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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萍:“第四届茶文化高峰论坛预备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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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7年8月8日下午,为了顺利举办第四届茶文化高峰讨论,普洱市委与中华文化院联合在京举办了“第四届茶文化高峰论坛预备会”,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所长李萍教授作为学者代表受邀参会,并做了主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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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于20165月受邀参加了贵院在浙江宁波举办的第三届茶文化论坛,全程参加了全部活动项目。那次论坛参加者众,代表面广,举办的活动类型丰富,看得出主办方做了充足的准备,多数与会者的反响还是非常良好的。

就我所知,“茶文化论坛”每年都会在各地多次举办,近些年来,本人受邀参加过多场,有如下一些纯属个人性的感受,未必合适,说出来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教。第一,“茶文化论坛”上发言者自说自话,参会者之间缺少思想碰撞、观点交锋,整个论坛下来很难得出共识性成果。第二,“茶文化论坛”多设定了太宏大的主题,论坛主题通常政治性多于思想性,宣传性高于理论性。前几年跟风科学发展、和谐社会,这几年追捧中国梦,近两年热炒“一带一路”。其实,这些话题已经成为了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或国家行政决策,本身不是有争议的学术问题,没有多少讨论的空间,作为“茶文化论坛”的主题也许并不合适。第三,相对而言,高校举办的“茶文化论坛”学术性略强,政府或行业协会举办的则场面很大,触及的学术问题不深。第四,“茶文化论坛”后正式出版的论文集中的论文水平参差不齐,未能起到总结之前的成果、引领今后茶文化研究的作用。

针对上述不足,关于如何通过茶文化论坛达到预期的目的、取得理想的效果之问题,我个人做了如下思考。首先,要做减法。要尽可能集中谈茶文化直接相关的话题,间接相关、关联不大的话题都可以去掉,聚焦才能产生有深度的理论成果。其次,要正视当代中国茶文化的现实问题。学术讨论是为了给现实把脉,更主要的是为了走出理论困境、回答制约理论发展的难题,回避现实问题式的闭门造车,其实暴露了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再次,要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思想的积淀和理论的成熟。就像一杯好茶要具备诸多条件,茶树的栽培、茶叶的加工、茶器的选择、茶境的布置等等,一样都不能少,但每一样都要花费不菲的时间和精力。“茶文化论坛”要做出品牌和知名度,不是短时间内一蹴即就的,靠请几位大腕、大咖捧场、站台也难以持久,最终仍然要落实到思想交锋、学术讨论、理论建构上。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虽然需要与茶企业的交流、与茶商业的往来、与茶行业行政部门的沟通,但都不能替代独立的学术研究和必不可少的理论建树。这个道理不难明白,难的是始终贯彻在行动上,这大概也是中国古人感叹知易行难之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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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学术研究、理论建树非常重要,学者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变得十分重要了。然而,中国茶文化方面的专业学者既不多也不强,一方面中国茶文化的现代复兴不过是近三十余年的事情,曾经断裂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茶文化研究的学统已经不存,道统也枯竭断流。中国茶文化研究百废待兴,远未成熟。另一方面茶文化是个跨学科的领域,包括了自然科学的茶学、植物学、营养学等,还有社会科学的商学、管理学、经济学、民俗学等,以及人文学科的历史学、文学、哲学、宗教等等。在专业知识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一个人很难全面掌握上述各个学科的知识,更遑论做出综合性创新研究,因此,中国茶文化界的研究队伍还未达到满足人们对专家、学者的殷切期待之程度。

当下的中国茶文化并非铁板一块,有多种类型,至少存在这样三种类型:一种是商业式茶文化,如一些茶企业、茶叶交易中心、茶行业协会等推出的茶艺表演、茶艺师培训等都带有一定的商业色彩。另一种是行政式茶文化,主要由地方政府主推,为了振兴地方经济,对地方茶文化的历史和各类茶俗进行挖掘、加工,其中存在一些随意附会的内容。再有一种是学院式茶文化,如一些农业大学、农科所、综合性大学开设的茶文化课程、撰写的茶文化书籍等,试图去伪存真,做出有价值的学术研究。三种类型的茶文化并不是排他式的对立关系,如果首先确立起尊重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理论讨论的科学性这样的前提,商业式茶文化和行政式茶文化都可以融入到学院式茶文化之中,作为茶文化的分支而出现。可见,这三者的关系有主次之分,不可本末倒置。

学术、理论或思想对个人而言可以构成其人文素养的一部分,但对社会来说则构成了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茶文化既不像茶学那样可以提供直接的科学知识,也不像茶经营学那样提供茶馆管理、员工培训、业务推广等多方面的技巧,茶文化不是茶行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充分条件,却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无论是茶文化研究人员还是茶行业从业者,都应当对茶文化保持足够的敬意。但茶文化研究人员却不可沾沾自喜,相反,要保持学人的谨慎和文化人的涵养,从各自的专长出发,去梳理一个个概念,去回答一个个理论问题,中国茶文化的理论大厦正需要每位茶文化研究者用可信的材料、可靠的推理一砖一瓦式地逐渐搭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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