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作者为陆军工程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茶业经济和文化史。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一带一路’视野下的西南茶马古道文献资料整理与遗产保护研究” [20&ZD229]阶段性成果，原刊发于《茶博览》2021年第7期。经作者授权在本网站推送，以飨读者，感谢作者的信任和支持！

陶德臣

唐代在中国茶叶市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茶叶市场不但盛于中土，而且拓展到边地和海外，国内外市场有了初步交融。由于全国市场体系的建立，市场主体、客体更加活跃和明确，茶叶生产、流通、交换、消费诸环节及不同从业人员的活动、收益愈加明朗。茶叶市场从业人员主要有园户、茶商、中介服务人员、市场管理人员和机构等，他们各有其不同的业务范围，从而取得不同的利益收入。

一、茶叶生产出售者园户

唐代文献已出现了茶叶种植生产者的专有名称园户，指的是民营官管商销体制下的园户，不同于王涯奏行官有官制官销体制下的园户。唐代拥有茶园的主体分为茶农、地主、官僚、政府、寺庙等，但以茶农为主。因此，园户一般指茶农。茶农一般分自耕农和佃农两种，自耕农在自己拥有的茶地上，通过全家人辛勤劳作，种植、生产、制造茶叶，以换取必需的生活资料，缴纳赋税，维持最低生活水准，即所谓“由是给衣食，供赋役”（董诰等编《全唐文》卷802《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佃农则向地主租种茶地，以向地主交纳茶租为代价。

茶农虽生产、制造了茶叶，是茶叶市场上茶叶的主要提供者，但由于所处地位决定了他们无法摆脱种种剥削和压迫。这些剥削和压迫主要来自以下方面：一是受地主剥削，主要表现为缴纳茶租。地主不干活，利用对土地资源的控制，白白占有茶农的茶租。二是受中间商人剥削，表现为官与商的压价。茶农一般财力有限，又急需茶钱度日，加上交通不便，在茶商压价下无力反抗，只得忍痛低价尽快出售。三是受高利贷剥削。茶季之前，茶商以高利贷放，牟取高额利息，号为“茶洋”。茶农迫于生活，只好忍痛借用。四是受封建政府剥削，表现为采摘、焙制贡茶的劳役及茶税压榨。封建政府的贡茶实际上是一种实物税，是对茶农的残酷榨取。为了满足封建政府的贪欲，封建政府不但规定了许多地区必须进贡名茶，还建立了规模宏大的贡茶院。由于贡茶求早贵精，因而对茶农的折磨甚烈，而茶税的压榨和榷茶的施行更使茶农无所适从，无以为生，困苦至极。文宗（827－840年在位）以后，天下诸州县山泽矿冶税收“不过七万余缗，不能当一县之茶税”（欧阳修《新唐书》卷54《食货志四》），由此可见茶税搜刮之惨烈。茶税节节加重，引起茶农强烈反抗，逃税漏税风起云涌。他们与茶商联合起来“相为表里”，进行武装走私，“凡千万辈，尽贩私茶”（董诰等编《全唐文》卷751《上李太尉论江贼书》），搞得封建政府惊恐异常，坐立不安。有的茶农索性砍掉茶园以免后害，但遭到政府严厉禁止，“若州县不加把提，纵令私卖园茶，其有被人告论，则又砍园失业，当司察访，别具奏闻，请准放私盐例处分”。唐朝茶法规定，园户私卖茶叶10—100斤，罚钱100文，杖脊20，私卖300斤也同罪，犯3次，处以重徭役（董诰等编《全唐文》卷967《禁园户盗私茶奏》）。茶农完全失去了生产自主权，痛苦不堪。更有甚者，唐政府还一度实行榷茶，妄图完全垄断茶叶种植、生产、制造和运销，达到官有官产官销的目的，把天下茶利一网打尽。文宗大和九年（835年）十月，王涯任榷茶使，实行茶叶专卖，官制官销，“诏下，商人计鬻茶之资，不能当所榷之多，复以江淮间百姓茶园，官自造作，量给其直，分命使者主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510《邦计部·重敛》），规定“茶山之人，移植根本，旧有贮积，皆使焚弃”，这种从根本上破坏茶叶生产的措施，当然“实为蠹政”，即使是封建官吏也不免大惊失色，认为这“有同儿戏，不近人情”（刘昫《旧唐书》卷49《食货志下》）。人民更是强烈反对，“江淮人什二三，以茶为业”，他们从根本上失去了生计来源，被迫反抗，公开宣称：“果行其敕，止有尽杀使人，入山反耳”（王钦若《册府元龟》卷510《邦计部·重敛》）。这就是官逼民反的必然结果。唐五代时期的茶农在各种剥削下，过着痛苦的生活。

二、茶叶收购运销者茶商

唐五代时期，茶商力量的增强相当引人注目，引起了研究者的浓厚兴趣。应该说，茶叶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茶商资本的不断膨胀，使茶商迅速崛起，脱颖而出成为一支专业性商人队伍。“山泽以成市，商贾以起家”（陈师《后山集》卷11《<茶经>序》）的局面是茶叶商品经济繁荣的表现和必然结果。

唐代茶商队伍人员复杂，人数众多。就成份而言，主要分为官商、私商、小贩几种。由于经营茶叶成为一项新兴显业，茶叶贸易有利可图，盛况空前，封建政府也凭借政治优势插手茶叶贸易而成为官商。官商的茶叶常常积压滞销，结果不但没有取得效益，到头来只好朽腐则烧弃之，其弊害甚多，极大地浪费了茶叶资源。甚至还有官吏将度支、盐铁、户部三司茶纲，私自“赊卖与人，及借贷人钱物”（董诰等编《全唐文》卷82）用以谋利。官商的介入，限制了私人茶商的活动及业务，削弱了他们的经营业务，减损了业茶收入，这是封建势力干预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

私人茶商人数最多，他们从产区茶山与销场搭起了一条漫长的运输线。借助于他们的活动，大量茶叶运销各地。茶叶征税后，茶商利益受到损害，因而采取多种手段进行对抗。他们或少报斤数，逃税漏税。茶商把16两1斤改为20两1斤，甚至50两1斤，这样以茶叶数量征税的税率就可少交税。茶商或深入茶山直接与茶园主交易，贩私走私十分盛行，“法虽严，终难行”（王钦若《册府元龟》卷494《邦计部·山泽二》）。由于私贩人数之众，势力浩大，引起了政府的惊恐，所谓“兴贩私茶，群党颇众”（董诰等编《全唐文》卷976《禁商人盗贩私茶奏》，）,势力之大，使统治者束手无策，他们惊呼“有货茶盗，斗变难制”（董诰等编《全唐文》卷792《义昌节度使浑公神道碑》）。私茶贩子如此猖獗，不惜以身试法，甚至横行地方的关键有两点：一是茶利丰厚，二是私茶贩大都与豪强地主多有联系。有些私贩实际上就是豪强地主，有些私贩还与官府狼狈为奸，有恃无恐。唐文宗痛斥道：“江淮富家大户，纳利殊少，影庇至多，私贩茶盐，颇扰文法，州县之弊，莫甚于斯”（董诰等编《全唐文》卷74《追收江淮诸色人经纪本钱敕》）。这些人之所以畅通无阻，是以“场铺人吏，皆与通连”（董诰等编《全唐文》卷967《禁商人盗贩私茶奏》）作坚强后盾的。私茶贩子中的一般商人，即被统治者称为“贩茶奸党”（董诰等编《全唐文》卷967《禁园户盗卖私茶奏》）,或所谓的“劫江贼”（董诰等编《全唐文》卷751《上李太尉论江贼书》）恐怕数量更多，如“劫江贼”有“千万辈，尽贩私茶”。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对抗官府，他们或与当地人“相为表里”，或自行联合起来，“挟持兵仗”，进行武装走私，以至官府不敢轻举妄动，“凡是镇戍，例皆单弱，止可任意浆茗，呼召指使而已”。他们买茶后“北归本州货卖，循环往来，终而复始”（董诰等编《全唐文》卷751《上李太尉论江贼书》，）。这些茶既未向官府交税，又免去了沿途税负，售卖时价格当然低于正税茶，故很有竞争力，“正税茶商多被私贩茶人侵夺其利”（刘昫《旧唐书》卷49《食货志下》）。

纳税茶商被称为“正税茶商”。在各茶区众多的茶贩中，有腰缠万贯，搞长途贩运，雇佣多人的富商巨贾、地主豪强，他们用“巨艎”、大车运茶，更有数量众多的“乘负”、“肩荷”或“小辙”之人。后者所卖茶数量有限，资本无多，贩程有限，仅能维持生计之需。张途在谈到祁门县的大小茶贩想必是合法茶商。当然，小茶贩经营得法，也有少数人成为大茶商。但当茶法严峻，政府加紧对茶的控制后，他们要么依附于大茶商，要么联合起来武装走私，“故私犯益起”（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8《征榷考五·榷茶》）。

唐代茶商主要分为二种贸易方式，即行商和坐贾。行商主要以上述三种茶商为主，他们主要分布在产区和各转运点上，以一定金钱和财物为资本，从产区集散中心或茶农手中购买茶叶，运输到各销场城市尤其是北方城市中，经牙人售予坐贾。坐贾以批发方式把茶卖给各级小茶商零售，或者进入茶店或茶肆与消费者见面。“卖茶商人但于店铺交关”，“主人牙郎中里诱引”（董诰等编《全唐文》卷967《禁商人盗贩私茶奏》），这就证明茶商把茶长途贩运到销处，卖给茶店茶铺，茶店茶铺老板也是茶商，被称为“主人”，牙郎即经纪人，从中介绍买卖。这里就有了行商、坐贾，批发商与零售商的区别。一般而言，茶店茶肆主要从事零售。史料云，开元（713－714年）中，“自邹（山东邹县）、齐（山东临淄）、沧（河北沧州）、棣（山东惠民），浙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封演《封氏闻见记》卷6《饮茶》）。这种茶店铺，不但零售茶叶，也兼卖茶水，类似现在的茶馆，它的功能如进一步转化，则形成了唐五代时期的茶馆。《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九《王涯传》载，大和九年（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吏报有兵自合门出，逢人即杀，（王）涯等苍惶步出，至永昌里茶肆，为禁兵所擒”。《茶酒论》中也提到“酒店发富，茶坊不穷。长为兄弟，须得始终”（陈彬藩主编《中国茶文化经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茶馆的出现，方便了饮茶需求。虽然当时的茶馆尚无取名习惯，但老板已很注意盈利之事。茶馆“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炀突间，祀为茶神”（欧阳修《新唐书》卷196《陆羽传》），说是可以“宜茶足利”（赵璘《因话录》卷3《商部下》）。总的来看，不同的茶商具有不同的经营业务及相对固定的经营地域，他们主要分布于产区零散市场、各类中级周转市场和茶叶销地市场的市墟镇及各类城市中。这些地方聚居了一大批茶商。

由于茶商资本雄厚，又搞长途贩运，身带大量铜钱非常不便。为克服这种困难，中唐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种新的充当货币支付手段的飞钱，即可于一地存钱，取得凭证，到异地取钱的严密兑换制度。飞钱的出现大大方便了茶商经营，也是茶商资本壮大的表现。刘昫《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志》云：“茶商等公私便换见钱，并须禁断”，表明飞钱已运用到茶叶贸易，茶商在飞钱便换中占有特殊重要地位。

三、茶叶市场服务人员和机构

茶叶市场的顺利运作和畅达离不开市场中介服务人员和机构。粗略算来，包括运输商和运输人员、邸店、柜坊飞钱、牙人、官府等。

1、茶叶承运商和运输人员。茶叶贸易尤其是大规模远距离的茶叶贸易，离不开交通的发达和运输能力的提高。一般小茶商，由于贩运数量有限，贩程不远，资本无多，是不可能雇工的。他们自己肩挑手拎，最多以小车承载之，把茶运到附近的集散市场售予大茶商，再转运至更远的市场进行销售，或者自己把茶运到附近市墟镇和农村零售，这就是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提到的“乘负”、“肩荷”、“小辙”之茶贩。但巨商就不是这样，他们的贸易量相当大，贩程又远，因此必须雇人先以“轻舟寡载”，然后“就其巨艎”，以大船运出茶区。如果不解决交通问题，茶区的茶叶运不出，销地市场也就无法保证茶叶供应。如仅祁门一县茶产量就相多丰富，5400余户中“业于茶者七八矣”，整个山区“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全唐文》卷802）。浮梁一地的茶产量竟岁出700万驮，税15余万贯。附近茶集中浮梁后，由茶商舟载漂鄱阳湖出湖口，茶船队十分庞大，仅“陈璠每出彭蠡湖口，领徒东下，商船百数，随璠行止”（董诰等编《全唐文》卷751《上李太尉论江贼书》）。这些茶沿江东下，经扬州运往中原。正如封演所云：“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封演《封氏闻见记》卷6《饮茶》），运茶车船队络绎不绝，繁忙至极。唐五代时期已形成全国茶叶产销网络，各大重点茶区茶叶运销均很繁忙，于是除茶商自己组织力量运输外，专为茶叶贸易服务的运输业和运输大户运用而生。刘清真从河南赴安徽寿州贩茶，雇佣了挑夫20人，“人致一驮”（李昉《太平广记》卷24）。他用人力而没有用车船工具，代表了茶商贩茶运输的一种方式。五代时秦王李茂贞入前蜀以青盐、紫草换茶布，所用的运输工具是强丁及驴马。比较而言，茶叶运输主要还是以舟车为主，尤其是茶叶主产区江淮一带更是“无不通水”，“天下货利，“舟楫居多”，“舟船之盛，尽于江西”。茶叶贸易的繁忙，催化了一批来往了江淮之间的运输商。大历（766－779年）贞元（785－805年）年间，长江中帆樯如织，大船载重量多达八九千石至万石。富商俞大娘的船队雇佣操驾工数百人，其船队航行“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博”（李肇《唐国史补》卷下）。服务于茶叶贸易的运输商，也取得了丰厚回报，由此结成了茶商与服务行业之间的利益共生关系。

2、邸店旅馆。随着茶叶贸易的发展和茶叶市场的扩大，服务于商人及贸易的邸店也得以发展，邸店主人、牙人的作用有所加强。邸店在唐代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邸店兴旺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尤其与行商的大规模远距离转运货物有关。行商长途贩货，一地购买，异地销售，在商品转运途中或货物未出售前，需由邸店保管，这样邸店就卷入了商品贸易。唐五代时的茶叶贸易就是这样一种贸易方式，因此邸店的发达，为茶叶贸易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由于经营邸店获利甚丰，官吏、政府、商人均纷纷插手邸店生意。唐代陆路交通相当发达，古老的旅店业为南来北往的估客贩商提供了落脚点和中转站。旅店为商人提供服务，商人转运货物住店又刺激了旅店业的发展。杜佑《通典》卷七谈到，开元时（713－741年）以两京为中心的干线上有为数众多的旅店为客人提供服务，“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沿路“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大大便利于客商南来北往贩运货物。除此之外，全国还有为数众多的乡村小店，这些旅店无疑也是茶商贩茶歇脚的场所。

唐代江南不少驿站设有专门的“茶库，诸茗毕贮”（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这当然是驿站在为南来北往的茶商提供交通便利外，还腾出位置茶库贮放茶商茶叶牟利。这种茶库的主要功能是起货栈的作用，置办者为地方官吏。由于经营邸店有利可图，晚唐时期的各地“方镇设邸阁，居茶取直，因视商人它货横赋之，道路苛扰”。裴休建议“许收邸直，毋擅赋商人”（欧阳修《新唐书》卷182《裴休传》），对方镇经营邸店贮茶牟利的行为予以承认，以换取方镇取消横赋拓地钱。由于邸店多有官吏甚至政府参与经营，因此邸店管理也就成了问题。经营邸店的人称为“居停主人”，省称为“主人”，他可以帮助存茶商人批发茶叶，从中渔利。因此，种种不法经营也由此产生。史料云：“伏以江南百姓营生，多以种茶为业，官司量事设法，惟税卖茶商人，但于店铺交关，自得公私通济。今则事须私卖，苟务隐欺，皆是主人牙郎中里诱引，又被贩茶奸党分外勾牵，所因此为奸利，皆追收搅扰。一人犯罪，数户破残，必在屏除，使安法理”，又云：“兴贩私茶，群党颇众，场铺人吏，皆与通连”（董诰等编：《全唐文》卷967《禁园户盗卖私茶奏》、《禁商人盗贩私茶奏》）。这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和打击。

茶叶贸易中已出现中介牙人。茶商把茶运到销地市场后，“将到市廛，安排未毕，人来买之。钱财盈溢，言下便得富裕”（陈彬藩主编《中国茶文化经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就是通过“牙人”居间沟通，转售城市里的坐贾，然后再批发和零售出去。可见，牙人在茶叶流通中具有一定作用。但牙人也常仗势舞弊，扰乱秩序，具有一定的破坏性，因而也被纳入管理视线。

3、柜坊飞钱。德宗（780－805年在位）初年，曾借长安柜坊储款四分之一以助军饷，可见当时柜坊很多。柜坊相当于银行，它可能由邸店分化而来，存取钱在同一地点，而与柜坊关系密切的飞钱则打破了这种限制，存取钱不在一处。飞钱是中国最早的汇兑制度，它产生于唐宪宗（806－820年在位）时期。这是一种新的充当货币支付手段，代替货币进入流通领域。飞钱的出现是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尤其是随着茶叶商品的大规模远距离贩运，茶商随身携带大量铜钱十分不便，为了解决这种现实问题，飞钱便换制度随之产生。它的办法是商人在京城把钱交给某道进奏院，或交给三司某军府、某使节、某富家，凭文券到指定地方取钱的严密兑换制度。这样就解决了搬运大量铜币的困难，减少了流通中所需的铜币数量，也相对地稳定了各地铜币数量的平衡。

唐代飞钱便换的经营者有官私二种。飞钱、便换大都由茶盐巨商所为。“盖飞钱之行，大都由巨商为之（特别是茶商），初非政府所定之制度，且为政府所嫌恶，观《旧唐书·食货志》上明言‘茶商等公私便换见钱，并须禁断’”（李剑农《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40页）。便换也称为飞钱。禁飞钱制的第二年（812年）二月，政府将禁断一切“公私便换”改为官府独办飞钱，这说明便换的积极意义得到肯定。这种制度在四川茶叶贸易中起着重要作用。文宗（827－841年在位）时，廋敬休奏：“剑南四川、山南西道，每年税茶及除陌钱，旧例重度支巡院勾当榷税。当司于上都召商人便换”（刘昫《旧唐书》卷187下《庚敬休传》）。《新唐书》也说：“初，剑南四川、山南道岁征茶，户部自遣巡院主之，募贾人入钱京师”（欧阳修《新唐书》卷161《庚敬休传》）。这表明政府把四川茶税权收归中央，茶税钱只存于当地巡院，上都或京师商人在京师入纳现钱，持汇券到四川巡院兑出使用。这些茶商均为从四川贩茶北归的巨商。由此可见，飞钱兑换制以茶商为主体，这种制度极大地方便了茶商长途贩茶，它是茶叶贸易发展的产物和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