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于2023年12月27日--2024年4月30日期间举办了第七届“我与茶道”优秀征文活动，得到了众多热心读者们的踊跃参与。本所组成了专家评审委员会，评选出了优秀作品。本文为一等奖获奖作品，作者为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政治工作系教授，研究方向为茶业经济和文化史、军事历史、党的创新理论。再次感谢作者的赐稿和大力支持！

 

陶德臣

 

摘  要：荷属东印度群岛也称荷属印度尼亚，简称荷印。早在17世纪80年代，该地已有茶叶试植，但由于殖民政府不重视，因而并未成功。茶叶种植的真正起步是19世纪20年代，但取得的进展不大，直到1877年仍属茶叶试植阶段。1878年后，殖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茶叶种植得到发展，这一趋势持续到1911年。1912，茶叶种植有了迅速发展，进入繁荣时期，这一状况持续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1942年日本侵入荷属印度尼西亚，茶叶种植受到严重摧残，跌入历史低谷。日本战败投降后，因受独立战争影响，荷属印度尼西亚茶叶种植缺少基本条件，仍然在低迷状态中徘徊。研究荷属印度尼西亚茶叶种植发展的曲折历史，有助于加深对茶叶全球化过程的认识，有助于了解印度尼西亚在世界茶产业中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荷属印度尼西亚茶；试植；发展；繁荣；曲折

 

荷属东印度群岛也称荷属印度尼西亚（下面简称荷印），即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本文要研究的是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至1949年荷兰向印度尼西亚移交主权的这一段历史。荷印植茶时间早，茶业地位重要。主要岛屿爪哇岛、苏门答腊岛植茶历史相对悠久，“是印尼茶业发展的奠基岛和主力军”[②]。1918年，荷印出口茶6713.5万磅，成为继印度、锡兰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茶叶国[③]。鉴于荷印茶业的重要地位，被誉为继美国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之后的又一世界茶叶巨著、荷兰语言学家乔治•范•德瑞姆所著《茶：一片树叶的传说与历史》对此极为重视。他在该书第九章“茶被移植：亚洲的战争”中专列一目“荷属东印度群岛的茶叶种植”，以全球化视角，论述了荷印茶叶种植的兴起。原本不产茶的荷印是怎样把原产中国的茶移植过去，并最终发展成一项重要产业的呢？现以《茶：一片树叶的传说与历史》所载内容为线索，揭示荷印茶叶种植发展历程。

 

一、荷印茶叶种植的尝试（1684-1877年）

“爪哇本无自生之茶树”[④]。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垄断了茶的种植、生产、贸易等与茶有关的一切活动，世界茶叶消费只能靠中国提供。“茶的种植制造饮用，悉为华人发明，贩卖贸易在昔亦属只我一家，别无分出”[⑤]。西方人存在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以前皆认为除在中国、日本以外，茶之栽培与制造，皆不能成功”[⑥]。荷兰人也不例外，“荷兰商人自一六O九年已从事欧亚间茶叶贸易，然未知自行种植”[⑦]。但荷印仍然是海外最早试植茶树的地区，始作俑者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员工、德国博物学者及医生A•克雷（Andreas  CLeyer）。1684年，他最先在爪哇植茶，茶籽来自日本，育成茶树数株，作为自家花园中的装饰品。虽然这一茶树试植活动不是为了进行茶叶生产，所以“并无任何贡献，但因此而享有爪哇第一人植茶者之盛名”[⑧]。1690年，总督凯菲(J.Canphuijs)将茶植于巴达维亚花园中，“此事可说明荷兰人如何发现殖民地新事业之可能性及爪哇为继中国、日本之后植茶成功之第一处地方”[⑨]。鉴于这一作用，凯菲被定为荷印植茶史上的重要人物。“一六九O年东印度总督凯菲Camphuys在爪哇第一次植茶试验，是为爪哇植茶的滥觞”[⑩]。

严格意义上讲，1684年A•克雷及1690年凯菲所植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茶树试植。前者植茶仅为装饰之用，“彼觉茶树可以为其花园之装饰品”[11]。后者虽然认为茶叶对未来荷印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主张在荷印进行植茶[12]，但这种试植对茶产业形成没有多大作用，茶树被种在总督别墅花园中，目的仍是“以供观赏”，“这是栽茶的开始”[13]也就无甚影响。荷印真正意义上具有产业性质的植茶试验始于1728年。但荷属东印度公司的植茶建议没有得到荷印政府支持，试验也很不成功，“以成效未彰，旋至中辍”[14]，茶叶试植最终失败。

荷印植茶试植的再次兴起为19世纪初。史料说“荷印植茶事业始于十九世纪初叶。自一八二O年至一八五O年间，荷人不断自中国及日本购进茶籽，在爪哇试植”[15]。19世纪20年代，荷印植茶再次兴起有三大原因：一是荷兰不甘心主宰中欧茶叶贸易的位置被英国取代；二是世界茶叶贸易发展突飞猛进，对荷兰造成强大刺激；三是英国在殖民地印度植茶的诱导和刺激。受这三大因素的促成，1826年，荷印再次进行植茶试验，“第一批完好无损的茶树苗运抵爪哇岛”[16]。这次茶树试植在荷印茶业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至一八二六年乃由我国移入茶苗茶种，重事播种，爪哇今日之茶叶，实肇端于此”[17]。正是在这一年，根据1824年6月10日荷印政府决议案第六号公文是第一次述及茶籽输入的训令，要求将有特殊用处或性质之植物及其种籽，每年运往巴达维亚转送荷兰。“直至一八二六年之第二次运输，始包括茶籽，此等茶籽即播种于茂物（Buitenzorg）植物园主加累特（Garoet）附近一实验园中，均获成功”[18]。当然，说“爪哇茶史，正式开始于一八二五年”[19]是不对的。此年，荷印特聘植物学家史包得（Philipp  F. Von  Siebold）为指导，从中国及日本运送大批茶籽，先试植于皮登曹（Buitenzone）植物园，细心管理，生长良好，遂锐意经营，设试验场于牙律（Garoet）及井里汶，在万那雅沙（Wanajasa）设茶种园，又建茶务学堂，培养茶务人才[20]。同时，命令爪哇华侨义务试制第一批样茶，并取得成功[21]。

被称为爪哇“植茶之父”的贾克布森（J.I.L.L.Jacobson）对荷印茶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荷印试制茶叶成功，1827年，贾克布森被总督委派为茶务监督，给予绝佳之机会，“指定彼担任自中国收集并发送各种栽制茶叶之法、用具及工人之工作。Jacobson来往中国、爪哇间凡六年，其后则在爪哇工作十五年之久，而使其名字在荷印茶业史上，获得最高之地位”[22]。贾克布森对中国的茶业考察相当成功，1828-1833年，他先后6次前往中国，“不断带回茶树种子、茶树、熟练的中国茶叶技工和材料，以便能够使茶在茂物、万隆和西爪哇的其他茶园种植成功，继而开展公司化经营”[23]。1827-1828年，他第一次赴中国考察，不仅到珠江口的河南岛，还深入内地参观各茶园，获得了关于茶的许多重要知识。1828-1829年，贾克布森第二次来中国考察，从福建带回11株中国茶树。1830-1831年，他第四次来中国考察，带回243株茶树和150颗茶籽。1831-1832年，他第五次来中国考察，竟然带回茶籽30万颗及12名中国工人。1832-1833年，贾克布森第六次来中国考察，又带回700万颗茶籽和15名工人，以及一些材料和工具。1833年，贾克布森开始专心从事爪哇的茶叶事业。他在茶籽、茶树、工人、材料以及制茶技术指导上，都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24]。贾克布森因在茶籽运送上的尽心竭力，以及后来在克拉温区对首次建设大规模茶园、茶厂的管理，可以说他“对爪哇植茶事业供献颇大”[25]。据统计，1833年，井里汶、勃良安、加拉旺等地种植的茶树数量已经超过5万株，且呈现日益增加的发展趋势[26]。1835年底，西爪哇地区种植了100万株茶树，至1844年，爪哇年平均产茶10万公斤[27]。

同时，荷印在各地进行茶树试植，并开始了茶叶试制。1826年茂物所植茶树到1827年时，已有1000株，加累特有茶树500株，共计1500株。1828年，茂物只剩茶树750株，其他茶树则被第一次发现之害虫所毁灭。该年4月，总督吉塞尼斯下令以已有开花结实之茶树所采茶制造爪哇第一批样茶。这项工作由爪哇的中国华侨义务担任，结果给吉塞尼斯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此种产品之所以仍不完美，实在于缺乏良好之工具”[28]。农业委员长于是奉命尽力推广植茶事业。但荷兰贸易公司对此事则无好感，该公司的报告说茂物样茶采摘毫无规则，制造又不适当，无论本地消费还是输往欧洲，都不合宜，并劝告总督往广州招聘一专门制茶司。于是，拟定原则，作为后来茶叶专家局之张本。其后，爪哇种茶之成功，大部分实由于荷兰人常寻求专家之指导。有了贾克布森输入的中国茶种和制茶工人，荷印种茶制茶才有了可靠保证。1829年，贾克布森第二次考察中国茶区回去后，曾制成绿茶、小种红茶、白毫茶样品，获荷兰贸易公司赞许。是年6月27日-7月10日，在巴达维亚举行的展览会上，茶样获得银牌奖[29]。1830年，第一家制茶厂在万那雅沙成立，仅有4个炉灶和简单的装箱设备，只有10名工人，当年制茶20斤。1831年，将一小箱茶献给荷兰王室[30]。1833年，爪哇茶第一次出现在市场上[31]。见到首次来到荷兰的爪哇茶，“行家们都非常惊讶”。到1834年，“官方茶叶生产商完全相信爪哇茶的品质不会低于中国”[32]。到1835年底，“西爪哇地区种植了100万棵茶树，1839年至1844年，爪哇平均每年生产10万公斤茶叶。”[33]这些成绩更加增强了贾克布森的植茶信心。1833年以降，贾克布森致力于爪哇植茶的发展，历时15年，指导14省的茶叶产制技术工作。荷印政府为答谢他的植茶之功，特任命他为植茶督察员，配助手200名，其后又授予荷兰狮子勋章[34]。

荷印在输入大量中国茶籽的同时，“农业委员会并向日本方面定购大量茶籽与茶树，以使其试验不致遭受妨害”[35]。1828年，运到大批茶树，分配至数省农业分委员会，以便在各种不同土壤、气候中试植。G.E.苔塞瑞成功种植数千株茶树。同年，马蓝邦报告，发现若干中国茶树，是由一位中国人从中国带来的。在这段时期中，苏门答腊的班库兰、马尔堡的中国人多在住所附近开辟出家庭式小茶园。荷印早期植茶业取得了一定发展。1829年，在华那乍沙创立有2783株茶树的种植场，1830年，又增5000株，1831年，已增至11900株，1832年，自中国、日本输入425000株茶树，至1833年末，总计有茶树964000株。

荷印植茶业初期发展的最大障碍来自荷印政府实行茶叶种植和生产的强制国有化政策。“一八三0年政府觉斯业之可以有利，乃将当时种茶之地悉数收归官有”[36]。此举极大阻碍了荷印茶业的发展，使当时所产茶质量差，成本大，价格高，缺乏市场竞争力。“1835年以后，私人茶园提高了茶叶的产量和质量，而政府茶园损失不断扩大。”[37]“栽植制度”因受封建土地保护制度及欧洲种植者契约束缚，在茶叶方面已显示其无力。1849年，克拉温之政府茶园皆归放弃。1851年，华那乍沙之茶厂及仓库亦公开出售，至1860年，由政府独占之爪哇茶叶在损失600万盾（合美元241.2万元）后，“东印度政府不堪受此重大损失，乃于约满之后，完全放弃其直接控制茶业的企图”[38]。后来“到了一八六五年东印度政府乃放弃控制植茶的企图，将所有茶园，租与私人种植。一八七0年更制定了长期租地垦殖法规，吸引外资”[39]。“各种类型的政府茶园的私有化始于1862年，并于1865年完成。”[40]

1862-1865年，茶园实施私有化后，荷印茶业仍面临不少困难。“茶与咖啡之竞争，继续尖锐化，经营茶业之人，常思别求适于种植咖啡之土地。茶业之发展因而受阻。盖恐其对于咖啡之发展有不良影响，且其所需劳力，亦远较咖啡为多”[41]。私人植茶企业受到多方面阻碍，植茶者所守之契约不断使彼等与政府发生种种麻烦，甚至引起诉讼。未经选择之土地收获不佳，病害蔓延，只有少数茶园适合制造上等拚和茶之用，低地茶园茶“在市场中则以强烈之爪哇味闻名，绝不能与中国产者竞争”[42]。最大的困难是运输问题，道路差，动力慢，多年的国有政策使荷印茶业发展缓慢。1870年，仅有15个种植场有茶叶栽植，面积150-200公顷。1846年，政府茶园面积为4500公顷，植茶2000万株，至1864年反减至900公顷以下，茶株仅有600万株。1860年，茶产量曾达200万磅，1870年降为80万磅以下。“直至一八七0年，Weal总长之《土地法令》公布以后，茶业始见光明”。依照该法令，土地可租借至75年，并可自由扩展，同时现存各茶园赁借契约则转为承佃权[43]。“当时社会对于种茶企业，渐饶兴趣，种茶利益亦渐为世人明瞭，印度方面的茶业，正蒸蒸日上，爪哇的新辟茶园，亦年甚一年”[44]。此外，因中国茶价格低，印度、锡兰茶产量不断增加，对爪哇茶产生不利影响。其后，数家茶厂在日暮途穷之际想出试销伦敦一法。1877年，首批巴拉更沙拉之货单到达伦敦茶市中心明星巷。英国茶叶掮客毫不客气地指出爪哇手工茶较印度茶不但制法低劣，而且品质也差。但坏事也能转变为好事，《土地法令》颁布后，鉴于爪哇茶品质“仍未改良，远逊华茶，且在欧洲市场上印锡茶又陡然激增，故价格低落，获利甚微”的现状，故“爪哇茶叶当局，受此刺激，遂决意改进，一八七八年改用机器制造，品质乃大见进步”[45]。爪哇茶试植时间较长，充满曲折，“此为黑暗中之长途摸索”[46]时期。

 

二、荷印茶叶种植的发展（1878-1911年）

以1878年为界，荷印茶叶种植迎来新的发展时期。“一八七七年，爪哇茶叶运往伦敦出售，英商认为不但制造技术甚劣，即品种，亦距印茶甚远。评价低而销路亦不畅，爪哇茶业受此刺激遂仿印度办法，采取阿萨姆种，大量种植，同时改用机器制造以代手工，使品质进步而成本减轻，爪哇植茶事业之基础，因以奠定。”[47]“1875年至1890年仍然是爪哇茶叶产业的黄金时期。”[48]荷印茶业的发展标志是改植印度阿萨姆种，采用机器制茶，重视茶业技术，提高茶叶质量等。

 

（一）改植印度阿萨姆种

《荷印之茶业》对改植茶种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就其茶叶品种者，推究其发展之历史，不仅在于利用机械，尤其在于改用印度种及其杂种”[49]。1834年，印度才开始进行茶的试植，仅10多年时间，印度植茶成功，19世纪70年代已成为世界茶业劲旅，茶产量不断增多，影响日益扩大。1838年，东印度公司收到印度所产茶仅12小箱计480磅，1861年，印度茶产猛增到150万磅，1870年更达1350万磅[50]。印度茶起初主要销往英国，1852年销英茶23.2万磅，1878年升至3600万磅[51]。印度植茶成功对先期试植茶的荷印产生了直接影响。荷印认为，印度茶业取得如此快速发展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不外乎不断改良茶种、采用规模化经营、实行机械化生产、重视技术和管理、实施优惠政策、健全茶业组织、改善交通运输、完善贸易制度等[52]。这些措施均对荷印政府产生了深刻印象，荷印政府从学中国植茶转向学印度茶业。“刚巧印度植茶已有良好成绩，爪哇遂依照印度办法，采取阿萨土种，以代产量较少叶质较薄的中国种，并用机器制造以代手工。成本大见减轻，品质大见进步，爪哇茶业乃有稳定之基础。至十九世纪末期，制茶品质已与印度不相上下”[53]。改植阿萨姆茶种，采用机器制茶是爪哇茶发展的基础，尤其是“直到三十年后一八七八年亚萨姆茶籽传入爪哇，乃成为茶业发展成功之转折点”[54]。

与荷印一样，印度早期的茶种也主要来自中国，后经不断比较、选择，印度逐渐以阿萨姆土种茶或杂交种代替了中国茶种。与中国茶种相比，阿萨姆土种产量高，叶质厚，茶味浓，优势明显。1787年，茶业先锋约翰•皮特出现。他对英国茶叶市场需求状况十分了解，并熟悉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的茶叶制造法。“爪哇植茶者在彼指导下，开始经常自亚萨姆输入茶籽，并改变制造方法”[55]。约翰•皮特的首批阿萨姆茶籽由A．霍勤播种于芝巴达。1879年，在辛那加尔开设了由万•汉克瑞收到的第二批茶籽播种的茶园。毛安特组尔茶园所产茶籽出售爪哇各茶园。甘邦之监理员R．E．克霍温曾将1877年及以后几年从锡兰运来的阿萨姆茶籽播种于此地，但结果不甚佳。1882年，他借鉴他叔父R．E．克霍温在辛那加尔的经验，从印度定购若干乍浦茶籽。同年，约翰•皮特也为A．霍勤和克霍温等从加尔各答定购茶籽10马特（约合80磅），其中最好的茶籽送到毛恩特祖尔、登特乔祖两地，毛思特祖洋所产茶籽后来被大量销售。“旧日之中国茶树，逐渐为更强健之亚萨姆种所代替”[56]，“即原来种植华茶之茶园，亦多改种阿萨姆种”[57]。改种阿萨姆茶种，大大提高了荷印茶叶产量。据统计，中国旧种每英亩茶叶产量约450磅，阿萨姆新种每英亩产量可得千磅以上[58]，增产1.2倍以上。

 

（二）采用机器制茶

“爪哇茶业之发展，于输入印度之阿撒姆种及逐渐机械化以后，茶业基础，即告稳定”[59]。机器制茶实质上就是以工业化手段解决农业中的问题。工业化茶业生产方式具有手工制茶不具备的强大优势，它可以大大提高生产效率，保证茶叶质量，极大降低成本，更好满足大规模茶叶生产的实现需要，这也是印度茶业竞争力强的奥秘之一。对比中印茶业，有人毫不讳言地说：“印度对中国的优势，就是制造商（工业家）对于工业者的优势”。“控制着伦敦市场的，正是这些拥有充足资本、改良的机器及专家监督的大茶园，而在湖北山边有着两三亩地的小农，是不能希望和它们竞争的”。虽然“中国茶贩对于采用在印度行之有效的烘焙及拣茶的机器，可谓会嗤之以鼻”[60]，但不采用机器制茶就会造成极大被动。荷印在改植良种的同时，采用机器制茶。这一时期，荷印“新式机械则代替旧式之揉捻方法，干燥机更取炭炉而代之”[61]。改植良种、机器制茶是荷印茶业发展的两大秘诀。茶叶“产量与品质，乃有显足之增进，爪哇茶业，从此高竿直上，达于顺境了”[62]。

 

（三）重视管理和技术

茶业包括茶园开垦、茶树种植、茶叶产制销等环节，加强各环节管理，采用适用技术非常重要。荷印重视茶园管理，强调茶园耕耘。其法：每剪采后加以耕耘，每年深耕一次（约2英尺），浅耕二、三次。各茶园每间隔几畦大多设有沟渠以便排水。经过7月后，则加以填塞，而再挖新沟。茶园之上，多架木架，如果阳光强烈时，加以覆盖。荷印特别重视茶种选择，布种之前，把种放入清水或放糖水中，观察茶籽升沉情况，沉下的茶籽是好籽，优先种植，浮在水面的茶籽则仅在空隙地杂种。播种时茶籽入土约深寸许，每株间距10-20公分。茶种之上时或盖以树叶、杂草[63]。

荷印重视茶业技术。荷印政府不断给予植茶人员扶助与奖励。1886年后，屡次派人到印度、锡兰观摩、考察，“以冀改进爪哇茶业”[64]。此年，植茶者认识到有咨询及科学观察服务机关之需要，在国家植物指导者索卡保密农业协会副主席麦彻•M．特罗波博士和E．J．克霍温作出初步内议后，1893年构想终于完成，并且有数家公司保证为其提供资金，聘请一位助手C．E．J．罗曼博士，在植物院农业化学实验室中研究茶树栽培问题。1894年6月14日，罗曼的第一次茶叶研究报告问世。试验室经费由农业协会指定的委员会掌管，E．J．克霍温为该委员会首任主席。1902年，茂物的临时研究所变为茶叶试验场，特罗波博士继续担任指导，A．W．纳宁格博士仍然任总经理。茶叶试验场附设之茶园，“以从事以改良茶品，奖励诱掖，不遗余力焉”[65]。

 

（四）改善茶叶质量

1905年，巴达维亚邓禄普柯尔公司的F．D．考彻优斯建议成立茶叶评验局，评验局初设万隆，后迁巴城。种茶者可以将茶送该局品评，在装运之前，指出它的缺点，以保证茶叶在海外市场的声誉。评验局对于改进茶叶品质作出了很大贡献。荷印引进阿萨姆种、采用机器制茶后，茶质有很大提高，“但总不得善价而沽，盖困卖方缺少茶市专门知识，不明世界茶价之涨落，在爪哇本地，又无茶叶拍卖组织，只得用私人交易方式，故常为当地收茶洋商所操纵，这正与目前中国的情形相同。于是在一九O五年由植茶家及制茶公司领袖发起茶叶评审局（Tea  Expert  Bureau）特聘经验茶师，专门审验各处送来的茶样，指出比例的价格，及优劣所在，俾茶商于发卖时，胸有成竹，不会受欺”[66]。 另外，该局还研究外国各种上市红茶，到澳洲、美国市场宣传荷印茶叶[67]。

 

（五）提高茶叶产量

1880-1890年，荷印茶园逐渐增加，茶树种植到潘加伦根高原，爪哇全岛几乎遍布茶园。潘加伦根高原开发成功，引起了投资者兴趣，“而发生一种‘到茶业中去’之狂潮”[68]。1912年，苏门答借开始有计划植茶前已经植茶。19世纪末，英国得利伦公司就开辟林波茶园（Rimboen），栽种阿萨姆种。1894年，该茶园第一批苏门答腊茶运到伦敦，每磅售价2便士[69]。1907年，贝纳德(Dr．Ch．Bernard)提出苏门答腊土壤宜于植茶，各地企业家便转到苏门答腊发展茶叶生产，米罗珍（O．Van  Vloten）首先大量栽植。1911年，开辟茶园864英亩。

这一阶段，荷印茶业进入迅速发展阶段。“在此时期内因咖啡园之衰落，茶业乃大见繁荣，茶园之面积扩充，品质改进，而爪哇茶也在世界茶叶市场上享其盛名，一如其旧日之咖啡”[70]。

 

三、荷印茶叶种植的繁荣（1912-1941年）

1912年，荷印在苏门答腊开始了大规模有计划植茶。苏门答腊植茶有爪哇植茶失败及成功教训、经验，可以跨过艰苦试验阶段。1912年植茶时，已有爪哇优良茶籽可以利用。加上苏门答腊荒地甚多，人工低廉，各茶场设备也较新颖，“因此茶业之发展较之印锡为尤速”[71]。“苏岛茶叶乃得急速发展”[72]。据调查，荷印“种茶、制茶之法，均甚精美，收获亦佳”，“制茶厂装有最新式之机器”。此时，爪哇也加快了茶业发展速度，“力图振兴。广大之新茶园，既经采摘，而于耕种制造诸法，又复极意研求”，以致获得丰厚回报，“茶叶出产，为数极多”[73]。1919年，印度、锡兰因茶叶生产过剩，加上经济危机影响，实行限产，荷印却不受限产影响，乘机大力发展茶业。

20世纪20年代后，荷印茶产得到很大增长。“繁荣时期继续至一九一四年中，其后经历数年之困难，至一九二O——二二年之恐慌时期而达其极点，其后环境确有进步”[74]。1901年，爪哇产茶1675万磅，1920年1100万磅，1921、1922年，因限产减为900万磅[75]。1927年，仅爪哇就有茶园269家，植茶21万英亩，苏门答腊有茶园26家，植茶3.1万英亩。此外，马来土著人植茶面积6.3万英亩，总计荷印植茶面积30.4万英亩，每年产茶1亿磅以上。“至此，茶之征服爪哇，可谓已经完成”[76]。1932年，包括土著人种植和有间作物在内的茶园为43.2万英亩，产茶18063.8万磅。1938年，植茶面积506797英亩，产量178924500磅[77]。《茶叶全书》则说，“一八九O年以后，采用进步之栽培方法，每单位面积产量，比较以前增加甚巨，实际今日每公顷产茶一千至一千五百公斤，不复为例外之事”[78]。荷印每个茶园均花费大量资金，投资少则数十万，多则数百万，总投资额估计在1600万盾以上。每个茶园雇工数量众多，少则几百人，多达一、二千人，有技师监督生产，自产自销[79]。

1933年，印度、锡兰、荷印签订限产协定，对三地茶产量、茶园面积作出规定。受其影响，荷印茶产有所减少。1929年，茶园面积为120442公顷，产量为75583414公斤，1933年，茶园面积为137844公顷，产量为75291799公斤[80]。“但各地茶园主，均不若以前之眉飞色舞兴致勃勃者可比矣”[81]。嗣后，荷印茶叶种植又得到新的发展，进入了繁荣时期。据统计，到1938年的时候，荷印茶产量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1939年达到18442.3万磅[82]。“综观荷印茶业，其所受天惠之深，地利之厚，已为任何产茶国所莫能及；加以政府不断之努力，人民资本之雄厚，并利用工资低廉之土人以供其驱使，又何怪于极短时期内输出量超我国之上，印度锡兰亦望而生畏也”[83]。这说明荷印茶叶种植在世界上已有很大影响，成为世界茶叶种植最重要的地区之一。这一盛况一直持续到1941年。

 

四、荷印茶叶种植的衰落（1942-1949年）

1942年，日本侵略者占领荷印，对荷印茶叶生产造成严重摧残。日军占领荷印根本不是要把荷印人民从西方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也不是为了发展荷印茶业，因为它压根对茶叶生产不盛兴趣，只对荷印的丰富资源心生贪婪。日本强迫荷印大量茶叶种植园转产支撑侵略战争所需的粮食及其他作物，用于茶叶生产的工厂、发电厂也被日军挪作他用，或者遭到彻底破坏，茶叶生产失去基本条件。1945年，日本投降后，荷印宣布独立，但荷兰殖民者不甘心失败，立即以武力进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这对茶叶种植的消极影响不言而喻。1949年12月，荷兰殖民者才被迫移交主权，承认印度尼西亚独立。总之，1942-1949年间的多年战乱对荷印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害[84]，茶叶生产受到毁灭性打击，大部分茶园荒芜，茶业陷入破产境地，这是荷印茶业史上最黑暗时期。1947年，茶园面积仅为战争前的13%，只有2.47万公顷[85]，茶叶产量为0.15万吨，比1939年的8.34万吨净减8.19万吨，仅为1939年产量的1.79%。1948年，茶产量有所回升，也只有1.29万吨，1949年为2.73万吨。

1950年后，茶产量恢复速度有所加快。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该国开始实施的一项茶产业复兴计划，茶叶经济才得以恢复。从那时起，伴随着工厂的现代化进程和老茶园更新改造，印尼茶叶科研机构和茶叶产业开始携手合作，共同致力于提高茶叶的产量和质量。此后，印尼的茶产业取得了持续发展”[86]。由于加强了对茶业的重视，茶叶产量增加明显，1970年茶产量为44048吨，1980年增为98697吨，1990年又上升至150380吨，2022年为157388吨，占全球第6位，发展速度惊人[87]。

原产中国的茶传播到印尼，早就成为印尼的支柱产业，这是茶叶全球化的生动体现，也是文明互鉴定的成果。

 

结语

荷印茶试植时间较早。虽然荷印不是茶的原产地，但荷兰作为接早接触到中国茶，最早开展中西茶叶贸易的国家，从茶叶贸易中取得了巨大利润。鉴于荷印具有良好的气候、自然、历史、政策条件，1728年，荷属东印度公司就提出了植茶建议并进行了试植。但囿于荷印政府控制茶叶种植的政策，茶叶种植试验长期没有取得多大进展。取消强制国有化后，荷印茶叶种植进入私营时代，几次努力，终于在19世纪80年代取得很大成绩。荷印茶叶种植的曲折历史对荷印殖民经济、国际茶业格局、印尼产业结构均产生了明显影响。研究荷印茶叶种植有助于深化对茶叶全球化过程的认识，有利于加深对印尼经济发展历史的认识，为今后印尼经济的科学发展提供历史借鉴，以便更好地走附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①]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一带一路’视野下的西南茶马古道文献资料整理与遗产保护研究” [20&ZD229]阶段性成果。

[②] 程启坤，庄雪岚主编：《世界茶叶100年》，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74页。

[③]（美）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下册，上海：中国茶叶研究社1949年版，第119页。

[④] 全国经济委员会农业处编：《荷印之茶业》，南京：全国经济委员会农业处1936年版，第2页。

[⑤] 范樱：《爪哇苏门答腊的茶业》，上海：实业部上海商品检验局农作物检验组1934年版，第1页。

[⑥]（美）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上册，上海：中国茶叶研究社1949年版，第59页。

[⑦] 佚名：《爪哇之茶业》，《中外经济周刊》第49号，1924年2月。

[⑧]（美）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上册，上海：中国茶叶研究社1949年版，第59页。 

[⑨]（美）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上册，上海：中国茶叶研究社1949年版，第59页。 

[⑩] 范樱：《爪哇苏门答腊的茶业》，上海：实业部上海商品检验局农作物检验组1934年版，第1页。

[11]（美）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上册，上海：中国茶叶研究社1949年版，第59页。 

[12] 李天宇：《百年兴衰：印度尼西亚茶业发展史探略》，《农业考古》2021年第2期。

[13] 陈椽：《茶业通史》，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第88页。

[14] 佚名：《爪哇之茶业》，《中外经济周刊》第49号，1924年2月。

[15] 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外销物资增产推销委员会编：《外销物资增产推销特辑——茶叶》，出版地不祥：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外销物资增产推销委员会1943年版，第41页。

[16]（荷）乔治•范•德瑞姆：《茶：一片树叶的传说与历史》，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542页。

[17] 佚名：《爪哇之茶业》，《中外经济周刊》第49号，1924年2月。

[18]（美）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上册，上海：中国茶叶研究社1949年版，第60页。

[19] 范樱：《爪哇苏门答腊的茶业》，上海：实业部上海商品检验局农作物检验组1934年版，第3页。

[20] 范樱：《爪哇苏门答腊的茶业》，上海：实业部上海商品检验局农作物检验组1934年版，第3-4页。

[21] 陈椽：《茶业通史》，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版，第99页。

[22]（美）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上册，上海：中国茶叶研究社1949年版，第60页。

[23]（荷）乔治•范•德瑞姆：《茶：一片树叶的传说与历史》，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543页。

[24]（美）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上册，上海：中国茶叶研究社1949年版，第60-61页。

[25] 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外销物资增产推销委员会编：《外销物资增产推销特辑——茶叶》，出版地不祥：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外销物资增产推销委员会1943年版，第41页。

[26] 李天宇：《百年兴衰：印度尼西亚茶业发展史探略》，《农业考古》2021年第2期。

[27]（荷）乔治•范•德瑞姆：《茶：一片树叶的传说与历史》，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544页。

[28]（美）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上册，上海：中国茶叶研究社1949年版，第61页。

[29] 陈椽：《茶业通史》，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第99页。

[30] 陈椽：《茶业通史》，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第100页。

[31] 范樱：《爪哇苏门答腊的茶业》，上海：实业部上海商品检验局农作物检验组1934年版，第4页。

[32]（荷）乔治•范•德瑞姆：《茶：一片树叶的传说与历史》，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544页。

[33]（荷）乔治•范•德瑞姆：《茶：一片树叶的传说与历史》，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544页。

[34]（荷）乔治•范•德瑞姆：《茶：一片树叶的传说与历史》，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544页。

[35]（美）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上册，上海：中国茶叶研究社1949年版，第62页。

[36] 佚名：《爪哇之茶业》，《中外经济周刊》第49号，1924年2月。

[37]（荷）乔治•范•德瑞姆：《茶：一片树叶的传说与历史》，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544页。

[38] 范樱：《爪哇苏门答腊的茶业》，上海：实业部上海商品检验局农作物检验组1934年版，第4页。

[39] 吴觉农，胡浩川：《中国茶业复兴计划》，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18页。

[40]（荷）乔治•范•德瑞姆：《茶：一片树叶的传说与历史》，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544页。

[41]（美）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上册，上海：中国茶叶研究社1949年版，第64页。

[42]（美）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上册，上海：中国茶叶研究社1949年版，第64页。

[43]（美）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上册，上海：中国茶叶研究社1949年版，第64页。

[44] 范樱：《爪哇苏门答腊的茶业》，上海：实业部上海商品检验局农作物检验组1934年版，第4页。

[45] 范樱：《爪哇苏门答腊的茶业》，上海：实业部上海商品检验局农作物检验组1934年版，第4页。

[46]（美）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上册，上海：中国茶叶研究社1949年版，第64页。

[47] 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外销物资增产推销委员会编：《外销物资增产推销特辑——茶叶》，出版地不祥：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外销物资增产推销委员会1943年版，第41-42页。

[48]（荷）乔治•范•德瑞姆：《茶：一片树叶的传说与历史》，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544页。

[49] 全国经济委员会农业处编：《荷印之茶业》，南京：全国经济委员会农业处1936年版，第41页。

[50]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87页。

[51]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93页。

[52] 陶德臣：《印度茶业的崛起及对中国茶业的影响与打击》，《中国农史》2007年第1期。

[53] 吴觉农，胡浩川：《中国茶业复兴计划》，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18页。

[54]（美）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上册，上海：中国茶叶研究社1949年版，第62页。

[55]（美）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上册，上海：中国茶叶研究社1949年版，第64页。

[56]（美）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上册，上海：中国茶叶研究社1949年版，第65页。

[57] 范樱：《爪哇苏门答腊的茶业》，上海：实业部上海商品检验局农作物检验组1934年版，第4页。

[58] 佚名：《爪哇之茶业》，《中外经济周刊》第49号，1924年2月。

[59] 全国经济委员会农业处编：《荷印之茶业》，南京：全国经济委员会农业处1936年版，第4页。

[60]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09页。

[61]（美）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上册，上海：中国茶叶研究社1949年版，第65页。

[62] 范樱：《爪哇苏门答腊的茶业》，上海：实业部上海商品检验局农作物检验组1934年版，第4页。

[63] 佚名：《爪哇之茶业》，《中外经济周刊》第49号，1924年2月。

[64] 范樱：《爪哇苏门答腊的茶业》，上海：实业部上海商品检验局农作物检验组1934年版，第4页。

[65] 佚名：《爪哇之茶业》，《中外经济周刊》第49号，1924年2月。

[66] 吴觉农，胡浩川：《中国茶业复兴计划》，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18页。

[67]（美）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上册，上海：中国茶叶研究社1949年版，第66页。

[68]（美）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上册，上海：中国茶叶研究社1949年版，第67页。

[69] 陈椽：《茶业通史》，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第100-101页。

[70]（美）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上册，上海：中国茶叶研究社1949年版，第65页。

[71] 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外销物资增产推销委员会编：《外销物资增产推销特辑——茶叶》，出版地不祥：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外销物资增产推销委员会1943年版，第42页。

[72]（美）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上册，上海：中国茶叶研究社1949年版，第70页。

[73] 佚名：《调查门》，《农商公报》第15期，1915年10月。

[74]（美）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上册，上海：中国茶叶研究社1949年版，第67页。

[75] 佚名：《爪哇之茶业》，《中外经济周刊》第49号，1924年2月。

[76]（美）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上册，上海：中国茶叶研究社1949年版，第67页。

[77] 陈椽：《茶业通史》，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第101页。

[78]（美）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上册，上海：中国茶叶研究社1949年版，第67页。

[79] 吴觉农，范和钧：《中国茶业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66页。

[80] 全国经济委员会农业处编：《荷印之茶业》，南京：全国经济委员会农业处1936年版，第6页。

[81] 全国经济委员会农业处编：《荷印之茶业》，南京：全国经济委员会农业处1936年版，第5页。

[82] 吴仁润：《世界茶叶贸易之回报与前瞻》，《贸易月刊》第7- 8期合刊，1942年。

[83] 全国经济委员会农业处编：《荷印之茶业》，南京：全国经济委员会农业处1936年版，第41页。

[84] 李天宗：《百里兴衰：印度尼西亚茶业发展史探略》，《农业考古》2021年第2期。

[85] 程启坤，庄雪岚主编：《世界茶叶100年》，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74页。

[86]（英）简•佩蒂格鲁（美）布鲁斯•理查德森主编：《茶行世界：环球茶旅指南》，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年版，第164页。

[87] 陈宗懋主编：《中国茶经》，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2年版，第727-7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