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2022级博士生。再次感谢作者的支持！

郑宁

摘  要：如何书写“茶”的历史，是茶文化学者共同面临的课题。荷兰学者德瑞姆著作《茶：一片树叶的传说与历史》中译本的出版，为思考此课题提供了新的输入和挑战。本文的前两节首先讨论了该书在资料运用、结构规划和核心话题论述等方面的理论意义，即如何发掘传统茶文化叙事的全球史价值。第三、四节则借助人类学、社会学的概念工具，结合安溪的田野民族志资料，尝试延伸德瑞姆的思路，讨论中国茶产业的发展经验在应对人类世全球危机、践行命运共同体上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德瑞姆；中华茶道；全球史观；可持续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引言：一部野心勃勃的“大书”

乔治·范·德瑞姆（George van Driem）教授的著作《茶：一片树叶的传说与历史》（The Tale of Tea: A 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Tea from Prehistoric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是西方茶研究领域难得一见的“大书”，2019年正式出版。经过中国人民大学李萍教授团队的努力，中译本在四年后得以付梓并引发广泛关注，先后被被社科文献出版社、《文汇报》、《中华读书报》等专业机构列为“甲骨文”系列年度重点图书、年度推荐好书。在直播、短视频等Z世代娱乐方式爆火的当下，一部八百多页的厚重纸质书能得到如此关注，实属罕见。

该书的成功，既得益于中文读者对“茶”的天然亲近感，也离不开作者德瑞姆的丰厚学识和精彩写作。国人好茶，已近乎本能，魏源形象地概括为“民不可一日无盐，亦不可一日无茶”。[①]可以说，中国人的一辈子有无数瞬间都有茶的陪伴，它是“开门七件事”的关键一环，是见证白头相守的盟约，亲友团圆的幸福，乃至在渡亡仪式上表达慎终追远的肃穆和不舍。结果是，为满足如此庞大的消费需求，中国发展出了完备的产业体系，除极个别时段外，自古至今始终保持着全球领先的原茶供给能力，2022年更占到世界总产量的47%，稳居首位。[②]随之而来的，是“起于唐，盛于宋”、如星汉般灿烂的茶文化传统。早在“茶称瑞草魁”（杜牧诗句）的唐代，陆羽已写成千古名篇《茶经》，引发后世文人骚客竞相效仿，到宋代则高峰不断，如蔡襄的《茶录》、宋子安的《东溪试茶录》、熊蕃的《宣和北苑贡茶录》等名篇应运而生，宋徽宗更以九五之尊写就《大观茶论》，为茶打上“清、和、澹、净”的中国印记。可见，正是在发达物质生产力和丰富精神文化的共同滋养下，中国的茶文化绵延千年而不绝，始终让国人心生亲近进而学习之、向往之，无怪乎当代著名茶学家、教育家、“一代茶宗”陈椽先生在《茶叶通史》会说自己“初学茶学，就向往史篇，有志于‘三言两语’，聚沙成塔。”[③]

在这种本能作用下，自陆羽著书开始，历代茶书层出不穷，现代更是出现了诸如《茶业通史》（陈椽著）《茶史茶典》（朱小明著）《中国茶史散论》（庄晚芳著）《茶史初探》（朱自振著）等经典作品，国外学界则首推威廉·乌克斯（William H. Ukers）的《茶叶全书》（All About Tea），与茶有关的史料汇编、断代史、科技史著作更是不胜枚举。这些作品材料之完备、考据之精细，极大地拓宽了学界对于茶的认识。以《茶业通史》为例，全书涉及茶的起源、生产演变、中国历代茶叶产量变化、制茶技术发展和传播、茶业政策、国内外贸易、中国茶业今昔对比，共15章49个专题超43万字。《茶叶全书》中译本则有历史、技术、科学、商业、社会、艺术等6篇52章，插图170余幅，并附有公元前2737年至公元1837年的茶叶年表。有上述珠玉在前，之后的学者若是不能有所突破，难免会陷入木渎在后的窘境。以至于，在1935年英文版《茶叶全书》出版后，国外学界已多年没有大部头的茶史专著出现。

由此，不难想象德瑞姆教授写作时所需要克服的挑战之大、野心之大。为此，他充分利用自己在符号学和语言进化领域的专长，别开生面地引入了更多的研究素材和资料，从而引发了诸多有益的讨论。与许多茶史著作开篇追溯神话传说不同，本书第一章从人种语言学切入，对喜马拉雅山东麓地区诸语系中与“茶”有关的表述，进行语音、词根的考证。其基本发现是，早在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出现之前，使用腌制茶叶这一古老习俗就已普遍存在于原始茶的核心地区。[④]换言之，在原始时期的核心地区，人类普遍存在着对茶叶的偏好，证据是它在各地有着独立的语言学源头。这一发现对习惯于“神农尝百草”故事的读者来说，无疑是具有冲击力的，也为我们从更广阔视野上思考茶如何进入人类饮食体系补充了重要线索，即作者提到的“拨开时间迷雾，寻踪原始茶”。[4]18在论证中国之于“茶”的特殊地位时，他再次运用了语言学的相关材料。如从第五章开始，他通过巴尔德乌斯等人的出版资料，追溯了闽南语是如何取代日语、并逐步从荷兰语的“thee”变为“tee”“te”最终定型为英语的“tea”。单词背后的时尚变化、国家利益纠葛，瞬间跃然纸上，十分耐人寻味。

可以说，语言学材料和技术的应用，以及美国新茶党等个案的引入，使得该书焕发出了与前人不同的光彩。这为深入了解茶在中国及世界各地文化中的地位和角色、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揭示茶在不同文化中的共性和差异，提供了很大帮助。因此，不难看出该书是德瑞姆教授多年跨国研究、在语言学和茶叶历史两个领域同时发力的结果，也是两个领域有机结合的创新之作。

 

二、脉络：物质史背后的全球化进程

《茶：一片树叶的传说与历史》从原始时代开始，用十二章的篇幅讨论了包括茶的语言学起源、品种分类、化学特性、在中日韩及欧洲各地的发展、与之相关的全球贸易体系、可持续发展等诸多问题，甚至涉及了咖啡和当代美国茶党政治等内容。德瑞姆教授戏谑地将这种写作称为“复杂且松散的英文文风”。[4]1虽然该书时间跨度之大、内容覆盖之广，令人目眩，但笔者认为所谓“松散”并不等同于“混乱”，因为该书有着明确的问题脉络，即通过对茶的物质史讨论去追寻商业的全球化进程。

该书的核心问题主要有三组：其一，是茶为何能从一种植物逐渐蜕变成世界经济中最为成功的商品之一？其二，是茶如何借助商业贸易网络传播到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且不可逆的改变了大多数人类的社会生活方式？其三，茶和全球化的关系是什么？在人类已经走向风险社会、技术社会的现代世界，它又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换言之，茶、商业化和全球化，是贯穿全书的三个关键词。对于第一组问题的回答，主要集中在第一、二、三、十一章，分别介绍了原始时期不同族群对茶的最初使用方式，这些使用方式背后的健康依据，和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三国如何在历史上构建起茶叶贸易体系，从而支撑帝国的财税、政治、宗教和文化体系。第二组问题则主要在第四到九章展开，分别以葡萄牙、荷兰、英国为主领，介绍了茶在不同阶段全球贸易体系中扮演的角色和产生的影响。在此，作者并没有忽略那些“被动的参与者”，包括中国等被殖民国家的普通大众、小生产者、官绅阶级、制茶技术的发明家、时尚达人、大型茶叶贸易公司的所有者与工人，等等。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群像剧”中，所有群体都是茶叶走向全球化不可或缺的部分。第三组问题则依托第十、十二章，介绍了茶在生产、食用方面、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包括前述章节中涉及的对水金龟茶、半天腰茶，小众岩茶等的介绍，也可以看到茶的“地方性知识”背后与全球历史的关联，以及它们在更大层面的互动。

恰如其分地说，在德瑞姆教授的笔下，微不入眼的茶在人类历史的诸多十字路口，都扮演了略带神秘色彩的角色。在全球层面，“茶叶贸易与纸币、鸦片战争和香港关系深远”，“也是多部航海法案、数次英荷战争和美国独立战争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对中国自身来说，它“曾左右了唐宋时期的经济发展和军事防备，并推动了艺术和文化的演进”，在近代“也播下了现代变革的种子”，引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国民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等重大事件。[4]28-29换言之，本书的考察视角始终围绕着地方、全球和两者交互展开。所谓“地方视角”，书的表述中近似于人类学的“地方性知识”概念，强调的是茶是各地文化中自然而然、固有的东西，有极强的差异性和多样性。[⑤]例如，宁静是全球各地对茶的普遍认识，但在中国它偏重文人清玩的“雅”，日本强调“珠光”“荒寂”的物哀[4]146，荷兰穆登文化圈的唯美主义者则关注“茶时间”的社交功能。在笔者眼中，这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介绍，或许折射出了东西方文明某些本质上不同。中国士大夫喜好的名茶，有大多来自于贡茶。《周礼·天官·太宰》言“五曰赋贡”，干注云：“赋，上之所求之于下；贡，下之所纳之于上”[⑥]，茶汤“雅”离不开的是潜藏在背后上下有别、亲亲尊尊的大一统“天下”秩序观。茶礼在禅宗寺院的实践和“利休七哲”等茶道流派得到武士精英阶层的支持，包括“侘寂”（wabi sabi）关注自然秩序和瞬息万变的美学取向，也离不开日本封建体系下对个人政治主体地位和阶级身份的重视。[4]59、162早期传教士将茶道确定为传播基督教义和礼拜仪式的最佳本土文化载体[4]239，则是经院哲学长期浸润下“神圣-凡俗”二元范式的必然结果。但值得注意的是，德瑞姆教授不仅关注茶的全球多样性，也强调它的普遍性，如东西方一直为茶赋予不均衡的性别内涵，始终存在着性别不平等的现象，大多数品茶者是男性，采茶者则是女性。[4]481这种地方个案加文明比较的写作，让读者在具象化体验“地球村”兴起的同时，对于茶叶的全球化也有了直观的理解：不同时空中没有直接关联的人与事，被全球化这张大网串联在一起，由此构成了历时性（diachronique）和共时性（synchrony）交叠出现的全新格局。所以，《茶：一片树叶的传说与历史》虽写成于当代，在谋篇布局上却拥有不输于古典史诗的磅礴气势。

这自然与德瑞姆教授秉持的“物质史-全球史”叙事框架有所关联。从笔者的观感来说，作为“一名茶叶种植及其全球化进程的历史研究者”，他的写作始终在避免割裂区域史、国家史和地方史之间的叙事联系。这种处理，正是西方史学界开启“文化转向”和“物质转向”的主流方法，如年鉴学派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一书就十分强调“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历史时间观念的有机结合[⑦]，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现代世界体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则将现代世界构造为一个由中心和外围地区组成的整体性社会经济系统，两者通过不平等交换经济盈余，最终产生了我们所熟知的现代资本主义。[⑧]类似的叙事方法，在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的历史作品《棉花帝国：一部全球史》（Empire of Cotton: A Global History）、西敏司（Sidney W. Mintz）的饮食人类学考察《糖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中，都有类似的表现。有学者形象地称之为史学界的“全球转向”（global turn）。[⑨]这样处理的好处，是全球视野对传统茶史研究的强势进入，我们对“茶”的认识也可以冲破民族国家的桎梏，在更高维度上讨论人类交往网络的连通性，交往背后文化影响的相互性，等等。

有趣的是，和其他研究物质史的学者不同，德瑞姆教授在全书中并没有对“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给出定义，几乎没有使用“茶叶帝国”这样的表述，更没有类似“全球棉花帝国比从前更加依赖于强大的民族国家与帝国”的论断。[⑩]茶叶贸易体系背后的“火与剑”，更类似于一个背景板，是理解茶如何走向全球化必不可少的部分，但决不能被等同于“茶”本身。换言之，茶在本书中更接近纯粹的物质存在，并不能作为帝国、民族国家、国际关系、跨国组织、技术、战争、性别与种族等概念的同义词，其历史意义也不再被“中国茶”“日本茶”“英国茶”这样的民族主义标签所局限，也不存在滑向民粹主义的危险。不知道这样的处理是有心栽花、亦或是无心插柳，至少从阅读体验上来说，笔者可以更加聚焦在“茶”自身，而无太多国仇家恨的外物加身。至于如此铺排，是否符合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先生“摆脱欧洲中心论”“打造一个更兼容的论述”的倡议，即从“日常奢侈品”（everyday luxuries）而不是精英消费主义入手分析资本主义的兴起问题[11]，学力所限不敢过多分析，期待未来能有方家进行讨论。

 

三、反身：人类世的挑战与中国经验

除了增广贤文外，笔者认为本书在思考中国茶产业未来走向上也有重要意义。正如德瑞姆教授所展示的，全球化在战后进入了加速时期，在现代物流、信息技术等的加持下，茶叶已经更为深入地卷入了全球化的进程之中，并发生了深刻地变化。在物质生产力上，我国的六色茶系，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产量规模不断扩大，本地化茶种快速推广，又涌现出了包括金萱茶在内的一系列新品种。而在精神文化上，茶所传达的价值也有了很大变化，如在茶道在日本已经被理解为一种对自然的优雅和每日生活中日常环境及美的欣赏，蜕变为一种包含了美和景致的生活方式。换言之，“茶道所激活的精神已经跟环境保护、反消费主义以及‘慢食’运动结合了起来”。[4]170类似的，“围炉煮茶”在中国的兴起，也代表着现代性的普遍困境下，人们渴望通过具有短时间、碎片化、即时反馈的日常社交活动，来逃离城市喧嚣、体验慢生活，这与传统长时间生命体验、奔向田野的离开或消极遁世已有很大不同。[12]

但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委员会所提及的，中国包括其他茶消费大国，正在面临着“过度商业化的潜在风险”。[13]因此，德瑞姆教授在书中不无担心地提出“悲剧的是，许多山茶树属内的种由于两个原因正处于危险境地:一个是猖獗的滥砍滥伐，另一个非常讽刺的是在原始茶树的核心产区及周边日益增长的单一型茶树工业化栽培”，“在原始茶的故乡，坚持设立没有人类活动的森林栖息地从而维持种群多样性，将使我们的星球受益，也将有益于茶的未来发展。原始茶的故乡应该得到保护，要反对过度砍伐，更要反对现代工业化茶树种植的单一栽培模式。”[4]17-18

上述担忧，与“人类世”（Anthropocene）概念的提出有诸多亲和性。所谓“人类世”，是一个地质学上的新概念，主要描述的是18世纪以后，由于人类活动对气候及生态系统造成全球性影响的时代。这个概念强调人类活动，已经成为影响地球自然系统演化的主导力量。近年来全球气温持续上升、极端天气频发、大规模种植物濒临灭绝、生物多样性遭到严重破坏，都是这个概念所关切的现象。书中提及的埃塞俄比亚西南部的咖啡基因库受到森林滥伐、森林破碎化和环境退化的威胁，并且越来越多地受到与新引进的改良后的地方品种的渗透杂交的威胁[4]414，也属于人类世的表现。回到茶产业本身，当前我国作为世界最大的产茶国，所面临的“看不见的污染”日益严峻。根据原国土部和环保部的联合调查，2014我国土壤环境进一步恶化，全国土壤总点位超标率16.1%，其中耕地、林地、草地土壤点位超标率分别为19.4%10.0%和10.4%。[14]作为较易富集土壤中重金属的农作物之一，茶园一旦面临土壤污染，除了产品的安全性大大下降外，对植株本身的生长、产量乃至基因安全都会产生不可逆的影响。根据学者的调查，陕南、福建、广西等产茶区已经出现As、Cd、Pb、Cr等重金属超标情况，其中武夷山风景区达到轻污染级别，九曲溪生态保护区则达到了重污染级别。[15]因此，本书第十二章“打理茶园”对可持续茶叶种植的介绍，是极富现实意义和紧迫性的。从德瑞姆教授的介绍中不难发现，日本、我国云南等地区已经充分意识到过度施肥、杀虫剂滥用等手段的不可持续性，并转而探索天然硝酸盐脱碳系统、芒草覆盖沟渠、鼓风机物理除虫、基因合成有毒蛋白以取代杀虫剂等更加有机、天然的种植技术。我国农业部等主管部门，也出台了包括“无污染茶叶生产指南”在内的大量配套政策，以加强对农药用量、土壤保护的监控力度。

优化技术投入，加强对可持续发展的全局性引导，也已经各地发展茶产业的普遍共识。以笔者对家乡泉州安溪县的调研为例[16]：安溪，是我国著名的乌龙茶之乡、名茶铁观音的发源地，史志记载当地产茶历史可以追溯至唐代，在西坪、感德、祥华等乡镇均有千年野生茶树发现。改革开放后，安溪的茶产业高速发展，2022年全县茶园面积稳定在60万亩，产量6.2万吨，涉茶总产值达320亿元，铁观音品牌价值以1432.44亿元连续8年位列全国茶叶类首位。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当地也同样面临着废水灌溉、大气沉降、工业废物排放与农药和化肥滥用所造成的土壤污染等问题的困扰。[17]为此，安溪在全省率先开展有机肥替代化肥、去化学农药化等“减量化”行动，推行生态修复、农艺改良、物理防控和生物防治等绿色植保技术，同时综合运用声、光、电、生物干扰技术，创立全国首个生物信息对抗与智能虫害防治系统，并引入司雷植保、大司农等植保专业化服务组织。高强度的技术投入，使当地形成了全程托管、统防统治的绿色防控体系，近三年来，化肥、农药使用量分别减少27%、20%。此外与全国的情况类似，中小农户在当地占比极高，全县有合作社1656家，家庭农场837家(其中茶叶合作社1197家、茶叶家庭农场584家)。为避免外部成本增加而产生的“搭便车”问题，主管部门积极推广产业数字化工作，如安溪铁观音数字地标监管平台、县域农资监管与物流追踪平台、茶叶气候品质认证、食用农产品质量全程追溯体系建设、茶都交易市场一品一码标准化改造，建设天空地一体化安溪县茶园生态种植及其全流程监测工程，依托“安溪铁观音”1号、2号卫星，探索运用空天遥感技术，推动“茶园布控气象监测设备+可视化管理系统+水肥一体化自动灌溉+茶园虫情测报系统”的智慧茶园支撑体系及植保无人机、农业机器狗等新装备在茶园生产管理的应用。这些新技术的投入，无疑为安溪产业提质升级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技术方面之外，安溪在茶文化活态化保护的部分做法，也值得进一步关注。2022年11月29日，包含铁观音制作技艺等6个福建省项目在内，“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为更好发掘和传承茶文化，当地及时完成并公布了《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保护发展规划》（2022-2030年）和《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保护管理暂行规定》。在人才培育上，依托福建农林大学安溪茶学院，积极开展常态化培训，每年开展茶业技术培训2万人次以上，培育新型职业农民2000人、茶业领军人才100人以上，年建设技艺传习所（基地）10个以上。此外，还出版了《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等农遗科普书，创作大型茶文化史诗音乐剧《茶道：一叶乾坤》，等等。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当地的“茶俗婚礼”。虽然笔者未能在地方史志中找到“茶俗婚礼”的直接记载，但在本地人心中“婚丧嫁娶选佳期，以茶为礼好风气”是自古流传下来的习俗之一。所谓“生根发芽旺夫妻”，茶在茶婚礼中的诸多环节都扮演的关键角色：如“起走”迎亲时，传统花轿需绑上产自西坪高山的铁观音幼苗作为“嫁妆”，之后由新人互换并饮下“同心茶”。在落轿后，新人需要拜天地、高堂和对拜，然后开始“献茶”仪式。具体来说，首先选用“三叶一芽”的茶芯，洒水敬天地自然，再用精致茶敬拜观音像，寓意感恩观音赐下神树，之后用茶汤敬“茶祖”，夫妻两人共同载下新茶苗，寓意家业万世、兴旺发达。婚宴现场，新人按席敬茶，即“呷新娘茶”，又称“见面茶”，让宾客与新娘谋得面熟。宾客茶后要念“四句”吉利话逗趣助兴，即“婚俗茶谚”，如“喝茶吃甜，祝愿新郎、新娘明年生后生”等。此外，根据资料显示，安溪的部分乡镇还有“对茶歌”“带青”等仪式。虽然茶婚礼没有固定的环节，许多内容已经带有现代商业化展演的特点，但对于活跃本地社区氛围，强化“茶”在社区共识中的中心地位，依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西方学界有一派观点认为，仪式的缺位是西方文化进入20世纪之后的主要病症之一。[18]换言之，从社会-人类学的传统来说，工业化的现代世俗社会的通病，是过去普遍存在的通过仪式或是完全消失，或是不再起到作用。也就是说，人类世的挑战不仅是生态环境方面的劣化，更是人类社会交往的全面弱化。故而，联合国将“文化”列为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简称SDG）之一。就像UNESCO所强调地，“文化遗产并不仅限于历史遗迹和物品收藏。它还包括我们从祖先那儿继承并传给后代的传统或活态表达，例如口头传统、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有关自然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以及传统手工艺知识和技能。面对日益全球化的世界，活态遗产是保持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因素。了解不同社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助于跨文化对话，并鼓励相异生活方式的相互尊重”。[19]韩国通过申遗对韩式泡菜、“希日木”等半岛传统的活化，以及相关措施在保护文化认同方面的作用，已经证明了活态遗产的纽带作用。在技术大行其道的当下，虽然安溪的相关做法依然是以生产为中心的产业化思路，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为的地方社区重新发掘、传承、活化本地茶文化，提供了宽松而有益的社会氛围。倘若这种茶文化的活化，能够和可持续发展理念有所结合，是否就有可能解决德瑞姆教授所担忧的“罗马俱乐部警告”呢？

 

四、余论：自我实现的预言

对有志于探究茶文化的人来说，阅读《茶：一片树叶的传说与历史》是十分有趣的体验。借用德瑞姆教授的话来说，在汪洋恣肆的文字中，读者或可以“通过对茶进行无限延伸的历史考察”“获知茶在古代多个不同族群的原始使用方式”，或可以了解茶如何在中国“获得了当今世界所有人都熟悉的形态和样式”，或可以从茶这个侧面去理解“中国文化的多样性”，以及茶这一中国文化元素在现代是如何“被全球人类愉快地分享着”。[4]1-2上述种种目标的达成，恰如本文一开始所强调的，是中国人爱茶的文化本能、作者新颖史料和方法论路径建构的共同成果。太史公《报任安书》有言：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20]

通过网罗“天下茶叶旧闻”，本书梳理的不仅是茶叶跌宕起伏的发展历史，也是人类交往的历史。由此，茶就像其他物质史的研究对象一样，成为了人类亘古以来“命运共同体”的物质载体。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人们或许会执着于不同风味、形态的茶，但共享着愉悦和欢快。茶所代表的“宁静”“恬淡”（七碗茶），也是中华文化赋予后、在频繁的国际交往中，所取得的一种国际共识。由此观之，德瑞姆教授的中文笔名“无我”，或许就是一种力图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全球人文主义姿态。

1948年，美国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King Merton）提出了“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这一颇为出圈的说法。它的基本意涵是，我们对于某些情景的定义，如公众的预言、观念和期望等都可能变成情境的相关部分，进而影响到后续过程的发展，这是人类活动的资本特征，不管是社会或公众领域还是个体或私人领域，都有自我实现预言作用的痕迹。[21]在最坏的情况下，如果一开始的情景定义是错误的，那自我语言似是而非的有效性就可能让错误的东西变为真实。这是非常有启发性的观点，因为追溯茶叶的全球历史本身就是在思考世界各民族群体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德瑞姆教授对“可持续发展”和“愉快共享茶这一中国文化元素”的关注，也可以视作一种公共领域的自我实现的预言。也就是说，在思考茶的未来走向时，我们不能把历史上普遍的、甚至典型的失败当做悲观主义的注脚，因为“在社会学家的世界实验室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成功的实验，而不是在这之前一百零一次失败”，“从一次成功中所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多次失败中学到的更多”。

正如总书记《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所提及的，在回首人类历史的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会看到“火与剑”，但和平与发展始终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是亟待接过的历史接力棒。若能在中国茶产业的发展中，坚持“和羹之美，在于合异”的交流态度，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相信终有一天我们可以证明马尔萨斯和劳埃德的观点，并不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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