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宋代茶肆消费

    在中原接受茶文化的晋代，茶水买卖的史料就出现在了首都洛阳和南方重镇扬州的市场上。到了唐代也是“自鄒齊滄棣漸至京邑，城市多開店鋪煎茶賣之，不問道俗，投錢取飲。”[77]尽管史料非常有限，仅在《旧唐书·王涯传》里有“涯等苍惶步出，至永昌里茶肆，为禁兵所擒”。[78]但是行文对于茶肆并无少见多怪的感觉，就是说茶肆对唐代社会来说已经习以为常，只是史家、文人对于日常的琐碎生活不屑一顾。但是，对于异文化的外国人来说就完全是不同的感觉了。日本僧人圆仁用日记体汉文记录了在中国求法巡礼九年七个月的经历，是为《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其中在茶店饮茶就出现了三次：

    圆仁随遣唐使刚到中国的文宗开成三年七月二十日，“未时到如皋，茶店暂停。”[79]如皋虽然是小城市，但是因为有运河经过，商业相当发达，“掘沟北岸，店家相连”，其中包括茶馆。

圆仁获朝廷准许回国，踏上了归途。会昌五（846）年五月十五日，“李侍御、栖座主同相送到春明门外，吃茶”。

    六月九日，到郑州。“行十五里，回头望西，见辛长史走马赶来，三对行官遏道走来，遂于土店里任吃茶。”[80]

到了宋代，又是有赖日本僧人而保存了茶汤价格的记录。熙宁五年（1072）四月二十二日，日本僧人成寻在杭州的剧场里，“毎見物人與茶湯，令出錢一文。市東西卅餘町、南北卅餘町，毎一町有大路小路百千，賣買不可言盡。見物之人，滿路頭幷舍內，以銀茶器毎人飮茶，出錢一文。”[81]一文一碗茶的价格在宋代商品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还是与酒相比较。

《茶酒论》中“酒为茶曰：三文一（江瓦），何年得富？”“茶贱三文五碗，酒贱中半七文。”茶的辩解“将到市廛，安排未毕。人来买之，钱财盈溢” [82]不仅没有针对问题回答，而且明摆着没有说服力。宋代的酒也官卖，各州设有酿酒务，宋太宗时，“自春至秋，酝成即鬻谓之‘小酒’，其价自五钱至三十钱，有二十六等；腊酿蒸鬻，候夏而出谓之‘大酒’，自八钱至四十八钱，有二十三等。”[83]

宋代酿酒务酒的等级与价格（钱）
	最低价	最高价	等级数	等级平均差价
小酒	5	30	26	1
大酒	8	48	23	1.78

 

茶与酒虽然都是嗜好饮料，但是由于饮用方法与心理感受不同，很难客观地判断孰贵孰贱。从感受上说，宋人有与茶相比酒的价格太贵的看法，唐庚就说：“贫家无酒食，待客独有茶汤。”[84]就底价的茶与酒来说，毫无疑问一碗的价格酒要远远高于茶。五文钱一斤小酒合633克，以一碗150克计可以分四碗，一碗1.25文，还是高于剧场里的一碗茶的价格。政府散茶的最低卖出价是15文，以商人利润加倍30文，一碗茶使用5克茶末计，家里一碗茶的价格不到0.24文。当然，饮茶还有煤炭、水等的成本，但是成本低是可以承认的。尽管如此，宋代茶馆非常发达，宋人的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欲都很强。

伴随着城市规划的变革，坊市制被彻底取消，宵禁制度废止，各种娱乐消费设施面街而建，迅速增加。《东亰梦华録》对北宋首都开封的茶馆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出朱雀门东壁亦人家，东去大街麦楷巷状元楼，余皆妓馆至保康门街，其御街东朱雀门外西通新门，瓦子以南杀猪巷亦妓馆，以南东西两教坊，余皆居民或茶坊，街心市井至夜尤盛。[85]

    潘楼东去十字街谓之土市子，又谓之竹竿市。又东十字大街曰从行褁角茶坊，毎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又投东则旧曹门街北山子茶坊，内有仙洞、仙桥，士女往往夜游吃茶于彼。[86]

    马行北去旧封丘门外祅庙斜街州北瓦子新封丘门大街两边民尸铺席外余诸班直军营相对至门约十里余，其余坊巷院落，纵横万数，莫知纪极，处处拥门，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饮食，市井经纪之家往往只于市店旋置饮食，不置家蔬。……至三更方有提瓶卖茶者，盖都人公私营干，夜深方归也。[87]

    次则葆真宫有玉柱玉帘窗隔灯诸坊巷马行诸香药铺席茶坊酒肆灯烛各出新竒[88]

茶馆与酒肆、妓院等娱乐设施以及住宅、市场等混杂在一起，反过来说明消费群体的广泛。一再提及的夜市，与现代没有什么区别，尤其是女性的参与，与明清形成鲜明的对比。深夜不归在外饮茶的人不仅是为了娱乐，还要加班，而且不分政府官吏还是商贾。

吴自牧对南宋首都临安的茶肆做了比较详细的记载：

    汴京熟食店张挂名画所以勾引观者，留连食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四时卖竒茶异汤，冬月添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或卖盐点汤，暑天添卖雪泡梅花酒或缩脾饮暑药之属。向绍兴年间，卖梅花酒之肆以鼔乐吹梅花引曲破卖之，用银盂杓盏子，亦如酒肆论一角二角。今之茶肆列花架安顿竒松异桧等物于其上，装饰店面，敲打响盏。歌卖止用瓷盏漆拓，供卖则无银盂物也。夜市于大街有车担，设浮铺点茶汤，以便逰观之人。大凡茶楼多有富室子弟，诸司下直等人会聚习学乐器，上教曲赚之类谓之挂牌儿。人情茶肆本非以点茶汤为业，但将此为由多觅茶金耳。又有茶肆专是五奴打聚处，亦有诸行借工卖妓人会聚行老谓之市头。大街有三五家开茶肆，楼上专安着妓女，名曰花茶坊，如市西坊南潘节干俞七郎茶坊、保佑坊北朱骷髅茶坊、太平坊郭四郎茶坊、太平坊北首张七相干茶坊，盖此五处多有炒闹，非君子驻足之地也。更有张卖面店隔壁黄尖嘴蹴球茶坊，又中瓦内王妈妈家茶肆名一窟鬼茶坊、大街车儿茶肆、蒋检阅茶肆皆士大夫期朋约友会聚之处。巷陌街坊自有提茶瓶沿门点茶，或朔望日如遇凶吉二事，点送邻里茶水，倩其往来传语耳。有一等街司衙兵百司人，以茶水点送门面铺席乞觅钱物，谓之龊茶。僧道头陀道者欲行题注，先以茶水沿门点送，以为进身之阶。[89]

    与北宋相比，南宋的茶肆在店面装潢、环境布置方面，在继承北宋茶肆做法的同时更加普遍，环境等审美要素也是消费的组成部分，通过这些消费需求反映了南宋市民高度的文化素养。南宋茶肆的经营范围也在扩展，开发时令产品，借鉴酒的营销方式仍然是重要的途径。而南宋茶肆充分发展的标准恐怕是出现了适合各种消费群体的特色茶肆，有富家子弟学习乐器曲调的地方，也有士大夫期朋约友的地方，不同行业选择特定茶肆处理行业内事务，甚至游手好闲之徒也有他们青睐的地方，更加极端的是茶肆招牌的妓院。毫无疑问，这些负面的经营内容有损茶肆形象，不去茶楼酒肆成为家教严格、修行彻底的象征，吕本中《童蒙訓》规定：“諸子出入，不得入酒肆茶肆。”[90]没有去过茶楼酒肆成为清高的标榜。“松溪先生李天麟言公未第时，处郡庠，足未尝涉茶坊酒肆。”[91]至少在中国历史上负面的茶肆始终没有成为主流。

    除了茶肆还有其它形式的茶水营销，手提插瓶走街串巷点茶就是其中之一，与茶肆饮茶、有其是高级茶肆饮茶的目的并不是茶一样，走街串巷的移动特征赋予它传递话语的功能。形式上或许差不多，但是目的完全不同的是借点茶乞讨的“龊茶”，只是他们的身份使得这种乞讨带有强取豪夺的色彩。相比之下，和尚道士的点茶倒是真正在通过点茶沟通感情。

京都是中国古代社会最主要的消费城市，《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文献旨在反映太平盛世的豪华，所以记载的内容都是奢侈性娱乐消费的茶肆及其经营特色，其实茶馆更重要的社会意义是社会信息中心。

    （秦桧）其孙女封崇国夫人者谓之童夫人，葢小名也。爱一狮猫，忽亡之，立限令临安府访求。及期，猫不获，府为捕系邻居民家，且欲劾兵官。兵官惶恐，步行求猫，凡狮猫悉捕致而皆非也。乃赂入宅老卒，询其状，图百本于茶肆张之。府尹因嬖人祈恳乃已。[92]

临安府使用各种办法寻找秦桧的孙女、小名童夫人的宠物狮子猫，均以失败告终。黔驴技穷时想起利用茶肆区域信息中心的特征，在茶肆张贴寻猫启示。尽管寻猫不了了之，但是茶肆的作用得到了证明。其实尽管官兵们到山穷水尽时才想到利用这个茶肆非官方的高速、大量信息传递场所，但是对于茶肆的这个功能的认识是事实。三教九流汇集在茶馆，无所不谈，不仅传播消息，也制造舆论，称为舆论中心。“汶上多士族。有雌黄人物会于州吏茶肆，过者必有恶名以加之。”[93]这件事情本身有些恶作剧的性质，但是由此产生、传播社会舆论却得到印证，有时茶肆的舆论甚至影响朝廷。范祖禹、苏轼一起的折子里就使用了茶肆舆论：

    陛下岂不见司马光以公忠正直为天下所信服？陛下与太皇太后用以为相，海内之人无不欣悦。光没之日无不悲哀，乃至茶坊酒肆之中亦事其画像。光所以得人心如此者，为其能辅佐陛下与太皇太后，功及天下也。[94]

    茶坊酒肆张挂司马光画像成为海内之人信服他的论据。正是因为茶肆舆论拥有相当强大的影响力，于是出现了故意在茶肆制造舆论，以达到影响朝廷政治目的的事情：

    梁成大劾真徳秀降三官。初弥逺欲去魏了翁、真徳秀，谕意有人敢言真徳秀者即除察院，无人忍言之。适梁成大参部闻之日坐茶肆中，毁真公不直一钱，或以告弥逺。弥逺喜，遂擢用之，自小邑令除察院。[95]

对于饮茶来说，茶肆的存在非常重要，因为饮茶需要很多先提条件，在古代更非绝非轻而易举的事情。首先，不说拥有陆羽二十四器，就是最基本的茶具也并非易事，试想现在有多少日本家庭拥有点抹茶的条件？何况还需有开水。对于现代都市人来说，开水是再平常不过的东西。可是在煤气普及之前，有了热水瓶之后，开水的买卖对每家每户来说都不可缺少。就中国最大的都市上海来说，绝大多数家庭自己烧开水还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事情，之前都是去“老虎灶”买开水。[96]早餐吃泡饭的习俗也由此而来。早上不生炉子，夫妻都要工作，没有时间；燃料的成本也太高。于是，叫孩子拿一个热水瓶，去家附近的老虎灶打瓶开水，倒入前一天晚上的剩饭里，就着咸菜或剩菜，连饭带开水吃（喝）下，早餐结束。老虎灶也带有茶馆的功能，几张桌子，几把凳子，最简单、最廉价的茶馆，有饮茶习惯的老人们是常客。成都没有老虎灶，却有中国密度最高的茶馆，同时也卖开水。宋代茶馆卖开水的记录没有找到，那就看看宋代烧开水的成本吧。

不说耐用品的茶具，仅看每日消耗的燃料和水。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二月，开封连日大雪，“鬻炭者每秤钱二百”，宋真宗命三司“出炭四十万，减市直之半以济贫民。”[97]炭商趁天寒地冻哄抬炭价，于是朝廷为了保护贫民，以一秤一百文的价格卖出大量的炭。一秤十五斤，合每斤6.6文。南宋前期的淳熙年间（1174-1189），都昌砍柴烧炭，“每斤直钱五文至六文止”[98]。南宋后期，“汉阳炭价，冬月二十文，夏月减其半。”[99]宋代物价在上涨，这个木炭价格的涨幅比较合理。至于煤炭的价格，熙宁七年（1074），京师东窑务“其出卖石炭，每秤定价六十文”[100]。至于木柴的价格，宋仁宗时，四川陵州平民“常时私下货卖，自可每束直三四十文足钱”。[101]南宋赵蕃在《卖花行》中写道：“（赤贞）肩负薪行，所直不满百。”[102]就是说一担柴不到100文。两束为一担。高质量的饮用水也很宝贵，有“都城甘水啬于酒”之说，[103]元祐年间（1086-1093），居民购买远处井水的价格为七八钱一斛，[104]1000毫升合0.21-0.24文。以这样的成本在家庭饮茶是否合理就成为问题。回首中国（中原）刚刚接受饮茶习俗的晋代，南北方市场上都在出售茶汤，这意味着茶汤的经营不是饮茶习俗高度发展的产物，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饮用末茶的时代，直接购买茶汤是茶叶最经济合理的消费方式。

 

茶叶是人类开发的最健康的饮料，这是茶叶成为世界三大非酒精类饮料之冠最基本的内在要素。再加上温柔的个性，包括轻微的刺激、柔和的口味、轻淡的香气使得茶叶得到最广泛的接受。茶叶没有个性的个性，使得它可以出现在任何场所。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大量生产者在消费需求的刺激下，不断开发新产品，与浙江领导唐代茶叶技术相比，代表宋代茶叶最高水准的蜡茶的产地南移到了福建，并且直到明太祖敕令停止生产为止。但是，蜡茶产量有限，蜡茶中的精品北苑贡茶是政府特供茶叶种类，因此在茶叶市场上，蜡茶远远不如草茶重要，因为是草茶满足了整个社会的茶叶需求，而浙江是草茶的代表性产地，日铸茶一时领导北宋散茶的加工技术，南宋两浙路的茶叶产量得到飞跃式的发展，生产额从北宋时占全国的5.55%发展为31.62%，所有的州均生产茶叶也是两浙路独有的现象。宋代浙江以散茶为代表的高度发达与普及的生产技术，为日本选择、引进茶叶生产技术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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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说文解字注》卷14《宀部》第338页。

[2] 《说文解字注》卷10《食部》第220页。

[3] 《全晋诗》卷4，第518页。

[4] 城名，在成都城西，对成都大城而言。《文选》卷4左思《蜀都赋》（第80页）∶“亚于少城，接于其西。”刘逵注曰∶“少城，小城也，在大城西，市在其中也。”

[5] 参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77、3278页。

[6] 《周礼注疏》卷4《天官·膳夫》第57页。

[7] 《周礼注疏》卷5《天官·酒正》第77、80页。

[8] 《管子》卷19《弟子职第五十九》第112页，“浆”原作“酱”。

[9] 《礼记注疏》卷2《曲礼》第39页。

[10] 《焦氏易林》卷1《豫之第十六》第82页。

[11] 《晋书》卷98《桓温传》第2576页。

[12] 《晋书》卷77《陆晔传》第2027页。

[13] （唐）皎然《皎然集》卷3《五言九日與陸處士羽飲茶》，四部丛刊。

[14] （唐）高适《高常侍集》卷4《同群公宿开善寺赠陈十六所居》，四部丛刊。

[15] （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巻25张谓《麓山精舍送莫侍御归宁》，四部丛刊。

[16]《萧庶子相过》。《全唐诗》卷450白居易，14册，5076页。

[17] 《全唐诗》卷494施肩吾，15册，5610页。

[18] （唐）柳宗元《増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卷42《同刘二十八院长述旧言怀感时书事奉寄澧州张贠外使君五十二韵之作因其韵増至八十通赠二君子（刘禹锡张署）》，四部丛刊。

[19] （唐）姚合《姚少监诗集》卷9《和元八郎中秋居》，四部丛刊。

[20] 《茶酒论》请参考《敦煌变文校注》，423-433页，张涌泉、黄征，中华书局，1997年。

[21] 《茶经》卷下《八之出》。

[22] 唐孙樵《书何易于》，《全唐文》卷七九五。

[23] 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四九四《邦计部·山泽》。

[24] 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巻八百十三《河渠》。

[25] 宋赵明诚撰《金石録》卷二十九《跋尾十九·唐·唐义兴县重修茶舍记》。

[26]唐白居易撰《白氏长庆集》巻二十四《律诗》。

[27] 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六《江南道·湖州》。

[28] 宋钱易《南部新书》卷五。

[29] 《御定全唐诗》巻三百六十六。

[30] 宋范镇《东斋记事》卷四。

[31] 宋胡仔撰《渔隐丛话前集》巻四十六《东坡九》。

[32] 《御定全唐诗》巻五百二十二《杜牧》。

[33] 《御定全唐诗》巻五百九十《李郢》。

[34] 宋高承《事物纪原》卷九《农业陶渔部四十五·蜡茶》。

[35] 宋张舜民《画墁录》。

[36] 宋呉淑《事类赋》卷十七《饮食部·茶》。

[37] 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巻五。

[38] 宋呉淑《事类赋》卷十七《饮食部·茶》。

[39] 《宋史·食货志》。

[40]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十八《征榷考五·榷茶》，四库全书。

[41] 朱重圣：《北宋茶之生产与经营》，台北：学生书局，1985年，第110-126页。

[42] 赵汝砺《北苑别录》

[43] 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五。

[44] （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下，四库全书。

[45] 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巻五。

[46] （宋）蔡绦：铁围山丛谈》卷六，四库全书。

[47] （宋）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

[48]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四。

[49] 根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九之三——七。

[50] （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四。

[51] （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上。

[52] 根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九之二——九，十七——二二。

[53]根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九之三——七。

[54]根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九之二——五。

[55] （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上。

[56]宋髙似孫撰《剡録》巻十《草木禽魚下·茶品》。

[57] 宋施宿等《会稽志》巻十七《日鑄茶》。

[58]宋杨彦龄《杨公笔录》。

[59] 《杨公笔录》。

[60] 《杨公笔录》。

[61] 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上海古籍出版社。

[62]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二。

[63] 《梦溪笔谈》卷十三。

[64] 宋欧阳修《文忠集》卷九。

[65] 宋洪适《盘骤文集》卷四十九。

[66] 宋佚名《南窗纪谈》。

[67] 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二《进茶》。

[68] 宋李觏《盱江集》卷一六《富国策第十》。

[69] 《文献通考》卷十八《征榷考五·榷茶》。

[70] 《宋史·食货志·茶·上》。

[71] 宋王安石《临川集》卷七十《议茶法》。

[72]（宋）李新《跨鳌集》卷19

[73] （宋）黄裳《演山集》卷46《茶法》？。

[74]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八《民俗》。

[75] （宋）王十朋《梅溪后集》卷4《府帅王公中秋宴客蓬莱阁，分茶赏月于清白亭，某以幕僚与焉，坐上成二絶》，四库全书。

[76] （宋）王禹偁《王黄州小畜集》卷6《月波楼咏怀》，四库全书。

[77] 唐封演《封氏聞見記》卷六《饮茶》。

[78] 《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九《王涯传》。

[79] 释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

[80]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

[81] 释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卷一。

[82] 唐王敷《茶酒论》。

[83] 《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十之六。

[84] 宋唐庚《眉山文集》卷十《客至说》。

[85]宋孟元老《东亰梦华録》巻二《朱雀门外街巷》

[86]宋孟元老《东亰梦华録》巻二《潘楼东街巷》

[87]宋孟元老《东亰梦华録》巻三《马行街铺席》

[88]宋孟元老《东亰梦华録》巻六《十六日》

[89]宋呉自牧撰《梦粱録》巻十六《茶肆》。

[90]宋吕本中《童蒙訓》卷上。

[91]宋李幼武纂集《宋名臣言行録续集》卷七《杨邦乂忠襄公》。

[92]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三

[93]宋王得臣撰《麈史》巻三《风俗》。

[94]宋范祖禹《范太史集》巻二十五《奏议·听政札子（九月十五日同苏轼上）》。

[95] 《宋季三朝政要》卷一《理宗》。

[96] 参见蓝翔《上海老虎灶寻踪》，《农业考古》茶文化专号，1995年第2期。

[9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九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已巳。

[98] 宋朱熹《朱熹集》卷二十《论木炭利害札子》。

[99] 宋黄榦《勉斋集》卷二十八《与漕使赵监丞论钱盐利害》。

[100] 《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五之二一。

[101] 宋文同《丹渊集》卷三十四《奏为乞免陵州井纳柴状》。

[102] 宋赵蕃《淳熙稿》卷二。

[103] 宋饶节《倚松诗集》卷一《邻居遗汤沐浴》。

[104] 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三十一《乞子珪师号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