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荆楚大地茶文化的今昔

湖北紧挨中国原始茶树生长地，也成为中国最早人工利用茶树的地方之一，与重庆、湖南交界的鄂西、鄂西南地区都是湖北境内较早出现茶文化的区域。不仅如此，由于古代陆路交通不发达，主要依靠水运，即江河的航运，湖北境内有多条大江大河，如长江、清江、汉水、沮水、漳水、东荆河、陆水、举水、巴水、浠水、富水等，湖北历史上也成为茶叶贸易的重要中转地区，例如宜昌、汉口、羊楼洞等都曾经是茶叶转运口岸。有利可图的茶叶贸易也带动茶叶种植范围的扩大，幕阜山区就是这样成为了茶叶的产区。此外，发达的茶叶贸易也带动了人员的流动和技术交流，湖北境内的现代知名茶叶就是在这样的跨地、跨国交流中产生的，例如青砖茶、宜红、恩施玉露都有外地茶商的介入和对外地加工技艺的吸收。鼎盛时期，宜红曾经是中国历史上三大红茶出口品牌之一，与宁红、滇红齐名。

湖北茶产业发展有基础、有条件，因为它具有悠久的利用茶树的历史，属于古老的产茶区。更为重要的是，湖北省的茶文化底蕴深厚，历史名人陆羽、诸葛亮、王昭君均为湖北人，寇准、李白、苏轼、黄庭坚都到过湖北，他们都可以成为湖北茶文化的代言者和传播名片。明清兴起的万里茶马古道在湖北境内有多个重要的节点，这些都构成了湖北茶文化的不竭资源。

我们的整个考察过程看到了湖北多地茶产业发展和茶文化建设上的可喜成就，尤其表现在如下若干方面：

第一，注重田园管理。几乎所有走访的茶企都明确告诉我们，他们十分看重茶树的生长过程，严格按照自然、绿色的原则指导茶农进行日常茶园管理。五峰县的采花集团派出技术员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指导茶农；宣恩县昌臣茶业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的品牌是“伍家台贡茶”，公司负责人向我们介绍，公司的茶园于2017年获国家最美茶园，严格按照欧标种植的有机茶，品种、植保、栽培、检测等方面的科技人员经常来茶园抽查；利川市的金利茶业公司花费了数年时间将流转来的土地进行改造，从根本上解决之前过度施肥施药导致的土地板结化、营养物质缺失等问题。这些都表明多数湖北省茶企都已经充分意识到高品质的茶叶要从源头抓起的道理。

第二，积极配合政府的扶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战略。这不仅在传统的产茶区，如宜昌、赤壁、恩施、襄阳、英山，茶产业的助农、富农效应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并未形成独立茶产业的地区，如来凤县杜皮乡，也因个别村（如雪山岭村）走出了种植高端白茶而让村民致富、改变了村庄面貌的新路子，借此在全乡推广种植，获得了较明显的经济效应。

第三，茶产业的行政管理更加合理。各地都采取了政府和茶产业协会分工合作的方式，对公共品牌的标准制定、使用和评估等工作就是如此。此外，各地茶产业协会的会长单位基本上都是当地的大企业，或者产值大，或者历史悠久，或者企业创始人在茶界深耕多年，这些大企业的创始人大多是种茶、制茶、售茶出身，对茶叶特性和茶产业形势都有比较准确的判断，无论是在茶业种植和制作技术上还是在市场影响力上，他们都有很大的话语权。例如英山县茶产业协会会长叶雪平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他无偿为协会提供办公地点和活动场所。位于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的湖北采花茶业有限公司在2011年建立产业园时，与湖北省茶学会合作，承建了面积2000平米的湖北茶叶博物馆。我们在参观时，讲解员告诉我们，很快就要闭关进行改造升级，增加全新的现代声光电特效和数字化项目，提升参观者的体验水平。

第四，开始注重茶的文化属性。有不少企业在内部提倡文化建设，例如利用厂房间的走廊建立了“文化墙”；将传统茶德进行创造性转换为现代茶风，提供清廉、敬畏的生活方式，如萧氏集团的“茶风源”，伍家台贡茶基地在茶园的山路边建设了“茶廉”——茶廉文化宣传教育长廊；将旧厂房改造成工业博物馆，例如采花集团将旗下的“五峰县民族精制茶厂”旧厂房改建为博物馆，润邦集团正在筹建“恩施玉露博物馆”，将从民间收集来的老物件和企业淘汰掉的旧设备都放入博物馆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宜昌萧氏茶业集团公司自主开发了多类茶艺表演，根据不同的茶款，采用不同的茶器，设计出不同的程式，形成了公司独特的茶艺体系，这些茶艺表演均为公司原创，且不断改进和推陈出新、迭代创新。茶艺的表演者、动作设计者都是公司员工，他们完全基于个人酷爱，利用业余时间钻研、改进，多次参加省市级和国家级大赛，获得过大奖。我们在考察时就亲自体验了该公司的三套茶艺表演。冲泡的茶品是“萧氏之作，净品产品，尖峰产品”，即萧净尖品牌，都是采用海拔1000多米茶园的茶叶制作而成。第一道茶艺，使用的是玻璃盏茶具，包括茶壶、茶海、三只茶杯（含杯托）、茶镊、茶夹、茶碗，冲泡的茶品是“发现1995”，兰花香、味鲜纯。春芽茶。第二道茶艺，使用的是瓷器，冲泡的茶品是“荣光2018”宜红茶。第三道茶艺，使用的是铁壶，茶器还有盖碗，公道杯（玻璃）、6个水杯（瓷器），分茶巾、茶杯。冲泡的茶品是金香寺，金香茗雪，茶叶产自邓村，茶艺的招式很有禅茶的意境。

在巴东，县农业农村局的徐红局长告诉我们，巴东县于2020年成立成立了有五个事业编的“巴东县神农茶文化研究中心”，旨在挖掘、保护古茶树资源，宣传品牌良种培育，其中三人是茶学专业背景出身的，两人的专长是做地方文化，包括巴文化，楚文化。县里还有一个“神农茶文化研究会”，2018年成立的，成员主要是退休的行政人员或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以兼职的为主。

从历史上看，湖北省内的地方茶俗至今仍然得到保留或者可以看到零星痕迹、点状散布的，主要跟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内容关联很大，例如，土家族有茶油汤、以茶祭祖等习俗，宜昌五峰县的土家族还有抢婚、摔茶碗等茶俗，恩施州鹤峰则有四道茶的茶俗。鹤峰现在也是整个湖北省最大的产茶县，现有40万亩茶园，主要分布在走马乡，有1万亩。若从乡层面算，恩施州恩施市芭蕉侗族乡排全省第一。在恩施州考察时，有当地茶企负责人明确地告诉我们，恩施州之前完全没有茶艺、茶道之类的现代茶文化，但零星存在一些地方性的茶俗或民族茶文化，例如当地的土家族就有不少利用茶的独特方式，他们会吃茶、喝油茶汤等。而且，当地除了做绿茶，也有做老白茶的，一直到7、80年代都还有，70年代在恩施市芭蕉乡白茶的占比很高，主要是晒白茶，现在也有一些当地企业在做白茶。当地做白茶的历史比福建早了千年。可见，在湖北，少数民族的饮茶历史非常古老，相应的茶俗和茶文化的内容也保留较多。

不仅如此，历史上的茶文化在今天的保存还体现在音乐、戏曲上，例如“六口茶”歌，黄冈市英山县有采茶调、采茶曲，还有就是跟戏曲结合，在传统产茶的地方都有以黄梅戏曲调表演的采茶戏、茶歌。这些分布在乡间茶山的音乐、曲目，主要是当地乡民自误自乐，用于繁重劳动后的放松或者节庆活动的桥段，受众相对较少，影响面也不大，很多外地人难以听到。我们在来凤县雪山岭村考察时，村支书告诉我们，村里恢复建立了楚剧团，每年会免费为全村演出几场，其他主要外出巡回演出，还参加省市的比赛，拿到过很好的名次。村楚剧团演出的剧目除了传统的保留节目，还会根据村里发生的故事改编成节目呈现在舞台上。

在当代人的大众生活领域也有茶文化的体现，比较常见的主要在如下三个方面：其一是茶礼，一个是将茶叶作为礼物送给尊敬的长辈，这突出的是茶的实物性，包装、档次、价格等就很重要；另一个是客来敬茶、婚礼上向双方父母敬茶等，这强调的是茶的形式和象征性，仪式的庄重和唯美就变得更加重要。其二是茶旅融合中的休闲方式，一家人在周末或假期到茶乡、茶园观摩、体验、住宿，赏茶景、吃茶宴、品茶汤，获得身心放松。茶山的空气、水质、食材这样的物质性成分和得到的服务、景区的设计、浸入式体验的收获等心理认知性成分不分伯仲，变得同等重要起来。其三是城镇的茶室、茶空间的消费带来的感受，这是包含了多元要素的综合性文化内容，例如背景音乐、插花、挂画、茶器、茶点，最主要的是茶艺师冲泡茶汤的茶艺表演。

茶文化是什么？我们需要怎样的茶文化？茶文化在地方茶产业发展上究竟扮演了什么作用？这些问题的答案并非一目了然，还是存在很多分歧。在考察赤壁市时，市政协朱副主席快人快语，她谈到，茶产业中有三个坑：保健、升值和茶文化，她的观点虽然比较刺耳，但颇有一定的道理。夸大茶的保健功能、过度强调茶的保值升值功能，都是有问题的，同样，片面强调茶文化，以为有了茶文化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或者某个行为或和做法一旦被视为是一种茶文化就自动获得了可行性、合理性，这些显然也都是不恰当的，需要引起人们的警惕。可见，不是所有跟茶沾边的行为或现象都属于茶文化，更遑论成为值得推行的茶文化。

我们不是仅仅需要茶文化，我们需要的是有深刻人文素养和精神意涵的茶文化，茶文化是让与茶相关的人通过茶事得到熏陶、感染，在意识和观念上得到启迪，从而在行动上有所改进或提升，从一定意义上说，茶文化是让身处茶世界中的人变得更有文化品位。严格来说，茶本身只是一种植物，它没有文化，是人赋予了它文化价值，所以，茶文化是人的创造，是人借助茶进行的价值实在化和生活化的有意识的主体活动。享受、消费茶文化的人同时也是茶文化的创造者，所有与茶相关的领域的人，如茶农、茶工、茶商、茶技师、茶政策制定者、茶研究者、茶爱好者、购茶者等等，都是其中一分子。茶文化是他们共同分享的文化，茶文化既不是从涉茶之外强行导入的，也不是哪个特定群体，如消费者、研究者之类人群排他性专有的。

我们在多地都观察到，虽然很多人，包括茶企负责人、政府有关部门领导，都在口头上讲茶文化，习总书记提出的“三茶”也是把茶文化摆在茶科技、茶产业的前面，然而，为数不少的地方政府和茶业企业投入最少的地方恰恰也是茶文化。有些人是在茶卖不出去时才想到茶文化，至少在他们看来茶文化可有可无，只有在“赋值”“加持”了茶叶，使茶叶都卖出去了，茶文化才是有用的。持有如此庸俗的功利立场理解茶文化者所造成的伤害，远远大于许多完全不了解或者未涉入茶叶的人。茶文化建设必须明确摒弃这种庸俗的功利立场。

在现代社会，荣誉或者口碑代表了公众对某个产品的高度肯定，很多茶企深谙此道，也乐此不疲地到处报名甚至不惜走关系、托人情去拿下各类奖项或称号，加之茶产业成为了支柱产业的县市政府的推波助澜，围绕奖项或称号的竞争更加白热化。我们在赤壁市考察了“羊楼洞茶文化生态产业园”，它是赤壁市国资控股的企业，建有一座全新的“万里茶道博物馆”，在一块展板上赫然写着赤壁市是“万里茶道起源地”，多位考察团成员对此有疑问：赤壁市只是中转站，可以说是“重要的节点”，但说它是“起源地”无法令人难以信服，因为当年在赤壁交易的绝大多数茶叶是产自湖南、江西，甚至更远的福建。在于赤壁市有关部门的领导座谈时，他们告诉我们，2015年世界茶叶大会在赤壁召开，该大会每四年召开一届，主办方是世界茶业协会，会议期间世界茶业协会授予了赤壁市“万里茶道起源地”的称号，为此专门制作了牌匾。借此东风，之后湖北省有关部门出面，赤壁市为主开始了“万里茶道”的申遗工作，但因规则修改、限制了各国的名额，这次只能以蒙古国为首，但蒙古国的兴趣显然没有湖北省大，推进不力，目前申遗工作处于停顿状态。

我们在十余天的考察经常发现，不仅在荣誉、称号上存在不小的争议，在其他一些本应该很清楚的问题上也有多种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说法，至少在如下问题上当地的企业人士、工作人员就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各执己见，让公众莫衷一是、真假难辨。

第一，关于青砖茶工艺的确定时间的问题。国内有多处地方生产青砖茶，湖北省境内就有三处，赤壁、宜昌和襄阳，而且这三处各自相对独立，有代表性的龙头企业，生产规模都很大。各自给出的青砖茶工艺的确定时间都不同，有说自古以来的，甚至追溯到了汉代，有说起源于宋代，有说明清之际。或许它们谈的其实是不同的问题，有的针对的是茶叶加工紧压后储存、运输而言，有的强调的是文字上的记载，如族谱、地方志等是否出现了与青砖茶类似工艺的描述，有的则主要针对的是工艺成熟和定型的时间，特别是指作坊、商号介入持续进行生产算起。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摆脱企业利益和地方利益的牵扯，要做出实事求是的全面研究，听取专业人士的中立意见，否则，将严重影响公众对湖北青砖茶的认知，也不利于湖北茶文化的健康发展。

第二，关于“宜红茶”指代范围的问题。宜昌长盛川负责茶文化研究和推广的负责人告诉我们：清朝时出现了宜红茶，发源地不在宜昌，创始人是广东人，他开矿失败后，发现做红茶可以赚钱，就开设了红茶厂，请来了江西师傅，用湖南常德、宜昌等地的茶青制作。在宜昌宜都市，潘家湾富锌茶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则推荐我们看一本台湾人写的《卢次伦传》，书中提出“泰和合精制的米茶，经月池公亲自定名为‘宜红’。”后有学者订正了该书的错讹，根据江门《卢氏家谱》记载，“卢有庸，字万彝，号次伦。其长子卢清，原名澄翰，字邦华，号月池；次子瀛，字邦平，号墨林。”可见，月池是卢次伦长子的号。该书对卢次伦研制和推广宜红茶做了非常详细的交代：卢次伦在武陵山区开矿失败后，来到壶瓶山下的宜市镇，喝到当地产的“白毛尖”茶，决定转做茶叶。返广东筹资回宜市途中，他了解到当时还有祁红、滇红等少数几个红茶品种外销，决定做红茶外销，他高薪聘请安徽祁门红茶师傅。关于宜红的起源经纬基本线索都是非常清楚的，争议在于：宜红是否只是“宜昌红茶”？当年采用的茶青只是宜昌境内的吗？当年只有宜昌境内的企业才做宜昌红吗？显然不是，当年的茶青除了宜昌地界的，也包括恩施州的多个县市，还有长江南岸的湖南常德等地。宜红现在被锁定为宜昌市的公共品牌，只有宜昌市属内的企业才可以用此名，这就迫使其他地方不得不独辟蹊径，恩施州的利川市推出了“利川红”、巴东县推出了“巴东红”。

第三，关于现代“恩施玉露”的由来问题。之前听到恩施玉露时，得到的讯息是“它是中国唯一留存下来的蒸青绿茶”，给人的印象是：它是活化石，自唐代以来未被改变地传到了今天。我们考察团的一位成员就是恩施人，已经60岁，他很肯定地说他小时候就喝过“玉露茶”，他用工作后拿到的第一份工资买了当时还很贵的“玉露茶”送给喜欢喝茶的外婆。但在武汉大学的座谈会上，湖北省政府研究室的孙军局长明确答复我们的提问，恩施玉露是历史名茶，但一段时间失传了，是后来复兴的。2005年一位来自江苏常州的企业家张文旗进驻恩施州创办润邦茶业有限责任公司，他和他的公司全面恢复了蒸青工艺，他深入民间，向一些还依稀记得制作工艺的老人请教，根据他们的口述和润邦公司的反复试验、改进，终于试制成功。我们在后来实地走访润邦公司，与张文旗董事长座谈时，他也明确地告诉我们，当年他们开厂要做蒸青绿茶时，当地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蒸青工艺，也没有听说过玉露茶，当地更没有蒸青绿茶的产业。正是他们确定了工艺流程和制作标准，他们当时特别注意做了全面的非遗申报工作，即物质性（玉露茶）和非物质性（制作技艺）两个方面，以保证恩施玉露不仅是产品更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呈现世人面前，积极申报省市和国家级非遗项目，“恩施玉露”蒸青绿茶工艺于2014年11月11日进入国家级代表性项目。但很多人依然以讹传讹认为恩施玉露是唐代、宋代、康熙年间等就出现流传至今的，这些都是错误的观点。我们认为，直接将恩施玉露与文献记载的古代蒸青工艺等同起来，这其实是对当代企业家独创知识产权的漠视，更是对无数普通人参与和推动现代中国茶产业的发展所做出的新贡献的否认。要正本清源，要给每位不懈努力并有所成就的人在青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第四，关于“东湖会”品饮了哪家的茶叶。2018年4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与印度总理莫迪在武汉东湖会晤，并举行了茶叙外交。他们当时品鉴了一款红茶和一款绿茶，是装在八马公司的茶盒里，且由八马的茶艺师冲泡。但可以明确的是，茶叶都是湖北本地所产的，关于绿茶，较少争议，明确的答案是润邦公司提供的极品恩施玉露，关于红茶，则产生了很大分歧，宜昌的部分企业主张喝的是“宜红”，例如宜昌萧氏集团的负责人肯定地告诉我们喝的是宜红；利川的部分企业认为喝的是“利川红”，省里的有关领导告诉我们，当时他们喝的是利川红。然而，我们在利川考察时，不同的利川茶企坚持选中的就是自己企业的红茶，例如利川市星斗山公司的负责人就强调喝的是本公司特制的利川红，在座谈会上，他向我们绘声绘色地描述了省有关部门专程过来采摘茶青、现场制做成后带走的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