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获得了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举办的第六届“我与茶道”优秀征文二等奖，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宗教学专业2022级博士生。再次感谢作者的支持！

 

郑宁

摘  要：“围炉煮茶”话题的兴起，叠加成功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东风，为我国茶产业带来了新一轮发展契机。随之出现的，是“诗和远方”等消费关键词和现象级的市场需求，及对“中国茶”过度商业化的担忧。在卢曼等学者的理论基础上，本文通过文献分析和个案讨论，提出商业化并不必然带来意义的缺失，反而为“中国茶”文化意义的自我更新提供了更多可能。制约之处，恰恰在于当前主流商业模式中对技术的高度关注固化了茶的产品属性，加之生产端和消费场景的过度剥离，也限制了象征性表现形式。本文建议，未来业内应积极探索服务型消费与跨界融合，为调和现代性的冲击提供更多可能，并就此提出几点建议以供讨论。

关键词：中国茶；现代性；社会次系统；自我创生

 

引言：后非遗时代的商业化之争

中国有悠久的饮茶历史，也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茶叶生产国和消费国。根据世界粮农组织统计，2021年中国茶产量全球占比达到47%（310万吨），远超位居次席的印度。[①]但受新冠疫情冲击，国内产业遭遇瓶颈，供给新增被扰乱，有效需求不足，出口和线下销售停滞，线上订单锐减。[②]转折点出现在2022年年末。首先，是“围炉煮茶”概念经过社交平台发酵，迅速转化为现象级的市场需求。当期，小红书相关话题的总浏览量达到1,158.8万，互动量同比增长950%，抖音点赞量875.6万，同比增长5,036%，淘宝商品销售近8.4万件，相关衍生品搜索热度达到624.7万。其次，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正式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推动茶叶交易再创新高。2023年1月1日中国茶业交易会，3天时间内产生线上线下订单超9.2亿元，其中线下交易额1,886万元，吸引游客约4.8万人次。[③]

市场的爆发，在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心剂的同时，也引发了新一轮争议，矛头直指茶的商业化问题。在评审书中，教科文组织政府间委员会就建议中方要“注意过度商业化的潜在风险”。[④]近期，中消协和中茶协的联合倡议书也指出，茶叶产品过度奢华、铺张浪费，不利于产业的健康发展，“希望产业在杜绝过度包装、推进绿色文明消费方面做出表率”。[⑤]虽然从话语体系来说，两者对商业化的定义和警惕并不完全一致[⑥]，但在普罗大众的直观感受中，确有将“中国茶”与“商业化”置于价值天平两端的可能。故而有论者提出，当前茶文化界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泛文化”情况，“茶文化”“茶艺”“茶道”等概念被混淆，各种茶事商业行为有过度消费、过度开发之嫌。[⑦]反对者则主张这是悠久茶文化与消费文化的新结合，代表了传统文化的强势复兴。

暂不论双方对错高低，本文的问题是所谓“茶文化”是什么？它在争论中为何会与“商业化”走向极化甚至对立？两者关系如果不必然势同水火，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过度商业化”这一说法？在商业实践中它有何表现，又是否有“中道”可循？试论如下。

 

钩沉：从层级符号到国民象征

茶所承载的丰富文化意涵，是多元群体长期互动的典型结果。在《茶在中国：一部宗教与文化史》一书中，加拿大学者贝剑铭（James A. Benn）就展现了这一复杂过程。贝氏的核心观点概言之，即一个国家的饮食习惯是受到其宗教思想、人物和机构深刻影响的，茶正是在佛道僧俗为代表的宗教元素推动下，才在9世纪一跃从川渝地区的地方特产，转变为与“酒”并驾齐驱的帝国经济和日常生活组分。[⑧]通过对《茶经》等茶书、《洛阳伽蓝记》《云笈七签》等佛道经典和文人诗词、游记等史料的爬梳，他指出中古时期茶有着复杂的宗教和文化面向，在士人、僧众的频繁互动中，它逐渐发展出两重表现形式：其一，是具有实用功能的日常饮品，与酒水、汤药乃至乳等有相互替代、竞争的紧张关系；其二，是具有文化渊源、日常以外的“茶”，它由古及今勾连起了夏、商、周三代的神话与现实，并在宗教教义的加持下，被赋予简单质朴、端凝于思的精神属性，最终在明清之际定型为士人寄托理想化想象的载体。因此，他将茶称为一种“宗教与文化商品”。[⑨]

这一考察在经济史、制度史外另辟蹊径，为本文考察茶的文化意涵提供了新的视角。与陈椽、程光裕、方豪等前辈不同，贝剑铭的论述受到了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和物质主义转向（Materialist Turn）的深刻影响。在他眼中，茶不是一种惰性物质，而是古代中国不停变化的文化景观中鲜活的有机体，在反应经济基础变化的同时，又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诚如贝氏所言，在宗教、文化、经济诸领域尚未像现代社会这样完全分离的古代中国，茶不仅是一种日益全球化的商品，也是沟通人世与超世的中介，还是润滑社会交往的礼物。一方面，它可以象征出世与超越。除书中提到的唐代贡茶、酒戒、茶会、茶百戏，宋代茶会、汤会、巡堂外，实际上茶与宗教文化在古代还有很多结合，并绵延至今。如“普茶”在禅宗初兴时就已成定规，是丛林生活的重要组成。清代《百丈清规证义记》“景命四斋”有载“朔望日早粥二板后。斋堂用普茶。宣规约。今禅宗权开非食戒。普茶移在晚二板”，又“结冬”即十月十五日“斋堂吃普茶将讫。维那宣共住规约。晚二板”。[⑩]普茶时，除重申共住规约外，还需“普会大众叙半月之程，用考功绩也”。[11]又如“贡茶”到当代已经发展为程序俱全的“茶供”仪式[12]，僧众需完成“打板集众”“炉香赞”“称圣号并诵经”“点茶”“宣白”“佛前上供”“唱赞”“回向”“三皈依”诸程序，以茶供养诸佛菩萨和历代祖师。其赞文也颇有茶趣：

谷雨采新茶，玉瓯盏内莲花，赵州公案最堪夸，献上法王家，祖师菩萨慈愍念，六根罪灭河沙，灵文卷卷玉无瑕，文光达天涯。

另一方面，茶又可以用于象征礼法秩序。在书中甚少谈及的儒家仪式中，茶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根据清代《校订朱子家礼》“通礼”，主家在正至朔望前一日，需到祠堂“洒扫斋宿……每龛设新果一大盘，于卓上每位设茶盏托、酒盏盘各一”，在主人和长子次序斟酒后，主妇“执茶盏，执事者执汤瓶随之，点茶如前，命长妇或长女亦如之”。在“冠礼”戒宾、“昏礼”女氏主人出见使者时，双方需斟/啜茶；“丧礼”做奠，需用“香茶烛酒果”，宾客入哭要“焚香，跪，酹茶酒”；“祭礼”做四时祭，设位陈器要有“茶合、茶筅、茶盏”，启门就位后主妇需“奉茶，分进于考妣之前祔位，使诸子弟妇女进之”。[13]这种对礼的表征，在当代社区的生命仪式中也得到了继承和保留。以泉州安溪为例，当地婚嫁有“以茶为礼”的习俗，男方下聘称“下茶”，女方受聘为“受茶”，聘金称为“茶银”。除在婚宴时备茶、主客敬茶回礼，婚后新娘还需从娘家带来茶树一株，以表落地生根、开枝散叶。[14]

结合书中案例和上述几则补充材料，我们确实可以窥见在不同知识网络和实践中茶的“宗教和文化商品”形象，以及这些形象的传承不绝。究其根本，茶能有诸多文化意义上的变化，恰在于它折射的是古代中国儒释道三家融通的思想洪流。这在唐宋鼎革之际表现得尤为明显，故而贝剑铭将7-13世纪视作是茶文化“最为推陈出新、最令人心驰的阶段”。[15]本文大抵同意此一判断，但就其帝制后期主要发展的是“茶叶种植与饮用”，在文化上“只是早期实践的改良，而非令人吃惊的新发展”的观点，持保留意见。

笔者认为，恰恰是在明清到近代的普遍社会焦虑中，茶的文化意涵发生了分化，最终实现了从层级符号到国民象征的转化。从社会演化和分化角度来看，古代中国是典型的层级式分化社会（Stratifikatorische Differenzierung）[16]，士农工商虽“同饮一杯茶”，但由于性质不同、地位不对等，茶的文化意义赋予主要是掌握在精英阶层手中。文士与僧众频繁互动所建立的两重表现形式，虽然至少可以传递出三层意涵，即居上的宗教性“清”“静”“神”、居中的简朴逍遥遁世和居下的祛病消灾、阖家安康，但普罗大众仅仅是对上层文化景观的亦步亦趋，缺乏主观能动性的创造。故而，贝剑铭描述中的唐宋时期的茶并不同于现代意义的“中国茶”，毋宁说是“士人茶”或“文人茶”。但从明清到近代，在中西文化交流、冲突和融合的大背景下，这一情况发生了诸多变化。一方面，跨区贸易的繁荣加速了社会次系统的分化并产生了更多的意义赋予。茶与地方性知识的结合就是典型代表。唐宋时期茶品多与寺院、名典挂钩，如宝云茶、香林茶、白云茶、垂云茶，为的是突出“点茶三昧”之意。到明清时，茶中至品已多以产地为名，如龙井、松萝、罗岕、虎丘、武夷。在地方士绅、商贾和民众的努力下，它又进一步转化为地方认同的标志，如清初乌龙茶的创制和铁观音的发现，就随着“珍春茶行”“建成号”等传播到东南亚各国，并根植在当地华人社区婚、丧、嫁、娶的方方面面，成为海外侨胞异域同风月的血脉符号。云南的宝洪、六安的瓜片、信阳的毛尖等不计繁数的名品，无不具有类似的功能。

另一方面，茶的意义分化又通过和国家的同兴共衰，在近代进一步被整合为整全的国民象征。明末清初郑氏驻厦期间（1650-1680年），我国东南沿海的对外茶叶贸易已规模日盛，阮旻锡赞曰“西洋番舶岁来买，王钱不论凭官牙”，到清代时更成为朝廷财赋的重要来源，“侨销茶”也随之盛行。但五口通商后，中国茶产业经过短暂的甜蜜期，就情势急转直下，在与锡兰、爪哇等同类产品的竞争中逐渐败退。一种解释思路是从“口味”等角度出发，认为：

丝茶两项为中国出口之大宗。然近年沪鄂各商，艰于获利，势且不振。抑又何故？刻阅泰西新报，知茶叶销路，颇有起色，饮茶之家日益多……何茶商尚惄然以忧耶？至西人饮茶之法，则以茶叶入锅，注水浓煮，俟其沸久，然后滤去渣滓，和汤饮之，与中土之味取其清者迥异。[17]

类似说法不免有自欺之嫌。因此，主流的观点还是将茶置于“外辱内困”的话语体系之中。如《茶法刍议》就提出：

呜呼！时至今日不可不讲求商务矣！外洋之所以削中国之民而益其财者，皆非中国之所无也。中国之所以竭财而不能与之敌者，又皆外洋之所仰也。近数十年农业愈精密，考求愈密，于是茶桑之利不复仰给中原，而农商受病……当至今日鸦片之烈年甚一年，而外洋选择茶品之精日过一日，则是我不能害人而人反可以困我也。[18]

这就在“中国茶”与外国竞品间构建起了微妙的“对立”，即“日本印度所产愈多，烘焙愈善”，“意大利西班牙之茶园更有加”，则“中国不堪设想”。同样的，在葛显礼（Henry Charles Joseph Kopsch，任职时间1862年－1913年）呈送的《光绪二十二年通商各口华洋贸易情形总略》中，茶产业的衰落也与国家倾颓、山河破碎产生了直接联系：

出口土货价值本年比较上年，减一千二百万两，出口税项亦短征五十七万两。推原其故，实以台湾改隶日本，减去两关出口之货，再加茶叶湖丝棉花三大宗亦少。[19]

除表征国运衰微外，更重要的是茶还暗示着“自强求富”的可能。在洋务运动的体用思想影响下，人们将技术上的革新视作是中国茶实证求国家复兴、文化优越性的必由之路。葛显礼就认为“现闻福州已购机器仿照印度制茶之法，从此闽省茶叶日有起色，倍蓰利益定在掌握之中”[20]，文章《论茶》则言辞更为激烈，不仅将土法手作比作“弓矢”而西方机器烘焙是“铁礟轮船”，甚至认为：

查中国茶近三十年以来，岁岁减色。究其故，全因中国茶商不能因时制宜，时求精致。现在焙茶仍用土法，不思改变，以致茶业日衰，竟成不可收拾之局。[21]

在作者眼中，印度茶“茶叶香味远不及中国之纯正”，加之当地土恶性，多服伤人身体，中国茶则不然，所以只要能师夷长技，西洋“饮茶之人必弃他国而取中国所产之茶叶”。这种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笔法，到抗战胜利时依然流行。在托名“茶籽”的文章《茶的自传》中，作者就假茶叶之口说到：

现在，日本无条件投降了，海口通了，台湾回归祖国的怀抱了，胜利的风又把我们吹复活了！而欧美各国和边疆各地更切望着我们的降临……严冬过去，接着来的是和煦的春天。同志们，努力吧！是该我们翻身的时候了！我们要争回过去的地位，恢复过去的光荣历史。[22]

 

变化：技术的纯化与意义的两难

从纯然经济的角度来看，我国茶产业距离“恢复过去的荣光历史”的目标已近在咫尺。在经过近代的风雨飘摇和抗战的夹缝生存后，茶产业在新中国建立后进入恢复期，并在改革开放后迎来爆发式发展。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包含上、中、下游三部分，涵盖培育、种植、加工、包装、仓储、配送、销售等环节，应用领域丰富的完整产业链，与近代的疲弱大相径庭。在上游，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21年我国干毛茶总产量实现十一连增，从2011年的160.76万吨增长至316.4万吨，稳居世界第一。咨询机构Frost & Sullivan也给出了积极预测，认为当前我国原茶市场规模已超300亿元并将继续增长，到2026年可达到408亿元。从供需关系来看，此一趋势主要得益于下游消费端的强力拉动，尤其是年轻消费群体对现制茶饮的追捧。2021年，国内茶饮市场总规模达到千亿水平，年复合增长率超20%，即使受疫情影响，2022年依然维持在千亿水平以上。[23]

在此过程中，茶作为产业标准品的属性被逐步加强。中古时期茶汤并论、药饮不分的情况已不复存在[24]，茶叶被严格界定为“以鲜叶为原料，采用特定工艺加工的、不含任务添加物的、供人们饮用或食用的产品”。[25]原有的六大茶系被进一步细分，如绿茶有“炒青绿茶”“烘青绿茶”“晒青绿茶”“蒸青绿茶”三类，红茶有“红碎茶”“工夫红茶”“小种红茶”，也出现了“再加工茶”这样不见于历史的新出细分。对于产品应含的茶多酚、茶氨酸、茶多糖等物质占比多少，现行标准也有详细规定。作为产业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产品标准化有便于流通、溯源等优势，也对加工技术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确保原叶生产的质优量足一直是中央宏观调控的核心目标之一。《中国茶产业十四五发展规划建议（2021-2025）》中就明确指出，当前茶产业存在着“发展方式粗放，竞争力不强”“科技转化率低，关键技术仍存突破空间”等问题，督促从业者就关键加工设备标准化、自动化、智能化进行完善，并得到了积极响应。[26]

以F省P茶园为例。该公司成立于2011年，定位为“集茶叶种植、生产科研、经营销售及茶文化交流为一体”的现代企业，也是当地某茶品最大的生产商。2021年在省财农指33号文的指导下，P茶园投入超百万元，配合财政专项启动了为期半年的智慧园建设项目，以“推动企业茶叶产业智慧化发展”，建设“生产智能化、管理高效化、经营网络化、服务便捷化、创新应用五大特色的智慧茶园”。对照省项目任务清单建设要求，P茶园分别引入了GIS展示系统等可视化管理系统，配套高清球机、九要素气象站、负离子采集器等的生产智能化管理系统，及智能喷灌、断电断网警告、种质资源、病虫害监测、农业电商等诸多系统。值得一提的是，P茶园还进行了5G直播角建设，以实现“在线购物体验多场景切换”和“实时直播分发”，“满足消费者的参与和体验”。经营者表示这主要是为了通过接入主流直播平台，“培养顾客直播购物习惯，实现双向互动，提升消费者参与感”。

                                          

图1 案例茶园智慧项目总体架构

 

这种在种植过程中将现代信息技术与专业种植相结合、传统加工手段与现代工艺流程相结合的思路，是当前国内产业发展和变革的主要方向，类似的案例林林总总。但与其他竞对类似，P茶园也面临着“过度商业化”的隐忧，特别是考虑到当地上百年的茶文化积淀，围绕茶建构起来的丰富仪式，和始终以来对“活、甘、清、香”独特韵味的坚持。在问到如何做好茶文化传承时，除了上文提到的引入智慧生产技术外，茶园主理人L先生主要给出了三种解决方法：其一，是在品牌包装中突出品类的悠久历史和古早的韵味，即“香高而悠远”“绿叶红镶边保持乌龙传统特征”；其二，是积极融入本地传承有序的文化传统之中。即使是从夫妻店发家并走向标准化大茶厂，他依然追寻师徒传承的背书，多次拜师学艺，并最终成为本地茗品的第四代传人；其三，是利用公众号在社区和本地积极传播茶的相关知识。由此，L先生实现了对茶文化的技术处理。在谈到未来目标时，他还给出了一个略带张力的规划，“我希望把本地茶的生产和销售做到极致”，可“我也想回去。再用一两年时间，等全国的销售网建起来了，我就回山里”。他希望“退隐山林”后，可以适当扩种些散养的茶，开几亩方塘、建几座木屋，但又不是完全田园牧歌的隐士生活，因为“到时候客户和经销商，可以每年来茶园度假、吃茶、吃吃农家菜，弄点农家酿，谈谈生意”。

与大部分改革后成长起来新茶人一样，在L先生一半市场、一半乡愁的规划中，本来与生产技术无涉的“茶文化”被融进了产业现代化的发展之中。但这一路径与时兴的消费热点并不完全妥帖。方塘、木屋、山水、香茗，试图继承和勾勒的是文人雅士的想象，即使没有赵州师“吃茶去”的禅意，至少强调的也是精神性地体悟自然和人生。而“围炉煮茶”更加俗世倾向，虽然标榜的是一种仪式感经济，但对消费中坚力量的都市打工人来说，它和“春日野餐”“夏日吃冰”“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只有时间次序的差异，并没有文化编码上的根本不同。人们通过煮茶来逃离城市喧嚣、体验慢生活，但并不是奔向田野的离开或消极遁世，而是希望获得与城市保持适度距离的片刻松弛感。此外，围炉煮茶又有很强的日常社交属性，是“出片流”活动，具有短时间、碎片化、即时反馈的特点，不是一个长时间的生命体验，所以消费者不会像古代文人那样，“兴师动众”寓居上游生产端的茶园，而是更习惯于唾手可得、包装精美的新式茶饮。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者的眼中，L先生的设想也颇有瑕疵。智慧茶园项目的发展方向是产业标准品的制造，但根据《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框架，“实践、表现、表达、知识、技能”（Practices, Representations, Expressions, Knowledge, Skills）而不是其成果和产品才是应受保护和传承的对象。[27]此外，除了存在过度包装、生产污染等可能外，茶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业化发展并不总是能够改善本地居民的生计，因此与公约所追求的平等和包容性发展有冲突的可能。[28]到此，茶产业的现代化发展似乎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展望：“茶叶+”与“逃逸线”

在前两部分中我们分别以历史文本和田野个案，对中国茶的文化意义和商业化进行了考察，其基本线索是：在近代中西交流、碰撞的大背景下，茶在古代所具有的层级符号意义被逐渐转化为家国一体的国民象征，在此基础上茶产业开始了以“技术”为导向的现代商业化进程，并一直延续到今天。但商业化的加速又固化了茶的产品属性，导致产业在面对意义的回归和非遗的保护时，遭遇非议乃至陷入两难。通过这一勾画，对思考本文一开始所提出的四个问题主要输入如下。

首先，本文认为所谓“茶文化”并不存在一个本质主义的答案，它是生成建构而不是全然先验的。即使是在贝剑铭描述的层级式分化社会中，茶作为由士人、诗僧主导的文化符号，也至少有两重表现形式和三层意涵。而随着中国被卷入现代化的大潮，茶原有的层级分化式编码无法满足全社会日益增加的复杂性，各色团体因此生成了更多的二元编码（Binre Codes）来对茶进行意义赋予，比如地方性的身份认同、上下一心的国民认同等等都是重新编码的结果。在物质消费多元化和社会生活快节奏的今天，它又成为了城市生活中潮流仪式、社交货币的媒介，在现代性与个人认间构造起意义的认同边界。因此，在功能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中国茶的文化意义依然是流动不居、持续生成的。

其次，茶的意义赋予有赖于商业化的发展。它之所以能在唐宋以降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与寺院经济的种植（茶户）、营销（茶会及交往）、消费（供神、修身）链条有很大关系。茶被视作国民象征、民族骄傲，倚靠的也是近代的跨国贸易网络和改革开放后的产业现代化发展。其中的诸多手段，如产品标准化、技术化、品牌化，让茶在生活中更加触手可及，也为意义赋予提供了丰富的渠道，这是不可否认的功绩。争论中所极化和对立的其实是人们对现代性的隐忧。正如卢曼（Niklas Luhmann）所言，高度功能分化（Funktionale Differenzierung）的现代社会必然是一个“没有顶端和中心的社会”[29]，在宏观上分化出诸如政治、经济、科学等功能各异、地位平等、性质不同又无法相互替代的次系统，所以人们“同饮一杯茶”，却是从不同的系统滤镜来进行解读。从经济系统来看，茶文化是个投资回报率问题，从政治系统来看则是国家问题，从科学系统看又是技术问题。但与卢曼认为诸系统互为条件、可以整合的态度不同，在直观情绪中论辩双方更习惯于从互斥的角度去展开讨论，推至极致则各个次系统中高度专门化、自我指涉的二元编码（如经济系统的标准品/非标品，政治系统的本国/外国等），就不再是用于区分功能而成为绝对的独断。

再次，过度商业化确实存在，如过度包装、生产粗放等等。但这一说法服务的是两套具有不同导向的话语体系。在中央政策文件中，过度商业化并不是商业化的原罪，而是技术不足的表现，通过管理规范化、智能化、全产业链的标准体系覆盖自会迎刃而解。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框架里，“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是作为市场的负效应创造出来的，虽然它承认商业化的实践意义，但在以“将保护对象从商业领域移除，保留其以供沉思、反思和享受”的遗产制度下去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必然是困难的。[30]在《行动指南4》中，教科文组织做出了解决非遗经济的尝试，但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可销售部分的兴趣依然高于产品背后的文化过程，所以行动者依然面临着违法《公约》的杯葛。“商业化而非过度商业化”的理念，折射出的是《公约》在不同逻辑间的左右为难，反映的是不同的价值取向，即基于所有权的排他性和基于遗产制度的包容性和共享性，是一种脆弱的妥协。[31]当人们遭遇无用包装的洗礼时，这种妥协自然会强化既有的“茶文化”与“商业化”对立。

业内早有感应并有一定应对。但如P茶园的案例所示，以“技术+文化”的商业规划并不能完全化解国内、国外两套话语的内在冲突。茶作为文化符号所带有的超现实价值和意义也并没有获得智慧化的加持。而在面对多元化和快节奏的市场需求更迭中，纯然的标准品时刻有被其他竞品替代的可能，长程的规划也无法充分回应青年人的即时的内在价值追求。如何跳出非遗的“围城”，这是涉及认识、实践两个层面的复杂问题，限于篇幅仅罗列一二要点以资讨论：首先，在社交经济、体验经济大行其道的风口，应加快向“产品+服务”型市场的转变。在企业经营中，对“茶叶采摘”“手工体验”“茶艺表演”“茶制美食”“茶叶科普”“茶园观光”等较为成熟的业态，要保持投入并使其成为真正的“现金牛”，从而为发展“IP周边联名”“艺术体验”等新条线提供更为宽裕的发展空间。其次，除和旅游、观光、餐饮等进行密切关联外，跨界融合也是值得发力的方向。譬如中国茶所承载的“情绪治愈”“高质量美护”“硬核养生”“社交货币”等功能，若能与美妆护肤、剧本杀、民宿、汉服、文创潮玩等有进一步结合，则可以导引出新的增长点。上述两点，可以避免纯然标准品所面临的竞品替代可能，也将为消费者在中国茶中找到新的效用提供支持。

对于推动后非遗时代的“茶叶+”转向来说，上述建议当然有落入窠臼的可能。因为在功能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里，在个人主义影响下每个人都有权提出自己的意义要求，喝茶可以是求宗教性的禅修清净，也可以是为了精神性的超越，或是体验文人古风的雅致，或是追求民族复兴的荣光，或是像青年人那样对生活的重压摆出“信命又不认命”的态度，乃至同时追逐多个目标。在这种“要求通货膨胀”（Anspruchs Inflation）的情况下[32]，任何单一的次系统都无法提供整全的解决方案。所以走向“中道”的另一关要，就是要在商业化中形成沟通的循环以整合分化的次系统。换言之，我们需要通过商业化的手段将茶重新嵌入日常生活之中，让人们在交往中实现文化意义的“自我创造”和“结构性联系”。[33]构建复合的茶文化社交空间，是较有可行性的方向。除在上游继续引入宗教和本地文化资源，如禅修、功夫茶、侨胞乡土情等外，从业者还可考虑升级下游消费场景，将一二线城市的部分冗余线下直营店改造为“国风之家”“国潮中心”，由本地社群或组织提供以茶文化为中心的服务和体验项目，形成多样业态和产品线，开辟主打饮品差异化的中端市场和高端市场之间的新增长点。

正如咖啡馆之于法兰西、茶馆之于成都，在沟通交往之中，我们才有可能将茶文化的千人千面安置在共同的载体上。当然，这样的营造必然是充满挑战的，需要政府、业内、社会多方力量的合作，但无论如何，这种针对茶叶文化符号意义的发掘，都有可能为现代社会生活提供一种超越现实的精神支持和生活可能，一种中国式的智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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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周志家：《社会系统与社会和谐——卢曼社会系统理论的整合观探析》，载《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学：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会获奖论文集》，邴正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85-201页。

[13] Chiara Bortolotto, “Commercialization Without Over-Commercialization: Normative Conundrums Across Heritage Rational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020, p.8.

[14] FAO, International Tea Market: Market Situation, Prospects and Emerging Issues, https://www.fao.org/documents/card/en/c/cc0238en。

[15] James A. Benn, Tea in China: A Religious and Cultural History,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5, p. 204, 42.

[16] Michael Herzfeld, Evicted from Eternity: The Restructuring of Modern Rom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17] Michael Hutter, “Economic Perspectives on Cultural Heritage: An Introduction”, Economic Perspectives on Cultural Heritage, edited by M. Hutter and I. Rizzo, Basingstoke: MacMillan Press, 1997, p.3–10.

[18] Niklas Luhmann, “Anspruchsinflation im Krankheitssystem”, In Die Anspruchsspirale, P. Herder-Dorneich and A. Schulter, Stuttgart: Kohlhammer, 1983, p.28-49.

[19] Niklas Luhmann, Die Gesellschaft der Gesellschaft, Frankfurt: Suhrkamp, 1997, p.803.

[20] Niklas Luhmann, Soziale Systeme. Grundriss einer allgemeinen Theorie, Frankfurt: Suhrkamp, 1984.

[21] UNESCO, 2022, Decision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Committee: 17.COM 7.B.2，https://ich.unesco.org/en/decisions/17.COM/7.B.2。

[22] UNESCO, The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2003.

 

[①] FAO报告International Tea Market: Market Situation, Prospects and Emerging Issues, https://www.fao.org/documents/card/en/c/cc0238en。

[②]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至2019年全国茶叶产量年新增保持在6%以上，疫情初期下降至5.6%。另据Daxue统计，2020年2月全国超过60%的线下店无销售收入，见https://daxueconsulting.com/tea-market-in-china/。

[③] 如12月炭火销售量一跃增长至1-1.5万件，野餐垫累计销售70万件。相关统计数据，见新红、新抖和其他网络公开资料。

[④] UNESCO, 2022, Decision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Committee: 17.COM 7.B.2，https://ich.unesco.org/en/decisions/17.COM/7.B.2。

[⑤] 中消协、中茶协：《倡导茶叶适度包装 推动绿色文明消费》，https://news.cctv.com/2023/04/03/ARTItAcMZoxkPfnALktTzelB230403.shtml。

[⑥] 详见本文第四部分的讨论。

[⑦] 蒋敏，章传政：《对当前中国茶文化“泛化”问题的认识与反思》，北京茶叶网。

[⑧] James A. Benn, Tea in China: A Religious and Cultural History,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5, p. 204, 42.

[⑨] lbid, p. 13.

[⑩] [清]仪润：《百丈清规证义记》卷1，CBETA 2023.Q1, X63, no. 1244, p. 383c5-6 // Z 2:16, p. 299d8-9 // R111, p. 598b8-9。卷8，CBETA 2023.Q1, X63, no. 1244, p. 509c10-11 // Z 2:16, p. 425d5-6 // R111, p. 850b5-6。

[11] [明]丁元公、祁骏隹：《湛然圓澄禪師語錄》卷4，CBETA 2023.Q1, X72, no. 1444, p. 796b6-7 // Z 2:31, p. 112c11-12 // R126, p. 224a11-12。

[12] 所谓“贡茶”，即将茶作为与花、香、灯一般的标准贡品。lbid, p. 50.

[13] [清]郭嵩燾：《校訂朱子家禮》，梁小進編，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630、640、651、678-679、708、713页。

[14] 王铭铭、孙静：《安溪铁观音人文状况调查与研讨实录》，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6-27页。

[15] lbid, p. 3.

[16] Niklas Luhmann, Soziale Systeme. Grundriss einer allgemeinen Theorie, Frankfurt: Suhrkamp, 1984.

[17] 佚名：《西茶畅销》，载《益闻录》第84期卷，1881年，第15页。

[18] 佚名：《茶法刍议》，载《湘学报》第21期，1897年，第18-20页。

[19] 葛显礼：《光绪二十二年通商各口华洋贸易情形总略》，载《秦中书局汇报·商务》，1896年，第23-27页。

[20] 前引，第26页。

[21] 佚名：《中外近事：论茶》，载《菁华报》第2期卷，1898年，第2页。

[22] 茶籽：《茶的自传》，载《闽茶》第1卷第3期卷，1846年，第33-34页。

[23] 红餐品牌研究院：《中国茶饮品类发展报告2023》。

[24] James A. Benn, Tea in China: A Religious and Cultural History,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5, p. 130-144.

[25]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茶叶分类GB/T 30766-2014》，http://c.gb688.cn/bzgk/gb/showGb?type=online&hcno=1FF5A0EB54D6C8ADF201F54F53BA32DC。

[26] 近期的相关文件还有农办规〔2022〕20号文、农发〔2021〕1号文等。

[27] UNESCO, The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2003.

[28] Michael Herzfeld, Evicted from Eternity: The Restructuring of Modern Rom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29] Niklas Luhmann, Die Gesellschaft der Gesellschaft, Frankfurt: Suhrkamp, 1997, p.803.

[30] Michael Hutter, “Economic Perspectives on Cultural Heritage: An Introduction”, Economic Perspectives on Cultural Heritage, edited by M. Hutter and I. Rizzo, Basingstoke: MacMillan Press, 1997, p.3–10.

[31] Chiara Bortolotto, “Commercialization Without Over-Commercialization: Normative Conundrums Across Heritage Rational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020, p.8.

[32] Niklas Luhmann, “Anspruchsinflation im Krankheitssystem”, In Die Anspruchsspirale, P. Herder-Dorneich and A.Schulter, Stuttgart:Kohlhammer, 1983, p.28-49.

[33] 周志家：《社会系统与社会和谐——卢曼社会系统理论的整合观探析》，载《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学：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会获奖论文集》，邴正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85-2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