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PPE专业2020级本科生，她的学士学位论文《他山之茶——日本现代茶道精神史中的中国意象》获得了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举办的第八届优秀学位论文奖，指导教师为李萍教授。我们将以五篇短文形式摘要介绍该文的主要观点，以飨读者。

 

一

日本茶道宗师千利休曾言“茶道必守神”。茶道不仅是一种物质性和社交性的活动，更是一种内在精神的体现。茶人强调并守护茶道精神是其信条，尽管茶道精神在历史演变中逐渐丰富和更新，但其根本特征始终未变。首先是茶道与禅宗的紧密关系，常被表述为茶禅一味。正如一位茶道宗师所言，“固守侘意，即等于保守佛戒，故知则不生贪，不生毁禁，不生嗔恚，不生懈息，不生动乱，不生思痴。”这种观点将佛教戒律视为茶道的精神内核和准则，而僧人则为茶道的引入与发扬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茶与禅共享着互为表里的紧密关系。其次是千利休所提倡并发扬的“和清敬寂”。这一提法一方面与禅宗有着紧密的联系，吸取了各方的资源和成果；另一方面则逐渐形成了茶道精神的独立性，被日本历代茶人奉为主要的守则。然而，这仅是同时代人对茶道精神的理解，要全面认识茶道精神，需要在批判的过程中获得。

日本茶道的精神内涵远不能简单概括为“茶禅一味”和“和敬清寂”，它具有深刻的复杂性和冲突性。茶道的特点在于自然和纯粹这两种相互冲突但又紧密结合的特性，形成了丰富的内部张力。茶道作为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性建构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化象征，与日本性和日本精神息息相关。此外，茶道是日本从中国引入并逐渐发展的文化，其发展需要不断回溯与排除中国这一他者的影响来确立自身，是切入日本同中国、自我与他者张力的枢纽。无论是从古今的沿革性上说，还是现代以来日本面临的断裂式的冲突来说，茶道都提供了重要的窗口。

日本茶道在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其精神内部逐渐发展出几乎决然对立的紧张关系。根本上，这是自然与纯粹之间的统一与对立的复杂关系。一方面，自然可以被视为最纯粹的形式之一，因为它首先必须与纯粹性同一，才能够将现象融化其中，实现万事万物之间的“和谐”。自然中的一切都依本能而运行，无人为干预，从而成为一种宁静、单一、完满的纯粹，与充满纷争的现实社会形成鲜明对比。茶道倡导与自然和谐相处，尊重自然的力量。其仪式和装饰以自然元素为主题，强调与自然的联系；茶室的建筑和布置考虑自然光线、季节变化和周围景观，以营造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氛围。茶具和茶室的装饰通常选用自然材料，如竹、木、泥土等，以及自然的颜色和纹理。茶道的仪式和流程与自然节律相呼应。著名的萩烧茶杯，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胎体表面会不断变化，欣赏者将这种不可复制的变化称为“萩之七变”，这便是自然与万物和谐在审美上的一例。

另一方面，自然与纯粹可能孕育着矛盾。自然包含现象的无限丰富性与可能性，这引起哲学意义上的“惊奇”与探索欲望。而纯粹可能被视为简单单一的，呈现出一种理念论与超越性特征。无论纯粹在肯定性意义上是怎样的境界，它首先意味着对实存现象世界的否定。在茶道精神中，这表现为矛盾和冲突。茶道要求接受无限丰富性的原始统一，同时追求极致的概念性完美。从纯粹的方面看，茶道追求简洁和纯粹，剔除一切不必要的繁琐和浮华，以达到精神上的清净和宁静。从自然的方面，茶道反对人造与矫饰，要求返璞归真。日本性中对于自然的肯认使其要求的单一的理念的纯粹性永远无法脱开这一矛盾。例如，萩烧茶杯通过人为手段达到自然作为抽象原则的境地，其底部刻意穿凿出不完美的槽口，以实现自然与纯粹的和谐。

内在的绝对纯粹与外在的平和包容，呈现出复杂的张力关系。茶道讲求以素朴残缺的物质生活提升出高尚的内在品格，以极度发达的精神超越局限的物质现实。茶道仪礼以茶具、茶室等物质性存在为基础，但其要旨在于以精神的力量克服物质性。“侘茶乐境”的说法将对于物质局限的克服作为题中应有之意。茶道大师泽庵宗彭在《禅茶录》中解释“侘”字时，突出了物质方面不讲求铺张精致的本意，并强调精神层面的超越。这种对外物的否定性态度必然导致围绕主体自身的强大自我观念，并面对一个外在的他者作为抵抗的对象，两者冲突之下非将自身融入于外界的整全统一状态。

冈仓天心的《茶之书》记载了茶道精神在洒扫中的体现，展示了茶道如何看待心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室内忌讳一切外表崭新的物品。茶室与茶具看似黯淡无光，实际却无比洁净。就连室内最昏暗的角落，也不见一粒微尘。”紧接着是千利休与其子的一则故事，利休观其子绍安扫洒露地，结束后对绍安说：“尚不足够，重做一遍。”绍安不情愿地继续扫洒一个小时后说：“父亲，路石已刷洗三遍，石灯笼与树木都洒过水，地面无一枝一叶。”利休呵斥道：“蠢材，露地岂可如此打扫。”然后利休走入庭中晃动树木，让地面铺满了金色与红色落叶。这则故事体现了茶道精神中纯粹与自然的矛盾关系。通过人为实践达成纯粹自然的境界，反而将人从自然中孤立出来，使之成为对象。

理解茶道的内部张力，以批判性视角审视茶道与日本近代国家和文化主体建构的关系，能够揭示茶道在自然与纯粹之间的矛盾与统一。这种内在精神的高拔与纯粹在克服外在条件局限时，构成了错位和矛盾，展现出茶道精神的丰富内涵与复杂性。

 

图1:姚新中教授为景煜舒同学（中）颁奖

二

茶道精神在日本文化中经过长期的去唐化与和化过程，已经深深地与日本性融为一体。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橘色。

与政治和军事的紧密关系，从茶道兴起之初就已经伴随其而生了。织田信长酷爱茶道，不仅仅因为个人爱好，更是借此获得统一的文化控制力、巩固政治统治的手段。茶道宗师千利休成为丰臣秀吉的重要臂膀，并在政治权力的授意下切腹自尽，这成为茶道发展历史上的著名的公案，也是后世注解茶人风度和茶道精神的重要切口。在永宽年间（1624-1644），适应德川军事统治要求的大名茶出现了，这种茶道形式在物质上更加精致，在美学上倾向于适应贵族和富绅的审美感受力，在茶道哲学上也作出相应的调整，甚至融合了对于上级的忠诚等等思想。这些历史上的遗产，为战时军国主义意识形态渗透性进入日常生活进行符号暴力的操演提供了可能。

但是，茶道与日本民族性的紧密关系是直到现代以来才形成的。子安宣邦曾在《近代知识考古学》中对“日本民族”这一概念的历史性形成进行知识考古学式的考察与批判，认为尽管从鸦片战争东亚被军事整合到西方世界史开始，日本的近代化道路便带有民族独立的任务，但文化共同体上的日本民族概念的形成与明治后期的国粹主义运动和大正时期的神话学与人类学发展密不可分，最终在昭和前期（从1925年到20世纪40年代）伴随着学术话语上重构日本精神和文化传统的努力、民族一词的现代意涵在辞典和杂志中得到广泛的公共性肯认，“日本民族”的概念也得以确立。

现代民族国家概念产生，日本民族才逐渐形成，现代文化主体建构的需要迫使日本建立起统一的文化认同。茶道正是在这时发展出了现代精神，以及与民族概念相关联的内涵。茶道所蕴含的自然与纯粹的哲学思考，在国民精神上表现为丹心与平和的矛盾，在身心观上则体现为物质和精神的对立。这种精神内核在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中，不仅与政治权力运作紧密相连，更在现代国家建构中成为了一种国家象征和文化民族主义的代表。

茶道精神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关系尤为复杂。一方面，茶道所强调的平和自然与武士道中的决绝精神相互依存，成为了日本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茶道通过其超世的气质，为武士提供了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寄托。然而，另一方面，茶道也因其与军国主义的某种契合，成为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其本身的和敬、脱俗气质被民族主义意涵所冲淡。

茶道精神在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中，经历了从与政治权力紧密结合到成为文化民族主义代表的转变。茶道不仅代表了日本文化的独特性和主体性，也反映了日本社会对于自然、纯粹以及精神世界的追求。茶道与日本性的结合，既展现了日本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也揭示了日本精神中的矛盾与冲突。茶道精神在日本文化中的地位，无疑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议题。

 

 

图2:获奖论文指导老师李萍教授发言

三

日本茶道所包含的否定性的追求纯粹这一精神品格，经由日本国民性的建构与操演，从一开始就指向外在的对象与他者。当他者进一步具体到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层面，就将同日本近代历史相结合起来。在现代以来的视野中，中国是日本建构与形塑自身、反叛与超越自身的“不可回避的他者”。而茶作为日本从接受中国影响并建构自身文化主体的典范之一，成为日本近代史上自我与他者矛盾集中展示的窗口。

早在奈良时代，日本就已经受到中国的影响。大化改新时，日本通过遣唐使学习唐朝的先进文化与制度，推动了两国的政治文化交流。茶也是在唐代首次进入日本。日本僧侣最澄和空海在中国留学期间接触到茶文化，并将茶籽带回日本，成功种植于日吉神社和奈良法隆寺，形成了日本最早的茶园。然而，这一时期茶文化并未普及，仅在皇室、贵族和僧侣间流行，模仿中国的“书院茶”文化未能持续推广，甚至一度中断。

唐代以后，尽管遣唐使的派遣终止，但“唐物”仍是日本贵族展示身份等级和权力的重要手段。中国作为东亚的中心推动了日本的发展，日本通过吸纳中国的文化与习俗，包括佛教思想和茶具，构建了自身的政治与文化权威。南宋时期，荣西和南浦绍明将宋代的点茶法、寺院茶礼、茶书、茶籽等带回日本，促进了茶文化的传播。荣西在《喫茶养生记》中强调了茶的养生功能，而南浦绍明在京都的建仁寺举办“四头茶礼”，至今仍是重要的茶文化传承活动之一。自此，茶文化在日本扎根，并逐渐普及到上层社会，成为风雅的新象征。

随着时间推移，茶道逐渐走向去唐化，发展出独特的日本茶道。室町时代，日本社会逐渐摆脱中国影响，武士统治建立，本土化与贵族化趋势显现。日本社会对自身文化和身份的认同感增强，逐步形成独特的文化特色和价值观。与中国的关系中，日本开始抵抗附属地位，寻求更独立的文化身份。此时，足利幕府推动茶道的仪式化与普及化，使茶道从宗教中独立，成为武士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15世纪成形。

千利休被视为日本茶道的宗师，他的主张摆脱中国茶文化的影响，标志着茶道去唐化的完成。此后，日本茶道追求简朴自然，与唐茶的华丽奢靡形成鲜明对比。茶道与武士、禅宗、家元制度结合，成为日本本土文化的一部分。

江户时代后期与明治维新初期，茶道一度衰落。大政奉还后，武家文化衰退，茶道从业者失去政治支持，转为以技艺为生的匠人。明治维新后，大量西方文化涌入，传统文化包括茶道受到抑制。赵京华指出，日本脱亚入欧的关键在于摆脱中国影响。然而，由于日本主体性的构建与中国密不可分，放弃中国的影响意味着失去自身历史的一部分。

茶作为日本认同的一部分，始终伴随着排除中国作为茶文化来源的过程。即使茶已成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但茶道研究中，其与中国的张力关系依然存在。冈仓天心在《茶之书》中论述：“在日本的茶汤中，我看见了茶道理想的顶点。公元1281年蒙古来袭，而我国成功将其大军击退，因此，在中国本土因蛮夷入侵而不幸断绝的宋代瑰丽文明，得以在我国延续下去。”这种论调既隐含昭和意识形态的亚洲主义，又是华夷之辩的提法，强调日本茶道的优越性。柳田国男的民俗学研究则主张茶树并非由外国输入，而是本土栽培，将茶的饮用视为日本本土自发产生的饮食文化。这种观点显然违背史实，但反映了对中国影响的排除。

综上所述，茶道作为具体的物质载体，与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密切相关，反映了日本在历史上对近邻的复杂感受。茶道连接了现代与传统、自我与他者、禅道与启蒙、文化与政治、物质与精神，成为探讨众多现代性关键问题的枢纽，这些问题之间存在紧密的互构互生关系。

 

 

四

日本茶道精神本身具有多重矛盾的紧张性，在历史中被赋予了“菊与刀”式的张力。这种张力外化为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即日本和中国的关系。然而，茶道精神的内涵足够丰富，蕴含着超越二元对立的哲学资源，不仅展示了冲突与紧张，还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东方解决方案。

其一，从茶道本身的自然清寂精神气质出发，达成对精神与物质、自然与纯粹的二元对立的超越。茶道具有身心一体的内在性格。尽管日本茶人将克服物质有限性的茶道与日本性结合，但茶道内涵着身心同一的观念，发展出物我一如、澄明一体的精神，强调心身无分别地交织在一起，是物质性实践和精神性品格的圆融统一。茶道仪式本身是一种身体性活动，通过人与器物、茶汤的实践互动，通过肉体感受性彰显精神内涵。这种文化内涵蕴含于茶道最本真的精神之中，成为克服以武士道精神为代表的日本性张力的有力资源。另一方面，日本茶道对简朴和粗糙的追求，并非刻意反叛自然丰盈审美，而是对富足与鄙陋、美与丑等外在二元价值的超越。列维·施特劳斯称其为一种“原始主义”，不同于西方审美家在传统规则内找回创作自由，而是打破所有外在价值尺度和分野，摆脱二元对立进入“不齐之齐”的境界，达到了佛学中的“真如”状态。这种状态不仅在抽象叙事层面发挥作用，也在历史中达成真正的超越与安慰。16-17世纪幕府与武士时代中，茶室被公认为自由于阶层、规范、外在价值的净土，成为休养生息的场所。当各种决然对立的价值区分被破除时，心与物、我与他、内在与外在的矛盾关系也得以解决。这也是对丹心、赤心纯粹无暇境地紧张追求的超越。概言之，茶道依托的佛学最终克服的是为物变动不居所影响的心境。同环境斗争和抵抗同样是一种被动的苦，当否定性抵抗的视野消失时，才能做到真正的自然无碍。“和敬清寂”这一茶道宗旨正是超越与外物紧张关系，进入同一和谐境地的体现。

其二，茶道作为对本民族文化的回归，为自身主体性的健康建构提供渠道。日本思想史家竹内好在《近代的超克》中提出“健康的民族主义”号召，既不同于明治维新后的西方化，也不是依靠军国主义意识形态，而是在既不压制也不张扬的情况下平和健康迸发的民族主义。这种“健康的民族主义”倡议曾因战后反思的文化氛围受到批评，但在二战结束80年后的今天，展现出新的文化与社会生命力。茶道作为在地文化，具有再生产和创新能力，并未成为僵死的“伪民俗”。尽管茶道历史悠久，但不断通过不同时代和个人的实践进行再创造和演化。每位茶道家根据自己的理解和体验赋予茶道新意义和形式，使茶道在当代继续生生不息。

其三，日本茶道精神中蕴含的自我与他者紧张关系缓和的可能，提供了超越他者疑难的资源。孙歌在后殖民时期提出“创造新的普遍性”，倡导能展现各文化特殊性且达成沟通共享的普遍性，主张亚洲民族建构开放的、自下而上的文化主体性。茶道揭示了关系的本质，即并非抽象和制度化的，而是诉诸感觉的、具体的关系。当抽象体制沦为表面与形式，个人化道德孕育了旺盛生命力，茶道不仅限于政治家的茶道，而是与匠人、街头、日常餐点结合。在战后，茶道在现代日本重新繁荣，影响扩大到各阶层，在不同性别、职业、阶层之间传播，进一步常民化。这种常民化通过日常实践不断赋予茶新的精神和生命，构成其自然本土性和鲜活在野性。茶道以更新和再生能力，从国家性、符号暴力式话语和排他性、普遍主义价值中拔擢，成为消解单一文化话语的自发秩序。茶道本身不排斥异质性他者，融合了印度佛教、中国儒教和道教、日本神道教等文化资源，是主体间沟通、互生的现实表现，构成了普遍与特殊之间关系的超越，多元普遍性由此共享，主体间特殊性得以通达。

总而言之，日本茶道在当今的气质和品格不断建构，在自然与禁欲之间达成平衡，蕴含健康民族观和责任观的可能，在自我和他者的对立间找到互生空间。这同时回答了战后日本的走向问题，从精神根源上解决日本性问题。

五

日本茶道不仅在内部蕴含着超越紧张的资源，还具备对话西方哲学理论并做出贡献的潜力。列维纳斯的他者理论与茶道精神中对他者问题的探讨具有紧密关联，而茶道精神更进一步突破了列维纳斯理论的局限性。

一般而言，茶道精神内在包含了主体在世界中圆融为一的性质，超越了物质与精神的二分。这种身心一体、物我一如的理念与列维纳斯的存在论相契合。列维纳斯通过享受和饮食讨论主体与世界的关系，这几乎是对茶道精神史中资源的揭示。茶室中，植物、自然、水、建筑、哲学等都通过饮食和享受的方式融入到主体之中。这些元素并非对象化的消费品，而是与主体共同构成生活本身。这种肉身性享受的存在使得世俗物质性和抽象哲学原则达成一致。此外，茶道精神通过更彻底的东方境界超越了列维纳斯绝对他者的陌异性。列维纳斯将绝对他者置于神圣性的位置，成为主体永远不可达及之物，而茶道并无所谓超越之物，所有的自然与现实世界皆在四叠半茶室的方寸之间，摆脱了超越的他者与超越的形而上学，是更为彻底的“我即是他”。

茶道揭示了主体与他者互动的伦理学，这种依赖他人而为他人的伦理学与日本文化具有极强的亲和性。日本学者滨口惠俊提出的“间人主义”即是日本国民基本人格的体现，这种生活在他人之中的人格特点落实到实践中，成为了伦理与道德责任上的统一关系。昭和时期的国民道德观在某种程度上抹杀了人与人之间自发的依赖关系，而这种自发的依赖关系既不同于儒家资源的影响，也植根于东方非二元对立的哲学根基。昭和伦理观站在为他人的伦理观的反面，当日本的帝国幻想在侵华战争失败后破灭，昭和伦理观的绝对不可行性被揭示出来。茶道精神以其在地性和物质性，将抽象的他者理论拉回具体的历史现实，成为日本面对他者问题的重要出口。茶道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普遍性，破除西方式的二元对立与单一话语霸权，为解决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后殖民世界命运问题贡献力量。

茶道精神不仅内涵于日本的文化实践，同时也是现实中的可能。《心之文》中提到，“至关重要者乃以和汉为一体”，将和（日本）与汉（中国）两种文化的界限打破，以交融和共通代替认同与区隔。熊仓功夫在其《日本茶道史话》中提到和汉连句的文艺表现形式，展示了当时贵族们的和歌世界与五山禅僧们的汉文学世界的交融。这种和汉交融的文学形式，与和汉统一的茶文化一同成为上层阶级流行的高级品味。这种姿态超越了民族与认同的桎梏，在普遍意义上触及了人所共通的感受性，将主体间的关系转化为和谐的距离，从而真正达成茶道所要求的自然与纯粹。近年来，日本文化生产能力提高，在国际领域成为文化出口国。现代中国接纳日本茶道的发展经验与文化影响，发展出欣欣向荣的茶文化。中日之间的茶道交流与互动，象征着文化主体间相互敞开的关系，为文化理解与分享提供了范例。

总之，日本近现代茶文化本身包含着超越军国主义历史泥沼的可能性。茶道哲学通过丰富的内涵，向人们提示被遗忘的知识，以广泛的哲学资源在现实和理论问题边界上贡献生机。茶道融合了禅道思想和和敬清寂等精神，实现了对内部张力的超越，强调身心一体的内在性格，打破了外在二元价值的限制，达到了佛学中“真如”的境界。茶道还提供了缓和自我与他者关系紧张的可能，融合了亚洲民族主体性和普遍价值，为解决日本性问题和后殖民世界命运问题提供了资源。茶道精神在文化主体性和他者关系问题上，提供了丰富的哲学资源和现实解决方案，促进了中日文化的深层次交流与合作。茶道精神的普遍意义不仅在于超越内外部张力，还在于为哲学观念史的发展做出贡献。同时，茶道精神为中国面对异文化、构建自主性提供了可能的思路。在文化发展成为重要任务的背景下，茶道经验可以帮助中国摆脱文化依赖，增强文化生产能力。茶道精神展示了开放、包容、合作的态度，为哲学思想的突破提供契机，为后殖民时代的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新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