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自今天起，我们将在“茶道哲学研究”网站、微博、微信公号陆续推送第六届“我与茶道”二等奖获得者的作品。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工作人员。再次感谢作者的支持！

王巍

 

【摘要】现代性理论涉及对现代社会的独特现象和问题进行研究，借助现代性理论对现代茶文化现象进行分析，可以更清晰地洞见现象背后的实质，通过对现代性发展规律的理解把握现代茶文化发展的方向。现代性是个体的主体性觉醒不断普及，相互影响、激荡的结果，现代性具有脱域性和矛盾性，这些现代性的本质和特点，决定了现代茶文化出现创意为王的现象。顺应现代性的矛盾运动发展逻辑，发挥茶文化的多元性和交往功能，有利于找到茶文化的发展方向，更大发挥现代茶文化的社会价值。

【关键词】现代性、茶文化、脱域、矛盾性、交往理性

 

现代性问题是当今学界的主流问题之一。通常所指的现代社会大约从公元1500年开始，由西方社会的文艺复兴运动拉开序幕，遍及宗教、思想、文化、艺术、经济、政治、法律、科学、生活方式等人类社会方方面面的漫长过程，这一过程至今也远未结束。关于现代化的研究，也因主要面向的领域不同而形成不同的现代化理论，而哲学中所谓的现代性问题则是对各领域出现的现代化过程的本质进行分析， “‘现代性’揭示出了某种具有普遍性的人类存在方式的规定”[1]。既然现代性具有某种普遍性，现代性的特点不仅遍布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也渗透于人的存在方式。茶文化作为文化领域中一个具体分支，与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密切相关，透过茶文化现象必然能折射出一些现代性的本质问题。而借助现代性的哲学理论对现代茶文化现象进行解读，也更容易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窥见现代茶文化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现代”，顾名思义，是与“传统”相对的概念，它关乎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现代”概念的形成正是由于自文艺复兴以来，社会方方面面开始与传统决裂，逐渐进入一个与传统社会有着显著不同的时代。哲学上关于现代性问题根源的研究有几个重要的进路，一是现代性是理性的产物；二是现代性是“人”的觉醒和对“神”的祛魅；三是从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宏大叙事的角度寻求解释。三种进路相对独立，亦在内容上彼此关联交融。理性是人们最先聚焦的现代性产生根源，也是始终贯穿现代性研究的核心。理性被认为是催生现代社会的思想根源，而现代性问题研究中既有对理性价值的认可，也有对理性主义的批判。人的主体性的觉醒不仅被视为另一产生现代社会的根源，也成为批判理性主义的立足点之一，而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在对宗教神学祛魅的过程中，作为神的对立面，都起到了推翻神学统治的作用。第三条进路从宏大叙事的角度对社会发展规律进行探究逐渐形成了社会学，现代社会学理论的研究也多基于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思想根源，或者也可以说，通过社会学研究可以窥见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思潮向人类社会生活的渗透。

 

一、主体意识觉醒的普及化是现代性的本质

现代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综合性概念，本文将主要从人的研究进路对茶文化的现代性进行分析，这不仅是因为茶文化与个体自然人的联系更加紧密，更是因为在这三种进路中，“人”才是现代性问题的根本。本人认为，人类个体作为主体的觉醒和自由发展是导致现代社会产生的更为根本的原因。传统社会的人大多是作为特定秩序下的共同体成员而存在，西方的共同体建立在宗教神学的观念体系之下，东方的共同体建立在家国体系之下。作为个体的人虽然性格不同，命运迥异，但在社会行为、价值取向等方面更多遵从于共同体框架的规范。而现代社会发端于更多个体开始摆脱传统观念和框架的束缚，寻求自身价值的实现，从而触发人类社会从大的共同体逐步分化出不同层级的共同体，并不断走向离散。现代化的过程正是无数个体在点燃自我、追寻自我的过程中相互影响、叠加、合力绽放的结果。当然，这其中必然存在个体的主体性觉醒与个体对群体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安全感的依赖之间的张力，正是这种张力，使得现代化过程呈现为由慢到快的加速过程，而非瞬间分化离散。

再来分析其他两种现代性的研究进路，不难发现，这两种进路的根源也可归因于人的主体性觉醒。在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理性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但理性并非现代性的本质。首先，虽然理性是“人”的普遍属性之一，然而在共同体中，并非所有个体都同时、同程度地拥有理性和自我觉醒的意志。因此，从第三人称角度看，整个社会总是呈现出“先觉觉后觉”的发展模式。不管在什么领域，总是先有人觉醒，然后一批志同道合之人跟随、聚集，形成新的共同体，再从中继续分化，形成更次一级，或者各种不同类型的共同体，不同类型和层级的共同体之间相互碰撞、重组、融合、再分化。从第一人称角度，这一过程伴随着不同个体的主体意识相互影响、感召，相继觉醒。其次，个体主体意识的觉醒也并非都是以理性为内核，尼采用生命意志颠覆理性的统治地位，海德格尔则继承和发扬了尼采的批判精神，从存在主义的角度对主体性和形而上学进行颠覆，寻求人的存在的价值和尊严。尼采和海德格尔对理性主义、形而上学和先验的思考方式进行了批判，因而常被那些把理性视为现代性本质特征的人视为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开创者。但本人认为，只要离开将理性视为现代性的前提假设，这个判断便不成立。吉登斯、哈贝马斯等也持相同看法。吉登斯认为的现代性表现为与传统的“断裂”，哈贝马斯则重新整合了合理性范式，将一元的、理性的、形而上学的“认识的范式”升级为多元的、以沟通为取向的“理解的范式”。

第三种进路大多是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角度进行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作为现代科学体系的分支学科多以理性、科学的面目呈现。号称社会学三驾马车之一的马克斯·韦伯就将理性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展开的则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宏大叙事；涂尔干更是采用实证主义的方法试图对社会进行本体论研究。但社会学的研究后期也呈现出对理性、形而上学、先验假设的批判，利奥塔对现代性元叙事进行批判与解构，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正是建立在对结构主义批判的吸收基础上，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理性也是基于多元话语体系的现实，可以看出在社会学等领域也同样经历着对现代性本质的追寻。

厘清现代性的本质，对于理解现代茶文化的种种现象是非常重要的。在茶文化现象中，何为现代？何为传统？现代茶文化起源于茶叶的机械化加工和生产。19世纪七十年代，威廉·麦克尔彻发明了CTC机，并率先投放于印度、爪哇、锡兰等英属、荷属殖民地的茶叶种植园，茶叶生产进入现代机械化时代。现代科技的介入似乎是理性对茶文化最大的影响，也的确使整个茶行业呈现出与传统相比明显的变异。至托马斯·立顿将现代商业营销模式带入茶行业，西方社会的茶文化呈现出与中国传统茶文化完全不同的全新的商品文化，但这是否意味着CTC茶就是现代茶文化，而手工茶就没有现代性？如果按照理性为现代性的根本属性的观点，恐怕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很多茶人也倾向于做这样的区分，认为存在现代茶文化和传统茶文化的分别甚至对立，出现现代茶和传统茶相互排斥，相互贬低的现象。殊不知，这也许只是我们对现代和传统的判断标准不合理。

本人曾在深圳茶阅世界参加过一个水的品鉴活动，主办方是一家专门做“唐煎宋点”的茶文化空间。这个活动非常有创意，主人提供了来自国内和国外不同品牌或水源地的六种水，通过品鉴六种水以及分别用这六种水泡同款茶的茶汤，进行对比和分辨，体会其中的细微差别，让品鉴者切身感受到水在茶汤冲制过程中的重要性。茶空间的主人热衷于中国传统茶文化的传播，她的活动形式却很新颖，她的水来自依云、圣碧涛、农夫山泉等国内外知名矿泉水品牌，以及当地的山泉水，她所采用的方式是线下参与和网络直播结合，她所传递的理念则是中国传统茶文化所推崇的对味觉敏锐度的训练。这样一个别开生面的活动，究竟该如何判断是属于传统茶文化还是现代茶文化呢？

即便是宣布“人已经‘死’了”的福柯也认为，无论是 “现代性”还是“后现代性”，其本质既不是理性、也不是意志，不能归结为任何形而上学的先验假设，而是某种时代精神，并具体表现为某种思想和行为方式。如果将作为个体的人的主体性觉醒作为现代性的精神实质，则即使是一个茶人在恢复“唐煎宋点”这些古代茶文化，或者在坚持传统手工制茶工艺的传承，亦或在研究禅茶文化，那么也不能说他们所做的事情不具有现代性。现代茶文化不应该将传统茶文化排除在外，传统本身就是现代的一部分，且正是因为一个主体在自主意识下选择了某种茶文化方式，这方式是与众不同的，是他自我生命的绽放，这便具有了一定的“现代性”。所以，现代性的评判关键并不在于某种茶文化方式是现代还是传统，而在于是否有更多的人觉醒了自我。这也不难解释，为何近些年现代茶的形式变化多样，创意层出不穷，正是因为很多人在茶文化中找到了自我。而看似对传统茶文化的研究和复兴，现象背后也是“现代性”催生的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并非选择支持传统茶文化就是站在了“现代性”的对立面，这种自觉选择的行为恰恰是“现代性”的结果和体现。

就具体事件而言，很难判定某种茶文化现象一定是传统的，或一定是现代的。就像中医，在过去很长时间都被认为是传统的医学，但近几年在西方却被追捧为时尚，特别是一些运动明星，常常带着拔火罐的痕迹出现在赛场上。而中医药也在现代科技的助力下，开发出多种新的生产方式。最为典型的案例，屠呦呦凭借青蒿素的提取获诺贝尔奖，她所在的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正是对中医药进行现代化科学研究的重镇，她成功提取青蒿素正是受到中医典籍的启发。如今，茶的现代化生产方式也有多种，科技对茶产业的加持远远不止各种制茶机器。例如，对茶的生物学研究发明了很多茶叶种植方面的新成果，例如如何去除病虫害，如何培育良种等。对茶的各种有效成分进行生物化学、医学方面的分析，开发了很多茶的新用途，例如用于药物生产、工业原料、食品添加等。对茶的有效成分进行提取，研制出很多新的茶产品，例如各种儿茶素、茶多酚制剂，各种茶饮料以及速溶茶等。虽然这些成果看上去都是现代茶文化，但现代茶技术最为领先的正是传统茶文化也比较发达的日本。相对来说，英美尽管最早发明了机械化制茶机器，却没有在现代茶的竞争中胜出，原因正在于他们的茶文化传统积淀不够。由此可见，现代社会已经无法将传统与理性、传统与现代彻底对立起来。

诚然，传统社会中也有个别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现代性则更关注这种个体觉醒现象的普遍化，以及越来越多的主体走向觉醒的同时相互影响、相互激荡产生的社会总体效应。雅斯贝尔斯提出了“轴心时代”的命题，认为公元前500年前后，人类社会的几大文明中相继出现了一批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精神导师，包括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犹太先知，古印度释加牟尼佛，古中国的孔子、老子等。这些古圣先贤属于极其个别的个体觉醒案例。而他们所提倡的文化精神经过两千年的传承、传播，到了公元1500年前后，世界各大文明也恰好同时出现了个体觉醒普遍化的趋势。这个时间节点，正是人类社会开始进入现代社会的阶段。个体觉醒的普遍化，在西方发端于文艺复兴，东方则表现为王阳明及其后学发起的平民“致良知、学圣贤”的运动，以及日本的明治维新。如果将科技和理性作为判定现代性的标准，则阳明心学完全不能算作“现代性事件”，但如果按个体意识的觉醒来判断，心学运动正是一场将圣人理想普遍化的个体意识觉醒运动。中国历史研究中一直有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就是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虽然导致了明末资产阶级萌芽，却没能使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因。以往的观点大多是从儒家思想文化对人的精神禁锢，政治的保守，外族的入侵等因素来考量。如果从现代性的角度，或许更根本的原因在于人的觉醒与解放。西方正是因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成功，带来平民阶层自由意志的觉醒，才催生了现代科技、自由市场，解放了生产力，出现了资产阶级。而处于同一时期的大明王朝，当皇权和假道学充斥的士大夫阶层对同样追求个体觉醒的阳明后学泰州学派进行打压的时候，就已经掐灭了中国走向个体觉醒、走向现代化的火苗。 

二、脱域性为现代茶文化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随着众多哲学家、社会学家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有关现代性的特点被揭示出来，例如现代性具有流动性、不确定性、矛盾性、离散性、结构性等，其中，脱域性是研究现代茶文化特别值得关注的特点。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提出了脱域理论，他认为，现代性产生的原因在于“断裂”。首先，是社会发展类型的断裂。“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2]，现代社会以极快的速度从传统社会中分离出来，其变化之剧烈、影响之广泛使得人们无法依靠以往的知识去理解它。其次，时间与空间的断裂。在以前的文明中，日常生活中的时间和地点总是联系在一起的，现代性则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日益实现时空分离，这是很多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模式产生的前提。所谓脱域，是指“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3]，成为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进行重组或再生产的社会行为模式。第三，信仰的断裂，在这里不做细说。可见，吉登斯的脱域理论是隶属于其现代社会结构化理论的重要环节。正因为抽象的社会关系能够从现有的时间和地域环境中脱离出来，又嵌入另一个陌生的时空条件中进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实现抽象系统的重新境域化，才使得现代性呈现出多样性和扩展性，也为个体觉醒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元素。

从个体第一人称角度，互联网、多媒体等信息技术的发展，让现代人能够比较轻松地获得各类关于茶的知识、信息、资源。不同时代和地域的茶文化都有其标志性的元素，现代人所处的时空场域使我们可以借助科技根据自己的喜好将不同的茶文化元素随心所欲地排列组合，形成创新。这一便利条件使得现代茶文化成为年轻、时尚的创意新领域。从近些年的流行语中，就能感受到现代人的这一典型特点，比如跨界、破壁、融媒体。相关例子也随处可见，以喜茶、奈雪的茶、蜜雪冰城等为代表的现代茶饮品牌风靡城市的大街小巷，就是将现代时尚的空间艺术、西方连锁咖啡吧的营销模式、台湾珍珠奶茶的调配原理，以及能够吸引年轻人的颜色、口味、包装等因素结合起来，实现一种跨界碰撞的新鲜感。

说到跨界，不仅是茶文化元素之间的跨界，更涉及茶文化与各类文化的破壁融合。比如，有些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实现融合，比如道茶、禅茶，以茶道来悟道修心，这是典型的与底层文化的融合；有些是将茶道和香道、花道、古琴进行融合，这是与中层文化的融合；还有的是与表层文化融合，比如汉服、茶点、美食。我曾经在一个做少儿茶道培训的茶文化机构，看到主办方给来参加培训的孩子们统一着汉服，举手投足间尽显中华传统文化的优雅端庄。还有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某茶店主人举办的一次别出心裁的活动，她邀请一些客户参加茶道培训，同时为大家换上汉服，并请来专业摄影团队为大家拍照。在这样一个活动中，嘉宾们既欣赏到唯美的传统茶文化的空间艺术，又学习了茶道的基本知识、体验了茶道的宁静清雅，还收获了自我的满足和难忘的回忆，可谓是将跨界做到了恰到好处、相得益彰。

还有很多创意茶馆、茶店连锁等，在设计上下足了功夫，有的用各种精美而有设计感的茶具、茶器吸引顾客；有的将炭火铁壶、砂铫等稀有的物件搬来煮清泉水；有的用玻璃试管一样的化学器皿，用蒸馏或萃取等充满科技感的方式泡茶；有的用调酒的方式，将茶装进扁圆形状的玻璃瓶中，用高脚杯加冰块，调制成威士忌或鸡尾酒的样子；还有的把各种茶装进像中药铺一样满墙的小抽屉中现场称售。总之，极尽博人眼球之能事。而这类茶叶店很容易受到年轻人的追捧，成为网红打卡店。

脱域借助现代科技成果，也让各年代、各地域的茶文化形态实现了跨时空扩展。这类现象在自称传统茶文化传承者的人群中比较多见。比如上文提到的茶阅世界中做唐煎宋点的茶空间，就是将唐代煎茶法和宋代点茶法的相关元素在现代这个时空域进行呈现。当然，这首先要建立在现代人对古代煎茶和点茶文化有足够的了解的基础上，这方面离不开当代学者对历史、古籍进行考古、发掘，再将研究成果通过现代的各种传播渠道传递给对此感兴趣的茶文化爱好者，由他们在各自的空间、生活中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除了依靠学者对古籍的挖掘和考古的发现，对现存的古老习俗、传统工艺的继承和创新也是茶文化脱域扩展的重要来源。最常见的莫过于对古老的手工制茶工艺的发掘和传承，新中国成立之后，很多在战乱中几近绝迹的茶品种和制作方法得以复活。比如，恩施玉露蒸青绿茶工艺、祁门红茶制作工艺、太平猴魁茶文化系统等，都被陆续列入农业文化遗产名录。除了学术界和政府主导的文化遗产抢救工作，还有很多是茶人自发从事古老习俗传承保护工作，例如，本人在自媒体平台上了解到在上海有一家名为“云南火塘烤茶”的茶空间，就是将云南少数民族的火塘烤茶的古老习俗搬到上海这个时尚之都。由于本人曾经在云南考察的时候亲眼见过当地村民的火塘烤茶，对比之下，上海的这家火塘烤茶的确是将云南少数民族自家院中的火塘的形制复制过去，但是在选材、卫生和舒适度上还是考虑到都市人的接受程度做了些优化，要比实际的火塘干净、整洁，更有文艺氛围。

脱域机制的运行还促进了全球茶文化的发展，如今各民族各文化人群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相互学习，加速了茶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从19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随着中国茶叶出口下滑，世界茶的主流市场开始被西方国家殖民地化、工业化的茶产业占据，西方世界人们的品茶口味也被工业化生产的CTC茶的浓烈气味所钝化，很少能够喝到味道丰富细腻的中国茶，中国茶全面退出了国际市场。但近些年，地理条件非常优越的茶叶产地，也开始向日本、台湾，以及中国学习高品质的手工茶的制作方法，最为典型是印度的大吉岭茶，还有斯里兰卡、爪哇也陆续出现了高端手工茶，甚至以原料茶著称的茶叶出口大国肯尼亚，也在积极引进高端茶的制茶技术。高端茶这一小众消费市场正在不断扩大。

综上所述，如果按照唯物史观，现代性是生产力发展产生的结果；如果按照实践论的观点，现代性则是以人为主体的社会实践的结果。这两种观点本不矛盾，特别是在茶文化的脱域性中更能明显地折射出二者的融合，如果没有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则不会产生关于茶的各种现代知识，包括茶的成分、功效的知识，新的茶叶种植和制作方法等，人们也不能如此方便地分享各类茶知识；如果没有人的主体性，则不能诞生出如此丰富多彩、融合古今、贯通中西的现代茶文化。茶文化是人的文化，现代茶文化则是现代社会人的文化，因此茶文化的现代性本质上仍然是人的现代性。 

 三、矛盾性是现代茶文化的发展逻辑

人既是现代社会的始作俑者，又受到现代性的影响和宰制。现代性的另一大主要特征就是矛盾性。事实上，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并不是现代社会的专利，但是由于现代社会各方面的变化加快，导致矛盾性更加复杂和突出，矛盾的程度也有所加剧。如果从本文的根本观点出发，现代性是人作为个体的主体性觉醒，以及这种觉醒现象的普及化产生的结果，而茶文化是人的文化，那么分析茶文化的现代性，也应从现代人的矛盾性入手。

从上文的分析中可知，现代人的矛盾性体现在主体追求个性解放与群体认同这两种矛盾的需求之中，正是这种张力一定程度上控制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使之呈现一种从相对固态到流动的液态的变化过程。齐格蒙特·鲍曼提出的流动的现代性理论正是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当前现代性的本质特征，就是液态性、流动性和生存的不确定性”[4]。追求自我的解放和自我实现是人的本能，而为何追求群体认同也是人的必然需求呢？这关乎另外一对矛盾：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对于确定性的规律、事物，人会将其纳入自我意识当中，成为自我的一部分，但对于不确定的事物，人会有所恐惧，为了寻求安全感，本能寻求共同体的庇护，或者与共同体风险共担。保险行业的诞生运用的就是这一原理，借助共同体的力量去对抗个体面临的不确定性。

事实上，流动性与固定性，不确定性与确定性是相对而生的，二者之间存在一种辩证关系。鲍曼从社会学的角度如此解释，我们境况的“流动性”首先是由“解除规制”（即公共机构做为完成任务的工具的能力不足、缺位与软弱）和“多中心主义”引起的，“在‘流动性’的状况下，一切都有可能发生，但一切又都不能充满自信与确定性地去应对。这样就导致了不确定性，同时还导致了无知感、无力感以及一种难以捉摸和四处弥散的、难以确认和定位的担忧，一种没有靠山却绝望地寻找靠山的担忧”[5]。为了摆脱这种局面，又需要赋予政治以能力，实现人们想要的“重新固定化”。流动性和固定化，一对看似矛盾对立的性质，却在鲍曼的描述下完成了一次辩证的发展过程。这种模式经常会出现在系统中矛盾对立的双方运动转化的过程中，老子将其概括为“反者道之动”。

从现代茶文化中就可以看出现代人所抱有的这种矛盾心态。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现代茶文化创意出现，一方面固然是商业价值的驱使，但究其根本是因为现代创意茶文化既满足了人认识自我、解放自我、彰显自我、实现自我的欲望，又能够满足寻找群体认同和共同体庇护的需要。无论是自己因为自己的创意表达吸引到志同道合者，还是寻找到一家与自己趣味相投的、让自己舒服自在的茶空间放松片刻，亦或是仅仅为了彰显自己的时尚，来到网红茶店打卡，都将因自身矛盾性的双重满足，而获得暂时的平静和喜悦。

鲍曼把现代性社会的基本状况总结为三点，第一是消费者社会。“消费者取代生产者成为当代社会居民的基本身份”[6]。第二是个体化。是指社会成员个体成为社会责任的承担者，同时全球化使得个体权力超出民族国家的框架，个体不仅是民族国家的公民，更是地球公民。第三是道德的无伦理性。表现为道德的无根化和文化的多元化。这三个特征带来的后果也有三个方面，不平等的加剧、人际关系的破败、普遍的恐惧和不安。鲍曼认为造成世界的流动性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的分化和疏离，个体越是追求“个体化”“私人化”的生活策略，社会系统就越是变得混乱和不确定，世界就越呈现出“异己”“异化”的一面。鲍曼给出的解决的方案是：一方面要靠个体唤醒道德，另一方面要改造个体的社会环境，使之适宜道德生长和人类团结。

茶文化恰好对现代人所面临的种种境遇和心态有一定的疗愈作用，这正是现代茶文化的价值所在。从茶本身的功效来说，了解一些茶化学知识的人都知道，茶中含有的茶多酚、咖啡因等对人的神经和大脑有镇静作用的成分，从生理上起到一定程度的消除恐惧不安的作用。而人的不平等加剧、人际关系破败所带来的焦虑正是茶文化的社交功能可以进行抚慰的。由此看来，现代茶文化的复苏和崛起，并非无风起浪，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人性需求的。

如何解决现代性中的矛盾同样是牵动哲学家们的关键问题。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的根源虽来自个体，但解决的途径却是个体间性。哈贝马斯提出用交往理性来解决现代性在概念、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上的各种矛盾。通过交往理性，可以把个体的主体性与处于关系中的主体的社会性联系起来，即把对个体自我觉醒的需求与对群体认同的需求结合起来。知识不再是确定性的真理，而是人与人交往的中介和共识。所谓交往理性即互动主体以互相承认有效性作为交往的取向。交往理性的“标准在于直接或间接兑现命题真实性、规范正确性、主观真诚性以及审美和谐性等有效性要求所使用的论证程序”[7]。交往理性强调的是一种“非强制性的一体化力量和共识力量”[8]，参与者在建立具有合理性的共识的过程中，克服了最初的主观观念的有限性，进而形成一种去中心化的世界观。

根据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现代茶人应以一种交往理性进行交流，放下对立和偏见，以多元文化为前提，以了解对方、达成共识为目的展开交往，从而在实践中实现合理性的统一。不仅是茶人，在其他交往领域，也可以发挥茶文化的交往功能，促成其他领域的交往理性的发展。例如，习主席特别推崇的茶文化外交，以茶为媒，与多国领袖、使者进行交往，传递多元文化的理念和达成共识的意愿。大到国家政治领域，国际关系领域，小到日常经济生活领域，甚至家庭生活场域，茶文化都可以发挥其交往功能。特别是国家严令禁止公款吃喝之后，饮茶文化在中国社会大有取代餐桌文化、酒席文化成为人们沟通感情、商务交往的首要选择。现在，人们喝茶谈事的风尚渐渐兴起，对茶、茶具和茶文化的需求都在增加，这是正在发生的事实。我们同样可以期待未来茶在家庭生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现代家庭由于电子产品的普及，出现家庭关系冷漠、亲情淡薄、邻里陌生等现象，假设大家饭后聚在一起，能够放下手机，ipad和电脑，一起泡茶、品茶，乃至体会点茶的快乐，一定会增进亲情、沟通信息、交换观点，很多家庭问题也会销声遁形。

其次，交往理性把现实生活世界与实践理性结合在一起，打通了内在世界与生活世界、先验与经验之间的关系。“在交往行为中，生活世界的背景知识也要不断接受全面的检验”[9]。通过以相互理解为目的的交往活动，“具体的生活方式取代了同一性的先验意识”[10]。在交往过程中，理性与各种传统、实践和经验保持紧密联系，而这种联系是以对文化的理解、对集体的直觉和对社会化个体的认知潜能作为中介的。最后，交往理性是一切生活方式再生产的基础，也是生活世界走向合理化的关键。特殊的生活方式通过各种现代网络建立起相互联系，从中展示出属于一切生活世界的共同结构，特殊的生活方式通过交往理性获得了再生产，而这些普遍的结构能否在分化的历史进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交往理性潜能得以成功释放的关键。

现代茶文化正是通过茶文化实践活动将理性与现实世界、内在世界与生活世界结合起来的途径之一。正如上文所说，通过现代性的脱域性，个体可以将自我的内在世界与生活世界结合起来，通过茶文化的创新达到个体内在世界的实现。即使由于脱域机制带来的方便条件，现代茶文化创意的井喷式发展也不会成为常态，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也会不断的迭代，任何茶文化创意都要经历生活世界的检验，接受集体的检验，最终大浪淘沙，优胜劣汰。任何茶文化在交往中都有获得再生产的机会，并且通过再生产，交往理性得以实现。因为，人们在交往过程中，在结构的再生产中，文化当中的共性成分必然得到强化，通过不断的交往，共同结构会彼此叠加，因而会在历史进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因此，鼓励不同形式的茶文化多创新、多交往，必然会导向更具合理性的选择。另外，交往理性以多元文化为基础，任何单一的、偏激的、封闭的思想理念都与现代性格格不入，这是现代茶文化发展应该格外关注的。 

四、结语

透过以上对现代性的分析，我们可以为现代茶文化的发展理清一个基本的脉络：现代茶文化应该关注现代人在现代社会中的一些特有现象，对症下药。首先，根据现代人实现自我的需求，茶文化拥有丰富的历史和传播范围，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地域文化赋予茶文化巨大的创意空间，再加上与茶相关的茶器具、茶空间、茶制作、茶诗文等相关领域，茶为人提供了一个丰富而且门槛不算很高的创意领域。因此现代茶文化必然具有创意为王的特点。其次，现代人具有很强烈的群体认同的需求，茶文化的社交功能正是解决这一痛点的良药。现代茶文化从业人员应该多多挖掘茶的社交功能，社交功能实现得越好，越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第三，把握和利用好现代性的脱域性，做好茶文化与各个领域、各个时空场境、各种文化样式的融合，也就是不同文化结构的再生产。这方面的发展空间也相当广阔，例如，历史上的禅茶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将佛教的文化结构在茶事时空场境中进行再生产，不仅使得佛教文化得以落地，也使得茶文化得到升华，从日常饮品上升到对人生的哲学思考、乃至修行解脱的高度。

对茶文化的现代性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尽管现代茶文化处于一个看似繁荣的景象当中，但其中不免存在重复建设、抄袭模仿，而现代茶文化真正的发展方向也许还在迷雾之中，尚未清晰可见。作为现代茶人，放下对立，抱着交往理性的诚恳和实现共识的态度，或许才是未来茶文化发展的希望。现代茶文化还远没有完全发挥出他的潜力，现代茶文化仍大有可为。

  

[1] 李萍.公民道德新论: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公民道德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22.

[2]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11:4.

[3]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11:18.

[4] 许小委.不确定世界中人的生存:论鲍曼之“流动的现代性”[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3.

[5] (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12.

[6] 许小委.不确定世界中人的生存:论鲍曼之“流动的现代性”[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13.

[7] (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366.

[8] (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367.

[9] (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373.

[10] (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