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周瑞春为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新媒体中心主任、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研究员，无锡太湖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大益三阶职业茶道师；尹帅航为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已正式发表于《农业考古》2024年第2期。今日推送，以飨读者！

 

 

周瑞春       尹帅航

 

摘要：陆游生逢北宋与南宋交替之际，其一生经历了宋代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动荡与变迁，并因嗜茶在生命历程各个阶段写下了大量的茶诗。通过对陆游茶诗的考察，认为在其茶诗中，茶呈现出茶师承、茶修身、茶交友、茶家风四个方面的符号化意象。在茶师承中，茶成为文人志趣所在与家国情怀的寄托；在茶修身中，茶成为君子安贫乐道之物，彰显高洁品性；在茶交友中，茶成为君子以德相交下的甘苦如一；在茶家风中，茶成为融入血脉延续的文化传播、精神传承。

关键词：陆游；茶文化；茶诗；符号

 

纵观中华茶文化史，茶文化从一种药食同源的物质文化，逐渐向社会组织文化、精神生活文化发展，文人群体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文化生产、传播与更新的行动者主体作用[1]。从盛唐气象到晚唐衰败，从北宋商业大繁荣到南宋偏安一隅，文人群体以各类诗词创作活动，呈现着时代变迁下的社会心理演进样态。在这其中，涌现出来一系列茶诗作品，更是充分体现着当时文人精神面貌及身份重构的转向过程。宋代文人茶诗创作之风的兴盛有赖于饮茶习俗在民间社会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在各类雅集活动中，茶宴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茶诗创作成为文人咏物言志的群体性活动，缘茶交友、诗词唱和也就成为宋代文人群体性身份重构与认同的重要途径之一。一首首茶诗，记录着点滴生活，蕴含着鲜活情感，既是文人个体生命历程的真实记录，也是探究文人茶诗诸多符号化意象的最佳素材。在宋代茶诗文库中，陆游无疑是最为高产者之一，有学者统计《全宋诗》指出，陆游留存茶诗有397首，其中全诗328首、摘句69首[2](P527)。从现有文献来看，围绕陆游茶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向：一是探讨陆游茶诗中的文化意蕴；二是对陆游茶诗中的宋代茶俗进行梳理；三是对陆游茶诗中的审美情趣、人生情怀进行分析。从时间跨度来看，陆游茶诗创作之路自其青年时代至弥留之际，融合着日常生活情趣、寄托了家国动荡下的心灵慰藉、折射着爱国情怀与山水审美下的人格魅力[3]。与此同时，由于陆游生逢北宋向南宋转捩的动荡历史时期，其茶诗中蕴含的个体图谱对于文人群体样态研究也具有典型的代表性。为此，本文选取陆游茶诗作为样本，对其茶诗中蕴含的丰富的符号化意象进行深入探讨。

一、茶师承：文人志趣所在与家国情怀

陆游出生于江南诗书之家，其父陆宰曾任京西路转运副使、淮南路计度转运副使等职，因此在其童年时期即有条件饱读诗书。然而，其生逢北宋灭亡之际，童年时便有着浓厚的家国分崩离析记忆，“我生学步逢丧乱，家在中原厌奔窜”[4](P8)。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使得陆游一方面有着文人的天真浪漫，另一方面又浓厚的现实家国情怀。天地孕育之茶，成为探究天人关系浪漫与感受百姓日用世俗的载体，也成为陆游咏物诗作的特定载体。

实际上，青年时期陆游一直在寻找自己报效国家的事功之路，时时流露出对唐代文人诗情风骨、沙场金戈铁马的倾慕之情，认为“士生学六经，是为圣人徒，处当师颜、原，出当致唐、虞”[5](P2693)。在创作诗词时，青年陆游不断从王维、李白、杜甫等前人中汲取营养，“余年十七八时，读摩诘诗最熟，后遂置之者几六十年”[6](P250)。由于饱含家国情怀，陆游尤其欣赏边塞诗人岑参的豪迈，称其是“太白、子美之后，一人而已”[6](P154)。然而，在不断的求索中，陆游始终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直到他十八岁那年遇到当时的名士曾几。陆游在晚年回忆自身的求学之路，写到：“发似秋芜不受耘，茶山曾许与斯文，回思岁月一甲子，尚记门墙三沐熏”[5](P3028)。曾几当时在江西上饶寓居，为官时力主富国强兵抗金，罢官后则寄情于茶，以茶性自洁不与世俗同流，自号“茶山居士”。陆游因被曾几学识人品所吸引，也对茶产生日益浓郁的人格化情感。陆游曾作《寄酬曾学士学宛陵先生体》一诗，表达了对茶中意趣的倾慕，“公闲计有客，煎茶置风炉。倘公无客时，濯缨亦足娱。”[4](P18)多年后，陆游追思在茶山向曾几的求学经历，在《追怀曾文清公呈赵教授赵近尝示诗》中写到：“忆在茶山听说诗，亲从夜半得玄机，常忧老死无人付，不料穷荒见此奇……人间可恨知多少，不及同军叩老师”[5](P202)。由此可见，在陆游看来，茶山是其心中拜师之所，而茶也成为师之媒介，成为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志趣所在和家国情怀载体。

茶对于陆游而言，既是一种师承媒介，也逐渐成为其成年后的一种栖泊身心、安顿性命的寄托。陆游生于北宋与南宋交替之际，国家动荡不安，政坛权贵变换，朴素文人难以在建功立业中获得价值感，难免在诗词歌赋中悲叹时局。对在当时文人群体而言，茶不是简单的饮品，而是有着高尚情操、高洁品性、高雅逸趣的符号载体。特别是当陆游报国无门、请缨无路之时，品茶不仅仅只是一种行为、一种消遣，更多地代表着一种情感寄托和对理想的追求。比如，《龙钟》“平日气吞云梦泽，暮年缘在武夷君”“幸有笔床茶灶在，孤舟更入剡溪云”[5](P1880)。以高山云雾之茶，来表明自己志存高远的初心，而如今壮志难酬，也唯有一支笔、一碗茶、一叶孤舟相伴。尽管画面寂寥却也不失坚韧，于清冷中内含一种时刻待发的冲冠气象。在《饭昭觉寺低暮乃归》中，“静院春风传浴鼓，画廊晚雨湿茶烟”“潜光寮里明窗下，借我逍遥过十年”[5](P555)，虽然无一处提家国，却处处透露出陆游晚雨窗下喝茶消愁，心系家国的寂寥愁闷。在饮茶中寄托家国情怀的诗词创作风格，一直延续在陆游人生各个阶段。

二、茶修身：安贫乐道中显示高洁品性

宋代儒家文化不断深入社会生活，文人士大夫群体十分注重在日常生活中修齐治平。比如，理学大儒朱熹指出：“天地之间，理一而已……盖以乾为父，以坤为母，有生之类，无物不然”[7](P145)。茶作为天地孕育灵物，在理的层面与人同一，茶之道亦是人之道。文人士大夫也得以在日常茶事活动中体悟宇宙自然，感受天人合一、世间大道。唐宋茶文化的发展，使得茶从药食同源的“南方之嘉木”向“佳茗似佳人”转变，茶与人的关系也从物我关系向知己挚友人格化关系融通。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大背景下，陆游也得以在茶生活、茶诗词中以茶润心、以茶修身。

在儒家文化传统中，安贫乐道是君子修身处世的重要标准之一。孔子就称赞弟子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8](P65)。对于陆游而言，其青年时期就树立的建功立业之心，却每每遭逢乱世下的现实无奈，对他的打击远远大于贫困本身。淳熙八年(1181),已累迁江西常平提举的陆游因被排挤罢官回到山阴（绍兴）。在初归故里前几年，陆游心中十分苦闷，其诗词中也时常流露出对时局的失望和对自身功业未成的伤感。比如，《书悲》：“今日我复悲，坚卧脚踏壁。古来共一死，何至尔寂寂。秋风两京道，上有胡马迹。和戎壮士废，忧国清泪滴。关河入指顾，忠义勇推激。常恐埋山丘，不得委锋镝。立功老无期，建议贱非职。赖有墨成池，淋漓豁胸臆。”[5](P1061-1062)类似的诗句在这一段时间比比皆是，比如《秋思绝句》“平生诗句传天下，白首还家自灌园”[5](P3587)，《东村》“归来更觉愁无那，剩放灯前酒碗深”[5](P1065)。陆游原本一腔报国之心却无处投身，满腹经纶却无处施展抱负，在现实与理想对比下的悲怆之情淋漓尽致。

面对人生逆境，恰恰是茶这一自然灵物，让陆游走出心中阴霾。比如，《书喜》“眼明身健何妨老，饭白茶甘不觉贫”[5](P2532)；《雪后煎茶》“雪液清甘涨井泉，自携茶灶就烹煮，一毫无复关心事，不枉人间住百年”[5](P2329)。赋闲久居乡野，陆游逐渐于一碗茶汤中感受茶之洁净素雅的清贫自得，张扬坚忍不拔的心性禀赋。与此同时，尽管仕途坎坷、生活清贫，陆游也不改读书修身的作息习惯，经常饮茶提神来伏案专注、诗词创作。《冬夜读书甚乐偶作短歌》“兔瓯供茗粥，睡思一洗空”[5](P1236)，《久雨》“弄笔排孤闷，煎茶洗睡昏”[5](P2329)，《戏作野兴六首（其一）》“充虚一箪饭，遣睡半瓯茶”[5](P2909)，《老学庵北窗杂书七首其四》“自置风炉北窗下，勒回睡思赋新诗”[5](P3793)，透过这些诗句，陆游挑灯夜读、煎茶品茗、文思泉涌的清贫文人形象跃然纸上。

实际上，自唐代陆羽《茶经》之后，“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9](P51),以茶言志、以茶喻人、以茶润心就成为文人士大夫群体重要的修身之道。同样，陆游也在安贫乐道中写下了大量茶诗以言志。比如，《西窗》“姜宜山茗留闲啜，豉下湖蓴喜共烹”[5](P2011)，西窗下，看远山独立，孤傲之情寓于茶中；《到家旬余意味甚适戏书》“石鼎飕飀闲煮茗，玉徽零落自修琴”[5](P1599)，读书、煮茶、抚琴，无案牍劳形，得茶之闲趣与雅静；《七月十日到故山削瓜瀹茗翛然自适》“瓜冷霜刀开碧玉，茶香铜碾破苍龙”[5](P1536)，尽管身处江湖之远，但依然心系家国，连茶香中都含着拨云见日之志。在终日饮茶中，陆游修身养心，既得以远离家国伤怀，洗涤内心烦恼，也能于茶汤甘苦中感受闲情逸致。

三、茶交友：君子以德相交下的甘苦如一

宋代民间商业活动较为兴盛，随着唐代茶文化在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继续深入和发展，饮茶已经成为老百姓日常饮食生活的一部分，各类茶肆交际活动也日渐增多，甚至在亲友走访中“宾主设礼，非茶不交”[10],“客至则啜茶，去则啜汤”[11](P2288)。文人士大夫群体更是经常举办各类茶宴雅集，以茶会友，以茶相交，茶与君子人格的契合比拟逐渐成为文人圈的共识。比如，欧阳修《双井茶》“岂知君子有常德，至宝不随时变易”“君不见建溪龙凤团，不改旧时香味色”[1]，已经将茶作为判断君子的重要标准。据曾慥《高斋漫录》记载，司马光就曾借茶白与墨黑为喻，暗讽苏轼不分“黑白”政治立场不鲜明，而苏轼则直接点出“奇茶妙墨俱香，是其德同也”[12](P103)，认为白与黑只是外形，而真正重要的是“德”，提出“其德操一也”的君子交往之道。同样，陆游交游广泛，在他一系列茶诗中，经常有对朋友间互相赠茶的描述，君子之交如茶汤般甘苦如一。

比如，《九日试雾中僧所赠茶》“少逢重九事豪华，南陌雕鞍拥钿车”“今日蜀州生白发，瓦炉独试雾中茶”[5](P463)。与僧人饮茶、赠茶，恰恰是回到了唐代禅寺茶文化的源头，也成为陆游在入世与出世之间追求内心宁静与高远人生情趣的典型一幕。年少时追求雕鞍钿车的功成名就，年迈后却更喜围炉煮茶，得内心的平静，对世事的洒脱。在交友过程中，不以虚名、浮利，不看彼此的身份地位，不以功利为目的，只求共饮一杯茶的心旷神怡。这一基调，也成为陆游以茶交友最真实的写照。又如，《四月旦作时立夏已十余日》“京尘相值各匆忙，谁信闲人日月长。 争叶蚕饥闹风雨，趁虚茶嫩斗旗枪。”[5](P2149)尽管各自为生活奔波匆忙平日里难得相聚，然而，四月新茶上市，又有了想约斗茶的由头，借斗茶游戏而稍作休息，朋友相聚。茶除了成为繁忙生活下偷得半日闲的由头，也成为久别故友难得一聚的最佳由头。由于对茶的喜爱日甚，以茶交友、以茶待客成为陆游生活常态，甚至在梦中思念友人，还不忘好茶以待客。比如，《昼寝梦一客相过若有旧者夷粹可爱既觉作绝句》“石鼎烹茶火煨栗，主人坦率客情真”[13](P382)，有朋友远道而来，煮上好茶，煟上栗子作为茶点，成为必备的待客之道，生活写意，其乐融融。

四、茶家风：融入血脉延续的精神传承

在中国古代社会，家庭是联结宗族血缘、礼制纲常的重要关系场域。随着宋代茶文化的蓬勃发展，自天子以至于庶民都在日常茶事活动中不断丰富着茶文化的伦理意涵。王禹偁《龙凤茶》“样标龙凤号题新，赐得还因作近臣……爱惜不尝惟恐尽，除将供养白头亲”。名贵的龙凤团茶由天子赐给近臣，彰显着茶作为君臣和睦的符号意义，而自己舍不得喝将茶供养给年迈双亲则更彰显了茶的孝亲意涵。在陆游茶诗中，茶作为人伦载体的词句也是俯拾皆是。比如，在《疏山东堂昼眠》中“吾儿解原梦，为我转云团”[5](P963)，午间小憩梦醒，儿子为其分团茶，父子喝茶解读梦中诸多意象。又如《西斋雨后》“香碗灰深微炷火，茶铛声细缓煎汤”[5](P194) ，《雪后煎茶》“雪液清甘涨井泉，自携茶灶就烹煎”[5](P4335)，一碗茶对于家庭生活而言，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白雪皑皑，只要有茶在，暖意便可温暖家人，维系家庭。

事实上，茶汤除了对家庭共同体建构的意义之中，在陆游茶诗中，茶作为家风传承的意义也尤为明显。由于陆游与“茶圣”陆羽同姓同宗，对陆羽十分推崇，常以陆羽茶道传承者自居，晚年更是自号“桑苎翁”，以茶来总结自己的人生旅程，“我是江南桑苎翁，汲泉闲品故园茶”[2](P542)。正是在这种与茶圣陆羽血缘宗亲关联、精神旨趣传续的信仰之下，陆游对茶的挚爱上升到血脉延续的高度，进而将茶中蕴含的天人之道、高洁风骨、人格修养等意涵一一注入到对子孙后代的点滴家庭教育中，茶之道也就成为陆游以茶传家的家风熏染之道。比如，《初冬杂咏八首（其七）》“夜窗父子共煎茶，一点青灯冷结花”[5](P4279)，青灯下父子一起煎茶品茗，虽然是初冬清冷也能感受到茶给家庭带来的温暖，父慈子孝的茶道内涵蕴含其中；《小园新晴二首（其一）》“腊酿拆泥留客醉，山茶落硙唤儿煎”[5](P2369)，随着子辈煎茶技艺日益娴熟，不管是奉茶待客还是家人自饮，都成为生活点滴的常态画面。晚年时的陆游，已经把传播茶文化、传承茶家风作为自己的使命。在《八十三吟》中，陆游写到：“石帆山下白头人，八十三回见早春……桑苎家风君勿笑，它年犹得作茶神”[5](P3897)。

五、结语

对陆游而言，茶既是其幼时师承的文人志趣与家国情怀意象，也是其人生各个阶段藉以修身、交友和传承家风的重要媒介。陆游以陆羽茶文化传续者自比，在家国分崩离析、百姓流离失所中，感受茶中甘苦，表达对时局的失望和无奈；在山野贫苦的日常生活中，追寻茶中的宁静致远；在以德相交的君子处世中，延续一杯茶汤的率真如水；在家庭教育中，以茶育人、因茶教人，使得茶文化成为家风传承的重要内容之一。在陆游茶诗中，茶的物质自然属性与精神人格属性的高度合一，使得茶师承、茶修身、茶交友、茶家风等诸多符号化意象成为其茶诗的核心意涵。统而言之，茶因具备“最宜精行俭德之人”的人格化精神属性，使得文人士大夫得以在茶事交往活动中获得一种新的符号认同，饮茶成为一件雅事，成为一种新的群体身份符号标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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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施由明.论茶与陆游的人生情怀[J].农业考古,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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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钱仲联. 剑南诗稿校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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