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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萍:中国茶道的历史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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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通常将陆羽视为中国茶道的第一人,但从留存下来的《茶经》看,陆羽论述的重心是茶而非道。与陆羽同时代的封演曾有过如下评论,“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茶经》主要谈的是如何像样地喝一杯好茶。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封演对当时的饮茶习俗并未给出正面的评价,他说到,“此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中华书局,2005:51、52)虽然封演有关当时的饮茶盛事的叙述有不恭敬的成分,但显然还是反映了饮茶迟至盛唐中期仍未成为登堂入室的雅事,最多只是不入流的雕虫小技。

 

      宋代是众多中国式文化形式全面铺陈并达到顶盛的时期,在饮茶方面,宋代盛行的是点茶法,一改唐代解渴式粗放豪饮的煎茶法。点茶法是将茶饼碾成细末,置茶盏中,先注少量沸水调成膏状,继之量茶多少倒入沸水,边注沸水边用茶筅击拂茶盏中的茶汤,使之产生泡沫后饮用,即细嚼慢啜式的品饮。宋代饮茶不再加香料、盐等其他味重之物,单纯的茶汤之原味得到突出,而且喝的过程也被延长了,重要的是,唐代茶饮的表演性、仪式化的比重有所下降,开始强调煮茶者(茶主)和饮茶者(茶客)之间的互动,他们共同深切参与到品茶这一活动之中,所以,斗茶的出现才有了可能。往茶盏注水,并用茶筅击拂,在茶汤表面上就会形成各种造型、图案,互相比试造型、图案的奇特、持续时间等就成为所谓斗茶了。斗茶成为宋代盛极一时的生活情趣,甚至是文人间经久不衰的乐事。茶盏的小世界却因茶汤面上图案的千变万化印现出世间的千姿百态,斗茶时饮者相互唱和,因茶而发问内心不断自省,并由此反观世界,力图达到物我两忘的超然境界,茶—人—思三者高度合一:人在茶中,人因茶生思,思的对象关联茶,茶须臾不离人。由茶悟道,将道注入饮茶、品茶之中,这被视为一种独特的修为、静养,饮茶活动开始独立出“柴米油盐酱醋”,与“棋琴书画诗酒”并列成为了中国文人的素养,饮茶品茗中的赏玩、体验、觉悟,这就是中国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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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宋代提出的茶道属于主理派,那么,明代的茶道则是自然派大行其事。无论是“吴门四家”还是“扬州八怪”,都追求寄茶道于自然物象之中,如梅清茶心、雪洁茶清、竹幽茶韵等等备受推崇,梅、竹、松、雪都是饮茶的雅君子,明代的士大夫们无一例外都强调了茶与其他具有自然性风雅情趣的关联物的配合,在相互匹配中茶缺一不可又不可独占。明代文人追求的是茶道与自然共通的隐逸、野趣,饮茶时饮者将自身融化在周遭环境之中,悟茶道的同时就是在欣赏旷野、松风、清泉、竹海、梅林之幽情。明代文人改写了宋代学者力主以茶为本的茶道构建尝试,茶依托同类同种的它物而共存,并将之合二为一,这成为茶道的寄物说道方式,这可以说是明代茶道的主流。(参见拙文“论中国茶道对儒家自然观的扬弃”,《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16(01))

 

      宋代和明代分别提出的茶道学说不仅构成了中国茶道的主要流派,而且也提供了中国茶道的基本样态,以后的茶道再未取得突破性革新。从字义上说,茶道意指基于茶自身的性质而淬炼出的精神世界。茶自身的性质首先是它的自然属性和对人身心的益处,在此之上关于茶所展开的情感投射和意识升华才进入到人所创造出的精神世界。茶道正是以茶为载体在品茗中以茶说事、以茶喻理、以茶论道。

 

      在此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茶道与其他完全脱离实物的形上大道(如人道、政道、神道等)确实有所不同。茶道是在品茶过程中体验到的以及品茶后所回味出来的,因此,茶道有“即物性”,它与茶性(茶的种类和品质)、饮茶时节(季节和时辰)、饮茶环境(茶室布局和装饰)、饮茶同人(同伴和对饮者)等等因素都有关,好茶、美景、知己是体悟茶道不可或缺的要素,好茶的口腹之愉、美景的怡情之真、知己的交心之乐,共同促成了茶道体验。因此,中国茶道是一种生活之道,是不离实物的世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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