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举办的第四届“我与茶道”征文活动，得到了热心读者们的踊跃参与。专家委员会在充分评议后优中择优，评选出了优秀作品，自今天起，我们将在“茶道哲学研究”网站、微博、微信公号陆续推送二等奖获得者的作品。再次感谢作者们的信任和支持！

 

王巍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

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数喝咖啡要比喝茶早。小的时候如果家庭环境没有喝茶的习惯，大部分人就会在工作中直接养成喝咖啡的习惯。刚工作的时候，每天早上一进办公室就能闻到弥漫在空气中浓浓的咖啡香，这种味道闻起来委实让人沉醉。写字楼下的商铺，大大小小的咖啡店客流也总是络绎不绝。工作之余来咖啡馆点上一杯拿铁或美式，约上三两好友聊一聊，或者独自一人抱上笔记本电脑加班，几乎成了都市白领的日常。喝茶貌似要等到四十岁以后，当了老板才会考虑。一方面年龄大了，也该养养生了；一方面收入高了，也能支付得起好茶的价格了；最重要的是有了自己的办公室，终于有条件在会客沙发的茶几上，摆一套像模像样的茶具了。

第一次喝到让我惊艳的好茶就是在老板办公室，一泡武夷岩茶，具体是水仙、肉桂还是大红袍当时是分不清的，只觉得整个房间都漫溢着沁透心脾的芬芳。这种味道和咖啡不同，虽不浓烈却清幽致远，虽然诱人却更让人心爽神怡。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地开始了我的茶道生活。除了味道，茶道吸引我的最是那事茶时身心的安宁，仿佛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纷扰，心中那片宁静的故园永远不会消失。这份安宁，让我无论面对什么事情，总能回归初心、无忧无惧。我不禁产生这样的疑问，首先，茶和咖啡同样含咖啡因，为什么给人的感觉会如此不同呢？喝完咖啡是一种心动过速的亢奋，喝完茶头脑是清醒的，心却是安静的。第二，随着茶龄的增长，我的嗅觉和味觉变得比以前灵敏了，从六大茶类都喝不出来，到不仅能辨别出大类，对于常喝的几款茶还能识别出因冲泡条件的不同而产生的细微差别，为什么会有这些改变？茶对我的五感做了什么？第三，中国的茶道修行修的是什么？如何修？对于这些疑问，我一直试图在我的茶修生活中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

一、为什么是茶，而不是咖啡？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是茶，而不是咖啡，能让我与修行相关联？如果按照书中记载，茶最初的确是因其能够使人清醒的功效而为寺院僧侣驱除打坐困意所用。那么同样可以消除困倦的咖啡是否能够替代茶而成为修行的工具呢？笔者认为，这不仅仅是两种植物都含有咖啡因这种物质这么简单能够给出答案的。咖啡和茶的区别，从各种网站、书籍、权威刊物中可以找到很多信息，大部分都是对二者的物质含量进行化学分析，从科学的角度来予以说明。除了咖啡因，茶叶中还有一种独特的氨基酸物质，叫茶氨酸。茶氨酸对咖啡因具有一定的拮抗作用，因此，相比咖啡，茶可能会给人带来更加协调的感觉。根据研究，茶氨酸可以提高专注力，让注意力和记忆力更加敏捷，同时减少压力和焦虑，改善整体认知功能。 这些依据生物科学研究得出的结果，固然能够证明茶氨酸是使茶具有这些独特功效的原因。但我内心仍然不禁要问，为什么偏偏茶叶会含有茶氨酸这样的物质，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这种物质作用于人体就会使人产生这些反应。科学分析当然可以不断用各种实验手段，将其还原为一系列生物化学反应。得到的也仅仅是一种翻译成科学语言的描述罢了，并无新意。科学，固然是一种认识事物的方法，却无法满足我们对造物规律的想象。

或许，我们可以试着用另外一套话语体系来描述，比如依照中医药学的理论和观察逻辑，“茗茶气寒味苦，入手、足厥阴经。……以苦泄其热，则上清矣。且茶体轻浮，采摘之时，芽初萌，正得春升之气，味虽苦而气则薄，乃阴中之阳，可升可降。利头目，盖本诸此。”（王好古《汤液本草》）假如咖啡也被列入中国的药典，可能就会被描述为，“咖啡豆取自咖啡树的果实，色红赤属火，入心，气焦苦，并入大肠径。性味辛甘苦涩，炒燥焦。” (中国咖啡网)

我们来对比一下现代科学和中国传统医学这两种描述方式，不难看出其在认识事物的方式上是不同的。一种是对物质成分的还原，一种是对事物性状的描述。一直以来关于中西方认识方式的对比是个既绕不开又说不清的话题。与其相互拉踩贬低，笔者更倾向于将二者视为平等的、各具特点的认识工具。此处的“认识工具”，笔者所指比较宽泛，泛指一切与认知的形成相关的理念、思维方式、以及由此发展出的有形无形的思维工具、观察测量工具等。由于这一问题涵盖的内容过于庞大，此文为方便论述，仅以某一角度为例。西方认知方式倾向于对构成整体的部分进行更为具体的分析，中国传统的认知方式倾向于将事物放在整体之中进行观察，根据事物在整体环境中的位置、关系、功能、发展趋势，来判断事物的性质。

如果以中国传统的认知方式来认识茶和咖啡这两种同样含有咖啡因的饮料，就会发现其截然不同之处：一个是植物的叶，一个是植物的果实。从物质成分上来说，也许它们都含有某些相同成分，但若从性质角度，二者则天差地别。茶质清薄而咖啡浊重，茶味轻淡而咖啡浓厚，茶让人恬静而咖啡令人沉迷。这种差别与其从物质成分上进行研究，毋宁从性质上观察，或许更能解释清楚。按照中国文化对事物的认识方式，从整体环境入手，茶树就是茶叶的整体环境，咖啡树则是咖啡豆的整体环境。茶取自茶树的叶和芽，其性质相对于茶树的整体来说是充满生机，活力盎然的部分。咖啡是植物的果实，如果将茶叶看作初因，那么果实已经是“果相”，本身能够做改变的空间可能不多。因此咖啡的制作方式相对茶要简单得多。茶一面表现出叶芽清淡新鲜的特质，一面表现出极强的可塑性。中国茶粗分六大类，细分则数不胜数，每一款茶都有其独特的地理韵味，更能根据制作手法的不同而千变万化，这便与其为“叶”为“芽”的性质相关，因为事物往往在其初级阶段极具可塑性。茶叶的这种可塑性表现为在制作过程中能极具兼容性地接受各种改造。也正是这些玲琅满目的制茶法、泡茶法、料理方法，让茶文化远比咖啡文化更加丰富神奇。

再回到前面的问题，为什么同为含咖啡饮料，茶却有一种平衡感，可以让人既清醒又宁静。我们再用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进行观察，茶这种植物本性虽然苦寒，但其芽、叶由于尚且处于萌发、幼嫩时期，“味虽苦而气则薄”，这种来自茶树的苦涩收缩的性质和作为叶芽的轻盈鲜嫩构成一种平衡，“乃阴中之阳，可升可降”。当然，如果按照科学方法解释就是所谓的“茶多酚”的作用，某种意义上，“茶多酚”可以看作是科学为这种平衡状态取的名字。当然，在茶的制作过程中，可以加入更多因素来影响和改变茶最终呈现的性质，这种改变成为人与茶相互认识，相互沟通，相互改造的过程 ，真正的茶道是应该始于此环节的。打个比方，制茶的过程，像是给茶层层加密，而泡茶的过程则是层层解密，这里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创造发挥。这一加一解，便以茶为媒，完成了制茶人与泡茶人、饮茶人的沟通，完成了自然、茶、人的合一。这就是茶道独具魅力之处。

二、茶道修行对人的感官做了什么？

每个渐入茶道之人，大概都有和我类似的经历。我们可能在各种场合不经意间被动地喝过很多种茶，大部分人只是对茶的味道有个笼统的印象，却不会特意区分是哪种茶类。所以，中国虽然是茶之故乡，但大部分人可能连六大茶类也未必分得清楚。识别六大茶类应该算是路人迈向茶人的最低门槛和标志。为什么这样说呢？一个有意去识别和记忆六大茶类的人，说明他有了去了解茶的意向，这种意向性使得主体与茶产生联系，才有后面的一系列对茶的认知、改造和利用，由此可始称作茶人。

中国茶的种类实在纷繁复杂，几乎每类茶都有相当专业、内容丰富的知识积累和实践积累，都有数不胜数的品类细分，加之悠久的历史，广泛的传播，即便穷尽一人一生的精力，想要将与茶相关的全部知识研究精透也很难做到。在分清六大茶类之后，大部分人会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身体条件而有所偏重，针对某一类或某几类茶进行专门研究，经年累月，亲身实践，验证摸索。日子久了，喝得多了，对自己专攻的茶类积累起足够丰富的经验，逐渐能达到识别细分品类的程度，甚至对于水的使用，冲泡方法的差别带来的口感上的影响都能一一识别。于是发现自己的感官奇迹般地变得敏锐起来。这个过程听起来并不复杂，很多人也把这种变化看作是熟能生巧罢了。但就是这种“习以为常”中隐藏着中国传统认知模式独特的运行规则。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很重视对事物的认知。在中国文化语境下称为“格物”。当然，在中国文化语境下的“格物”不是目的，而是人修道得道的开始。茶道作为一种具体的修行法门，首要基础便是“格茶”，认识茶性。李萍教授在《天地融入一茶汤》一书中提出“……中国茶道都具有不离茶性、不脱茶这一实体的即物性” 。对茶这一实体的认识是中国茶道最重要、最基础的内容。中国传统对事物的认知，是一个从粗浅到深细的过程，而不是如西方传统认知理论那般，只要认识了理念、标准、规律，就算掌握了“真理”。对事物认知的深细程度，对事物不同层面、不同角度的把握程度决定了认知功夫的深浅。中国古人“格茶”，不满足于对茶的概括性了解，而是会不断探索各种环境中的因素对茶的影响。包括土壤环境（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栽种方式（野者上，园者次）、生长环境（阳崖阴林）、食用部位（笋者上，牙者次）、形态（叶卷上，叶舒次）、饮用方法（宜清饮，不宜与其它材料共煮）、乃至烹茶的水源（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等。而这种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实践，不只茶圣陆羽本人如此，陆羽之前的诸多茶人已经有过类似的探索。例如郭璞《尔雅注》中对于早采茶和晚采茶的区分，可见早在东晋以前人们对茶的认识已经向深细处发展，发现了采青时机对茶的影响。对影响茶的因素的认知和把握越多，对茶的认识的深细程度就越高。

学界公认宋朝为中国茶文化的巅峰时代，这一点从宋代茶学的传世典籍中就可窥见一斑。蔡襄的《茶录》分别从茶的色、香、味来鉴别茶之优劣，从藏茶、炙茶、碾茶、罗茶、侯汤、熁盏、点茶等处理步骤来细化操作。而宋徽宗赵佶所著《大观茶论》更是其中集大成者，其序言中记录了当时茶道兴盛，“故近岁以来，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咸造其极”，令天下之士“莫不碎玉锵金，啜英咀华，校箧笥之精，争鉴裁之妙”，于序言的末尾处不经意点出中国茶人痴迷茶道的缘由，“呜呼，至治之世，岂惟人得以尽其材，而草木之灵者，亦得以尽其用矣。偶因暇日，研究精微，所得之妙，人有不自知为利害者，叙本末列于二十篇，号曰《茶论》。”由此可见中国文化中尽人性和尽物性的价值追求。宋徽宗虽不是个治国之君，确是一个有着很高艺术造诣的文人。他在诗词歌赋方面的艺术成就颇高，概因这种敏锐的感受力殊胜常人。《大观茶论》的这二十篇便将这种细微功夫阐发到极致。以其中的《点篇》为例，七次点汤，每一次都描写得细致入微，从注水的角度到击拂的力道、方向，茶汤由稀到稠，沫饽由泛杂到绵密。沈冬梅老师评论道“注汤击拂点茶是一个很短暂的过程，赵佶将之细致分析成七个步骤，每一步骤更为短暂，但点茶人却能从中得到不同层次的感官体验，从中可以体味到，点茶时细腻而极致的感官体验和艺术审美。” 由此，宋代文人的精致细腻可见一斑。

这种深细的认知，不仅影响到茶这种植物的发展，也影响到人的感觉器官的敏锐程度和对茶的处理方式的复杂程度，透过这些反作用于人的感觉能力、操作能力和鉴赏能力的提升，人得以在事茶的过程中发展自己，进入体道-行道-修道的自我提升过程。而人的各项实践能力的提升，又反过来对茶和茶文化的发展产生影响。以潮州工夫茶为例，之所以称为工夫茶，有两个所指，一是品茶的功夫，一是制茶的功夫。潮汕人噬茶如命，他们对茶的品鉴能力是非常强的。人的感觉器官敏锐程度的确是因人而异，但也是能够锻炼的，有些茶人甚至能够分辨出早晨采的茶和下午采的茶，雨天采的茶和晴天采的茶。正因为有如此高超的品鉴能力，也自然提高了对制茶功夫的要求。潮州工夫茶的典型代表是凤凰单丛。所谓单丛茶，就是单株采摘、单株制作。换句话说就是定制化，对每株茶树都有个性化处理方案。工夫茶的制作流程非常繁复，每个环节都要求制茶师根据对茶叶状态的观察，动态把握、调整工序的时间、力道以及次数。每一道加工工序，都影响着茶汤的最终呈现，确切的说是在品茶者味蕾中的最终呈现。试想如果没有敏锐的味觉嗅觉，可能连早采茶晚采茶都分辨不出，更遑论这些深细的分别。潮州工夫茶就是典型的人与茶在反复的认知和实践过程中，彼此不断提升的代表。好茶需要人的品鉴功夫，人的品鉴能力又对茶的制作工艺提出更高要求。

一般来讲，凡是出好茶的地方，其品鉴文化必然相当发达，一个地方如此，一个企业也是一样。大益作为中国新时代茶叶品牌中的翘楚，历来也非常重视茶叶品鉴的推广。不仅在针对每家门店开展的茶艺师培训课程中，专门安排了专业的茶叶品鉴理论和实践课程，每年还在系统内展开普洱茶品鉴大赛。不要小看这小小的品鉴环节，笔者以为，这正是撬动茶叶生产和消费良性循环的关键。品茶者的品鉴能力提高了，对茶的质量和创新会提出更高的需求，使得茶叶生产制作工艺不断向着精益求精的方向发展。而正因为不断有更好的、更创新的茶叶被生成出来，品鉴能力的提升空间也就更大，对茶文化和茶产业的整体繁荣也更有利。因此，就认知意义来说，中国茶道与认知主体间的这种主客体互动融合，相互生成，相互促进提升的认知过程，造就了无与伦比的中国茶和中国茶道文化，并成为世界茶文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

三、茶修修什么？如何修？

茶修修的是什么？从茶修的功用角度解读，正如前文中提到的，茶修一方面可以使品茶者通过事茶活动，品尝并体会到自然的造物之美，体会产茶、制茶的种种环节之用心，体会不同因素加诸于茶叶所产生的奇妙变化，品评其中的优劣好坏。更重要的是，品茶者在品茶的过程中提高了感官的灵敏度，对细微变化的感受能力，感官越是灵敏越能充分体味出茶的层次变化，才能不枉费制茶人的辛苦、不辜负茶本身凝聚的天地之精微、自然之灵气。而这种敏锐的观察力和感受力本身就是一种工夫，一种能力。我们常说“细节决定成败”，是否具备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和感受力自然也是成败的关键。但是中国茶道何以能引得无数文人雅士趋之若鹜，深深沉迷呢？这恐怕要从更深层的文化角度解读。中国茶道与中国文化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中国茶道就是中国文化的体现。对于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夫来说，茶修修的是“道”。正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中国知识分子阶层骨子里深深的自我价值认同和个人理想情怀。

“独善其身”即“修身”的过程，是一个向内提升自我的过程，也就是修道的过程。中国文化“以人为本”，关注的核心是人，而修道则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旨归。“道”最初是一个动词，表示向目标行走的动作。后来渐渐名词化为供人行走的通往目的地的道路。“道”还有很多引申义，比如道理、引导、言说等。特别是在中国古代经典中，“道”逐渐具有了“方法、规律、宇宙本体”的涵义，并最终成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基本概念之一。《尚书·大禹谟》中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正是将人心和道心，人道和天道两分的滥觞。自此中国人开启了对天道中庸、天人合一境界的漫长追逐。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对道的体认越来越深化，道的范畴和内涵也越来越丰富深刻，后又因道家、道教的开显，衍生出更多的文化内涵，逐渐形成了“道生万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认知逻辑。其中《道德经》《庄子》对“道”在宇宙论、认识论方面的阐述最为集中。儒家思想最能体现中国主流社会普遍的生命观和价值观，孔子也非常重视对“道”的追求，《论语》中提到“道”就有60次之多。 《论语·述而第七》“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人，游于艺”；《论语·里仁第四》“吾道一以贯之”。可见，中国文人最高价值追求就是修道得道，成圣成贤。概因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必也要遵从自然规律。只有按照“道”的规律行事，才能顺利达到目的，实现人生价值追求。

中国人又是如何追求“道”的呢？《庄子·外篇·天地》云：“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道既然能行于万物，则必然能在万事万物中发现“道”的内涵。人要寻得“道”的规律，则要通过格物致知的功夫。《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中国的“道”和西方哲学的“理念”“本体”不同，西方哲学中的“本体”“理念”是独立于认知主体和一切其他具体事物的存在，人只要认识了它，就能够掌握真理。中国文化语境下的“道”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时时刻刻都在万事万物中显现，也只能通过具体事物才能显现。人要想认识“道”，必须在具体事物当中把握。《礼记·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这句话表达了天命与道、与人的关系。古人认为，修道、得道是人的天命，要反复经过“体道——行道——修道——证道”的过程，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也是中国文化所讲的修行功夫的体现。倪培民教授提出功夫认识论思想，“从西方哲学的视角来看，中国哲学似乎拙于认识论。这是因为西方哲学的核心关注是真理认知，而中国哲学传统则更关注知‘道’”  。倪教授认为这个“道”突破了认识论中真理认知的狭隘框架，“形成一个包括技能之知、默会之知、熟识之知、程序之知等知识种类的广义的知识——‘功夫之知’，或生活的艺术——的学问” 。

笔者认为，“道”的涵盖范围不仅是超出西方真理认知的框架，甚至超出知识的框架，是一个“知行合一”的过程。通常所谓的“知识”只是这一过程中的一部分。“道”最终达到的是主客体相连相融，良性互动的境界。西方真理框架下的认识论，必得寻求个绝对的确定性。而中国的“道”，并不认为确定性是在知识中求来的，而是在具体的“知行”中不断产生的过程。知识也不是绝对确定的，而是始终处于确定的过程中。因此《道德经》开篇便有“道可道，非常道”，“道”一旦说出来，就成为绝对确定无可更改的知识，这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常道”。道在任何一个具体场景、具体事物中的显现都是不一样的，一旦涉及具体事物，能够产生影响的因素就有很多。认知的过程，或者说体道的过程，也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认知主体会对体道的对象产生影响和改变，反过来认知主体也要在自己身上下功夫，调整修正自己，以达到与对象的更和谐自然的互动关系，就是修道。在反复修正行为、与客体互动，也就是修道和行道的过程中，主体不仅改造了格物的对象，也改造了主体自身。主体在这个过程中与格物对象达到物我合一，也通过不断修改自己的功夫的加深，更趋向于天人合一，即“得道”，或者说“证道”的境界。当然，按照二程的观点，仅仅格一物是不够的，需得“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积习既多，然后自有贯通处。”（《二程遗书》）

综上可知，茶修修的是“道”，是修身的一个法门。至于如何修？请参看拙作《“茶道四境说”中的知与行》。该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是以“止”“观”“修”作为实践中国茶道的方法和路径，通过理性直观的认知模式和知行合一的实践模式，达到茶道四境中物境的“天人合一”，人境的“自他合一”，艺境的“情境合一”以及心境的“身心合一”。此处不再赘述。

通过对这三个问题的思考，不难看出，茶修的背后是以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背景和认知逻辑作为支撑的。第一个问题，关于茶和咖啡的区别，是单纯对物的理解，我们尝试了从环境整体角度观察、辨别物的性质的思维方法；第二个问题，关于茶修对感官的敏感度和认知的深细程度的影响，是对物与人的身体感官的关系的理解，我们从认知主体和认知对象的相互作用，相互生成，相互促进提升的角度来看待二者的关系；第三个问题，关于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便是通过茶修得道，具体还是要通过五个“合一”的方式来实现。这三个问题，由表及里，由外向内，贯穿着中国传统认知模式的特点，即人与环境，主体与客体的整体性、交互性和经验性。这和西方传统认知模式大为不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些于经验中摸索出来的东西，被统归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直观和个人体会，逐渐成为中国人说不清、道不明，外国人看不懂、学不会的文化壁垒。西方人最初接触中国茶的时候，尽管为之着迷，但对于茶相关知识的获取却颇费周折。各种似是而非的传说，略显随意的分类，弄得他们一头雾水，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西方人一度认为绿茶和红茶是出自不同的茶树树种。虽然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人有故意隐瞒茶叶制作的商业秘密之嫌，但我们稍微思考一下便会想到，要保护这样一个所知者众的秘密，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并不容易，不能不说这种天然的文化壁垒“帮了大忙”。然而时过境迁，那时的壁垒如今却已成为人类共同体前进路上的障碍。如今的社会迫切需要拆除壁垒，双向沟通，相互理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诠释，不仅是对外交流必须攻克的问题，甚至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传承的时代课题。因为在西式科学文化教育模式下长大的现代中国人，理念和思维方式早已被这道壁垒隔绝在外了。打破这道壁垒，与其说是开门迎接四方宾客，不如说是首先为我们自己寻找回家的路。

如何打开传统文化的壁垒？笔者以为，除了对理论和思想进行跨文化的阐释，还有一种可能被忽视的途径，就是针对某一具体领域分别用两种甚至两种以上的话语体系进行阐释。这种偏重于具体情境下的理论应用，也许要比各个理论在现有的概念系统里自说自话的比较分析更能起到沟通的效果。以茶道为例，我们平时谈论茶修、茶道的时候，惯于使用中国传统文化语言系统，如果能出现更多的从西方认知科学的角度，或其他语言体系来解读茶道，让理论不在理论层面上争执，而是在实践层面上相互理解和诠释，也许是未来跨文化交流值得尝试的方案之一，而中国茶道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广阔的领域。相信在这种深度的交融互动中，人和茶都会变得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