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独步世界的中国茶业，历经鸦片战争后短期的迅猛发展后，竟然在印度、锡兰、日本等洋茶的强力竞争下迅速走向衰败，到19世纪80年代后期“已成江河日下之势”。严峻的形势致使社会舆论一片大哗，社会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强烈要求振兴中国茶业。茶业振兴的根本方向无疑在于创新制度。清政府时的户部也认为：“茶务如何，探其本则在讲求采制，握其要则在核减厘捐而已”。（《户部议复奏整顿茶务折》，《知新报》，澳门基金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593—594）近代中国茶叶外贸衰落的振兴茶业思潮有其具体的行动，学者已有论述。围绕振兴茶业的社会思潮，落实到具体行动上，主要表现在三大方面。

 

 

 

（1）改良茶叶采制。主要包括普及相关知识、派员出国学习、制定改良章程等。普及种制知识的阵地主要有《农学报》、《时务报》、《湘报》、《申报》、《强学报》、《知新报》、《东方杂志》等报纸、杂志。派员出国学习，主要有1905年两江总督周馥派江苏候补道台郑世璜率团考察印度、锡兰茶业和烟土税则。这次考察历时4个多月，郑世璜回国后向两江总督呈上了详细考察报告。报告力陈我国茶业必须改革，对印度、锡兰的茶业作了具体而详细的介绍，为学习外国经验，改良中国茶叶采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正由于此考察开了学习考察茶业之先河，民国初年又有三批赴日本学习考察茶学的行动，分别是1914年浙江的吴觉农和葛敬应，1920年安徽的胡浩川、方翰周、汪轶群、陈鉴鹏，1924年安徽的陈序鹏。制定改良章程的努力起于清末，发展于民国初年。1905年8月，清政府商部制订了《改良茶业章程》，札行各商会。该章程由茶树、土地、勤力、肥料、防寒、采摘、焙制、洁净8个部分组成，包括茶树栽培管理、土壤培护耕作、肥料施用、茶叶采摘及焙制技术等内容，由各商会刊发茶户实施。（《商部劄行各商会改良茶业章程》，《东方杂志》第3卷第8期，光绪三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这一章程的制订、实施对茶叶种植、采制加工等方面的技术改进，起到了一定作用。

 

 

（2）设立公司制茶。这是振兴茶业的重头戏。这里面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键因素，即设立改良公司，采用机器制茶。在当时许多人看来，这是降低成本，提高茶质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残酷的现实告诉人们，打败近代中国茶业的洋茶完全有别于中国传统茶业，它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茶叶种植集约化，组织形式公司化，生产过程机械化，这三位一体的先进生产模式，决定了这种茶业具有劳动生产率高、生产成本低、茶叶品质好的突出优点。（陶德臣：《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中印茶业比较研究》，《中国农史》1999（01）、《历史时期中印茶业交流研究》，《饮食文化研究》2006（02））洋茶对中国传统茶业的优势，说到底“就是制造商（工业家）对手工业者的优势”，在国际茶叶市场打倒中国传统茶业的，“正是这些拥有充足资本、改良的机器及专家监督的大茶园”。（North  China  Herald，1887年10月27日，第446页）中国茶业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他们缺乏改进生产方法需要的智慧和资本”，（中国旧海关史料）编辑委员会：《中国旧海关史料》第10册，京华出版社，2001：565）必然带来劳动生产率低、生产成本高、茶叶品质差等弊病，这就决定了传统中国茶业“是不能希望和它们（外国茶业——引者注）竞争的”。

 

 

实际操作过程中，将种植、制茶有机融为一体，实行机器制茶的公司并不多见。19世纪90年代后，一般的机器制茶公司逐渐增多，官方、民间两种力量涉及设立机器制茶公司的地点主要有福建福州、浙江温州、湖北汉口、安徽皖南等地。1896年成立的福州焙茶公司拥有自己的茶园，资本总额179556元，采用机器生产，所制“茶叶非常漂亮”，“足以显示使用机器会得到多么奇妙的结果”，只是“规模还很有限”。设立公司、采用机器制茶走在全国前列的汉口，与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大力倡导、坚定支持密不可分。他在《札江汉关税务司筹兴茶务》中认为，挽回利源的根本之策“惟是栽种必明化学，焙制又须机器，非合各富商之力，纠股设厂，延请洋人督率教导，未克奏功”。他十分信任江汉关税务司穆和德，并委任穆和德负责此事。穆和德在湖北茶产区成立了一家制茶公司，进行机器生产试验。1899年，张之洞又下文《札江汉关道劝谕华商购机制茶》，“劝令华商集股，仿照外洋烘制之法，购机试办” 。（《湖广总督张饬商务局申劝茶商购机制茶札》，《农学报》第78期，光绪二十五年七月下）以上各地所设机器制茶公司主要集中于生产领域。1915年，江西出现了集种植、制造于一体的宁茶振植有限公司，资本金白银13万两，拥有茶园1595亩，设备包括蒸汽机、煤油引擎各1部，揉茶机15部，抖筛机4部，龙筛机3部，切茶机1部，风茶机2部，八角筒2部，装箱机1部，现代化水平较高。1918年，江西袁州出现了有茶园数千英亩一家机器制茶公司中国茶业公司。（《中国茶业之改良》，罗罗译《远东时报》，载《东方杂志》第15卷第5期，民国 7年5月）

 

 

建立在公司制基础上的制茶公司，尤其是机器制茶公司具有标志性意义。这种新型企业组织和生产模式，与印度、锡兰等地所实行的资本主义茶叶组织经营制度具有相当的趋同性，这不但是学习印度、锡兰等世界资本主义先进茶业的结果，也为新中国后成立国营及集体茶园、改革开放后中国茶业走上公司制奠定了历史基础，积累了历史经验。

 

 

（3）减免茶叶关税。鸦片战争后到19世纪90年代前，中国茶叶出口关税是每担银2.5两，子口半税每担1.25两。这一税率相对于“印度、锡兰之茶，其出口税全免完纳。日本则每百斤不过完洋一圆”，（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中华书局，1962：309）当然是沉重的负担。况且茶叶出口价值不断下跌，税负的相对比重则更高。这是中国茶叶外销缺乏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原因，一直引起茶商强烈不满，因而纷纷要求减免税负。在各种压力下，清政府于1902年将茶叶出口正税改为每担1.25两。这一措施虽缓解了压力，但无奈此时中国茶叶外销已严重不振。1919年，茶叶出口关税完全废除，但苛捐杂税依然存在，厘金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结束征收。

 

 

此外，振兴茶业的行动还包括加强茶叶检验，控制伪劣茶叶；组织直接外销，拓宽茶叶销路；设立茶务学堂，开展茶业试验；组织参加博览，加强宣传交流等。在此不再多加详述。

 

总的来看，清末民初多种形式的茶业振兴活动对改良茶叶采制技术、提高茶叶质量、恢复茶区生机、推进茶业近代化、增强茶业竞争力，起到了某些积极作用。这种作用不但延缓了中国茶业衰落的速度，甚至还使有些植茶业衰落的地区出现了某些转机。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中国茶叶外销衰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它虽使中国茶业整体上走向不可避免的萧条，但又刺激中国传统茶业开始向近代茶业艰难转移。这种曲折中的发展，为现代中国茶业进步积累了必要条件，提供了动力源泉，是当代中国茶叶外销再次跃居世界前列的历史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