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作者为陆军工程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茶业经济和文化史、军事历史等。迄今出版各类著作18部、发表各类论文480多篇。多年来，一直热心支持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本文原刊登于《茶道》2021年第10期，感谢作者的授权！

 

陶德臣

摘  要：五代时期的贡茶处于唐代贡茶与宋代贡茶的过渡时期，地位重要。但，长期以来，学者无专文加以探讨。南方制茶业最为发达，统治者和民间都十分重视茶叶生产，为贡茶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基础。贡茶主要在楚、南唐、吴、吴越等地生产。北方虽不产茶，但却可从南方源源不断地得到大量贡茶。贡茶是一种政治待遇，表明北方统治者可能在国力上要强于南方，南方则需要以“贡茶”为借口，达到贸易之目的，为生产的大量茶叶找到销场。

关键词：五代；贡茶生产；出路

 

五代历史不长。从茶业经济角度说，处于中唐时期的兴盛至两宋繁荣的马鞍阶段，并且一向不为人所重视。甚至研究茶史的许多人一带而过，根本不屑一顾。贡茶更是如此。如巩志先生的专著《中国贡茶》（浙江摄影出版社2003年版）根本就未作专门研究。今对五代时期的贡茶略作述论，以填空白。

 

一、南方贡茶的生产

南方制茶业最为发达，统治者和民间都十分重视茶叶生产，为贡茶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基础。贡茶主要在楚、南唐、吴、吴越等地生产。割据楚地的马殷“初兵力尚寡”，又与杨行密、成汭等为敌国，马殷“患之”，向部将高郁寻求对策，高郁建议“内奉朝廷，以求封爵，而外夸邻敌，然后退修兵农，畜力而有待尔”。于是马殷与北方朝廷拉关系，贡茶即为其中重要手段之一。他利用楚国境内盛产茶叶的有利条件，采取了比较宽松的茶业经济政策，积极发展茶叶生，并“听民自采茶卖于北客”，政府只收茶税，茶叶生产得到发展，“湖南由是富赡”（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66，开平二年），同时也有大量茶叶用以充贡。马殷每年向后梁岁贡茶25万斤，“岁贡不过所产茶茗而已”（欧阳修《新五代史》卷66《楚世家》）。

南唐是南方最强大的国家，曾西灭楚、东灭闽，占地30余州，广袤数千里。南唐在境内修筑圩田，奖励耕织，经济得以发展。南唐境内茶地甚多，建州(福建建瓯)一带“厥植惟茶”（宋子安《东溪试茶录》）。南唐利用建州丰富的茶源，在南唐保大四年(946年)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继唐代顾渚贡茶院之后的第二个大型国家贡茶院，“岁率诸县民，采茶北苑，初造研膏，继造腊面，既又制其佳者，号曰京铤”（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以进贡。南唐北苑贡焙规模相当大，有茶焙1336处，其中官焙(官营制茶场)38处，用“六县民采造，大为民间所苦”（宋子安《东溪试茶录》）。制造的乳茶十分出名，“乳泛汤面，与熔蜡相似”，号曰“京挺”（夷门君王《国老谈苑》，引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中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25页）。从史料看建州茶膏制作十分精良，技术十分先进，足以代表五代团饼茶的制作水平。北苑贡焙的建立标志着五代茶叶制作技术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也标志着茶业重心的南移。它的发展为宋代名闻名遐迩的北苑贡焙奠定了坚实基础。

吴越茶区广阔，产茶地有10多个。两浙地区唐代已盛产茶叶，顾渚贡茶院十分著名，五代时仍在生产，北苑乳茶充贡后才停止制造。吴越名茶众多，有睦州鸠坑茶、余姚仙茶、嵊县剡溪茶等，浙江所产“大方茶”被列为贡品。

吴国扬州为茶叶集散地，大量茶叶由此北进。扬州禅智寺，“寺枕蜀岗，有茶园，其味甘香如蒙顶也”（毛文锡《茶谱》）。 

二、北方贡茶的获取

北方虽不产茶，但却可从南方源源不断地得到大量贡茶。究其原因，贡茶是一种政治待遇，表明北方统治者可能在国力上要强于南方，南方则需要以“贡茶”为借口，达到贸易之目的，为生产的大量茶叶找到销场。贡茶历史悠久，自唐代起贡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开始发挥重大作用，贡茶制度成为封建统治者无偿榨取大量名优茶供自己挥霍、赏赐的主要法律依据。五代十国时期，各政权互不隶属，但南方热衷于向北方输贡茶，北方也乐于接受大批贡茶，反映了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多方面信息。

北方得到大量贡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方茶业的发展。兹举例加以分析。五代十国时期的贡茶可看作唐代贡茶的继续。后梁开平二年(908年)秋七月，“王（马殷）奏，......仍岁贡茶二十五万斤。梁主（梁太祖朱温）诏曰：‘可’” (吴任臣《十国春秋》卷67《楚一》)。马殷每年向后梁进贡茶叶25万斤之巨，且成定制。此后，南方其他政权也闻风而动，纷纷向中原王朝进贡茶叶。乾化元年(911年)十二月，“两浙(吴越)进大方茶二万斤”（薛居正《旧五代史·梁书》卷6《太祖本纪》。而王钦若《册府元龟》卷197《纳贡献》则说进睦州大茶三百一十笼，或进大方茶二万斤。总之，贡茶数量不少），说的是两浙的钱鏐向后梁进贡茶叶。后唐天成二年(927年)五月，“伪吴杨溥贡新茶”，长兴三年(932年)冬十月，“湖南(楚)马希范、荆南高重(从)海并进银及茶，乞赐战马。帝(后唐明宗李嗣源)还其直，各赐马有差”（薛居正《旧五代史·唐书》卷38《明宗本纪四》、卷43《明宗本纪九》）。这简直是变相的茶互贸易。顺义四年(924年)春三月，吴王遣右卫上将军许确进贺效天，向后唐献“细茶五百斤”，秋八月，又右威卫将军雷岘“献新茶”。这里所献新茶肯定是新近所采秋茶。唐代不采秋茶，五代十国不但采春茶、夏茶，还采秋茶了。顺义六年(926年)夏四月，“王遣使献新茶于唐” (吴任臣《十国春秋》卷3《吴睿帝本纪》)。后晋时，楚天福六年冬十月，“遣使贡诸色香药蜡面含膏茶于晋” (吴任臣《十国春秋》卷68《楚二》)。前蜀也向唐贡茶。前蜀高祖天复三年春正月，“唐宗还长安，王贡茶布等十万” (吴任臣《十国春秋·前蜀一·高祖本纪上》)。吴越宝正三年秋八月闰月，“王使袁韬进唐白金五千两，茶二万七千斤” (吴任臣《十国春秋》卷78《吴越二》)。吴越天福三年冬十月丙戊，向后晋贡“大茶、脑源茶二万四千斤” (吴任臣《十国春秋》卷79《吴越三》)，吴越天福七年十一月又向后晋贡茶“二万五千斤及秘色瓷器”。吴越开运三年冬十月，再贡后晋“脑源茶三万四千斤” (吴任臣《十国春秋》卷80《吴越四》)。吴越(乾祐三年)十一月，“王贡(后)汉……茶三万五千斤” (吴任臣《十国春秋》卷81《吴越五》)。后周显德三年(956年)南唐国主李璟遣使至后周，表示“愿依大国臣纳贡之意。仍进金器千两、锦绮绫罗二千匹，及御衣犀带茗药物等”。表明南唐前向北方其他政权也纳贡称臣，所贡物品就包括茶。正因为此，后周显德五年(958年)三月丙申，李璟派兵部侍郎陈觉向后周贡“乳茶三千斤”，同年丙午又派宰相冯延献“茶五十万斤”（薛居正《旧五代史》卷118《世宗本纪》）。后周最后被北宋取代，宋唐对峙时南唐照样常向宋廷贡茶和瓷器（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30之7。脱脱《宋史》卷478《南唐李氏传》）。

综上所述，北方的五代梁唐晋汉周及以后的宋朝都无一例外地得到过包括楚、吴越、吴、前蜀、南唐等南方政权连绵不断的贡茶。后蜀、南平产茶，由于处于北方政权的虎视之下，因此进贡包括茶叶在内的物品就是必然的事了。至于闽、南汉虽离北方较远，但南汉的刘隐于907年接受过后梁“大彭郡王”的封号，而闽的王审知于909年也接受过后梁“闽王”的封号。这两地自唐代起就盛产茶叶，所以以茶输贡北方各朝也就不可避免。五代十国时期南方茶通过所谓纳贡源源不断输向北方，既表明南北各政权实力对比，北方占有优势，又表明北方饮茶习俗尚很盛行。双方的朝贡贸易实质上又是一种互通有无的关系，表明南方茶叶生产的发展和南方维系北方茶叶市场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