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荣西《喫茶养生记》的意象（中）

李萍

 

二、《喫茶养生记》的写作目的

荣西为什么要写《喫茶养生记》？写出来是给谁看的？关于这个问题学界存在不少争议。有人认为他是写给当时的日本医生看的，从而纠正他们对茶叶的偏见，提升医人治病的疗效；有人认为他是为了振兴日本茶文化而写的，以复兴当时已渐衰落的日本茶文化。中村修也认为荣西写此书的目的不过是为完成禅宗清规做准备。荣西首先是位著名禅师，他的所有活动都以促成此宗旨而展开。[3](p119)高桥忠彦通过分析《喫茶养生记》初稿和修订稿的文字、词汇之后，得出了如下结论：荣西是以镰仓幕府的武士阶层为对象，通过倡导喫茶养生提升他们的修养，以促使他们担当起统领日本的重任，向保留古典文明的皇室贵族看齐，同时可以与中国先进文化进行多层面的深度交流。[4](p85)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中主张荣西是为了给日本医生建言，或者推广茶文化，理由都比较牵强，忽视了荣西的高僧禅师的身份。其实，在日本茶文化史上荣西本人的地位并不高，尽管《喫茶养生记》被视为日本第一本茶书，人们通常将日本茶道的创立者上溯至村田珠光（1422-1502）、武野绍鸥（1502-1555）、千利休（1522-1591）这样的源流支系，却鲜少提到荣西。例如，火坂雅志的《豪快茶人传》（角川学艺出版社，2008）用文学手法记述了日本历史上出现的、受到广泛推崇的知名茶人，包括豪商、高僧、大名武士等各类人，而且是从日本的战国之后谈起，换句话说，主要是从茶被引入日本、日本化过程来谈的。对引入茶树、饮茶法的关键人物，如最澄、荣西等一概略过不谈。这大概也可以说是“脱唐化”的一种表现吧。

日本学者大多将今天日本茶道的历史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平安时代（794-1192）的贵族茶；第二阶段是镰仓时代（1185-1333）的寺院茶；第三阶段是室町时代（1338-1573）的斗茶；第四阶段就是千利休开创的草庵茶至今。荣西处于第二个时期，严格来说算是日本茶道的“史前时期”。当然，上述的划分方式其实是站在“三千家”（所谓日本茶道的正宗）的立场上做出的。荣西及其《喫茶养生记》是将茶作为治病养生的手段，他看重的是茶的功用性，并未触及脱离茶汤之后的形上层次，所以，他确实不能划入日本茶道的源流之中，但他对日本茶文化有着独特的贡献。

应当注意的是：佛门的家国意识显然要弱于世俗人士。正因为如此，为求佛法而远遁他乡、西渡取经都是情理之中的。虽然护国性经常被视为日本佛教的一个显著特点，笔者更趋向于认为，即便是护国也是为了传教护法，佛教僧侣本以守戒、行规、读经、打坐为主业，国安只是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我们必须牢记荣西的本职本业才能准确评价他的所作所为。

在荣西的眼里，只有求佛法、寻真经才是正道。例如，在《喫茶养生记》中，荣西对中国有多个称呼，他分别使用过“他国”、“大国”、“宋朝”，甚至还有“唐”，在标注书作者时他自称“入唐律师荣西”，文中也出现过“荣西昔在唐时”字句讲述他两次入南宋时的经历见闻。其实，早在公元907年，朱温篡唐，唐朝就覆亡了，公元960年宋州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称帝开启了宋朝，公元1125年康王赵构在应天府即位，建立了南宋，直至1276年被元军所灭。荣西入宋时唐朝已经结束了近两百年，何况荣西明明知道此时的中国称为“宋朝”，但他仍然用“唐”代指中国，这是为什么呢？显然荣西是站在佛门的立场上思考问题的。对于佛门人士而言，世俗政权的更迭无关佛法，世间均为末世、苦难场，本无实质不同，不必刻意区分唐或宋。这也分明显示本书是写给日本人而非中国人看的，虽然他全文使用的是汉文。因为是写给日本人看的，用当时日本人印象更深刻、知晓度更高的“唐”不会有什么指代上的误解。

当然，《喫茶养生记》是用汉文写的，所以此书是写给有相当学识教养的人群看的，这些人指哪些人呢？女人和普通工商阶层都不在其列，当时的日本能够自如阅读和书写汉文的人主要是佛僧、文人、贵族、上层武士。茶籽、茶树的移种和饮茶之法都是由日本佛僧传入的，在佛门寺院一直有种茶、制茶、饮茶的习惯，佛门人士对饮茶益处有足够的理解，无需特别重申。文人因身份自由、家境优渥，他们与贵族、寺院僧侣都有密切联系，所以，他们较早就接触到了中国茶文化，也有条件品饮当时尚属珍稀的茶叶。当时的日本并没有专业医生，通常是由儒生、儒者兼任的，医生就可以划入到文人之中。贵族是指“公家人”，主要是当时的皇室、皇亲、世袭贵族，这些人在幕府建立后大权旁落但身份地位还在，祖产祖业和传统的生活方式都得到了保留，他们早就通过遣隋使、遣唐使接触到中国古典文化和精致生活方式，对中国茶文化也有习染，对他们不必多言。所以，可以合理推测，荣西写作《喫茶养生记》主要是写给当时正在从征伐者向统治者转变的镰仓武士们。

荣西以禅师的身份撰写了《喫茶养生记》，一方面将养生、喫茶与修禅紧密联系起来，这一点在下卷表现得淋漓尽致。正如久松真一所言，“茶道的最终根据、终极的目标就是修行佛法以得道。而且所谓佛法，在茶道中就是指禅。”[5](p45)另一方面他通过“上层路线”深化了茶文化与权势人物、政治集团的合流，他所开创的这一传统被后人继承，千利休就是一位这样的践行者。总之，荣西确立了日本茶文化与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密切关系，也使饮茶与养生联系起来，前者至今仍然体现在日本茶道中，后者则被彻底改造，内容有所淡化并最终退出。需要说明的是，即便是日本佛教中的茶文化也接受了多种其他思想成果，这带来了日本茶文化的多样性，例如，“禅宗的南宗，因其深受道教信仰之影响，故建立了一套精致繁复的茶会仪式。僧侣们于举行茶会时，集结于达摩祖师的画像前，依循着隆重正式的仪节，以同一茶碗，轮流饮茶，这些禅宗仪礼最终于15世纪时在日本发展成为茶道。”[6](p34-35)在今日的日本，除了人们耳熟能详的“抹茶道”，还有煎茶道、佛门茶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