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作者为陆军工程大学政治工作系教授，研究方向为茶业经济和文化史。该文全文刊登于《吃茶去》2023年刊（总第76期，每年1期）。作者授权在人大茶哲所新媒体全文推送，以飨读者，感谢作者的信任和支持！

 

陶德臣

弹指一挥间，涉足茶史研究30余年已成过眼烟云。回顾数十年来与茶史研究结伴走过的岁月，思绪万千，感慨良多。是啊，谁曾想，仅仅硕士论文的一个选题，就使我深陷茶史研究领域而不能自拔。这看似偶然的巧合，其实包含着许多必然的因素。

 

一、研究茶史的最初动因

由于天生与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注定了我日后与茶息息相关。

小时期对茶的感受神秘而朦胧，只知道茶是长在树上的叶子，至于茶树是高大乔木还是低矮灌木，头脑中稀而糊涂。当时农村生活艰苦，饮茶多少还是一件奢侈的事。好在我有两个“优越”条件，可以一饮为快。一是，父亲从家乡靠近皖南的花山采摘野茶炒制供饮，这对很少甚至从不买茶的农家来说，已经是上等的饮料了。现在看来，父亲采制的野茶可能压根就不是真正的茶，已是一种被称作“茶”的代用品——高淳话叫“荆桑条”。因为迄今为止，家乡父老仍然把一些不是茶的灌木称作茶，“荆桑条”就是他们最常见的“茶”。年纪稍大，我经常上山砍柴，却未曾见过真正的野茶。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人们也不再采摘制饮这种野茶。二是，我有两个哥哥在青山茶场工作，这是家里有茶叶的主要原因。虽然当时茶叶属“严控”对象，一般人难以得到，但还是茶场人能够饮用到单位分配的“福利茶”。当然这种茶价廉味差，以茶末、茶片为主。

恢复高考制度的1977年，我正上初中，整个社会弥漫着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豪迈气概。出于明目清神、健脑强记、提高效率、跳出农门的现实需要，我祈求上了茶叶，从此与茶形影不离。也不知是否是茶的功效，还是自己的努力，反正从此到大学毕业，年年能得个“三好学生”。多年苦读，我终于跳出农门，1983年作为村上的第一个大学生，来到镇江上学，也许这里面真有茶的一份功劳呢。但当时我还只是纯粹地饮茶，局限于解渴提神的实用主义阶段，谈不上任何的爱好，也未掺进丝毫的感情色彩。

真正使我爱上茶、想了解茶的媒介是我现在的妻子孔桂芸。1989年春节，经同学袁照金介绍，我认识了时在青山茶场茶厂精制车间工作的她。妻子1969年7月生，当时还不满20岁。出于“爱屋及乌”的缘故，我经常赴茶场，去茶厂，看茶园，喝名茶，积累了不少茶的知识，懂得了许多种茶采茶制茶的道理。正是数年中这种得天独厚优越条件的耳濡目染，原本普普通通的茶叶，顿时变得可爱起来。这种“感情投资”是我爱上茶的决定性因素。

有了这种环境和经历，1992年上半年确定硕士学位选题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近代中国茶叶的商品化》。因为，中国是茶的原产地，自唐代起，茶叶在经济社会中就开始占据重要地位，近代中国更是茶叶经济的繁荣时期，茶叶成为当时最主要的出口商品，构成农村经济的重要来源，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

时至今日，茶叶经济在江淮以南许多山区仍然是支柱产业，对农民增收致富、推动乡村振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我原先工作的单位江苏省司法厅技校附近有几个历史悠久、赫赫有名的水泥厂——中国水泥厂、江南水泥厂，我就想研究水泥工业。研究生同学许金芳认为，还不如研究茶史，理由是茶叶历史悠久，地位重要，近代大量出口，你家属又是制茶出身。我想这个建议好，就欣然采纳。从此，心无旁婺地一头扎进茶史研究中，详细收集资料，精心撰写提纲，努力写作论文是我近二年中的主要工作。几经煎熬，终于写成了学位论文初稿。在这6万字的学位论文中，倾注了我大量心血。

功夫不负有心人，该文答辩时得到答辩委员会所有老师的交口称赞。答辩委员会主席、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著名历史学家夏东元先生评价甚高，他认为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用三年时间写一本专著。

这篇论文就字数而言，相当于当时苏州大学历史系二到三位硕士学位论文的篇幅；就写作时间来说，整整用了一年，与那时有些同窗仅花二个月就草草交差的学位论文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就质量而言，6万字的内容有5万余字先后发表在各类学术刊物上，其中精华部分《近代中国外销茶流通环节考察》发表于经济史最高档次刊物，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的《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上。与其他研究生很少或根本不发表文章相比，我算得上鹤立鸡群，相对突出了。

二、研究茶史的艰难历程

自1992年从事茶史研究至今，不觉一晃已有30余年。毫不夸张地说，多年来，我把自己交给了茶史研究领域，为这门学科的繁荣付出了大量心血。从收集资料，选定课题，到著书立说，每一步都倾注了我的感情。

收集资料是从事研究的基础，资料的重要性犹如高楼大厦的建设材料，离开了扎实坚实的资料基础，得到的所有结论都只能是空谈。但我开始从事这一专题研究时，真如无头苍蝇，简直无从下手。说来惭愧，就连陈祖椝、朱自振先生所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都不知道，后来在苏州大学历史系图书馆发现这本书时，简直如获至宝。1995年，朱自振先生又送给我他编的《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后来，我全文复印了《中国地方志茶叶历史资料选辑》、《茶业通史》《茶经述评》《中国茶史散论》等书，购买了《中国茶文化经典》《中国古代茶叶全书》《中国茶经》《中国农业百科全书·茶业卷》《中国名茶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中国茶文献集成》等书。这些资料成了我从事茶史研究的基本资料。同时，我也花费了大量精力泡图书馆，积累了相当资料。如《申报》中有大量茶叶资料，我逐张翻检了数十年的《申报》报纸，抄录了相当多的珍贵资料。其他的旧杂志、海关年报、档案、官私文集等凡与茶有关的内容均成为我收集的对象，仅抄录的资料就有几十本，复印的资料高数尺，下载的文章数千篇。为了跟踪学术动态，学习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多年来我订阅了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中国茶叶》《茶业通报》等杂志，复印了数百篇相关论文。由于多年来注重资料的收集和研究，因而对中国茶史的研究动态、学者的研究动向比较了解，曾经专门写过55000字的长篇《中国茶业经济史研究综述》，发表于《农业考古》2001年第4期、2002年第2期上。现在，注重资料积累仍是我从事研究的基础工作之一。

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我进行了悉心研究。一般情况下，我是一有灵感就把它写到我的专门本子上。一旦资料准备得差不多了，就动手立提纲，撰写论文。由于我多年如一日，围绕茶叶生产、贸易、消费、价格、价值、运输、茶商、茶农、茶税、广告、市场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因而取得了一批成果。

首先，出版了几本茶书。1999年出版了50万字的专著《中国茶叶商品经济研究》一书。这是我历经7年研究，在硕士学位论文《近代中国茶叶的商品化》的基础上经扩充、增删而成。该书研究范围上起原始社会，下至新中国成立前，以茶叶商品经济为主线，详细分析了旧中国茶叶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大环节，揭示了茶叶生产与交换中的茶农、茶商、茶栈、茶行、洋行各种人员的地位及利益取得，分析了茶叶生产与贸易的地位、社会影响、茶叶结构、茶叶价值、茶叶价格、市场结构与功能、运输路线、茶业现代化等问题，比较了中外茶业的不同发展轨迹，归纳出近代中国茶业衰败的原因。它的出版填补了旧中国茶叶商品经济研究领域的空白，得到了专家和知名人士的好评。如著名茶学教授，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顾问、中国茶叶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茶叶流动协会顾问、安徽农业大学王镇恒先生（已故）认为：“《中国茶叶商品经济研究》一书，经阅读后，认为内容丰富，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茶叶经济方面的研究，......你的大作是有贡献的，对今后发展茶业经济具促进作用”（王镇恒先生2001年11月3日给作者的信）。《中国农史》《农业考古》《古今农业》杂志社热情推荐，刊登了该书详细信息。南京化学工业集团公司研究院孙锦宜高级工程师发表了专访《访〈中国茶叶商品经济研究〉一书的作者》（《农业考古》1999年4期）。全国部分人士来函购买此书，杭州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情报中心也分三批购去160本。此后，本人几本茶书不断面世，分别是：夏涛主编《中华茶史》（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本人副主编，撰写10万字）、关剑平主编《世界茶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本人副主编，撰写约5万字）、独著《中国茶叶经济与文化》（长虹出版公司2013年版，30万字）、独著《中国传统市场研究：以茶叶为考察中心》（长虹出版公司2013年版，50万字）、独著《中国茶叶流通与市场管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40万字）、政协赤壁市委员会编《青（米）砖茶研究》（广东旅游出版社2020年版，本人第一作者，撰写55万字）。另有关剑平任第一作者，我任第二作者的《浙江茶产业历史和当代发展研究》即将出版，独著书稿《中国古代茶叶消费研究》（20万字）一部。

其次，发表了360多篇茶史、茶文化论文及散文。其中有4篇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它们分别是：《中国古代茶叶国内市场的发展》（刊于《安徽史学》1999年第1期）、《英属印度茶业经济的崛起及其影响》（刊于《安徽史学》2007年第3期）、《中国茶向世界传播的途径与方式》（刊于《古今农业》2014年第4期）、《近代中国茶埠群论析》（刊于《安徽史学》2016年第6期）。这些论文分别刊于《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国农史》《史学月刊》《安徽史学》《湖北大学学报》《农业考古》等数十个刊物上，其中核心期刊论文71篇，CSSCI期刊论文27篇。代表作论文《近代中国外销茶流通环节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系统完整地阐述了近代中国茶叶生产、流通、消费三大环节中茶农、茶行、茶商、茶栈、洋行五大相关环节各种不同人们的业务和盈亏情况，对现代茶叶商品生产和贸易具有重要借鉴意义。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中国经济史学会主办的国家级刊物发表论文，是有相当难度的。

再次，参加、主持了7个茶史课题的研究。它们分别是：2015年教育部一般项目“明清海上丝绸之路的华茶外销与茶文化传播研究”（朱世桂主持，本人参与）、解放军理工大学人文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一带一路视野下中国茶向世界传播研究”（本人主持）、2019年浙江文化研究工程重点课题“浙江茶产业历史和当代发展研究”（关剑平主持，本人参与）、2021年陆军工程大学政治理论研究基金一般项目“从茶叶贸易视角看鸦片战争的爆发”（本人主持）、2022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视野下西南茶马古道文献资料整理与遗产保护研究”（刘礼堂主持，本人参与）、“新时代茶文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本人主持）。

由于长期从事茶史研究，尤其是研究成果的特色，得到了一些学者的鼓励和肯定。钱时霖先生《茶人诗描》一书对我的评价是“细读文章议论宏，X人谈茗也多情。撰成巨著言经济，商品研究集大成。”安徽农业大学中华茶文化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湖北大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万里茶道’茶业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学术委员会或聘我为客座研究员，或聘我为学术委员。《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农史》《安徽史学》《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南洋问题研究》《中国茶叶》等刊物邀请我任审稿专家。这说明，我为繁荣茶史研究领域付出的心血没有白费。

 

三、研究茶史是我的精神支柱

30余年来，我潜心研究茶史，失去了很多。因为我充其量只能是“爱茶人”，无资格享受“茶人”的殊荣。一个学历史，教政治，研究茶史的X人，对茶一往情深，搞起什么茶史研究，写的政治文章只有约130篇，编书4部，专著1部。于是可以理解的原因，困难当然接踵而至，多年来科研项目与我绝缘，科研经费把我遗忘，学术会议无暇参加，交通费用无处报销（注：现在这些情况已大有好转）。

多少个日子，冒着酷暑严寒，奋力骑着自行车，背着装有饭菜的保温桶，急匆匆地奔向图书馆，争分夺秒地查资料、抄文献。这些我都无所谓，但让人更不舒服的还有许多不理解和闲言碎语。我1994年就步入工程兵工程学院，主讲“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邓小平理论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世界史要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专题研究”等课，穿的是发的服装，吃的是“政治饭”，在“正业”政治理论和茶史“副业”这两个研究方向上，重点却严重向“副业”茶史研究倾斜，这方面取得的成果也最大最多，耗费的精力最巨。甚至有人经常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你到底是教政治的还是搞茶叶的？你到底是X人还是茶农？甚至在2022年教授续聘评定时，好几个评委当面向我发难，全盘否定我搞茶史的正当性、必要性，气得我好多天都不能平静。

但不管人家怎么想，放弃茶史研究，我会终身后悔。如果仅仅为了“钱途”，我大可不必如此“卖命”。如果为了赶时髦式的所谓“学问”，我也大可不必如此认真。但我就是有一个梦想：一定要在有生之年确立我在茶史领域全国一流的地位，一定要为中国茶业的发展尽一份力，一定要为中国茶农的增收尽一点心！这就是我的小小追求。为了这个追求，我可以浸泡在图书馆里却乐得其所；为了这个追求，我可以长年累月著书立说不知疲倦；为了这个追求，我可以不计名利默默面对物欲横流的“潮流”。

如今，凡与我进行学术交流的人几乎清一色是与茶有关的人士。如果说我在学术界还有点影响、有些朋友、有所快乐的话，那都是茶史研究给我带来的。今后，我将一如既往地沿着茶史研究的方向坚定地走下去，愿为繁荣茶史研究竭尽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