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作者为陆军工程大学政治工作系教授，研究方向为茶业经济和文化史、军事历史、党的创新理论。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一带一路’视野下的西南茶马古道文献资料整理与遗产保护研究” [20&ZD229]阶段性成果，原刊登于《茶业通报》2022年第3期。经作者授权，在本网站推送，以飨读者，感谢作者的信任和支持！

陶德臣 

摘  要：汉口成为近代中国最主要青（米）砖茶集散中心是地理和地域优势、贸易条件优越、砖茶工厂众多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汉口的地理、区域优势决定了它容易得到羊楼洞茶区生产的原料茶，并成为羊楼洞茶区青（米）砖茶的汇集地。万里茶道是中俄陆上茶叶贸易的主干道，汉口是这条重要商路上的重镇，大量茶叶依赖汉口输往俄国。汉口是近代中国商业重镇，茶商云集，洋行众多，银行实力雄厚，航运发达，这些条件都有利于茶叶贸易的开展。汉口是近代中国青（米）砖茶生产中心，生产企业数量相对众多，机器设备先进，生产能力强大，是以汉口砖茶中级周转市场形成。

关键词：汉口；青（米）砖茶；周转市场；原因

 

青砖茶是以黑茶为原料，经筛分、压制、干燥诸环节，形成的砖型紧压茶。米砖茶是用红茶末为原料，直接压制成砖茶的紧压茶。青（米）砖茶产生于湖北南部，然后扩散到鄂南附近的临湘（包括羊楼司、聂家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汉口、九江开埠，俄商先在鄂南设置砖茶厂，生产青（米）砖茶，嗣后，俄商砖茶厂陆续搬往汉口生产，汉口遂成为青（米）砖茶生产的另一个中心。俄商在汉口站稳脚跟后，又向九江、福州设厂，制造红砖茶，自此形成俄商控制下的三大砖茶中心，但汉口砖茶厂一直是俄商砖茶生产的重中之重。汉口是近代中国最大的青（米）砖茶生产、贸易中心，当然也是最重要的青（米）砖茶周转集散中心。汉口崛起成为近代中国最主要青（米）砖茶集散中心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它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揣其大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因素。

 

一、汉口距离青（米）砖茶发源地不远

汉口具有得天独厚的区域优势，青（米）砖茶的发祥地与汉口相距不远。原料茶老青茶、红茶（末）及羊楼洞茶区生产的青（米）砖茶均可方便地通过水路，以后是通过铁路运到汉口来，这就决定了汉口与羊楼洞茶区的利益共生关系。一方面，羊楼洞生产出来的青（米）砖茶要以汉口为市场，砖茶产业才能得到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汉口茶叶市场也必须得到羊楼洞茶及原料老青茶、红茶末的挹注，才能成为有源之水。况且，还要看到，青砖茶的原料具有独突性，它是产于鄂南、临湘的老青茶，其他茶区尤其是汉口茶叶市场附近的其他茶区并不生产。这种稀缺性的资源是汉口砖茶业离不开羊楼洞茶区的主要因素。同时，羊楼洞茶区也盛产红茶，具有生产红茶砖即米心茶的必要条件。这样，羊楼洞与汉口在茶业上的紧密联系就难以割断。

 

二、汉口处于万里茶道的重要节点上

地域的重要性使汉口具备成为茶叶集散中心的地理优势。武汉位于长江中游，号称“九省通衢”，扼湖北之咽喉，控汉水入江处。特突的区域优势，使武汉成为万里茶道上举足轻重的一站。正是通过长江，汉口接纳来自武夷山、江西、鄂南及湖北其他地区的茶，使万里茶道顺利延伸到最重要的茶埠。通过汉水，武汉又与河南连接起来，将万里茶道拓展到赵河，并由此北上贯山西，穿蒙古，赴恰克图。威廉•乌克斯深刻揭示道：“汉口因地居湖北、湖南及江西产茶最多三省之中心，而与四川、安徽、陕西及江苏等省又有水道相贯通，故汉口能成为中国最大之茶叶市场至六十年之久” [1]P12。正因为如此，汉口茶市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武汉为九省通衢，茶叶贸易，异常发达”[2]P35，“汉口为我国茶乙（原文如此——引者）最大聚散市场，出口超过上海、福州、九江之上，一般占全国出口总量60%左右。所有湖北、湖南、河南、陕西、广西、贵州等及江西、安徽出产之部分，都集中于汉。自1861年汉口辟为通商口岸后，对外贸易，即以茶乙为第一位。1890年以前，一般出口总在70—80万担之间，最高年份曾达120万担，情况盛极一时”[2]P41。汇集到汉口的茶，通过万里茶道及长江水路，运往上海、天津、海参崴、敖德萨及欧美各国。可以说，在万里茶道上，除了武汉外，没有任何一个中转周转市场如此靠近青（米）砖茶市场，又具有如此强大的汇聚能力及辐射影响力，这就决定了汉口可以利用自己的地理优越，在青（米）砖茶集散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汉口是中外茶商汇集之地，具有良好的茶叶贸易条件

汉口被誉为近代中国“东方茶港”，在茶叶贸易尤其是青（米）砖茶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局面的形成，与汉口良好的贸易条件密不可分。

（一）汉口是全国最主要的茶叶贸易重镇之一

鸦片战争以前的清代，汉口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商业重镇。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1861年1月，汉口真正开埠，外地商人纷纷通入湖北，汉口的客商数量大增[3]P173—174。如湖南商人“涉洞庭而抵鄂汉者络绎不绝”[4]卷二十二，河北商人“多贸易京津间，张家口、归化城、盛京，汉口亦甚夥” [5]卷八，P71。在汉口，“本地布商几乎都是安徽太平县人，其中也有少数是武昌人和咸宁人”，“汉口沙市、宜昌之间的卖买，主要操于安徽太平人之手”，“经营上海汉口及宁波之间的贸易的商人，几乎都是宁波人”，“运货往四川及湘潭的都是江西人”[3]P174，“汉口的中国茶商，主要是广东人，他们是生产者和外国买主之间的中间人，获利最大”[6]P1578。湖北商人也占有重要地位，他们“上而滇黔，下而吴越，靡远不到”[7]卷五，前赴各地进行贸易。

由于茶叶是汉口最重要的出口贸易物资，茶商均以汉口为主要活动场所，从事各种与茶叶相关的业务活动。活跃于汉口茶叶市场的中国商人号称六帮茶商，但以山西商人、广东商人势力最大，他们几乎垄断了贸易的全过程。《湖北商务报》1900年第69册载：“汉镇茶叶，历年多系山西、广东两帮采办。……前日经茶叶公所邀客会议，始有两帮六家、广帮四家整顿一切，即日进山开办”。买办在茶叶经营活动中，显示出相当的能力与实力。祖藉山西的买办刘辅堂开设广昌和茶庄，后来为其子同样是买办的刘子敬继承[2]P256。买办、广东人唐寿勋是汉口著名的粤藉茶商，其族侄、买办唐朗山开设惠昌花香栈、厚生祥茶栈，他曾担任过汉口商会第2至8届的会议董[2]P32。

中国人在汉口设立的茶叶商业组织多种多样，大体有9种[3]P217—219。一是洋庄。即向外商出售茶叶的中国庄号，资本庞大。“国商经营茶乙（原文如此——引者）业务的称为洋庄，资金较多的达到纹银一百万两以上；业务最盛时，曾达到一百余户”[2]P42。二是砖茶厂。兴商公司，1907年设立于武昌，资本50万元，工人400人[8]P47。三是口庄。口庄与蒙古等地建立了贸易关系。单营口庄者，有5家，即：巨贞和、大泉玉、大升玉、独慎玉、祥发永。兼营口庄者有12家，即：德巨生、三德玉、谦益盛、棉丰泰、德生瑞、天顺长、阮生利、兴泰隆、大昌玉、天表和、宝表隆、长盛川。这17家口庄每年与蒙古各地成交茶叶约8万箱，价值百万两左右，并且每年有4万至5万箱茶叶输往张家口，“多为住汉口之山西茶商所营也”[3]P217。四是茶栈。即代客存茶并与洋行出售茶叶之机构。著名茶叶有忠信昌新记，“吾国茶栈中以忠信昌新记为最著，设于民国以前”[3]P217。以买办为后台的茶栈有6至7家[9]P134。五是茶行。即内销茶居间交易，收取佣金的机构。“武汉茶行，从清末相沿至民国初年，仅有‘部帖’者二十余家，多集结于河街米厂一带，资金有纹银十万两、几十万两、至百万两不等”[9]P134。他们除代客买卖外，还深入茶区采办茶叶，与他人搭股采办。六是批发行。一些经纪人从茶行、茶栈中分离出来，另外组织，“撮摸行”[9]P134，充当内地茶商与汉口茶商的中间业商，从事内销市场批发业务。七是茶叶店。徽州商人最早在汉口开设茶叶店，如设于汉正街泉隆巷的汪同昌茶叶店，设于新街口的王益茂茶叶店，在武昌开设的朱谦益茶叶店等。徽商经销的都是家乡绿茶。“以后商业发展，杂路茶渐多，茶叶店因之增多”[9]P139。清末时期，鄂东、鄂南茶贩运茶至茶叶店出售，但茶叶店通常是向茶行赊货，每年正月初八到十五日是红盘期，茶叶店派人赴茶行看样选货。每逢月半或月底为交付茶叶款项的比期，由茶行经手到茶叶店索取账款。八是茶商字号。汉口茶商字号众多。据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月《湖北商务报》第19册载：“汉口每年茶商字号，其多则有牌七、八百块，每牌办茶四、五帮。第一帮谓之头字，次为二字，又次为三字。……以头字最多。两湖之头字，谓之二五花箱，少者二、三百箱，多者约千余箱”，每箱净茶48斤，江浙一带的茶商字号“同以汉口为庄口”。九是茶业公所。即汉口茶商最大的行业组织，负责联络商情、平衡贸易等事宜。这是近代中国最早也是最大的茶业组织，说明汉口茶商势力的强大。

正是通过形式多样，功能不一的茶叶商业组织，才使汉口茶业在全国茶业中独占鳌头，成为近代中国茶叶出口贸易中的姣姣者，被誉为“东方茶港”。

（二）大量洋行的设立有利茶叶出口活动的开展

与此同时，大批洋行也闯入汉口，安营扎寨，开展相关贸易活动。1862年，英商怡和洋行、德商美最时洋行在汉口设立分行，经营轮船和进出口贸易。1863年，沙俄皇族财阀、茶商巴提耶夫（俗称公巴、巴洋人）深入鄂南羊楼洞收购茶叶，并设立加工毛茶、制造砖茶的工厂。1864年，汉口从事贸易的外国商人已达300人。1891年，在汉洋行27家，人数370人。1901年，在汉口洋行76家，人数990人，1905年增至洋行114家，人数2151人。民国初年，洋行数量继续增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欧洲列强忙于战争，在汉口的洋行有的停业，日本洋行大增。1916年前后，在汉洋行142家，日本洋行占62家。1924年，汉口的欧美“商社”有93家，日本的“商社贸易业”有75家，共计168家。1925-1937年，在汉洋行保持在130家左右。1938年10月，洋行大部分歇业，在汉洋行只有30家维持业务。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撤离汉口的日本洋行卷土重来，抢占商业设施，开张营业。1939年，日本洋行增加到60余家，欧美等国在汉洋行商务减少，仅维持门户。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形成日本独占武汉市场的局面。1945年，抗战胜利后，除英美洋行得以保留外，其余洋行几乎陷于停业。1949年，武汉解放时，计有洋行37家。1949年底，除11家洋行仍在营业外，其余洋行全部歇业。可见，清末民初至1937年前，是洋行数量最多的时期[10]P112—113。洋行数量保持在较高水平运行，有利于茶叶贸易的开展。

（三）外国银行的开设为茶叶贸易提供资金支持

开展茶叶贸易，需要大量资金的垫付，而汉口设有大量外国银行，解决了茶叶贸易的资金问题，方便了茶叶贸易业务的开展。1863年，英国麦加利银行首先来汉设立分行。早期在汉口的银行还有英国利生银行（1864年）、有利银行（1864年）、汇川银行（1865年）、汇丰（1868年）、法国法兰西银行（1876年）。1863—1911年，有10家银行在汉口设立分行。民国时期的1912—1922年，有11家银行在汉设立分行或总行。到1937年抗日战争前，汉口外国银行有10家银行。1941年后，只存3家日本银行。抗战胜利后，日本银行被接收，麦加利、汇丰、东方汇理3家外国银行复业。1949年2月15日，汉口麦加利银行停业。武汉解放后，东方汇理银行、汇丰银行于1949年7月18日复业，东方汇理银行8月1日停业，汇丰银行1950年3月31日停业[10]P160—162。外国银行数量较多的时期同样存在于清末至抗日战争爆发前。这些银行的存在，便利了茶叶贸易所需要的资金往来。

（四）航运业发达有利于茶叶贸易的顺利展开

汉口处于长江黄金水道中段，航运业十分发达，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航运业更见繁荣。1861年4月，美商琼记洋行轮船“火箭”号首航沪汉线，这是第一艘到达汉口的商业性船只。随后，琼记又将“江龙”号调进长江，加强运力。1861年4月，琼记洋行“火箭”号首航汉口的第三天，英国宝顺洋行“总督”号尾随而至。为逐高利，宝顺洋行后来加派“富士山”号、“广岛”号，“哥素么布扎”号轮船投入长江运输。早年参与长江航运竞争的轮船公司中，实力最大的是英商怡和洋行。据1864年统计，麇集长江航线的外国轮船公司除琼记、宝顺、旗昌、怡和四大洋行外，还有美商同孚、英商广隆、吠礼查等洋行，定期行驶长江航线的英美船只吨位为18808吨，比1861年增加3.4倍，同期进出口货值增加了1.6倍。1861—1872年，有英美14家洋行的37艘船只先后行驶沪汉线。1921年，外国船舶在长江航行的船舶为74艘，吨位12.1万吨，中国船只则为80艘，总吨位7.7万吨。1922—1931年，进口汉口的船只吨位数量保持稳定，1922年，在江汉关注册的船只12802艘，总吨位7408838吨，1931年，分别为11176艘、7448362吨，1928年为创纪录的一年，出入港口的船只达到14260艘，总吨位8869999吨[10]P173—176。

数量众多的茶商、蜂拥而至的洋行、资金雄厚的银行、运力非凡的航运公司，这些因素汇集起来，造就了汉口茶叶贸易的良好条件。蔡萼英《汉口英商麦加利银行梗概》记载了汉口茶叶贸易发达与洋行、银行设立的密切关系。其文称：“汉口自辟为通商口岸后，帝国主义者纷纷来汉经营茶叶出口。1863年，帝俄的新泰、顺丰、阜昌、百昌等洋行，先后在汉口开业和设立砖茶厂。据说，这几家洋行的营业额，每年都在纹银三千万两以上。继俄商来汉经营茶叶出口的，有英商怡和、天祥、宝源等。由于当时汉口还没有外国银行，该洋行等如由其本国汇款来汉，均须先通过在上海的外国银行办理结汇，然后由上海大清户部银行转汇汉口，这种汇款调拨在收款人方面，不仅须多付一笔汇费及电报费，有时遇到汉口市面银行吃紧，还要受到汇率的损失，因此他们都要求外国银行在汉口设立分支机构。上海麦加利银行抓住这一机会，即于1863年夏，派一英藉职员，率领华藉员工数人，来到汉口。赁屋临时营业。这家首次来汉口的外国银行，起先还是针对着茶叶生产的季节，循照茶商春来秋去的习惯，作为出庄的性质。到1865年各国洋行、工厂增多，进出口贸易日渐发达，麦加利为了攫取更多的利润，就在汉口划定的英租界内，购置地皮，建立行址（洞庭街65号），正式开业了。继之而来的有：英商汇丰、美商花旗、法商东方汇理、俄商道胜、德商德华、日商正金等外国银行”[2]P35—36。

事实上，早期来到汉口的洋行大多与茶叶贸易有关。汉口茶叶市场上形成俄英争霸的局面，起初是英商占有优势，俄商处于下风，后期则以俄商垄断茶市，英国处于下风而结束。“自1861年汉口辟为通商口岸后，对外贸易，即以茶乙（原文如此——引者）为第一位。1890年以前，一般出口总在70—80万担之间，最高年份曾达120万担，情况盛极一时。惟有这时茶乙出口，全为外商垄断，如俄商的顺丰、新太、阜昌、百昌、源太、天裕、祥太、义昌、巨昌、英商的天祥、公信、宝顺、怡和、厦大、德商的嘉乐、美最时、协和、杠德（应为“杜德”——引者）、柯化威等洋行。其中俄商顺丰、新太、阜昌等行，并设有砖茶厂，除代各商行加工部份外，主要是自己收购，制成砖茶出口，平均日产额408石。因此，武汉茶乙出口，以俄商为最多，砖茶一项，几为俄国唯一市场”[2]P32—43。俄商在汉口茶叶贸易中占有优势的情况，到20世纪初仍然没有多大改变。

表1 1901-1905年汉口主要洋行茶叶交易统计表（单位：箱）[10]P71

国别	类别	1901年	1902年	1903年	1904年	1905年
俄国	新太洋行	54788	57172	110541	78364	10638
	阜昌洋行	122110	76135	96200	10732	97760
	顺丰洋行	98447	85979	69820	73889	80322
	百昌洋行	52201	51507	52279	57839	16483
	源泰洋行	8188	15064	20474	15810	3504
	巨昌洋行	14424	18270	10495	——	——
	购茶小计	335734	304127	359809	236634	208707
	占总量比重%	50.22%	46.02%	48.42%	29.55%	32.69%
法国	嘉乐	23057	46821	3782	5070	1521
	公信	270	3308	10485	——	——
	购茶小计	23327	50129	14267	5070	1521
	占总量比重%	3.49%	7.58%	1.92%	0.63%	0.24%
英国	协和洋行	41738	45493	51832	67216	102947
	天祥洋行	84736	96716	110637	102574	81518
	杜德洋行	17013	9698	14324	34456	25861
	天裕洋行	26700	35129	34381	33196	21916
	宝顺慎昌洋行	45398	36793	39907	37303	20204
	履泰洋行	6300	7681	42864	57110	12126
	怡和洋行	14290	19564	13815	26621	10676
	祥泰洋行	7522	8412	8955	5323	5358
	美昌洋行	——	——	——	——	3875
	柯化威洋行	51257	47170	47170	47878	45315
	购茶小计	294956	306656	363885	411677	329796
	占总量比重%	44.12%	46.40%	48.97%	51.41%	51.65%
	合计	668529	660912	473121	800827	638470

资料来源：（日）水野幸吉：《汉口：中央支那事情》，1908年版。

 

四、汉口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砖茶生产基地

这是汉口成为最重要青（米）砖茶周转中级市场的主要原因。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载：“汉口为中国内地之一大茶叶口岸”的重要原因“惟其获致如此重要地位之原因，则一部分系大多数俄国茶商在此处设有工厂，故自俄国失去大主顾之资格以后，汉口在为外国茶商荟萃中心之一方面，即开始失去其重要性”[1]P12。近代中国有三大砖茶生产中心，即汉口、九江、福州[11]，究其重要性而言，九江、福州的地位均无法与汉口相比拟。因为，汉口砖茶厂设备先进、规模宏大、资金雄厚、产能巨大，这就决定了汉口在青（米）砖茶生产中占有具有压倒性优势。

表2 汉口中外主要砖茶厂名录[12]P25—27[13]P55[8]P20。

砖茶厂名称	国别	开办年代	资本	备注
顺丰砖茶厂	俄国	1863年	资本百万两	1916年时日产768担，年产276480担，工人1000人
新泰砖茶厂	俄国	1866年	资本百万两	1916年时日产384担，年产138240担，工人700人
阜昌砖茶厂	俄国	1874年	资本200万两	1916年时日产256担，年产92160担，工人400人
俄国砖茶厂	俄国	1893年	不详	不详
英商砖茶厂	英国	1872年	不详	不久即停办
兴商砖茶厂	中国	1907年	50万元	1924年时日产256担，年产92160担，2人400人

仅从以上几个茶厂可以知晓的汉口砖茶年生产能力看，达到约60万担的水准。除英商砖茶厂外，俄商与华商砖茶厂均采用新式的蒸汽机器制茶，这些工厂是近代中国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大型生产企业，能够为市场提供大量砖茶。

 

五、结论

以上可见，汉口迅速崛起，成为近代中国青（米）砖茶最大生产基地、周转集散中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正是在这些原因的综合作用下，才成就了汉口在青（米）砖茶领域的卓越地位。

首先是区域优势。汉口与青（米）砖茶的发祥地鄂南不远，容易得到青（米）砖茶生产所需要的原料茶老青茶、红茶（末）。同时，羊楼洞茶区生产的青（米）砖茶也可通过水路，后来是通过铁路，源源不断地汇集到汉口。

其次是地理优势。位于长江中游和汉水交汇处的汉口是万里茶道上极为重要的一站，它接纳来自武夷山、江西、鄂南及湖北其他地区的茶，又将茶通过汉水运往河南，再经过山西、蒙古，运往恰克图。

再次是贸易优势。汉口是近代中国商业重镇，这里茶商云集，洋行众多，银行实力雄厚，航运发达，十分有利于茶叶贸易的开展。

最后是产业优势。汉口是近代中国最发达的青（米）砖茶生产基地，以俄商为代表的中外青（米）砖茶生产企业，数量相对众多，机器设备先进，生产能力强大，这是汉口能够崛起成为近代中国青（米）砖茶中级周转市场中心的决定性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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