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锡洪:茶向世界的主动传播与被动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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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第七届“我与茶道”优秀征文三等奖作品,作者为北京佛茶居主理人。今日推送,以飨读者。再次感谢作者的支持!
李锡洪
茶香五大洲,引以为豪。谈到由一片小小的树叶对全球的影响,每每会提到由茶引起的战争,改变了世界的格局,我们甚至都有点儿骄傲的成分了,说其为妄自尊大其实也不为过。实际上我们并没享受到茶之传播带来的特别多的好处,我们在茶叶的传播过程当中充当的角色,也并不全是主动的,在很多时候反而是被动的。特别是19世纪英国开始在印度种植茶以后,我们非但不是被动的接受茶的传播,而是被动的接受茶的不传播。
茶从中国传播到世界各地过程中,可以分别从主动传播与被动传播两个方向来研究,深入细致从茶的物质属性、商品属性、精神属性三个领域,来具体分析茶叶传播的基本原因、主要动力和额外收获三个方面,有时更能看清茶叶传播的本质,从而引起我们的哲思。
一、茶的物质属性是茶能够传播到全世界的最基本原因
中国茶传播的第一个途径是由来华的学者或僧人完成的。如早期经陆路和海路东传到朝鲜半岛和日本,是通过僧侣进行文化交流来完成的传播,这种传播没有明显的主动与被动的分别。具有显著的文化特征,可以称之为文化浸润式的传播,传播的过程当中也没有利益的驱使。
茶之传播的第二个途径是朝廷或官府作为高级礼品赏赐或馈赠给来访的外国使节和嘉宾。现在我们也经常用茶来作为外交礼品,这个传播途径可以近似的看成主动的传播。有主动传播的意向行动,虽然没有利益的目的,但是形态上是主动的,是作为礼仪的载体来传播的。
目前全球有160多个国家与地区近30亿人喜欢饮茶。茶之所以被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所接受,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其物质属性:茶叶与人的健康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如1211年,71岁的荣西撰写了日本第一部茶书《吃茶养生记》,主要是围绕着吃茶养生治疾等方面,论述茶的药物性能,甚少提及吃茶方法和思想性。这正说明了茶传入日本初期,日本人接触和饮用茶是从药效实用这一前提开始的。
英国人最初对茶的了解主要也是其药物作用和价值。当地人当时认为茶叶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具有药物功效的东方饮料。英国医生发现大肠杆菌导致的疾病会让一大批人丧失生命,而经常喝茶的这一批人却没事,当时的医生一再推广饮茶的好处,根本上来讲是因为喝茶能有防疫的效果,能够让人逃过一场劫难。1658年,英国最早的售茶广告刊登在伦敦一家名为《政治公报》的新闻周刊,该广告宣称:“那种极好的,受到所有医生认可的,中国饮料,中国人称它为茶。”
中国利用茶的方式经历了食用、药用、饮用三个阶段。食用主要用来充饥,食其营养成分。药用是单用或将茶叶与其他药材配伍组成不同的药方来治疗。饮用则是煮或用沸水、热水冲泡直接饮下。
中国古代就有“茶是万病之药”之说,茶为草药的一种,有解毒镇痛等功效。从唐朝开始,茶独立为一种饮品,虽然食用和药用并未中断,茶与药也并未完全分家,但清饮式饮用占了主体。当然陆羽认为,茶不是一般的止渴饮料,更不同于酒精饮料,而是一种可以起着生理和药理作用的消睡提神的饮料。即便如此,我们现在对茶的健康意义已然被低估了,也没有真正从传统经验认知走向现代科学的认知。我们认知中茶还只是一片树叶,饮茶的作用也只是我们健康的一个平衡剂或调节剂,茶只是作为一个辅助性功能的身份出现。
其实说“茶不是药”是因为药都是有偏性的,药一般只能向一个方向来治愈。而茶的功效具有特殊性,是可以双向调节的。比如说茶既可以减肥,也可以增重;既可以提神,也可以安神;既可以通便,又可以治痢;既可以清热,又可以驱寒……从这些角度来说,茶是向健康这一目标进行双向调节,所以才有“茶为万病之药”的说法。
正因为茶的物质属性,研究起来要特别严谨,特别是有对人类健康的功效,要我们理性分析、科学总结。1200年以前唐代陆羽用17年时间写的《茶经》是关于茶的第一本百科全书,用非常严谨和理性的角度来写茶,所以更有说服力和长久性。
值得注意的是,现当代西方在这方面的研究更理性、更认真、更刻苦一些。美国人乌克斯花了20年的时间写的上下两卷的《茶叶全书》,称得上百科全书里的茶叶专著。荷兰著名语言学家乔治·范·德瑞姆教授前后花了20年的时间,以其渊博的学识和严谨的考证为基础完成的巨作《茶:一片树叶的传说与历史》是另一本关于茶叶的百科全书。
西方世界对茶的了解程度和钻研水平并不不比我们差,而且在当代他们的种植、制作和销售的领先程度可能都比中国强。他们从语言、历史、文化、科学、商业等角度全面介绍了茶,尤其是科学性和商业角度令人耳目一新。
二、茶的商品属性是茶叶传播到全球各个角落的主要动力
茶叶传播的第三个途径便是通过贸易,输往世界各地。如始于西汉张骞通西域,联结了中亚、西亚,地中海各国的陆上“丝绸之路”,为茶叶贸易提供了可能。公元七世纪,唐代初年,长安已成为中外文化经济交流的主要城市,而当时中原各地已饮茶成风,茶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传播到了中亚、西亚一带,这是一个主动传播的过程。
始于唐代、盛于明清,经中国西南入藏转道印度、尼泊尔等南亚地区的“茶马古道”也是一个主动传播的呈现。
清初开创的武夷山等中国东南茶区至俄罗斯恰克图的“中俄茶路”,直至19世纪宁波人刘峻周应邀到格鲁吉亚种茶、办茶厂。都是以贸易为目的的主动传播的体现。
海路方面,公元1405-1433年之间,郑和奉使七次远涉重洋,到达南亚等30多个国家或地区,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明显是茶叶主动传播的过程,其在茶传播尤其是茶文化在各地的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可惜因故中断,失去了明朝迈入海洋国家的契机,也没有使贸易得以连续。
约200年后,17世纪的上半世纪,即明末清初时期,是我国茶叶开始传播至世界的各地的重要年代。如1606年 荷兰人开始贩卖中国茶叶并很快运到欧洲。1650年茶叶由荷兰人贩运茶叶至北美,从而形成了一条连接东西方的万里之遥的“海上茶叶之路”。但这一时期茶叶作为商品,贸易数量并不多。从中国的传播角度讲,这一时期基本上属于半主动半被动性质:说其为主动性,因为这是关于茶的一项重要贸易;说其被动性,是因为我们只是在岸交易,并不是离岸交易。也就是说只是在家门口被动等生意上门的一种贸易,并没有开拓性质。
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失败后被迫开放海禁,所以鸦片战争以后,茶叶出口大量增加。尤其是1840年至1886年,茶园的面积不断扩大,茶叶产量迅速增加,贸易不断的扩大。1886年出口茶叶13.41万吨,达到了中国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最高记录。这段时间的茶叶传播明显的是一个被动的过程。茶叶价格也并非完全的由市场自由定价,我们只是拼命地提供茶叶原料而已。
1886~1949年是中国茶叶贸易衰落期,从贸易高峰一落千丈。这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失败。英国人为了将利益最大化,决定自己种植茶,派人从中国偷走茶籽茶苗种到印度,加之其机械制茶,产量大增,在国际竞争市场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而国内却没有跟进机械化,加之连年战争,经济萧条。这个时期的茶叶传播可以称之为“被动的不传播”,我们还想着继续等待轮船开到自家门口来做茶叶贸易,但是西方已从中国购茶转向在他们的殖民地生产茶输入本国并转销其他国家。
从经济的角度来讲,金钱能让这个世界给转了起来,推动着茶向更远的地方传播,但金钱具有两面性,带来了贸易的繁荣,也带来了战争。
三、茶的精神属性是茶叶给世界喝茶人的额外馈赠
乔治·范·德瑞姆教授把茶理解为一种健康的、有竞争力的饮品。这明显是茶的物质属性与商品属性,西方人很难从茶的精神属性如身心二修或者审美意境找到感觉。他们也不认为饮茶品茶会使人获得这些方面的提升。
中国人对西方人对茶的这种只停留在物质属性的认知也很不理解,当你仔细品味一杯好茶而带来的惬意,难道你就感觉到它只是茶,而没有任何精神上的一点点感触?
中国很早就有了喝茶而获得的精神方面的感悟,如宋徽宗赵佶《大观茶论·序》中记载:“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冲淡简洁,韵高致静。”也许这就是不同文化上的差异,就像有人看到西方的教堂,眼中也只是一个建筑物,感受不到信徒在这个神圣的地方受到宗教的洗礼会进入一个崭新的精神世界。
而一杯茶就是中国人的信仰。就精神境界而论,中国人会在茶上进行一些追求:茶渗透着儒家的修德立身、治国安民的入世政治理想和伦理规范;彰显着佛家明心见性、禅茶一味的出世追求和修行妙道;洋溢着道家的道法自然、逍遥于心的存身之道和隐逸情怀。
具有物质属性的茶在中国的社会历史机缘下自身也融入了精神文化的领域,成为兼具物质与精神双重特性的文化现象。茶为人类提供物质消费同时,又在精神文明精神文化领域引领着人们。茶的物质属性对人有身的疗愈,医身;而茶的精神属性对人有心的疗愈,修心。
要得到茶之精神方面的收获离不开饮茶,但是饮茶的过程只是获得精神上收获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不是所有的人只要喝茶就会有体悟和收获,还要有一个自悟、自觉的过程,有的人苦思冥想,也许无果;而有的人也许做到了无求,反而无心插柳柳成荫,有所顿悟。
在喝茶过程中,有些人能享受其物质属性所带来的快乐就已经非常满足了,根本不在乎还有什么精神上的收获。所以说茶的精神属性是茶叶的传播过程当中的一个额外的馈赠。
但不管是什么信仰或民族,每个人在饮茶的时间,也同时是一个与自己对话的过程。我们都会有的一种感悟就是:茶是把时间还给人类自己的载体。
四、当下的我们应该主动传播还是被动传播
1950年至今,我们的茶叶产量已经达到了全世界第一,而茶叶出口量也已达到了全世界第二。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应该主动传播还是被动传播呢?
首先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必要现在主动地向西方传播我们中国的茶?
盖哈德先生在德国经营了一家规模较大的纯中国式的茶馆多年,虽然这种方式很难改变也无法改变欧洲人的饮茶方式, 但是他确实能让当地德国人或欧洲人有机会了解到并品味到真正的中国茶。他来中国人民大学做的哲学家茶座里,一针见血的指出:真正的高品质中国茶在欧洲很少有人知晓的,我们应该做优质茶、高质量中国茶在欧洲的推广。
乔治·范·德瑞姆也指出:中国几乎不会出口最精致、最上乘的茶叶,大多在国内消费。在中国市场之外,缺乏最高品质的中国茶是完全合理的,因为今天西方的大多数饮茶者的口感已经被新式CTC茶钝化,他们不知道各种优质茶叶的价值,更不懂得如何恰当地冲泡。
为什么欧洲人很少喝到高品质的茶?主要原因是当英国人把茶当成一个纯粹商品推广到全世界的时候,经济利益是放在第一位的,他们把茶做成:安全、卫生、统一、量产,这样一个完全符合工业化的商品标准来推广到全世界的。但是原来印度和斯里兰卡的产茶面积并不够,为了取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尽量减少从中国茶叶的进口,他们的做法之一便是故意将茶叶的采摘期推后,用质量换数量。也就是让茶叶长的更大更老以后,再进行工业化采摘和制作,从而在量上满足全世界人对茶的需求,但这样品质会大减。第二个原因就是印度和斯里兰卡的气侯太热,茶叶品质本身也不远如中国的茶叶,所以说英国人经营的茶虽然产量非常大,也能做到安全、卫生、口味相对统一这些要求,当然这并不影响英国人在世界贸易中赚钱。但是品质太低,只能算是能喝的“茶”而己。
虽然十七十八世纪英国的上层社会能喝到中国的高品质茶并形成了饮茶之风,这个时期“中国原味”一直是欧洲人判断茶叶是否正统、合格的标准,但印度和锡兰茶园出产的茶叶以及红碎茶的出现后,为了彻底的经济利益,英国不再让欧洲人接触到高品质的中国茶,只在低品质茶中兜圈,慢慢地完全颠覆了欧洲人的认知,欧洲人开始日益深陷远离茶叶自然原味的境地。
自从欧洲人喝上印度、斯里兰卡的茶,又因英国很长时间在国际茶贸易中的垄断地位,经过一代人,又一代人、上百年的时间,欧洲现在的年轻人从小的认知中,茶叶就是袋泡茶,或者花草茶,基本上没有机会喝到纯正的中国高品质的茶。
乔治·范·德瑞姆先生还讲了另一个原因:很多西方人,也包括不少东方人,已经被现代快餐式工业化食品和带颜料、防腐剂的饮料破坏了味蕾,破坏了嗅觉和味觉,已经完全丧失了去感知东方国家生产的极品、顶级茶所具有的丰富味觉微妙感和令人赏心悦目的香味和气息。我觉得还远没有达到器官退化到不能辨认的程度,真正的现实是西方人,也包括不少东方人没有真正品味到高品质茶的机会。我经常说的一句实话是:想学茶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千方百计地喝到好茶。所谓得到者,得道也!
虽然说我们的出口总量在不断增加,西方也有进一步了解高品质中国茶的需求,但中国真的要成长出有国际影响力的企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首先,从生产者的角度来讲,所在的茶行业一定是一个高回报、高绩效的行业,否则这个行业就不能持久。但国际茶市场现状是低质低价占了主导地位,高质高价很难短时间打开市场,而高质低价可能亏本销售再说也不能长久。再从趋势上看,茶企业的国际国内竞争性只会不可逆转地加剧,行业资源、产业资源只会向头部企业、规范企业、品牌企业流动。其次,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茶企业一定是能够提供高性价比、安全的、多量的、满足个性需求的高品质产品。中国茶企业要解决的难题,就是如何用工业化的工具,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差异化的保留和对高品质的需求。没有工业化,就形不成一个产业;没能提供高品质、个性化、差异化需求的产品,就没有现代茶企业的生命力和灵魂。第三,从管理者的角度讲,还是要从营造对商业更友好的营商环境、公平的市场竞争体系,让中国茶企业在好的商业环境下不断壮大,适应并具有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对此,我们有必要对茶有一个主动的、正确的、正向的传播。一是源于文化的驱动,通过文化的创导让更多的人接触到并接受高品质中国茶,进而扩大高品质中国茶的消费受众,实现茶的内外消费的大循环;二是通过进行实践性、体验性、感知性的实地实景传授,让茶叶消费者掌握必要的茶鉴别能力,真正能区别并理智选择高品质的茶叶,不会被劣币所驱逐。三是远离舒适区,寻找更加丰富多样的方式传播,不再被动地等船到岸,主动寻找包括新媒体在内的新的产品表达路径。四是通过技术的传导让茶叶的终端能有多元表达方式,实现由传统茶向现代高品质时尚茶的转变。使高品质中国茶的品饮方式更加多样化,受益的人群更加众多。
奉上一杯高品质的中国茶,久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