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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若颖:浅析茶事活动对正念疗法本土化的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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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此文为第六届“我与茶道”优秀征文三等奖作品,作者为中山大学哲学系2020级本科生。


陈若颖

 

   在心理健康日益重要的“后疫情”时代,正念疗法是促进心理健康的重要实践方法。然而西方心理学背景下的正念疗法存在诸如主客对立、拘于静坐等问题,且面临如何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相融合的难题。以茶事活动作为正念疗法的文化土壤,可成为正念疗法本土化的一种途径。茶所具有的提神醒脑的功效有助于训练正念状态下的觉知力。以茶为正念行为方式的“正念茶事”有助于茶者专注于泡茶、品茶时当下的身心感受。通过实现人和茶的融合、展现以茶待客之道,“正念茶事”有助于解决西方文化固有的主客对立、人际矛盾等问题。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的活动,“正念茶事”相较于西方正念疗法更为灵活且日常化,其适用与影响也更为广泛。

 

关键词  茶事活动、正念茶事、正念疗法、正念本土化

 

在“后疫情”时代,国民心理健康成为日益重要的主题,心理健康建设在健康中国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在诸多促进心理健康的实践方法中,植根于西方心理学的理论背景、改良于佛教正念禅修的现代正念疗法,作为各类身心疾患的辅助治疗而被广泛应用。在2020年抗击疫情之初,国家卫健委印发的《新冠肺炎出院患者康复方案(试行)》和中国疾控中心提供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公众防护指南》,都推荐了正念疗法以缓解公众紧张压力。[1]不过这一新兴的现代疗法具有西方文化中一些固有的难题,且有待于探索进一步的本土化实践,以更符合国人的文化心理与生活方式。作为国人日常生活方式之一、富含优秀传统文化意蕴的茶事活动,或可作为正念疗法本土化的一种途径。

 

一、正念疗法的简介 

现在流行的正念疗法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对佛教中的正念、禅宗的禅修和禅定的借鉴与改良。禅,梵文为Dhyāna,是指训练精神注意力的方法,其核心内涵是静息敛心、远离邪念、止灭烦恼,使心专注于一处而不散乱。

现代正念疗法借鉴了禅宗中正念禅定的行为形式,从行为层面简化其实践活动,包括集中注意力,对当下的想法不作评判,以达到暂停意识活动的状态。在这一行为模式中对当下的身心感受保持开放的觉知与接纳,进而获得一种体验与反观自身意识的“以心观心”的“觉知力”[2]。通过对当下的正念觉知,个体能在产生负面情绪时暂停意识活动,从对负面情绪的沉浸中脱离出来,转而关注思维和情绪体验的整体过程[3],以探索性的觉察去对待负面情绪和念头。相比于服用药物、催眠治疗等其他疗法,正念疗法更为轻松简易,只需专注于自己当下的身心体验,回归身体与生命的当下时刻,是一种主动的心理觉知。

具体的正念疗法可以分为正念行为疗法与正念认知疗法。

正念行为疗法采取身体感受扫描(觉知从头到脚不同身体部位的感受)、端坐时观察呼吸感受(坐禅)、行走中保持正念(行禅)等行为方式提高觉知力。这一疗法以卡巴金博士(Jon Kabat-Zinn)创立的正念减压疗法MBSR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和Linehan创立的辩证行为疗法DBTDialectical Behavior Therapy)为代表。

正念认知疗法则将正念与认知疗法结合起来,又与传统的认知疗法不同。传统认知疗法目的是重新构建认知结构与方式以矫正不良认知,正念认知疗法则是去观察与接纳负面的情绪念头,而不试图去改变。这一疗法以Segel等创立的MBCT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为代表。

 

二、基于西方心理学下的正念疗法的不足 

虽然正念疗法自20世纪70年代由卡巴金引入减压门诊后,其科学性和有效性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来自临床实践、脑电研究等方面的证明。然而西方心理学存在着一些难以合理解释的固有难题,以此为土壤发展的正念疗法也存在着相应问题。 

(一)西方心理学的固有难题 

西方心理学有着植根于西方哲学和文化传统中一些难固有难题:

一是主客对立难以突破。作为西方心理学的背景,西方哲学一直存在主客体之间二元分离的问题。从柏拉图创立抽象和具象的二分,到近代笛卡尔、费希特、康德等人的发展,主客对立成为了长期主导西方哲学界的难题。以铁钦纳为代表的构造主义学派则主张身心平行论,将人的心理视为可以绝缘于外界的、独立自主的实体,这一研究理论将人的身心分离。主客对立问题也体现在西方心灵哲学中的诸多难题,心身关系难以合理解释,既无法将心灵完全还原为神经元等身体物质上的活动,也无法将心灵等同于在身体之外脱离于物质活动的精神实体,这也阻碍了正念疗法在科学实验中的进一步解释。

二是“以我证我”的矛盾。心物二元论的逻辑起点不仅在主客之间存在着难以跨越的沟壑,在精神领域还会出现“我如何研究我”的悖论,陷入了“以我证我”的自指循环。[4]在现代的认知科学实践中,科学心理学将可以观察和测量到的心理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用生理事件解释心理事件,而将无法呈现为有形的、可监测的现象,诸如自我、本心等无形的深层心理排除在科学心理学的研究范围之外。这限制了心理学的研究视野,受限于实证研究方法而无法深入到意识的深层。

三是意识层面再深入的限制。西方心理学中,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是对精神本质的突破性创见,但这一创见后来被认为缺乏实证研究而不被认为是科学的心理学。[5]后现代精神分析的代表人物拉康则试图回归到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但却仍以理性的、分析性的思维来研究潜意识,认为潜意识是语言的结构,企图使潜意识结构化、科学化,使得西方心理学难以呈现心灵、精神方面最深层本质。

四是自我意识的过分凸显。西方心理学尤其是精神分析学向来以自我意识为中心,这也与以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为代表的主体性哲学一脉相承。从“我思故我在”的“我思”,到霍布斯提出的“人对人的战争”,再到洛克对个人权利的倡导,再到康德提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再到萨特提出的“他人即地狱”,都体现了对主体即“自我”的强调,也体现了不知如何处理紧张、争夺的人际关系的迷茫。事实上,过分强调和凸显自我意识反倒不利于个人的心理健康,如荣格所言,精神疗法应转化、消泯人们不断膨胀的、自私的自我,使其不居于人格的中心。然而在西方文化理路中,难以找到合理解决自我意识过分凸显的方法。 

(二)西方正念疗法的不足 

正念行为疗法更多的只有行为上的调节,而没有认知上的改变,因而只有暂时缓解的作用,无法彻底根治心灵上的烦恼。当正念训练结束之后,人们回到现实生活当中,被暂时止息的烦恼又会再次袭来。同时,正念行为疗法还拘于静坐或沉思默想,当人们结束冥想静坐状态时,在生活中仍然会被烦恼困扰,陷入到“静坐”和“烦恼”两种状态的二分当中,《坛经》中六祖惠能便批评了这种拘于坐禅住静的方法。

在正念认知疗法当中,通过接纳负面的情绪思绪,参与者不易从旧有的思维定式中跳脱出来,且难以找到合适的评判认知的标准。 


三、以茶事活动促进正念疗法本土化 

除了自身固有的难题与不足,正念疗法在引进中国时,还会面临如何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相融合的问题。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兴起的正念疗法,传入中国时因其“去语境化”、行为形式化而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水土不服”的现象。[6]对此,许多学者试图将正念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背景相结合,希望促进正念疗法的本土化,使之更契合我们的文化心理。比如有研究将正念禅修与中国传统医学结合起来,如与气功等中医养生学相结合。[7]有研究认为佛教禅定作为中国本土心理学的方法,强调深层意识活动,对比西方的实证研究有其独特的优势。[8]本文认为,以“茶”这一与国人生活紧密相关的饮品为媒介,以国人的茶事活动、茶文化和饮茶生活这一文化背景作为正念疗法的文化土壤,可为促进正念疗法的本土化、解决正念疗法在西方心理学背景下所具有的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一)茶事活动与正念疗法结合 

茶,是国人生活中重要文化元素,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六种生活必需品之一,作为民间茶饮已流传千年。在笔者的家乡——潮汕地区,茶也叫做“茶米”,一种解释是茶叶如米一样,不可一日无茶。在中国,不仅有红茶、绿茶、白茶等众多茶类,更有龙井茶、铁观音、碧螺春、大红袍等耳熟能详的著名茶种。现代年轻人也普遍喜欢奶茶、果茶等茶类饮料,各种奶茶店、果茶店于街头随处可见。饮茶方式中,既可直接将几片茶叶放入热水中简单冲泡,也有一系列落茶、冲茶、倒茶、点茶等冲泡品茗的茶道方法。

 

日常生活中的茶事活动,何以与正念疗法相结合?

首先,茶所具有的茶多酚和咖啡碱等物质有助于提神醒脑、宁心安神,所谓“荡昏寐,饮之以茶”[9]。而大脑在清醒、安宁的状态下更能训练正念中的专注力和觉知力,能更好地觉察当下的身心感受,有助于心专注而不散乱。

饮茶,不仅可以解渴提神,还可以作为正念的行为方式,即“正念茶事”。在“正念茶事”中,最重要的是“专注”,参与茶事活动的人需专注于煮水、泡茶、倒茶、饮茶等整个茶事过程,观察茶色、感受茶温、欣赏茶叶的形状与类型,将身心融入到茶事活动中。通过饮茶感受茶味之芬芳清香的同时,也专注于自己泡茶、品茶时当下的身心感受,让注意力从头脑中纷乱繁杂的妄念心绪中解脱出来,回归当下以更好地面对生活中的烦恼与不如意。一行禅师在《正念的奇迹》中提到的32个正念练习中,便有以泡茶保持专注、训练正念的说法:

洗碗时,你也许会想着待会儿要喝茶,因此尽快地把碗洗完,好坐下来喝杯茶。但是,那意味着你在洗碗时,根本没有活在当下。在你洗碗时,洗碗应当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当你喝茶时,喝茶就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10]

准备一壶茶款待客人,或泡给自己喝。在正念中,缓缓地进行每个动作。不要失去正念让任何一个最细微的动作滑了过去,心中要了了分明。了知你的手正握住茶壶把手,提起茶壶。了知你将清香暖热的茶水,倒入杯中。每一个步骤都要在正念中进行。[11]

 

“禅茶一味”,是指茶事活动亦可以达到“禅”的境界,即心不散乱、敛心专注、止息烦恼的正念境界。赵州禅师“喫茶去”的著名公案,便指出了吃茶这一日常活动也可契合“禅”之意趣。

在“正念茶事”中,还可以观想与想象一杯茶的诞生。茶从树叶变为杯中之饮,其中不仅需要煮水泡茶,还有采摘、炒茶、制茶的过程。这一切又源于茶树漫长的生长,融合了阳光、雨露、土壤养分等自然因素。通过观想小小的一杯茶中蕴含了不同时空中的不同因缘,让品茶者与遥远的时空自然相融合,从自身的局限中跳脱出来,融入更大的时空范围,有助于止息个人的烦恼与不快。

 

(二)“正念茶事”对西方正念疗法不足的弥补

 

“正念茶事”何以回应和弥补西方心理学及相应的西方正念疗法的不足?

对于西方心理学所固有的主客对立的问题,正念茶事能够实现人和茶之间的融合,能够在茶事活动中泯灭物质和精神的二分。在饮茶中通过品饮,不仅能将茶这一物质自身的风味转化为人的味觉与口感,而且还能被人体吸收而有助于身心。而通过人的采制、冲泡和品饮,又赋予了茶这一物质以丰富的精神上的内涵意蕴,如唐代刘贞亮提出的“茶之十德”,以及净慧长老于柏林禅寺第一届世界禅茶文化交流大会上所提出的“正、清、和、雅”的禅茶文化内涵。

对于西方心理学具有的过分凸显自我意识而导致人际紧张的问题,茶作为国人待客之道的物质载体,以茶敬客体现了君子之交的礼仪风度。饮茶不仅是个人的活动,还关涉到采茶、做茶、煮茶、倒茶等不同的“茶者”,还有一起品谈饮茶的宾客。泡茶、饮茶时,人和人之间的隔阂与分别在此时消融,此刻不分年龄、阶层、种族,大家都是平等的“茶者”。以传统潮汕功夫茶礼仪为例,泡茶过程中有称为“关公巡城”、“韩信点兵”的两步。“关公巡城”是指让茶壶似巡城的关公一般循环斟茶,使杯中茶的浓度尽可能一致。“韩信点兵”是指壶中茶水即将斟尽时,将余下茶水一点一滴平均斟注于每一杯中。这两步体现的是对宾客茶者的一视同仁,以此表示平等尊敬的待客之道。由此可见,以茶相敬相交,以茶事活动构建与他者的联结,有助于缓解人际间的紧张与冲突。

对于西方正念疗法所具有的局限性,“正念茶事”要更为灵活且贴合国人的文化背景。西方的正念行为疗法需要有特定的环境,如特定的正念空间,以及特定的时间以进行特定的身体扫描、静坐冥想、坐禅、行禅等活动,而饮茶这一国人的日常行为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只需要有杯子、热水、茶叶或便携式的茶包,随时随地都可进行洗涤身心的茶事活动,在此活动中觉察当下的身心体验以达到正念的状态,时时处处皆可正念,可见“正念茶事”在时空上相较于西方正念更为灵活、适用更广且不受局限。

对于西方正念疗法拘于静坐沉思的问题,“正念茶事”不同于静坐只有纯粹的“静”与“默”,而是一项活泼的、富有生机的日常活动。茶事活动含有采茶、制茶、选茶、泡茶、品茶等一系列过程,更含有与其他茶者品茶、谈茶等社交与交谈,并不拘于静坐饮茶。饮茶是更为生活化、日常化的活动,在这一日常生活方式中训练正念,使得正念不只是在日常生活之外的特定而短暂的活动,而更能将正念的行为与认知方式融入生活,回归日常生活本身。  

四、结语 

茶事活动作为国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可与西方文化背景下兴起的正念疗法相结合,构建既具有中国传统饮茶文化特色、又能契合现代人生活方式的“正念茶事”疗法。由此既能实现西方正念疗法的本土化发展,又能通过茶事活动使得正念疗法更加契合国人的文化心理和生活方式。

在茶和人的关系中,茶者与茶在制茶、泡茶、饮茶等茶事活动中相融合,既以茶润身心,又赋予茶以丰富的正念禅茶意味,进而解决西方文化中主客对立的问题。

在茶者间的关系中,以茶敬客体现了君子之交的礼仪风度,茶事中没有人与人的分别隔阂,只有平等的“茶者”,进而解决西方文化中自我意识过分凸显、人际关系紧张冲突的问题。

在茶事与生活的关系中,“正念茶事”不拘于特定时空而更为生活化、日常化,与国人的文化生活紧密结合,进而解决西方正念疗法作用局限、拘于静坐沉思的问题。



[1] 刘兴华等:《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正念干预指导建议》,《心理学通讯》2020年第2期,第80-85页。

[2] 将正念禅修引入医疗的先行者卡巴金博士便将正念定义为一种“觉知力”,见Kabat-Zinn J. Mindfulness-based Interventions in Context: Past, Present and Future[J]. Clinical Psychology-Science and Practice, 2003, 10(2): 144-156.

[3] [加拿大]津德尔·西格尔(Zindel V. Segal),[]约翰·蒂斯代尔(John D. Teasdale),[]马克·威廉姆斯(J. Mark G. Williams):《基于正念的认知治疗: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见[]史蒂文·C·海斯:《正念与接受——认知行为疗法第三浪潮》,上海:东方出版社,2010年,第40-57页。

[4] 彭彦琴,张志芳:《“心王”与“禅定”:佛教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第127-131页。

[5]彭彦琴,张志芳:《“心王”与“禅定”:佛教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第127-131页。

[6] 陈洪,何清湖:《正念疗法的传统思想资源及其本土实践之道》,《原道》2022年第1期,第216-224页。

[7] 翟向阳,魏玉龙:《禅修的心理学分析与中医养生》,《中国医学气功学会2012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2年,第72-75页。

[8] 彭彦琴,胡红云:《佛教禅定:心理学方法论研究的一种新视角》,《心理学探新》2011年第4期,第297-302页。

[9] 陆羽:《茶经》,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67页。

[10] 一行禅师:《正念的奇迹》,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28页

[11] 一行禅师:《正念的奇迹》,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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