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获得了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第三届“我与茶道”征文一等奖的作品。本文作者是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经作者同意授权在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的网站、微博、微信公号推送，以飨读者。

 

林玮

“茶道”是中国独有的日常生活哲学形态，它源远流长，又极为现代；它具有超越性的高远面向，又沉浸于日复一日的生活之中。寻常人可以从茶中求得滋润、濡染，士大夫可以从茶里窥探天地的奥秘、人生的至道。中华茶道是一个极远又极近的问题。在21世纪谈论它，这个话题充满了历史感与当代性。

李萍教授等学人共同创作的《天地融入一茶汤》，就可谓典型。它把中华茶道延伸至儒学复兴，又在当代语境中探讨了其实践与创新的可能。在我看来，这部书为中华茶道描摹了一种兼备思想与应用的路径，而在全球化的今天，这样的路径无疑具有高度的合法性与未来指向。它是一本中华茶道的当代生存指南。

唐宋转型：从天地向茶的过渡

茶道起源于茶，与唐代初现端倪，至宋代乃蔚为大观，这是《天地融入一茶汤》的基本观点。这一观点明确提出了“唐”与“宋”的分界问题。李萍说，在中国，茶始终是作为日用物质而呈现的，直到陆羽“开始强调茶的非物质性、非日用性，将之上升为审美对象和价值载体”。而这样一种指向，到了宋代才得以与儒家哲学一并走入抽象化、学理化的新阶段：“人在茶中，因茶而思”[①]。

其实，唐宋转型本就是中国近世研究的重要内容。日本国学者内藤湖南在百年前提出的“唐宋变革论”，经过深入的研究，已基本为学界所共识。只是，在从唐到宋的过程中，茶道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从其品饮的形态来看，最突出的变迁无疑是由煎到点的演进。纳入更为广阔的“煮—煎—点—泡”历史分期中，这一过程具有显著的枢纽意义。它把茶叶从最为原始、坚硬得需要“煮”的自然物，变为了切近于人群的、便捷之“泡”即可饮用的人造物。这一过程是“茶的原味真性得到彰显，茶的物质性得到更加充分的显现”的过程[②]，但同时也是“茶”从天地之物导向于隐匿在日常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中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茶作为自然物的“天地”属性日益为人们所接纳，“饮茶方式越发化繁就简、饮者越发大众化”。它与唐宋之间“士人身份从门阀士族，向文官，再向地方精英的转型”[③]，构成了整个中国哲学在日常生活领域的“一体两面”。“天道本即与人伦融为一体”的观念从唐代禅宗传入宋代儒学而为公论，最终定格在了“茶”这一物质性的精神符号之上。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中国人的幸运。一批文人在唐宋之间参与了茶文化的建构，实现了茶从自然走向人间，从形而上走向形而下的历程。精明的论者能够看穿这些文人的“伎俩”，发现“唐以前几乎没有茶诗”“‘茶’字是唐代的发明”等公理式的论调，甚至得出“茶”到唐代才出现的震撼结论，但这种论断并没有消灭“茶”，而是使其更兴盛[④]。

因为，“茶”始终是人之视野中的“茶”。在人与自然的关联中，它是“究人事以得天道”与“推天道以明人事”相勾连的中间枢纽。它是天生之物，是一扇通往自然的门。推开它，我们便看到了整个天地。在这个意义上，茶道是天道在人间的实践。率先勘破这个秘密的，是诗歌与佛教。“茶的崛起和以诗歌及坐禅为特点的禅宗的兴起同时[……]饮茶后来几乎被看作是禅宗的同义词”[⑤]。但是，将这一秘密定型的，却是宋代儒家。也就是说，茶及其道存在着从佛教趋向儒家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唐宋转型的一个重要面向。自此而后，茶道大行于天下。

茶道核心：人与物的关系问题

“道”应脱离于物的观念，明显来自于唐代，即《坛经》标举的“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到了宋代，其蔚为大观，成为一时文人的公论。有意思的是，这一过程被凝练在了“茶”之上，茶作为一种物，成了人与天地相沟通的中介性符号。可是，到了明代之后，这一符号倍加泛滥。在《天地融入一茶汤》中，这种变化以宋代“主理派”与明代“自然派”的分野而得到了一定的讨论，如李萍教授提出“将茶与其他具有风雅情趣的自然物关联起来”乃明代茶道的主流[⑥]。

事实上，作为物的“茶”在这一趋向自然的过程中，是有误入歧途的可能的。尤其晚明，茶的物质属性被高度突显。《小窗幽记》载“浇花种竹、听琴玩鹤，焚香煮茶”，《太平清话》详列“焚香、试茶、洗砚、鼓琴、校书、候月、听雨、浇花、高卧、勘方、经行、负暄、钓鱼、对画、漱泉、支杖、礼佛、尝酒、晏坐、翻经、看山、临帖、刻竹、喂鹤”凡24项，连《嫖赌机关》都说要“多蓄异香，广贮细茶。遇清客，一炉烟，一壶茶，坐谈笑语，穷日彻夜”。足见茶已然从清俭的象征，变为了趣味、时尚，看似与“道”甚近，实则离“道”极远，乃至“几成物妖，亦为俗蠹”（《广志绎》）。与茶相关的紫砂、建盏，莫不如是。

这种物经由人的把握，脱离自然，进入生活，转背变为借自然之名控制生活的状况，有人把它叫做“生活美学”，实则乃是“消费美学”。而要改变其颜面，人当成为中枢。《天地融入一茶汤》的寄望，正是茶人理应自视为儒生（君子）。“人在品茶中反躬自省，关照内心，其实正是展开人与茶的对话，进一步地，是人与身处其中的世界对话”[⑦]，而这种认识论与价值观问题，更有必要通过具体的修证工夫得到体现。书中提出的“爱—修—入—悟”的四境界说[⑧]、“滋味、品味、真味”的三品法，乃至大益八式等，都可以看作是某种工夫论的路径。

这一路径以包容性为本，以从容性为末。那些看似清淡高雅的恋物美学，都必须建立在厚德（包容）的基础上，才有超越物的可能。而有了厚德，物便为其所役。譬如“功利心”就是恋物，而“要赚钱”则不是，“功利性”是对“要赚钱”的执着。茶人当然可以赚钱，但不应执着于赚钱。故李萍教授援引《大学》篇云“有德有此人，有人有此土，有土有此财，有财有此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有了“做君子”的茶道核心，人才能藉由茶而转向更为高远的天地境界。

天地美学：我们如何认识自然

“天地”的意义极广、极深。当代中国人所熟悉的一脉，可以称为“人定胜天”。在我寓居京师的十年间，临近就有一个开掘于1958年的人工湖，名为“人定湖”。这种思路源自荀子《天论》“制天命而用之”，一宕而至近代鲁迅《野草》中“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至今仍为社会的共识。

可是，“茶”作为“人在草木间”的意象，却并非如此。它强调的是人与天地的和谐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可以通过“茶道”来显现的。当你泡茶时，你就在为自己与他人走进天地打开了一扇门；当你喝茶时，你就用唇触碰着天地的边缘，用舌浸润天地的气息；当你感受回甘与生津时，你的身体就与天地融为了一体。这是一种相当基础，却又十分高级的“天人合一”，是“天道在人生哲学中的具体化”，更是一种“人对天地的体会”。而必须指出的是，这种体会必须转化为“美德”（既美且德），才能既“依从天地、尊重天地，但又不能为天地所缚。”[⑨]

那么，如何才能“既美且德”呢？李萍教授清晰地叙述了两条前人提示的路径：一是以“孔颜乐处”为代表的“乐感文化”，其倡导者为李泽厚；二是以“恻隐之仁”为代表的“忧患意识”，其倡导者为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俊毅等海外新儒家。虽然《天地融入一茶汤》更重视前者，但在我看来，以“茶”为象征的天地美学融入人世间的方式，实乃是二者并行的“双通道”。所谓“通道”，即是要“通达大道”，其目标所指乃是“天地”，而其感知所显则是“回甘”。

也就是说，以“茶”为象征的“一箪食一瓢饮”之“乐”，不是晚明那种消费意义上的“乐”，而是由“达观”所带来的“乐观”，是把自己融入于天地之中而产生的乐观。它既意识到个人在天地中是何等渺小，又为自己能够在如此广阔的天地中享有尊贵的意识与生命而庆幸；它“仰观宇宙之大”以生愧疚之心，“俯察品类之盛”又得欣喜之意。它不回避悲剧性，也不浅薄地趋向乐观，而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论者说，“今天我们提倡复兴中华传统茶道，正是为了疗治当代日渐被骨感化和躯壳化的现实世界，缓解身处不断沉沦境遇中的无数个体的焦虑，为身处其中的我们提供安身立命的精神依托。”[⑩]那些“个体的焦虑”绝非天地美学的忧患意识，而是“物喜”与“己悲”。在茶所敞开的天地境界中，它们终将消弭无踪。

大益八式：走向茶道全球传播

1970年，地理学家J. M. 休斯顿在刚刚编撰完成“世界风土丛书”序言中这样说道：“纯粹的思想正日益被取代，新的思想说的是知识服务于技术社会[……]这是一个操作性思维的时代。”[11]这判断虽然未始没有价值评判在，但显然是一种宏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趋势。今天的世界已经迥异于陆羽时代，当我们谈论“中华茶道”时，“回到传统”绝非一个上上之选，而应有新的探索。

首先，作为物质商品的茶已经流行全球，各地都有其独特的茶文化，以为中华茶道的“抵抗”。如美国人饮茶需加冰块，英国人喝茶需添香料，加奶、加果、加花瓣，不一而足。面对如此丰富的茶文化，中华茶道应有更为强大的包容性，尽可能改变过于雅化、纯化、美化的取向。后者可以“日本茶道”为例，它源于佛教，有着严格的、封闭的师徒关系，“属于小众文化或雅文化”[12]。这就很难走出圈子，面向全球，展开传播；对作为贸易商品的茶来说，亦非幸事。

其次，后现代社会对身体感知的重视，成为了不少传统文化复兴的契机，这也提示着中华茶道的变革。如印度古老的瑜伽文化，短短几年便席卷全球，与之相关的神秘主义哲学也获得了相当的青睐。中华茶道依儒家思想而独立，并不太重视身体运动的节奏性和程式化，而“大益八式”恰可以为突破口。它对每一环节的动作要求、情态表达，乃至背后的意义象征，都有深刻说明，是一种经由操作性身体感知而接近道体的路径，也可以是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一种有效途径。

再次，经过了工业文明之后的世界已经普遍意识到生态的重要性，有机、绿色的标签背后需要有深刻的精神境界以为支撑。对此，中华茶道无疑是一个绝佳的载体。李萍教授的著作以“茶道”为“天道”的勾续，正说明了茶叶本身就是天地的入口。它有两层含义：一是茶为中介，天地万物的奥妙都融入在一碗茶汤之中；二是人为中介，“茶的美好是通过茶人优雅的举止谈吐、娴熟的冲泡技术予以揭示、呈现出来的”[13]。而在面对全球进行传播的过程中，人（茶道师）的中介性将得到更为全面、深刻的彰显，他不仅是中华茶道的代言人，也是中国文化的使者，是西方世界认识和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入口”。

上述三点路向，分别着眼于地域美学、身体美学、精神美学，都可以是“大益八式”面对全球传播语境的形态阐释。《天地融入一茶汤》以“大益八式”为构架，勾勒出了中国儒学与茶道哲学之间的深切关系，让人颇为向往。而这种关系正是以“茶”为象征、为枢纽，指向天地美学的整体构想。多年来，我一直想把自己写作关于“茶”的散乱文字凑泊而成一本集子。书未成稿，而书名已在我脑海中盘旋许久。我想以《草木人论》名之，因为，人在草木之间，即是“茶”；人在草木之间，即是“天地”；人在草木之间，即是“美”。

---

[①] 李萍等：《天地融入一茶汤——中华茶道中的儒学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2-13页。

[②] 李萍等：《天地融入一茶汤——中华茶道中的儒学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5页。

[③] 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刘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49页。

[④] 贝剑铭：《茶在中国：一部宗教与文化史》，朱慧颖译，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9年版，第21-22页。

[⑤] 贝剑铭：《茶在中国：一部宗教与文化史》，朱慧颖译，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9年版，44页。

[⑥] 李萍等：《天地融入一茶汤——中华茶道中的儒学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9页。

[⑦] 李萍等：《天地融入一茶汤——中华茶道中的儒学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0页。

[⑧] 李萍等：《天地融入一茶汤——中华茶道中的儒学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16页。

[⑨] 李萍等：《天地融入一茶汤——中华茶道中的儒学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3-34页。

[⑩] 李萍等：《天地融入一茶汤——中华茶道中的儒学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17页。

[11] 转引自段义孚：《神州：历史眼光下的中国地理》，赵世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8页。

[12] 李萍等：《天地融入一茶汤——中华茶道中的儒学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00页。

[13] 李萍等：《天地融入一茶汤——中华茶道中的儒学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