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获得了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第三届“我与茶道”征文三等奖的作品。本文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后、茶道哲学研究所工作人员。经作者同意授权在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的网站、微博、微信公号推送，以飨读者。

 

谷文国

我们很少反思，茶道就其本身而言究竟是什么。这与定义茶道是非常困难的这一历史事实和现状有关。人们被介绍的，首先就是所有与茶有关的那些文化和历史之类的记载和叙事，再有就是奠定了我们称之为茶文化的那些名人及其经典著作。但很显然，这并非茶道之全部。因为在中国思想的广阔背景下，与道相关的概念都有深邃的精神层面的内涵在其中，而尤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三教密不可分。能综合两者，进而以一种严谨的学问态度来审视中华茶道，并提出一种圆融之阐释的著作，《天地融入一茶汤：中华茶道的儒学精神》自是其中的佼佼者。

《天地融入一茶汤：中华茶道中的儒学精神》一书是由李萍教授领衔撰写的一部大作，也可以在广义上视为茶文化界的一部扛鼎之作。全书从心性论、认识论、修养论、交往论、境界论五个方面具体阐述儒茶的表现形态，以“中华茶道与儒学的汇通”为导论，涵摄“品茶养心”、“事茶致知”、“修茶明德”、“援茶正伦”、“茶通天地”等五章内容。上述五个方面既展示了儒学精神的多重面相，也向读者指明了理解中华茶道所当依循的路径，而尤以“导论：中华茶道与儒学的汇通”最为见功夫，不仅带有相当的学术性，与一般的与茶相关的著作截然区别，更凸显了作者对中华茶道的独特体认和把握。它把中国文化最富生命力的儒学精神和茶道放在宏大的比较视域中进行了深入而专业的解读，以一种哲学和理性的眼光和路径对中华茶道做了辨析入微的梳理，从而避免了人们在一般的感兴层面对中华茶道的零星体悟以及情感主义的发挥。这对于我们重新审视茶道的内涵和本质极富启发意义。

 

茶道的历史与历史的茶道

如果我们要理解茶道，就必须关注它是如何逐渐形成的。在这个意义上，茶道首先是一个历史的问题，然后才是一个哲学的问题，它与人们经历和观察世界的某种方式的整体看法密切关联。如何在历史的脉络中看待整个世界及其与人和万事万物的联系先在地决定了茶道的内涵和意义。作者在导论中用了一大副篇章追溯了“中华茶道的出现”，从时间的角度梳理了茶道的历史，在此基础上，分别从自然意义的层面、文化意义的层面探讨了茶道发展的不同阶段，辨析了历史的茶道，最后提出“中华茶道滥觞于唐代、成形于宋代、发展于明代”。这是贯穿于此书的一个主线，也是理解中华茶道的一个正确的路径和方向。可以说，对中华茶道的历史之了解构成了对中国茶道的精神之把握的前提和基础。

正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作者指出，“中华茶道的形成历史十分久远，同时也就意味着它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发展阶段留下了不同的风格和印记”、“这就注定了中华茶道具有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和思想表现形式”。[①]由此可见，唐代盛行的煎茶法与宋代盛行的点茶法，以及明代以来流行的泡茶法，它们各自是其时代的表征，带有鲜明的时代精神之烙印，对其不做区别而加以笼统的概说是并不得当的。那种不假思索一概而论地谈论中华茶道的说法，自然也就不能体味到茶道的个中三昧。

作者通过梳理历史上不同茗饮方式的演变，进一步展现了历史的茶道在文化的发展中所呈现出的不同样态，既展现了中华茶道丰富多彩的一面，也揭示了其不断发展的一面。当然，也正如作者指出的，“宋代和明代分别提出的茶道学说不仅构成了传统中华茶道的主要流派，而且也提供了中华茶道的基本样态，以后的茶道演变再未取得突破性革新”。[②]从书中多次提到的“从历史中走来的中华茶道”这一表述来看，这种历史的观点和方法已然成为一种内在的理论自觉，指引和规范着对中华茶道的研究，也正确地揭示了中华茶道的魅力和影响。

 

中华茶道的儒学精神

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是，茶道起源、发展于中国，故而茶道研究也就必然离不开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角度予以理解和阐释。历史地看，儒学精神赋予了中华茶道以独特的内涵，构成了整个中华茶道的基因。中华茶道的内涵首先就取决于儒学精神的内涵是什么。正如书中所言，“从历史走来的中华茶道受到了儒学的深刻影响”，“中国传统儒学义理与中华茶道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关联”，要想一睹中华茶道的真面目，领会中华茶道的真精神，就离不开从儒学的角度来观照中华茶道。

就儒学本身而言，它并非静止不动的客观存在，而是具有内在的生机与活力，有其不断变革和鼎新的脉络，因而必然要以一种联系和发展的眼光进行审视。倘若忽视了儒学在不同时期的表达和诉求，没有领会到时代风气的转变，就无法对儒学精神和要义做出合理的解读和诠释，进而也就不能如理如法地观照中华茶道之本质。不可否认，对儒学精神的体察，是见仁见智之事。加之儒学在历史不同时代的发展各有特色，作者在书中所说的尽心、知性、知天仍然只能被视为儒学精神之一面，而非其全体。无论称上所述为儒家之心性学抑或德性学，儒学要义都还有另一个宏大的治国平天下的制度设计与礼乐规范的经世致用一面——尽管茶道确实与治国平天下并不那么契合。在儒家思想和文化的宏观映衬下，中华茶道更倾向于从内向超越的角度力图通过缄默的智慧而得以超越。就此而言，它与儒学一样，都显然不可能是纯理论的，但它却可以是静观的（contemplatif）。被尊为茶圣的陆羽在《茶经》中说“独饮得茶神”，本质就是一种静观的体悟而非抽象的理论。这种观点也一直被视为是中华茶道的一个核心所在。

茶道既可以是自然意义上的，如饮食养生；也可以是精神意义上的，如作者在书中所展开的养心、明德、正伦等。即使如此，我们应该在最隐微的层面上感知，茶道本身并不意味着一种美德，尤其并不必然就与儒家推崇的那种美德密切相关。换言之，我们固然可以在儒家思想的宏大叙事中去审视茶道，正如书中所揭示的，探究其蕴含的明德、正伦、爱人、利仁等思想，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有着必然的因果联系。即使从比德的角度来阐释茶道，也不可将其作过度的引申。这同样可以在陆羽以及后世著名茶人甚至如宋徽宗的遭遇里获知一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自茶道勃兴以来的历代中央政府并不通过茶道来塑造自己的臣民，茶道也并非一个必要的品质，更非一种卓越的德性。这是我们在高扬茶道之儒学精神的同时所应当加以审慎地省察的一点。

 

茶道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尽管在本书中没有明确地提出“茶道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但纵览全书后会发现，这个观点实际构成了作者的隐微教诲：茶道并非一个玄之又玄的东西，人们可以而且应该从切身的境域中，从周遭的生活世界出发，去理解和把握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茶道。离开这一点，就无法理解作者所寄予厚望的“打造出符合时代精神、适应当代中国人合理生活方式追求的中华新茶道”。

作者在导论中指出，茶不仅有着生活必需品意义，还有着人文雅趣意义，以及文化礼俗意义等，“被视为最具有中国意象和韵味、最切合中国传统文化类型的代表符号”。而所谓“茶道”，则是此理论之精髓的表现。中华茶道之所以异于日本和韩国的茶文化，就在于其“大众化的或生活化的”方面。应该说，茶道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某种生活理想的现实运用。茶道必须从既是表达又是手段的生活方式的视角加以理解和阐释。这就意味着，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茶道并不必然与哲学思辨紧密相关，同样也并不必然与德性相关。正如威廉斯曾说过的，“我们应该怎样生活并不意味着我应当怎样道德地生活…它有可能等同于关于良好生活、值得去过的生活的问题，但这个概念本身并不包涵鲜明的道德要求”。

茶道源于一种生活选择和生存抉择，而不是理论的论辩和哲学的体系——这尤其可以在我们尊为“茶圣”的陆羽那里得到清楚的认知。在他那里，茶道意味着个人生活风格和追求的完全转变，一个人整个存在的塑造，最后则落脚到对以某种方式存在和生活的渴望和实践。即使在点茶法盛行的宋人和冲泡法盛行的明人那里，这种渴望和实践依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中华茶道的理解。概言之，茶道内在地与人应该怎样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正是儒学精神内部那种日常性与非日常性之间的张力，使得中华茶道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一种矛盾的倾向。一方面，正如作者所说，“茶道乃生活道，人人可企及”，不必向外求玄，当下即可体验此种生活之道。尤其是明代以来盛行的冲饮法，不离日用常行内，较之于宋代纷繁绵密的点茶法，更是契合一般人的生活理念和方式。但其内部却隐伏着一种反智主义的倾向，极易于消解茶道那种精神性的品质。另一方面，极品茶和极品水等等对于领会茶道本真内涵最不可或缺的东西却可遇而不可求，这也就使得人们很难在普遍意义上真正品味到茶道的极致之美，也就造成了人们对茶道的理解参差不齐，莫衷一是。同样，这其中也隐伏着另一种不同于反智主义的神秘主义的倾向，也即将茶道赋予玄之又玄的色彩，进而将茶道引入另一个极端。

对于中国人而言，茶道永远是一个历久弥新，说之不尽的存在。每个人基于其自身的体验和观感都能获知其自身意义上的茶道，进而在每个人自问该如何生活的更丰富之际给予具体的参考。茶道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意涵也就在于此，它是一个敞开的生命历程，蕴藏着丰富的无限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对中华茶道的考察，就在于作者所指出的——“为自己的精神成长开辟一个通道，在喧嚣的尘世生活中安顿心灵，以慰藉自甘于清苦的精神”。

[①] 李萍等著：《天地融入一茶汤——中华茶道中的儒学精神》，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4页。

[②] 李萍等著：《天地融入一茶汤——中华茶道中的儒学精神》，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