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特定区域和民族的人们会根据他们对世界的认识逐渐凝聚成认知和习惯，并形成特殊的思维方式。季羡林先生曾说过，东西文化的区别就在于中西思维模式不同。不同的文化孕育着不同的思维方式，而这种稳定的思维方式，又会影响文化的塑成和发展。中西方具有各自思维方式上的特殊性，比如，东方注重综合、整体，强调事物之间的关联性和事物及实践过程和意义内涵，而西方则更注重分析、局部、追求事物确定的本质及其相关知识。由于思维方式的区别，人们思考问题的角度、认识事物的结果必然存在着差异，茶文化与咖啡文化的诞生与发展过程正是体现了中西方不同思维方式的印记和思维智慧，体现了判然不同的思维精神。

 

 第一个方面的不同表现在整体性与二元性思维上。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讲求“天人合一”， 人与自然万物是一个整体，人与自然相协调，天与人，天道与人道综合地相联系。“和，天下之达道也”（《中庸》）；“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仁者与天体万物于一体”（《河南程氏遗书》卷二）。泯除物我界限，达到个体与他物，乃至整个天地及其芸芸众生的契合无间，“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和其序，鬼神合其凶”（《周易•文言传》）。这不仅是最高的人生境界，也是审美的最高理想。“天人合一”蕴含着整体和谐的思想，任何一个自然组成部分都相互联系，共为基础，人在保持对象整体性的前提下体悟其总体精神内蕴。“茶”字是“人在草木中”， 即人在自然之中，事茶饮茶的过程，是放下人生执念与欲望，回归清静纯真初心，与自然融为一体，进而悟道的过程。

 

 

 

 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西方传统的看法认为人与自然处于对立的状态。普罗泰戈拉著名的“人是万物的尺度”， 便是西方天人关系的鲜明写照。人与自然的对立导致了“心物二元论”， 自古以来西方社会就将自然作为外在于人的东西，人是认识、利用、征服自然的主体，而自然是被认识、征服和利用的对象。西方认为理性是思维发展的最高阶段，在认识事物上采用的是一种理性的追问方式，这种认识以理性思维来把握，并且由思维的物化形态——语言所组成的一套明晰清楚且符合逻辑的概念系统表达出来。西方的审美或倾向于从对客观世界精确的描摹中获得一种认知的、理性的愉悦（刘卉卓，1999），这是一种严谨的、理性的审美；或倾向于主体能动地将自己的情感、意志等投射在外物上，正如黑格尔对美的定义“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人和自然外物并没有真正相通，“自然美只是为其他对象而美，这就是说，为我们，为审美的意识而美。”（黑格尔，1981:160）咖啡的品饮相较于茶来说，是一个更为个体化的事件。兴盛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咖啡文化所承载的是一种以人的幸福和自由解放为核心的精神，人们更多的关注个体内心深处的体验和个人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咖啡并非被要求作为连接人与自然的中介，而是人品味和鉴赏的对象，更重要的是，拥有平等自由气氛的咖啡馆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充分表达自我，进行思想交流的场所。

 

  第二个方面的不同则表现在过程性、关联性思维与线性、抽象性思维上。

 

  在《中国人的思维》一书中，格拉耐认为关联性思维是中国人思维的一个特征（转引自安乐哲，2002）。一些从事比较哲学的西方学者，比如葛瑞汉、安乐哲和郝大维等人，对中国的“关联性”思维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安乐哲和郝大维（2005）认为，中国式思维是一种类比的、关联性思维，这种思维方式承认变化或过程要优于静止和不变性。

 

 

  而西方思维是一种因果性思维，倾向于把宇宙理解为具有某种单一秩序的世界，而这种秩序来自某个确定的永恒的动因。柏拉图对于理念世界的设定，亚里士多德对于以永恒必然世界为对象的沉思生活的推崇，基督教对于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的截然划分，都体现了西方对于固定不变的永恒世界的追求。法国汉学家于连指出，“希腊优先看重摹仿关系（特别是感觉与观念之间的关系）而很少注意物中间的关联，而在中国则相反；不是挖掘表象性，而是在关联的基础上建立对世界的看法”（于连，2003:384）。西方人的哲学总是追问一物的背后，借助抽象思维或逻辑思维去论证事物的本质，构造一种抽象、普遍的概念或原理，而中国人偏重于讲一个象和其他象之间的互相关系（王南湜，2011）， 这种关系不是通过概念抽象确立的，而是生活本身的一种提取，是一种隐喻和生活智慧，它因人因地因时的诠释而发生变化。

 

 

中国茶文化即是一种由物过渡到心灵的文化，强调品茶人的心性在茶、品茶过程中的价值与审美投射，儒家的人生境界，道家的自然境界，佛家的禅悟境界，融汇成中国茶道的基本格调与风貌。比如儒家将饮茶与伦理相结合，其中以茶示廉，以茶示俭，以“省己”为前提，茶即是省己的中介，将人性之“洁”与茶性之“洁”对等，由品茶而自省，审己，以茶修德，以茶修身，以茶雅志，以茶树礼仁。道家讲究清淡虚空，茶为天地之精华，故茶之物，含有虚灵之气，饮茶却忘茶，在宁静自然之态中获得自在之境。

 

 

茶和咖啡从味觉上来说，都有一种苦后回甘的感受，即入口苦涩，咽下去之后却有甘甜的回味。然而咖啡所承载的隐喻并不如其实体意义丰厚，咖啡本身的酸苦味道很少与人生意义等价值诉求相关联，比如意大利人将咖啡作为一种艺术品来探索，研究咖啡的各种口味和造型的可能性，为咖啡加奶沫，加巧克力酱、加奶油、加酒……千姿百态的咖啡体现了人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喝咖啡本就是种享受，每个人有每个人嗜好的喝法，仪式感和其所承载的终极意义并不重要，它为人们所带来的轻松愉悦与满足才是最重要的。比如，20世纪60年代，冷战中的美国人启动阿波罗登月计划，这次计划运行中曾发生过一次可怕的事故，当时地面指挥部人员安慰三位生死未卜的宇航员时说，“加油！香喷喷的热咖啡正等着你们。” 咖啡在西方语境中代表了一种惬意、幸福的生活（齐鸣，2012）。相较于咖啡而言，中国古人通过运用这种类比的、关联性思维赋予饮茶的这种回甘体验以丰富的内涵和意义。正如茶的苦后回甘，中国古人相信甘是对苦的回报，苦尽才能甘来，只有吃得苦中苦，才能享受成功的甘甜，将饮茶的直观体验类比人生奋斗的真谛。比如，《朱子语类》有记，“先生因吃茶罢， 曰：‘物之甘者，吃过必酸；苦者吃过却甘。茶本苦物，吃过却甘。’问：‘此理如何？’曰：‘也是一个道理。如始于忧勤， 终于逸乐， 理而后和。…’”林语堂在其《生活的艺术》（2010）一书中曾提到，茶是国人最好的朋友，是苦中作乐的来源，那久经煎煮的茶壶，与饱受煎熬的人生，竟有相通之处，人只有在历经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之后，才能体会人生的本质。这种回甘的感受，是吃茶悟道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另外，不仅仅是饮茶的味觉感受，烹茶、沏茶、品茶的一系列过程都是悟道的过程。每一个环节都不是孤立、静止的，而是一个动态的、行云流水般自然的过程。比如苏廙在其《十六汤品》中说“盖一而不偏杂者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汤得一可建汤勋。”这个“一”就是整体，是连贯的过程，是时空的统一（赖功欧，1999）。茶事从煮到品，是一个连贯流畅的过程，人在整个茶事过程中以茶为媒介去沟通自然，内省身性，从而使自我的道德、审美境界得到逐步的提升。中国茶道反映的是一种浑然一体，超越形式，不可言传的情怀和美感。因此，饮茶并不止于解渴或提神醒脑，通过这一事茶的过程来追求和体现某种道德理想和精神境界才是更高层次的目的，尽管茶仪形式各有不同，但最终都要体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传统的冲泡咖啡大都以主观的经验法则来描述咖啡的萃取、烘焙、栽培与处理，尤其是在意大利，冲泡咖啡是一门手艺，比如，意大利‘espresso’咖啡的制作体系是化学和物理学达到完美状态的结果，它让咖啡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有的味道和浓度（童玲，2014），咖啡的香味和浓度是衡量咖啡技艺的关键。20世纪90年代以后，咖啡的制作与冲泡越来越“科学”，大量具备创新性和高科技元素的咖啡器具、咖啡机涌现出来，辅以更精确的科学研究数据，比如咖啡品种的蔗糖、有机酸、芳香成分的含量均有科学数据做比较；烘焙与萃取的化学变化，也以科学理论来解释，就连抽象的咖啡浓度也以具体的数值呈现。所以，咖啡的制作与品鉴过程的每一个步骤都体现了科学的严谨性，也体现了西方人对于物本身的进行科学的、理性的认识和把握的偏好，以及对物本质的探究和追问。不论是咖啡师的专业品鉴还是消费者随意的日常品饮，咖啡都很少单纯地充当一种体味人生意义的介质，并且在烹制咖啡的时候，咖啡师大多只强调配比调制的精确性，而并非把调制咖啡的过程作为一种与外物、与天地相关联的意义生成过程。

 第三个方面的不同表现在直觉体悟思维与逻辑思辨思维上。

 

  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开始就以求知、求真，探究世界万物的本原为主要课题，其体认世界的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条是通过理性逻辑，另外一条是通过经验实证。思辨理性把思维与理性看做是衡量一切存在与否的尺度，认为理性演绎法是获取科学知识的唯一可靠办法，而实证经验主义则强调感觉经验是一切认识的来源。这两种路径以思辨或实证的方式对这个世界进行探究，高举着“科学”与“理性”的旗帜，对万事万物的发展规律进行把握，在认识的过程中通过区分物我，划清主客，强调概念、逻辑、和证明等来试图达到对世界本质的认识。因此，西方在审美方式上也是注重思辨理性，注重自身的逻辑性、严密性，美的事物应当体现组成这一事物的各个因素之间的一种完美的比例和数量关系（赵连元，1998），美好的事物总是与和谐、整齐、规律、匀称、适度、比例等概念联系在一起，比如亚里士多德就曾经指出，任何事物包括艺术作品要形成和谐的美的整体，必须在提及的大小与各部分的安排方面保持适中或恰当的比例与秩序（胡功胜，2011）。这不仅体现在西方对冲泡咖啡的技艺要求和审美旨趣上，也体现在西方种种传统艺术形式上，比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等等。

 

 

正如毕达哥拉斯要在一切审美对象中去努力发现神秘的“数”一样，孔子则倾向于在一切山川景物中发现“德”，他并不注重理性自身的逻辑形式，而立足于生动的审美经验和艺术实践，将君子的德性赋予特定的自然对象，在物我交融的境界中培养人的道德情操。与西方偏重理性的审美旨趣不同，中国古人的审美不侧重于对美的本质的探求，而更体现在对“审美何为”的追问，这种价值、意义层面的追问，决定了中国人审美体验的方式更偏重于内心的体验，直觉的感悟。直觉性思维强调向内寻找，“反求诸己”、“反求自识”、“反身而诚”，通过内省的方式去获取某种意义。借助直觉的体悟感悟，通过静观、体认，从而获得对事物和世界的整体感觉和整体把握。禅云：“一悟即是佛也”，禅宗的悟道是一种“既非刻意追求，又非不追求；既非有意识，又非无意识；既非溟灭思虑，又非念念不忘；即所谓‘在不在中又常住’和‘无所谓住不住’中以获得‘忽然省悟’”（李泽厚，1994）。

 

 

  “道”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既是万物之始，又存于天地万物之间。“道”可道，非常道，它难以用理性或感官或言辞将其完全把握，而只能以独特的方式去体悟。这种体悟的前提需要主体保持一种“宁静”的心态，不能心怀世俗物欲，而要进入宁静清笃的状态，只有这样，才能尽己之性，达到内心的平和，从而达到与天地万物的“和”。所谓“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从“天人合一”的观念出发，所有大千世界的自然对象都与人心有着相通之处，所以，人可以迅速突破对物的外在形式的掌握，而用心灵去体悟对象，从而达到对物、对自然、对人生瞬间感悟的境界。茶道中的审美并非是一种理性认知，而是建立在个体的感性领悟之上，经由个人的体悟达到一种超越的境界。唐代诗僧皎然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中说：“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茶与万事万物是一个整体，饮茶亦能悟道。中国佛教禅宗与茶的关系尤为密切，唐代赵州大师三称“吃茶去”，使得“吃茶去”成为禅林的经典公案。禅在茶中融进“清净”的思想，饮茶需要平心静气地品味，讲究井然有序地啜饮，以求环境与心境的宁静和安谧，而参禅需要澄心静虑地体味，讲究专注精进，直指心性，以求清逸开释。茶人希望通过饮茶把自己与自然外物融为一体，在茶中“悟道”，茶道与禅道便联系在了一起（徐干，2007）。所以，茶以“悟道”。

 

 

 总之，思维方式的差异是造成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导致了茶与咖啡文化的不同。茶文化背后所隐藏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整体性、过程性、关联性和直觉体悟式思维，中国茶道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通过茶与天地万物合而为一，事茶的过程中蕴含着儒家廉简高雅的君子品格，道家淡泊归朴的自由精神，以及禅宗禅茶一味的悟道方式，茶超越了其自然属性，成为一种承载中国传统道德理想和精神境界的一个重要介质。西方的咖啡文化体现的则是一种二元性、线性和逻辑性思维，咖啡作为一种对象性的物质被进行科学的、理性的认识和探究和消费，较少作为一种价值承载的中介，咖啡文化更多的是咖啡馆文化，其所隐含的是追求自由，平等、舒适和实效等价值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