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获得了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举办的第六届“我与茶道”优秀征文二等奖，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2020级本科生。再次感谢作者的支持！

 

孟祥和

摘要：面向现代的中国茶文化建构要重视传统性、在地性和现代性三个向度。既要深入挖掘相关史料，从传承千年的中国茶文化史中寻找有益基因，又要重视茶文化作为特定江湖、特定阶层、特定时代文化的在地性。要以传统茶艺、茶技结合定在区域的地理文化特征、定在阶层的审美趣味特征、定在时代的核心现实特征，展开在地性的茶文化建构。此外，现代中国茶文化的建构始终是为现代中国人民服务的，其目标指向现代性带来的个体与个体、个体与自然的交往问题。通过传统性、在地性、现代性的中华茶文化建构，改善现代中国面临的公私观念混淆、人与自然区隔等问题，正是现代中国茶文化建构从题中之义。

关键词：茶文化；传统性；在地性；现代性

 

2022年11月29日晚，我国政府申报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项目通过评审，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引发了国内外茶界的诸多讨论。“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是有关茶园管理、茶叶采摘、茶的手工制作，以及茶的饮用和分享的知识、技艺和实践。[①]中国作为茶文化的源头，在千百年来的茶文化建构过程中取得了浩如烟海的成就，获此荣誉当之无愧。但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入选非遗名录代表的更多是国际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可，并不意味着目前我们已经建构出符合当下时代条件的茶文化。事实上，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中国式现代化新时代新征程中，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无疑都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建构出符合现代化要求的中国茶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本文希望从传统性、在地性、现代性三个角度切入，剖析现代的中国茶文化的理论基础、发展方向以及回应的时代问题，进而提出建构面向现代的中国茶文化的路径。

一、中国茶文化的传统性

中国茶文化历史悠久，关于茶的记载最早可以推衍到史前社会，《神农本草经》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②]时至汉代，饮茶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习惯，王褒《僮约》中记载：“烹荼净具，武阳买荼。”说明西汉时期市场中已有茶叶出售，茶叶已经成为士大夫阶级的日用产品。晋代以后，饮茶已经开始不自觉地表现为一定的文化涵义。在《晋书》中记载，“杨州牧桓温性温检，举宴会仅用七盘茶果。”体现出了茶在当时文人中被认为是俭朴的代名词，已然富有一定的文化意蕴。但在唐代之前，关于制茶、烹茶、饮茶的习俗还停留在自发而无意识的状态下，缺少系统化的茶道理论的指导。陆羽《茶经》的问世标志着中国茶道的初创，其以一套系统的理论形式确立了茶艺与茶道的定在。《茶经》一经问世便广受时人称赞，其所倡导的新式饮茶法也广为流传。唐封演《封氏见闻记》就记载道：“楚人陆鸿渐为《茶论》，……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③]

《茶经》规定了一系列与饮茶相关的标准规范，包含茶叶的采摘时间、烹煮技巧、品饮方法等，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便是“清饮法”。在《茶经》问世之前，古人饮茶几乎都会选择浊饮，即将茶叶与其他材料混煮，但陆羽却认为将葱、姜、枣之类的东西与茶混煮会掩盖茶的本味，如此煮茶是对茶的亵渎，必须要以清饮保留茶叶的本味。正如他所言：“或用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之属，……斯沟渠间弃水耳。”[④]

宋代茶客对于烹茶技艺的苛求更胜唐代，对茶叶的选择方法、洗涤方法、烹煮方法等都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正如《茶录》所记载：“择之必精，濯之必洁，蒸之必香，火之必良，一失其度，俱为茶病”[⑤]此外，宋代茶客也继承了陆羽所提倡的“清饮”，只是在具体制作方法上，与陆羽推崇的将茶叶与盐混煮的煎茶法不同，宋代放弃了盐在煮茶中的应用，提倡更为精致的“点茶”法。苏轼《书薛能茶诗》记载：“唐人煎茶用疆莫。……然茶之中等者，用疆莫煎信佳也，盐则不可。”[⑥]点茶法所要求的技艺十分严苛，所用的茶叶也多是名贵的茶尖，而且在分茶时还会点出各色花样的图案，尽显奢华精致。这些特质使得宋代的茶文化仅仅是精英阶层的娱乐手段，与底层的劳动人民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区隔。

自元代茶文化发生短暂的低潮后，明清时期的茶文化风气有了重大转向，一改唐宋时期的精致、奢华，转向自然清淡。明太祖朱元璋因为看到宋代的“团茶”制造起来耗费大量民力，因此下诏“罢造龙团”，要求进贡制作起来更为便捷的散茶，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士大夫阶层也纷纷效仿皇室，从追求品茶的奢华精致转向更为朴素的散茶。而在烹茶方式上，明清时期也发生了从“煮”到“泡”，从追求精致向追求便捷的转向，据史学家考证“在散茶颇为流行明代初年，人们所采用的饮茶法仍然以点茶法为主，明代中期以后，人们多采用散茶冲泡法。”[⑦]冲泡法相较于点茶的技艺门槛更低，而且烹煮更为便捷，因此至明清两朝后茶不再只是贵族、士大夫等精英阶层的独有文化，而是普遍为大众所接受。这一点从茶馆的数量可以略见一斑，晚清至民国茶馆遍布城乡、数量众多，超过前代，茶馆也承担了类似西方国家的“咖啡厅”一样的公共性功能。由于当时信息传播不及时，人们往往在茶馆中互相交换所知信息，针砭时弊、谈古论今，以至于“里政乡绅，俱惧流言而不敢肆意恣行”。[⑧]但相较于在西方“咖啡厅”中，消费者自我理解中‘单纯作为人’的平等，[⑨]中国茶馆的消费者尚未完全剥离开对彼此身份地位的考量，在诸如政治领域的讨论中仍受到强势群体的限制，政府会对茶馆谈论的政治内容进行严格的审查，如果发现动摇其统治合法性的言论，会对发言者及茶馆馆主定罪惩罚。[⑩]因此，如果按照哈贝马斯的区分方式来看，茶馆所形成的公共领域只能算是“文学公共领域”，仅仅是西方“咖啡厅”式的“政治公共领域”的前身。[11]

中国的茶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茶叶深深融入中国人生活，成为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12]深入发掘中国茶文化的相关史料，在历史事实中寻找其精髓并加以传承发展毫无疑问是现代中国茶文化建构的一个重要面向，但通过对中国茶文化的流变梳理，我们也会发现不同地理位置、不同历史时期的茶文化风格往往相去甚远甚至截然相反，这就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即我们当今的茶文化建构应当以何种标准去筛选传统，或者说当今的中国茶文化建构除了重视传统性以外，还应当有哪些特征呢？笔者认为，这个问题不能用抽象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去大而化之的回应，而是要结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用思维掌握具体”，在中国特定的场域中探索这个问题的答案。

二、中国茶文化的在地性

场域理论最早由布尔迪厄提出，在其理论构想中，“场域是诸种客观力量被调整定型的一个体系，是某种被赋予了特定引力的关系构型。”[13]作为一种纯粹关系性的领域，场域的结构取决于“特定资本形式的分配结构”。[14]特定的行动者在不同场域的身份地位、行动方式等不仅仅取决于自身的属性，也取决于场域的环境，行动者与场域始终是密不可分的。场域的概念就类似于中国人常讲的“江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同样，不同的“江湖”也会产生不同的文化特色，或者反过来讲，不同的文化特色对不同的江湖的适应程度不同。现代中国茶文化的建构，必须要有“在地性”，即面向不同的“江湖”有不同的风格和理论指向。

依托现代中国的实际国情，在地性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不同区域空间的地理条件和文化风格。由于茶的植物属性，在不同气候条件下适合种植、采摘、贮存的方式也有很大差异，在不同文化属性中选用的烹茶技艺、分茶方式也会有明显地差别。比之于发展统一标准化的茶文化，依托不同地域空间发展“在地”的文化无疑更具吸引力。比如目前的福建茶叶生产就与当地人的生产生活密切关联，茶文化以诗词、美术、歌舞、小说等形式融于民风民俗之中。[15]具有地域特色的茶文化不仅有利于产生特定“江湖”的在场者对自己故土的认同和传承，也会吸引诸多缺席者对这种文化的向往，从而吸引他者主动了解在地的文化，使在地的文化不仅是在地的，而且也渐渐具有普遍性。

二是不同阶层的趣味属性。布尔迪厄认为无论是作为主体的审美者还是作为客体的审美对象都不是先天存在的，人的审美趣味是被后天建构的，而审美趣味的形成与学校教育和社会出身紧密相关。[16]单纯以学校教育和社会出身来判断特定场域中的个体的文化风格倾向可能有些武断，但不可否认的是，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审美趣味确实还是有“类”的差别的。比如占有较多生活资料的群体可能会更倾向于步骤繁杂、精致典雅的茶艺和层次丰富的口感，对茶的体验感要求较高，而相对缺乏文化能力的群体可能更倾向于将茶视为一种对身体比较有益的饮品，对其艺术性追求不高。阶级的“在地”提供了两种茶文化的传播思路，一是类似“大益茶道院”广泛推广“大益八式”，传播茶中的人文精神，让不同阶层的人都能体会到茶的文化属性。二是类似台湾的“无我茶会”，消解掉茶的等级和背后隐藏的阶层等级划分，将茶文化变成不同阶层属性、甚至不同个体都能有各自不同体验的独特的文化。两种手段各有优长，但无疑都是符合阶层“在地”特征的建构方式，值得推广学习。

三是不同时代特征的在地性。与前两种“在地”可以适用于任何时代不同，时代特征的“在地”恰恰要求我们站在自己的时代发扬符合本时代特征的茶文化。李萍在《天地融入一茶汤》中提出“茶道即人道”的观点，认为“以人道形式呈现出来的茶道正是中华茶道的重要特质。”[17]对于不同时代人的特征、人的关系的认识是发扬何种茶文化的前提。相较于古代的茶文化，我们当前时代的最大特征就是现代化，“现代化”就要求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传统，而应在学习和理解古人的底层逻辑基础上，融合历史的、现代的、本民族和他民族的文化精华以形成现代人的底层逻辑。[18] 而现代人相较于古代人的不同就在于现代性所带来的生活方式、交往环境的差异。因此，面向现代的中国茶文化，必须也要体现出现代性。

但由于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的现代化有一定差距，中国的现代性与西方的现代性同样也有很大差别，中国的现代性所要求的茶文化的现代性也不能照搬西方的要求，而是要立足于近现代中国人的交往方式的变迁。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渐展开了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为人民群众带来了丰厚的物质条件，但也造成了农村与城市二元格局的形成。一方面，大多数农村尚且保持着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描述的差序性交往方式，按照亲缘远近确定交往规范，但随着农村人口流动性的加强和人口流失的普遍存在，这种交往规范的说服力渐渐丧失；另一方面，城市中陌生人的普遍存在更是使得亲缘作为直接纽带的传统差序性交往方法濒临解体，但新的能够指导现代人的交往方式还尚未得到建构。而“茶”自古就被看作为交往的媒介，晚清至民国的茶馆甚至已经发展出了能够孕育现代人公共精神的公共领域特征。因此，中国茶文化的现代性构建也应当直面现代人的交往困境，指向传统所强调的私人关系与现代所强调的公共关系的重建。

三、中国茶文化的现代性

以儒家思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所关注的问题往往是私人性的，更加侧重对个体的修养和心性的要求，在面对与可能的他者交往的问题时，往往希望以一种“推己及人”的视角进行处理，比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伦理态度。这种态度很好地维持了古代交往关系比较固定、同一地域的人互相熟悉的乡土环境的交往秩序，但进入现代之后，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身边的人不再是和自己有直接关系的“切身”的个体，而大多是和自己毫无亲缘、交往关系的陌生人。陌生人的普遍出现打破了传统社会的亲缘链条，使得这种“推己及人”的交往态度不再适用于现代社会。因为“陌生人”就意味着在普遍的交往过程中，个体间不存在其他身份、亲缘上的等级关系，而是纯粹的原子化的个人的关系。现代性带来的交往方式的转变让我们应接不暇，以至于可能出现“道德冷漠”的现象。

而茶作为一个凝聚着传统交往模式的媒介，也同样面临着凝聚起现代交往方式的任务。茶味道层次的丰富性、烹煮技巧的多样性，一方面适合私人品饮，个体可以在饮茶时放松身心，缓解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压力，享受现代大工业分工普遍化背景下来之不易的私人时刻，满足个体对于隐私体验的要求。在另一方面，茶也适合作为公共交往的良好媒介，与饮酒后的冲动、易产生争执不同，品饮茶水能使人更为沉静，而且更可能进入一个忘却自我和他者等级身份的境界，能够更为平和的站在一个普遍公民主体的角度，客观理性的与他者沟通公共事务。面向现代中国的茶文化，不单单要结合现代工业的最新技术，将茶的特性挖掘出来，而且还要直面现代社会中“公私不分”导致的一系列不合意的后果，将茶的特性与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融合起来，构建出一种既能让社会的个体感受到私人时间与茶相伴的自然自由、体会到生命的意义，也能让内含个体的社会在以茶为媒介的沟通中渐渐滋长出一种正确的公共态度、指导人与人的普遍交往。以茶为媒介，通过茶文化的探索，建构出符合现代中国交往模式的私人态度和公共精神，这是茶文化现代性的其中一个题中之意。

现代性不仅指向人与人关系的变革，同样也指向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在传统中国，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始终是众多士大夫的追求，但工业化、城市化的浪潮让我们日常的身边的自然空间逐渐缩小，我们对待自然的态度大多停留在空泛的理论，缺乏直接的感知。而茶作为最符合自然本味的饮品，可以帮助我们补全这个无法与自然直接发生关系的遗憾，因为茶就意味着“人在草木间”。现代中国茶文化的建构不仅要包含对个体以及个体与个体之间交往关系的关怀，也要包含个体与自然、作为类整体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要努力使人在品饮茶叶的过程中感受茶从种植到采摘再到被泡为茶水的过程中保持的原始滋味，进而让人从茶水中感受自然，体会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境界。

现代中国茶文化的建构，应当将目标着眼于改善交往格局变迁所造成的私人性与公共性的混淆，在社会的个体中重建生活的意义、提高现代人的精神生活质量，在个体的社会中建构起一套新的交往规范，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交往状态融合起来，孕养出植根中华传统、面向现代化的公共精神。

四、    结论

发展什么样的茶文化一直是茶界直接或间接回应的一个大问题，本文认为，面向现代的中国茶文化建构要重视传统性、在地性和现代性三个向度。既要深入挖掘相关史料，从传承千年的中国茶文化史中寻找有益成分，又要重视茶文化作为特定江湖、特定阶层、特定时代文化的在地性，不能脱离具体的“江湖”抽象的谈论茶文化。要以传统茶艺、茶技结合定在区域的地理文化特征、定在阶层的审美趣味特征、定在时代的核心现实特征，展开在地性的茶文化建构。此外，现代中国茶文化的建构始终是为现代中国人服务的，其目标指向现代性带来的个体生活意义缺失，个体与个体、个体与自然的交往问题。通过传统性、在地性、现代性的中华茶文化建构，改善现代中国面临的公私观念混淆、人与自然区隔等问题，正是现代中国茶文化建构的题中之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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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博行.茶馆宣传之理论与实际[J].服务月刊,1941,(6): 6-11.

[⑨] 参见[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41.

[⑩] 报告林：公安：取缔本市茶馆之理由及办法（附表）[J].新汉口(汉市市政公报),1930,第1卷(7): 172-176.

[11] 参见[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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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李萍等著.天地融入一茶汤：中华茶道的儒学精神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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