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作者为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本文为作者自愿投稿，并授权在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网站、微博、微信公号推送，以飨读者，感谢作者的信任和支持！

 

覃延佳

在过去的一年，在疫情冲击带来的生活压力与网络世界里信息快速传播的双重带动下，作为一个用于农业过密化解释概念的“内卷”，冲破了被学者把持的学术城门，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构成人们描述抑或隐藏自己生存状态的一个标志性符号。但于我而言，对我们当下所处状态的焦虑感始终伴随着工作与生活。幸好，我这几年进入了茶的世界。在这个体系里，我从日常中感受不同主体以茶为媒的联结，也从文本与礼仪实践中，体验到作为他者的不同主体如何相互“纠缠”，织构一个既古典有现代的世界。

茶作为一种联结自我与外在世界的重要媒介，千百年来被不同的人言说，织构了一幅多主体交织的多元图景。在这幅图景中，我们得以穿越古今，亦能横贯中西，感受不同时空中文化的碰触与交织。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来审视，正是由于人们围绕茶的书写留下这幅多元图景，我们才能够在现代性席卷全球的当下，多一重审视自我与人类文明的路径。本文要叙述的，就是基于当下茶产业基础上的“多重他者”。在开始本文讨论之前，让我们从晚清的一首茶诗开始：

普洱茶歌

山川有灵气盘郁，不钟于人即于物。蛮江瘴岭剧可憎，何处灵芽出嵽嵲？茶山僻在西南夷，鸟吻毒茧菵苦轑轕。岂知瑞草种无方，独破蛮烟动蓬勃。味厚还卑日注丛，香清不数蒙阴窟。始信到处有佳茗，岂必赵燕与吴越？千枝峭蒨蟠陈根，万树槎枒带余枿。春蕾震历勾渐萌，夜雨沾濡叶争发。绣臂蛮子头无巾，花裙夷女脚不袜。竞向山头来撷采，芦笙唱和声嘈囋。一摘嫩芽含白毛，再摘细芽抽绿发。三摘青黄杂揉登，便如秔稻参糠麸。筠篮乱叠碧毵毵，松炭微烘香馞馞。夷人持此御饥寒，贾客谁教半干没？冬前给本春收茶，利重逋多同攘夺。土官尤复事诛求，杂派抽分苦难脱。满园茶树积年功，只与豪强作生活。山中焙就市中来，人肩浃汗牛蹄蹶。万片扬箕分精粗，千指搜剔穷毫末。丁妃壬女共薰蒸，笋叶藤丝重检括。好随筐篚充邦贡，直上梯航到帝阙。区区茗饮何足奇？费尽人工非仓卒。我量不能禁七碗，已觉馨香生齿舌。有诗却笑东坡叟，煎时每带姜盐吃。[①]

平心而论，单论本诗的遣词造句与音韵造诣，其文字技艺不见得多高超。然而，作为云南普洱人，并不是很有名气的许廷勋却能站在本地茶农的角度，细致描述了当地人采茶、易茶的复杂情景，同时也深入审视了晚清时期普洱地区的茶农在面对土官和豪强的盘剥之时所存在的无奈。如今，许廷勋笔下之“夷人”、“夷女”的后代所处的生活状态相较于百余年前已是云泥之别。

时下正是春茶季节，各大媒体和个人都在宣传茶山的产茶情况。近十余年来，随着古树茶概念的不断深入，大量资本不断涌入云南各大茶山，在大幅提高普洱毛茶单价的同时，也深深改变了普洱茶的市场格局。在资本、网络、商人、政府、研究者和地方茶人等多种主体要素的共同影响下，以茶为中心的市场体系日趋成熟，而普洱茶不仅成为茶人发家致富的重要产品，同时更成为一种叠合了多种文化要素的中介物。

但是，如果把时间稍微拉长，茶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并未具有那么大的文化中介作用。自小，茶在我的日常生活并不陌生。我二伯父和二伯母都是国营茶场的工作人员。在那个衣食堪忧的年代，能成为国家工人，有固定工资，有养老金，是无数人都羡慕的事情。事实证明，在我们这个小家族里，二伯父一家是最早实现“现代化”的家庭。相对于农村普通人，他们不仅有较好的待遇，也塑造了另一种劳动与身份景观。对于同样从事农事活动的农村人而言，仿佛在茶山劳作的茶场人并非农业中人，而是工人干部。因此，那种国家赋予的身份优越感，自然在他们的日常中展现。

实际上，对于很多农村人而言，茶并非是必需品。在我的印象中，茶叶种植在山区仅占极少一部分。小时候村里只有一位堂哥家是坚持种植大片茶叶的，其余只是有一点零星的种植。但我们小孩子对茶可以说毫无好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父辈喝茶的方式比较直接，基本上都是把茶放在暖水瓶里泡一整天，这样泡出来的茶奇苦无比，怎能招小孩子喜爱。到了采茶季节，无论风雨，人们都会进山采茶。晚饭过后，就洗干净家里的大锅，生火炒茶。待晒干之后，就带着干茶去市场上卖给批发商。在一斤毛茶2元的时代，一整天的劳作加半天的销售，所获不过10元而已。因此，当我听到勐海布朗族岩温南老人提及他去缅甸卖茶换米的经历，不禁有一种“共鸣”。 

对于普通农村人而言，我想大家对于茶的感知与我差不多。但是翻开历代留下来的文本，我们却又能看到另一番景象。正如下文所看到的那样，茶并非只是一种饮品，更是古人思想创造与知识生产的媒介。在众多名人的文学作品中，乾隆皇帝无疑是影响力最大的作者之一，他的这首《烹雪用前韵》，彰显了古人对茶的叙述如何沿着宋徽宗的路径进一步演绎：

瓷殴瀹净羞琉璃，石铛敲火然松屑。明窗有客欲浇书，文武火候先分别。瓮中探取碧瑶瑛，圆镜分光忽如裂。莹彻不减玉壶冰，纷零有似琼华缬。驻春才入鱼眼起，建城名品盘中列。雷后雨前浑脆软，小团又惜双鸾坼。独有普洱号刚坚，清标未足夸雀舌。点成一椀金茎露，品泉陆羽应惭拙。寒香沃心俗虑蠲，蜀笺端砚几间设。兴来走笔一哦诗，韵叶冰霜倍清绝。[②]

可见，在乾隆的眼里，茶成为文学创作的对象和思想源泉。倘若将以上的两首诗拆分开来单独阅读，茶将被割裂成诸多面向。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遥远而高雅的文化与当下的品饮日常相互纠缠，构成一幅上可达国家堂奥，下能至百姓家堂的立体画卷。茶的日常性及其礼仪性，构成了中国茶文化研究的核心基础。基于此，人们不断在寻找并重塑人与茶之间的关联性，在定义茶文化的同时，也在表达自己的存在感。亦因此，我们看到的茶文化研究，大致呈现出三重面貌。

其一，时间之维下的茶文化。以时间为线索进行的茶文化研究是最常见的一种方式。茶的历史研究，往往涉及主动面向，若要做一个全局式的认知，学人非下苦功不可。国内外学界围绕茶的发展历程、与茶相关的著名人物、与茶相关的文学作品、茶道文化的创造与发展等内容，为我们条分缕析了时间维度茶文化的发展脉络。历史维度的研究，既能让我们对中国、日本、英国等国家的茶文化有相应的了解，同时又不断的赋予茶脱离其日常性的能力。在文学作品与思想创造之中，茶作为一种自然之物，在一定程度上被“人化”了。

其二，空间视角下的茶文化。茶不仅与全球、区域、国家等宏观空间概念相连，实质上还与地方、城市、茶山紧密相关。因此，在不同空间尺度的视角下所书写的茶文化，则展现出不同样貌。从全球史出发的研究，关注的是茶叶的起源及其全球化进程，力求在汗牛充栋的文献中厘清以茶为纽带的全球联结。数十年来，布罗代尔、西敏司、萨林斯、麦克法兰等西方学历史学、人类学家借由茶来讨论资本主义的生成与发展问题。而后，有学者沿着此思路讨论茶在全球化、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其中，茶跨越全球，在全球资源配置中重新织构了人们的饮品消费。

第三，思想世界里的茶文化。离开具体的时间与空间，茶道文化依旧有其特有的生命力。从事美学、哲学研究的学者，擅长在茶的物质性与非物质性层面上去捕捉茶文化对于推动人类思维与文化产生的影响。冈仓天心在这方面堪称近代学者的典范。在《茶之书》中，尽管他多提及茶道的发展，但他更加关注的是茶道在表达东方哲学、伦理思想时所具有的作用。其论说的重点主要是在西方的思想体系中注入东方思想的元素，凸显东方哲学思想的主体性。中国自清代以后，学人思想的影响，实质上已经很少在茶文化上注入更多关于彼岸世界的认知。但是，中国茶文化却在各地茶山以生计和礼仪日常的方式保存下来。在云南，布朗族人不管是赕佛还是举办婚礼，都必须用茶来作为礼品。在他们的世界里，茶既是一种农产品，同时也是表达其礼仪实践的重要媒介。

在当今的中国语境中，透过茶的叙事，我们已经能看到茶人具象与茶文化的别样面貌。其中，人类学者扮演了重要角色。人类学家麦克法兰的《绿色黄金：茶叶帝国》在国内掀起了人类学讨论茶的热潮。尽管麦克法兰主要讨论的是英国在印度的茶叶经营及茶叶全球化对欧洲乃至世界带来的影响，但是由于引入了人类学的视角，对国内从事茶研究的不同群体产生了影响。就笔者目力所及，中国人类学关于茶叶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物质文化、资本和具身性研究。肖坤冰、余舜德、张静红、马祯等人类学者围绕风味、身体感、资本等概念，探讨了资本时代的普洱茶口味之生成过程。围绕身体感、身份、文化表达等诸多因素，我们看到茶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商品，而是不断被言说的对象。

此外，伴随着行业的发展，学术圈外也兴起了一股以茶文化研究为主的新兴力量。学院派以外的作品，更注重可读性，他们关注茶叶历史、茶与全球化、茶与地方民族等诸多主题。其核心点，都在于通过茶文化的书写，构建一种逻辑自洽的知识体系，构筑另一种知识传播的取径。可以说，这一类的作品作为当代茶行业发展的一部分，既在书写行业动态，也在重新定义行业未来。而他们的书写、言说与行动作为一种与茶相关的“社会事实”，亦构成中国新时代茶文化书写的重点领域之一。 

在未来，我们应该将国家史、个人生命史、村寨历史和茶叶历史勾连起来展开叙述，勒出一条历史发展主线的同时，也要从村寨传说、个人历史和茶叶历史入手，讲述在国家、市场与资本作用下，当下的茶人生计与古茶园文化。在我看来，尽管茶农无法以文字言说自身，亦没有完整的学科训练来帮助自己开展逻辑化的文化表达，但是他们的记忆与行动，却成为我们认知普洱茶和普洱茶文化的重要切入点。

要而言之，在礼仪与日常中，茶已经日趋成为很多人与自己和他人相处的物之媒介，茶既是市场中的交换之物，也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饮茶所带来的主体交互及茶产业带来的多主体碰撞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并存。无论是在时间里穿越还是在空间中跨越，茶商、茶农、茶文化书写者等不同主体实质上都是一个互为他者的关系。尽管现在的茶产业已经没有了一百多年前的盘剥之说，但是古树与小树、名山头与一般茶山之间造就的巨大价格差异，却促使上述不同主体围绕茶之交易而展开更加深入的交流。山上的茶农通过自媒体来不断与消费者面对面，在网络世界里重塑自己的文化及其对茶的认知。茶商不仅将都市的茶消费文化带到山上，同时又将不同少数民族的茶文化带到城里，通过恢复烤茶、穿戴民族服饰、展示少数民族茶礼来彰显他们对于普洱茶的新诠释。而作为中间层，茶文化书写者既要面对茶商和消费者，同时也必须深入茶山，感知茶产地的文化传统与生计变迁，书写茶人新的文化样态。

如此一来，茶商、茶农、茶文化研究者等主体，既是一个产业中的不同主体，又是一系列表达与被表达中的客体，其中的文化间性和主体诉求，丰富了围绕茶产业而形成的多元文化图景。正如人类学家萨林斯在《文化与实践理性》中所言，文化的实践并不一定以功能性为指向，而是一种分析人类存在状态的基本要素之一。在“内卷”话语充斥各行各业的时代，我们如何在饮茶中建立起更多认知他者的渠道，重新理解向内自我成长与向外建立连接之间的互通性，从而在快速流动的“风险社会”中织构起与他人在身体和智识上的亲密感，进而摆脱现代性带来的焦虑，成为一个普遍性问题。

由此，我想起美国人类学家罗安清在《末日松茸》一书中所用的“复调自然”一词。作为一名人类学家，罗安清在全球各地开展野生菌的研究，尤其关注松茸的全球价值链和产地人群的生活状态。她力图去追问，在现代资本主义无处不在却又满地狼藉的当下，人们是否可以找到一个自洽的存在状态？在她看来，松茸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和范例。她通过对美国、日本、芬兰、中国几个国家松茸产地的考察，指出松茸作为一种自然生长之物，经由资本主义贸易链条中的转译，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食材。在此过程中，不同地区的采摘者既要融入到资本主义贸易体系中，同时又在追寻松茸的路上摆脱资本主义的束缚，进而重新定义了工作的意义。这种在物质上有保障而又能在劳动过程中保存自身主体性与能动性的状态，被罗安清赋予很高的地位。因此，她用复调自然来形容松茸与周遭环境的同时，也揭示了人作为自然一份子，在定义自身与定义自然方面的多样选择。是故，复调自然并非仅仅是对生物多样性的简单总结，而是一种存在状态。

受此启发，我认为自然主义的回归在推动普洱茶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在构筑多重的自然观念与景观。科学研究者、宗教人士和茶农都在不断定义自然的意义。这种复调自然的交织与相互促进，既是当代茶文化的展现，也是常识性知识、超自然知识与科学知识体系相互缠绕的一种状态。以此为切入点，或许我们可以看到围绕茶文化的实践，多重生命质素的“他者”如何共生共融，在不确定的未来相互“缠绕”、互为彼此。借用庄子“莫若以明”之说，当我们陷入自我存在的困顿时，应该提醒自己：“莫若以茗”。在一杯茶中认识多样的他者，亦构建精致的自我，在礼仪与日常中，践行属于我们的茶文化。

 

[①] 许廷勋，宁洱人。晚清诸生。该诗选自《滇诗嗣音集》卷20。

[②] 选自《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一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