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茶文化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对“德”的强调与挖掘。这一点使得茶于人不再只是一种植物，使得茶艺不再只是一种技术，使得茶道在现实生活中具备了修正人格的意义。“道”可以正方向，“德”可以为行为处事提供标准，而处于“道”与“德”关怀下的“艺”，则是在生活中，在日用常行中的治学修养。

陆羽认为茶宜“精行俭德之人”， 并且以“精”、“俭”、“和”、“怡”的价值取向，为饮茶之人、嗜茶之人提出了“德”在茶事中的具象意义。陆羽的这一主张，明屠隆作《茶笺》，以“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修德之人”的说法更加强调出来，以“修”之一字强调修德“不时废而或兴”，要持之以恒，这样的“修”还有目标和境界的要求，“能熟习而深味，神融心醉，觉与醍醐、甘露抗衡”，这样才是善于赏鉴茗饮之人。晚唐刘贞亮专门对“茶德”内涵进行分析，提出“茶十德”，总结出“以茶散郁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病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等十种茶之于人的功效。

唐代茶道中的德，包含两方面，一为茶人之德；二为茶之德，其重点还是在于对于人的精神品德、人格素养的关注。在对茶人之德的阐述中，既有对个体生命的完善，也有家国理想的抱负。

《茶经·四之器》中，陆羽规定在风炉之上“并古文书六字：一窗之上书‘伊公’二字；一窗之上书‘羹陆’二字；一窗之上书‘氏茶’二字，所谓‘伊公羹、陆氏茶’也。”伊尹，商初宰相，出身于奴隶阶层，善调汤羹五味，于此技之上更是能思大道，对商汤之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辅佐作用。陆羽将“陆氏茶”与“伊公羹”相比较，是出于对自身茶技的自信，也是比向伊尹辅佐君主安邦定国的济世之能。

在对“鍑”的描述中，陆羽写到“方其耳，以令正也。广其缘，以务远也。长其脐，以守中也。”方耳，广缘，长脐，这是对鍑之形状的客观叙述，但是“令正”、“务远”、“守中”则涉及了儒家政治理想的实施，国家之正令要“正”，要“守中”，要有远见卓识，这些不再限于个人的品德，而是扩展到了人之济世的才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