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萍:谈谈交通方式的演变对陕南茶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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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为第十篇2024年暑期陕西产茶区茶文化、茶产业考察活动的个人考察心得,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所长。
一、陕南茶辉煌的历史成因
由上可知,历史上的陕南茶如果有过辉煌时期,主要体现为茶叶贸易的辉煌,这并非贬低陕南茶的历史地位,恰恰是准确定位其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茶叶采制出来之后,需要有可靠的群体和成熟的技术手段才能承担起长途贩运的重任,进入千家万户,茶叶利人益人的价值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彰显。茶叶从产出地走向有需求却毫不产茶的地方,主要是无数奔走的茶商们做出的贡献。
历史上陕南茶辉煌的一个重要成因是其无可替代的地理位置,这使得它成为沟通东西、南北的要道;另一个重要成因是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两大山系之间河川广布的平原、丘陵地带,没有严寒酷暑,这对茶叶的储存、转运都十分有利;再一个重要成因则缘于地域文化,陕南介于荆楚文化和巴蜀文化的交汇地带,对外部文化持较开放的态度,也就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因此,陕南人相对容易接受在周边区域奔走讨生活的营生。
传统中国又被称作“乡土中国”,这个描述既有准确的一面,也有不实的一面。准确的是,它概括了传统中国以农为本、安土重迁的社会结构特性;不实的是,传统中国也有较发达的商品生产和交换活动,更有以商为业的职业商人,农商兼具的特征很明显,故有学者言,“传统中国社会原本是一个‘水与土’交融的生态结构、‘生与熟’并存的社会结构、‘居与游’形态兼有的社会。”[1]
不过,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在传统中国社会,只有对‘外‘才可以发生商业贸易关系,即商的’外‘性质。或者说,商业往来关系只在陌生人之间才有可能存在。”[2]所谓“外”显然是指宗亲、宗族之外,主要是依据血缘集团作出的内外划分,但这样的表达可能产生误导。严格来说,不是经商者的身份而是经商事项导致了外向性,例如古代商业活动主要表现为长途贩运,从原产地或物产丰饶地贩至稀缺地。
众所周知,儒家走的是非专业化道路,提倡的全人格培养模式是自许为儒者的人须精通“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数”不只是测量、计算等知识内容,更是公务活动、人际交往和商业事项中的测算,儒家推崇的是数字精确和前瞻性决策。近代出现的“儒商”概念其实是古代儒家智识的人格化体现。
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古代时期的政府是大政府,总是与民争利。当消费茶叶的人口增多、种植和买卖茶叶获利者有所增加,政府就会开始征收茶叶税,甚至会釜底抽薪,设茶叶专卖。唐宋明清等茶文化兴盛、茶产业发达的时期,同时也是不断上演官压民、民逃官这出大戏的时期。历史上多个时期由于官府征高税、推行官榷,导致茶园荒废、茶农贫困的案例一再重演,很多曾经出贡茶、名茶的地方最终衰落也与此有关。今日全国各地大面积种茶,并成为富民之业,成为了多赢的局面,这又是因为什么呢?现代政府的税收主要构成不再是农业和人头,而是制造、流通、消费、国际贸易等环节。不过,有必要指出,无节制的扩大茶园种植面积也产生了两个严重的恶果,一个是生物多样性的破坏,茶叶口感的趋同化;另一个是地力土壤的破坏,即环境的损害。但这两个方面的恶果常常被人们忽视。
二、陕南茶能否再创辉煌
笔者为深入了解陕西省茶产业现状和茶文化历史、合理规划2024暑期陕西省茶文化考察路线,专程拜访了陕西省茶文化研究会会长张为国先生,他向笔者详细介绍了陕西省的主要产茶地、重要的茶企和代表性茶叶品牌,他说,整个陕西省茶产区几乎都集中在秦岭以南的陕南地区。上网查阅相关文献得知,陕南之一的商洛市早在隋开皇四年(584年)设置商洛县,县治今陕西丹凤古城村,很长时间属于关内。陕南的另两个地级市汉中、安康则由四川划入。汉中和安康在历史上属于巴蜀之地,元朝设立陕西行省(1262年)时,秦岭以南的汉中、秦岭以北的关中、陕北共同划入;安康则于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改属汉中府金州,划入陕西省。在今天,汉中仙毫是陕南标志性产品,生产高品质汉中仙毫的代表性茶企有:西乡县的东裕公司,该公司具有很高的科技水平,做到了茶鲜叶各种成分的精确提取,实现了全产业链的深加工,品牌文化方面也下了很大的功夫,效果显著;宁强县的千山茶业公司在茶旅融合方面做得很成功,修复、新建了坐落于有机茶园中的民宿,还使用多年从全国各地收集到的数千件旧家具、老物件打造了一所会馆,目前已经被评为四A景区;镇巴县的怡溪春茶业公司也是省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单位,镇巴县的种茶不仅历史悠久,地方政府也十分重视,投入较大。张会长还特别推荐了一些茶旅融合做得好的企业或项目,如西乡县大河镇的古茶树、峡口镇的江塝茗园、宁强县的青木川古镇、南郑区的罗嶂岭茶园、安康市平利县蒋家坪村茶园等。因考察期间多地发生暴雨出现内涝、桥梁垮塌等情况,我们实际上只去了张会长提到的两处茶园——罗嶂岭茶园和蒋家坪村茶园。
陕南中心城市是汉中,汉中位于全国茶区最北一线,历史上曾是距北方少数民族最近的茶区。由于有这个优势,加之穿越秦岭的多条古道和畅通的汉江航运,使汉中成为联系秦陇、沟通荆襄的茶叶集散重地。《宋史》曾记载,“汉中卖茶,熙河易马”,熙河即今日甘肃临洮,当时是距占据青藏高原的吐蕃与占据宁夏陕北、甘肃河西走廊的西夏最近的边城重镇,也是双方开展互市的通商口岸。
毫无疑问,今天的陕南不只卖茶,也种茶,而且推出了多种有一定影响力的茶叶品牌。陕南已经不再满足于“茶叶的搬运工”,也正在大步向前地推进全链条的茶产业。陕南发展自上游到下游的完整茶产业或许是大势所趋,然而,也存在一些掣肘因素。在考察期间,有多位地方企业负责人向我们反映,茶园雇人很难,一个原因是受困于目前的用工保险制度,女性大于55周岁、男性大于60岁,保险公司就不承保,政府劳动监督部门经常上门检查,提醒企业,甚至对招聘超龄者的企业做出罚款的行政处理。茶园采摘和加工制作时若发生意外,出现工伤的话,企业和工人都会遭遇很大困难。他们呼吁保险公司做出改进,放宽承保劳动伤害险的年龄,以减轻企业的经营风险;同时请求政府有关部门在加强劳动保护的同时,与企业一道共担市场行为的不确定性。另一个原因或许更加令人意外,俗话说,高山云雾出好茶,茶树通常生长在山地丘陵,传统的优质茶园大多分布在一定海拔的山坡,这些地方交通不便,生活不易。过去十年多来国家主导的扶贫工程在山下平地或集镇集中建立新的生活区,陆续将山地村民下迁,迁下去的村民会在集镇中小企业就业或个人出本钱做点小本生意,不再上山,山上原有的茶园春夏采摘时节就出现了“用工荒”,当地茶企有时不得不出高价用专车到山下招有闲散时间的村民上山采茶,然而,相当部分下山定居的村民并不愿意上山采茶,只有极少部分中老年人念旧情回村采茶,年轻人完全不愿意上山,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不会采茶、制茶这门世代相传的手艺了。
在此次考察时我们也有欣喜地发现,我们注意到,陕南地区的不少茶叶主政者和从业者都有明确的茶文化意识,并较早做出了茶文化提质升级的工作。例如,西乡县茶叶局早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开发并推广“午子仙毫”茶艺,具体仪轨包括:净手、洗杯、养汤、赏形、投茶、润茶、注水、观茶、奉茶、闻香、品茶、谢茶等步骤,主要器具是非常亲民的玻璃杯。汉中市政府则在21世纪初成立了专门的茶仪队,推出“天汉茶仪”,因汉中古称“天汉”,这套茶仪以更加典雅的盖碗冲泡,具体仪轨包括:备器、点香、净手、赏具、洁具、赏茶、投茶、初润、沏茶、奉茶、品茶、谢茶。
[1] 曹辉林:《水运码头:双重“生与熟”共构的二元“居与游”世界——岷江下游古镇黄龙溪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第61-76页。
[2] 金汉升:《中国行会制度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