[20] 王阳明.传习录拾遗【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