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于2023年12月27日--2024年4月30日期间举办了第七届“我与茶道”优秀征文活动，得到了众多热心读者们的踊跃参与。本所组成了专家评审委员会，评选出了优秀作品。本文为特等奖获奖作品，作者现就职于中国能源建设集团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有限公司，兼任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再次感谢作者的赐稿和大力支持！

 

王巍

 

【摘要】近些年中国外交场合，茶的身影频频出现，有关成立茶文化共同体的呼声也日渐高涨。纵观茶的历史，茶的确起到了加强和深化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现实作用，然而茶因何有这样的机缘，这跟茶的本质特性又有什么关联，对于今天的茶文化爱好者来说，这些问题的研究能够为自觉开展茶文化交流提供思想基础。《茶——一片树叶的传说与历史》一书内容丰富扎实，正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本文从作为消费品的茶、作为文化载体的茶和作为文化模型的茶三个角度，结合书中的史料，探寻形成以茶为中心的共同体的路径。

【关键词】模型、文化载体、共同体、文明互鉴

引言

《茶——一片树叶的传说与历史》是一部饱含诚意的书，它既是作者历时数十载，遍访世界各地搜集资料，将对茶的满腔热爱凝集成书的赤诚之心，还是译者团队四年磨一剑，反复校正推敲，倾注大量心血只为奉献给中文读者一个他者视角的挚诚之心，也是出版制作团队本着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高水平的专业素质，审校编排，付出艰巨努力的精诚之心，所有的初心和坚持都最终体现在了这部书的优异品质上。而这部凝结无数诚意的好书也是深孚众望，上市一年多以来广受好评，在业内引起广泛讨论，并入选《文汇报》2023年度好书推荐榜单。

当今社会，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时代，也深刻改变着出版行业的运作模式。与大多数行业类似，出版也经历了传统出版时代、现代工业化出版时代和当今以数字互联、人工智能为技术手段的数字出版时代，海量的出版物正在以指数级的速度增长，以应对信息大爆炸的新形势。如今，ChatGPT，文心等人工智能体的出现，更让知识的生产变得简单高效，几分钟生成一篇论文，几个小时完成一本书已经不再是神话，我们仿佛就站在人类古今中外的知识海洋的海边，只需拿上一个水瓢就可以舀到你想要的水。然而天然的海水是否适合灌溉庄稼，滋养万物可能还是未知。人们在享受人工智能带来的便捷的同时，也会隐约感到缺失了什么。借助人工智能快速生成的读物，似乎很难经得住细细品味，人们阅读的速度越来越快，而原本一杯好茶，一本好书，就如同与智者对话一个下午的惬意满足，也很难寻到了。

是我们越来越忙，越来越浮躁，无法静心阅读吗？或许是一个方面，但深入思考不难发现，是因为我们已经逐渐偏离了出版的初心，在追逐外在的数量等硬性指标的压力下，忘记了我们当初为什么出发。出书的目的，不管是写作的人，还是读者，其初心是进行思想上的对话，但以功利心、工业化生产模式，甚至人工智能的方式出书，很多时候变成为了出书而出书，为了名利、业绩而出书，可能并没有真正想要拿出来跟别人分享交流的思想。尽管都是文字，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却能感受到文字的背后是否有一颗真正的灵魂，看人工智能生成的文字好似隔着一层玻璃幕墙跟许多抽象的专家交流，只能看到表面，无法深入一个人的内心，而交流如果不能深入内心，变成了单方面的灌输，没有精神共振的乐趣，阅读不再是一种享受，自然也就没有兴趣在上面浪费更多时间，读者往往是快餐式的找到想要获得的信息就离开，于是阅读成为一种浅层、快速的、甚至带有某种焦虑感的差事。而人工智能、数字科技这些我们发明出来帮助我们提高效率，分享思想成果的工具，反过来异化了人。人之所以能够被工具异化，是最初想要做这件事的动机消失了。当人类失去动机，就失去了主体性地位，也就从目的变成了手段，从而被别的目的所裹挟。

好的阅读体验，应该是发生在灵魂层面的，好的小说之所以引人入胜，是因为作者通过情境的描述让阅读者身临其境，而读者之所以欲罢不能，是把自己放进了小说的情境中，甚至将自己代入主人公，所以能够与其同悲同喜，如痴如醉，跌宕起伏。而富有哲理和思想性的书，犹如与有智慧的长者对话，读者阅读的过程，更像是将自己思想的小溪汇入思想者滔滔的江河，让思想家带着我们跑一段路，看到平时作为小溪看不到的风景，感受到自己所没有的波澜壮阔，因此，如果对方没有拿出这条活泼泼的江河，小溪就还是小溪，自然无所得。所以，出书的人在出书之前应扪心自问，我的内心有没有要和人分享的江河。

如今的图书出版行业越来越呈现工业化生产的特征，一本畅销图书看似是作者的成果，却往往是一个团队智慧的结晶。作者负责内容，译者负责把内容推广到更多的语言受众群体中，出版商负责前期市场调研，项目策划，及出版过程中的编排校对，版面设计，后期市场营销等，大家分工细致，结成一个共同体，为了同一个目标发挥各自专业和所长，才能保证好的结果。作为本书的译者之一，我有幸亲历了本书中文版从版权的购买，到翻译、校对、付梓的全过程，亲身感受到这本书从作者到译者，到出版人，都是对茶怀有深深热爱和诚敬之心的。或许本书既不是学术性最权威的茶史书，也不是艺术性最高的茶艺书，也不是科学性最强的茶学书，甚至不是一本妙趣横生的闲书，但我认为这绝对是一本凝聚了众多人心血的诚意之作。出版团队的诚意汇聚成一条小河，期待与众多读者溪流汇聚，共同享受茶的美妙节奏。

 

一、作为消费品的茶

从这条小河说开去，我想谈一谈共同体。如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已成为时代问题，研究者日众，几乎成为显学。而对于“什么是共同体”这类更基础的理论研究工作却依然很冷清。这有时候会造成“共同体”概念的滥用。也有学者们提出，我们可以围绕茶成立一个“茶文化共同体”，那么就涉及“什么是共同体”这样的问题。本书的内容可以说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内容和可供借鉴的观点。

本书作者是专业的语言学家，主攻澳亚语系，他首先从语言学角度对“茶”一词进行溯源，从而得出原始茶分布在“从尼泊尔中部开始，跨越锡金、不丹、阿萨姆、印度东北、上缅甸、中国西南（包括藏东南）、泰国北部、老挝，并远及河内的地区”[1]7的结论。茶的语言学研究不仅为茶的起源提供了语言考古学的证据，也为我们揭示了茶最初被人化的情景。语言的本质是符号，符号化标志着人化的开始，代表该事物被人所化，被纳入到人的世界，而不再是“寂”[1]的状态。

几乎所有最初接触茶的古代族群对茶的利用都是从食用开始的。“茶树的叶子原本就是被人咀嚼、腌渍或者剁碎后作为蔬菜食用的”[3]20。缅甸人食用的是腌渍茶，腌渍茶历史悠久，并逐渐融入缅甸的礼仪文化和祭祀活动中，而比缅甸人更擅长制作腌渍茶的是巴郎人，并且已经发展为一种产业，通常是将茶放在6-12英尺深的坑中发酵三五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泰国的腌渍茶是当地一种非常有名的小吃。人们食用腌渍茶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直接咀嚼食用，有的可以作为凉拌菜，有的被当作调味品，也有的被做成菜汤，而这或许正是茶汤成为茶的主流消费方式的开始。唐代茶圣陆羽在《茶经》中记载了这种饮茶方式，并予以摒弃，《茶经·六之饮》中提到“或用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之等，煮之百沸，或扬令滑，或煮去沫，斯沟渠间弃水耳，而习俗不已”。（《茶经》）陆羽认为这种将茶与各种调料一起炖煮的方式跟清饮茶的方式相比，口味实在是云泥之别。

茶被当作食物的使用方式，不仅古老，而且新潮。作者德瑞姆先生在书中介绍了很多新式茶餐，融合了原始与现代，传统与时尚。法国茶餐是这方面的翘楚，有很多新奇的发明，例如茶味巧克力，奶茶果冻，绿茶冰激凌，甚至创新性地将茶与酒结合，调配出五种茶鸡尾酒，法国著名茶企业玛黑兄弟公司还出版了一本书介绍了茶餐的食谱，并且不断推陈出新。新式茶餐大量使用抹茶作为原料。谈到抹茶，日本是最有权威性的，德永睦子制作了一本主要用抹茶作为原料的茶餐食谱。而作为原始茶家园的喜马拉雅山脉东南麓则是对新鲜茶叶进行烹调的专家，如斯里兰卡、泰国、老挝，菜品包括但不限于凉拌沙拉、油炸茶叶、茶酱、腌茶等特色料理。而今利用茶叶提取物制作的各种创新食品、饮料、药品，甚至非食品类产品，更是层出不穷，“仅中国每年就生产4000多吨纯化茶叶提取物，主要用于家庭和个人护理产品等非食品类，如洗涤剂、肥皂、香味剂和洗发水”[4]724。这不仅丰富了茶相关的消费品种类，而且提高了茶作为经济作物的利用率。

陆羽《茶经》中不仅记载了茶的饮用方法，也提到了茶的功效，在《茶经·一之源》中就提到“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支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茶经·六之饮》中又一次提到，“其饮醒酒，令人不眠”。《茶经·七之事》中“《枕中方》：‘疗积年瘘，苦茶、蜈蚣并灸，令香熟，等分捣筛，煮甘草汤洗，以末傅之。’《孺子方》：‘疗小儿无故惊蹶，以葱须煮服之。’”（《茶经》）从《茶经》中记载的这两个药方可以看出茶的另一大类消费方式——草药。

几乎大部分中国古药典中都提到将“荼”[2]作为药物的使用方式，本书中提到《神农本草经集注序列》，将茶“描述为一种预防困倦的药物”[6]40，这是最早对茶的药用价值进行记载的书籍。当然，我们耳熟能详的是司马迁根据《神农本草经》中的记载所说的“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的典故。虽然《神农本草经》早已散佚，无从考证，但这一典故的流传至少说明中国人有可能最早发现的便是茶的药用价值。书中还提到很多汉代考古墓葬中发现了药用的茶。从2005-2014年间针对河姆渡遗址和田螺山遗址的挖掘中，已经发现了茶树根，以及人工栽培茶树的遗迹，同期还出土了疑似药罐的黑陶釜，结合其中发现的寄生虫卵，以及其他可以用来治疗疾病的药物，说明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茶都是作为草药来使用的，“《神农本草经》记载的‘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的传说具有一定的可信度，河姆渡原始人类对茶的认识和利用，应是从茶的药用价值开始的”[7]。在中国丰富的药藏典籍中，也常常发现对茶的介绍，本书作者也认为，“在陶弘景编撰的中国古代药典《本草经集注》中提到的‘苦菜’可能是茶。据说这种植物在人喝醉时可以用来缓解疲劳和醒酒，捣成糊涂在患处可以减轻风湿性疼痛”[8]51。

茶被传到欧洲后，当时的科学家们也先后展开了对茶的研究，特别是在茶的成分与药用价值方面，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在对茶的研究和阐释上显现出来。一位荷兰的医生邦特科写了一篇关于茶的论文，采用欲扬先抑的手法，先告诉大家茶不是万能药，破除当时西方人对茶产生的狂热和迷信，然后就从医学角度对人们进行了科普，他写道，“茶不会使人身体变干，也不会使人变瘦或更易感染肺结核。……茶能滋润嘴唇，对口腔和喉咙都有好处，保持牙齿和牙龈清洁，安抚并强化肠胃，有助于防止出血，净化血液，刺激其循环，减少发热，缓解充血和心律失常、腹泻和子宫出血。最后，茶对大脑和神经特别有好处，能促进人的心理平衡，消除昏睡，激活记忆和意识”[9]344。在第二版中，邦特科加入了很多茶对意识和思想、心理方面的影响，他还特别比较了酒和茶对意识和思维的影响，他认为酒是通过睡眠和麻痹大脑的方式，削弱记忆，混淆现实与想象，点燃激情；茶是通过减轻困倦，使头脑更清醒，给想象力注入适量的热度，从而清晰地思考，并做到真正忠实于内心。这种描述已经有了部分禅宗的意味。邦特科对茶与思想意识的关联的研究，在当时正有助于加强荷兰新教改革过程中新教徒信仰虔诚的问题。

西方对茶的科学研究，包括植物学、茶化学等，一直影响到今天完整的茶学科学体系的建立。如今对茶的成分以及功效的研究已经到达了非常细致的层面，茶在制作过程中所富含和生成的种种化学物质也逐渐在显微镜下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决定了茶的最主要功效——消除疲劳、提神醒脑——的成分是咖啡因。当然，咖啡因是最容易被发现对神经有刺激作用的成分，“正常剂量的咖啡因的主要作用是提高警觉性、注意力和灵敏度，即使只喝了一杯茶，这种效果也是可以被测量到的”[10]675。科学家进行了多方实验，分解出茶的多种成分，包括茶氨酸、儿茶素、茶黄素、多糖和茶皂素，这些成分都有各自作用于人体的方式。

从茶的使用方法，到成分、功效，这种认识事物的逻辑对于一个正常接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人来说是司空见惯的。然而对茶的化学分析是否能够完全解开茶的功效之谜？我们都知道，含有咖啡因的作物不只有茶，还有咖啡和可可，还有可乐树的果实可乐果、冬青树的叶子等，但即便是仅就提神醒脑这一功效来说，人们明显能够感受到，“喝一杯茶所产生的效果与喝一杯咖啡所产生的效果截然不同”[11]674。这种差异是非常明显而真实的，但这与来自茶或咖啡中的咖啡因无关，但到底与什么相关呢？

无论如何，茶作为饮品都是茶叶消费的主流。这一点在茶传到西方世界的过程中表现尤其明显。西方人对中国茶的引入，是从茶叶消费品开始的，围绕着这一过程的，是商品经济、殖民主义这一套逻辑。茶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几乎没有得到体现，更无传播可言。相比之下，唐宋时期中国茶传入日本，却是一次成功的文化输出，彼时传播的是中国的禅宗文化，而茶只是作为禅宗文化的载体。相反，茶在传入西方各国之后，由于只是作为消费品，没有附加的文化属性，因而与各地文化相结合，却意外地产生了丰富多彩的在地茶文化。

 

二、作为文化载体的茶

作为饮品的中国茶的普及和兴盛，与中国僧侣和文人阶层对茶的爱好密不可分。文人对茶的各种意象性的想象，以及僧侣们的求道心理在茶上的投射，使得茶与文化迅速结合，加之陆羽《茶经》对茶学的开创性贡献，也奠定了中华茶文化的基础。于是，茶在中国的文化地位迅速崛起。茶也不再是单纯的饮料消费品，而是变成了某种文化的载体，随着中国文化的兴衰和传播，茶作为文化载体的功能也是几经沉浮。

我们一直试图阐述一个道理，茶文化并不是茶所固有的，文化是人的精神活动的产物，因此，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茶文化，比如，茶在中国有君子之风，是“精行俭德之人”的爱好。所以，茶文化的格调在中国是非常雅致的，经常出现在诗词、绘画等艺术表现形式当中，这与唐宋时期中国文人的地位是有着密切关系的。唐宋时期文人的地位较高，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茶不仅是消费品，更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反应出当时文人阶层的精神世界的高度。比如书中提到的卢仝的“七碗茶”诗，以一种及其洒脱明丽的风格描述了茶带给文人不同层次的精神享受。还有唐朝刘贞亮所作《饮茶十德》，将茶的美德与儒家所追求的道德境界和道家的养生境界进行了融合，认为茶具备了养生、去病、礼仁、诚敬、雅志、行道等功德。

宋代的茶艺正如其他艺术形式一样，被宋代文人推向了高潮。宋代的点茶艺术是最为精致的，并逐渐演变为一种工夫。斗茶的盛行也标志着这种精致文化已经发展为专业的技艺，从种茶到点出一杯好茶的过程可能经历成百上千道工序，这种工夫的磨练及其对人力的损耗的确惊人。基于这样的实践，宋代涌现出了大量的茶书、茶诗。蔡襄的《茶录》、宋子安《东溪试茶录》，黄儒的《品茶要录》，以及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大大发展了茶文化的内涵。特别是《大观茶论》的七汤点茶法，其境界更是出神入化，“注汤击拂点茶是一个很短暂的过程，徽宗将其细致地分析成七个步骤，每一步骤更为短暂，但点茶人却能从中得到不同层次的感官体验，从中可以品味点茶时细腻而极致的感官体验和艺术审美”[12]。宋徽宗对每一个步骤的描述都有细微差异，可见其点茶工夫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感官之乐，进入一种专注忘我、追求极致的境界。同样将茶的文化提升到修道层面的，是僧侣阶层。“成书于1103年的禅宗律典《禅苑清规》就描述了北宋时期在寺院进行茶事时应遵守的礼仪”[13]80，这套礼仪被僧侣作为禅宗文化的载体传到了日本，并与日本当地文化结合，发展为独树一帜的日本茶道文化。由于日本茶及茶文化的引入是僧侣阶层的行为，日本茶道便始终带有禅宗文化的基因，即使是与本地文化融合，又经历了现代文明的洗礼，其中的佛教色彩依然得到了保留。

盛极一时的宋代点茶文化随着宋朝的覆灭，文人阶层的没落而消散，“1279年崖山之役后，中国文化逐渐衰落，而其中一项失传的优秀艺术就是制备新鲜的粉末状绿茶”[14]80。由此，我们不免感慨，作为文化载体的茶，其兴衰极度依赖于文化主体文化势力的强弱。文化主体的力量强，茶作为载体就更多地呈现主体文化的特点，并可以成为文化传播的媒介。文化主体力量减弱，茶就更多呈现其消费品的特点，只是在商品交流的意义上传播。这一点从中国茶向日本的传播和向西方传播的对比中，感受尤为明显。

茶作为文化载体，承载文化能力的强弱也跟文化的雅、俗有关，也就是说和文化所代表的主体的基数有关。我并不想笼统地说，俗文化的生命力更强大，雅文化更容易散佚，尽管表面现象是这样的。这背后仍然是文化主体的力量与基数的问题。我们看到很多茶礼、茶俗一旦形成，似乎很容易祖祖辈辈流传下来，例如客来敬茶、婚俗中的茶礼等，这些文化习俗不难理解，人们往往也会不加批判地继承。而茶道、茶艺、茶德等更深层的茶文化，需要主体付出大量精力去学习、修证、实践，对文化主体的要求比较高。大众的认知、理解和接受能力是文化能否茁壮成长的土壤，某种文化能否在人群中成活，需要素质与之相匹配的、能够理解这种文化的人群，当然归根结底还需要有相当长时间的积累，去培养文化素质较高的人。

宋代点茶文化被明代冲泡茶所取代，新的饮茶方式带来了茶叶制造和相关配套产品的创新发展，对茶杯茶壶等冲泡茶具的需求，促进了陶瓷行业的发展，中国的工匠继续将精益求精的精神注入其中，使得瓷器比茶叶更早被西方看见，并受到追捧。

茶叶被西方世界普遍接受是从荷兰开始的。这种昂贵的进口商品最初只是在荷兰的权贵阶层流行，荷兰的文人和艺术家对于茶的普及影响很大。“1615年至1645年，‘穆登文化圈’定期在阿姆斯特丹郊外的穆登城堡举行文学晚会和音乐晚会”[15]273，惠更斯在1640年向穆登文化圈的同仁们发表演说时称大家为“杰出的茶客”。这和茶在中国文人圈中的流行有一定的相似性。而当茶叶在荷兰普及开来之后，茶叶贸易就变得有利可图了。因此，茶作为一种商品资源在殖民时期和资本主义时期，又分别显现出殖民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的特色，本书中为我们详述了大量茶税、茶贸易、茶叶战争等事件，并罗列了大量史料。从小小的茶叶中，我们看到了中西方文化碰撞的艰难历程。

本书作者还为我们带来了五花八门的世界茶文化。西方世界最具代表性的茶文化是英式下午茶，喝下午茶的习俗是荷兰人在17世纪中期兴起的，后被法国人所采用，后又传到英国。下午茶的要素大多是茶作为主角，配以茶点和精致的茶具，一群人社交休闲的聚会。“饮茶的风尚从荷兰和法国传到英国之前，饮茶已经与欧洲大陆的妇女联系在一起了。虽然最初男人是最大群体的饮茶者，但女人很快也沉溺其中”[16]477。于是茶文化就很快变成了闲聊八卦的代名词。后来“茶园和舞会在伦敦流行起来”，茶文化又变成了一种时尚的象征。

美国的茶文化则是充满了品牌营销、资本与连锁经营的商业文化，这是一种最快的茶文化传播方式，也是一场劣币驱逐良币的文化沙文主义游戏，更是深刻改变了当今世界茶文化和茶产业的格局。这个壮举是由著名的托马斯·立顿先生创建的立顿茶品牌创造的。立顿文化和可口可乐文化一样，都是快消品通过品牌营销、连锁经营、标准化生产管理席卷世界的成功案例，不同的是，可口可乐是横空出世的产品和文化，而立顿所涉足的茶叶消费却是一个古老而悠久的产业。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让很多传统的茶业态瞬间成为历史，让古老的茶文化还未来得及应战，就退出了历史舞台。甚至大家被这种文化深深地洗脑而不自知。我不只一次在有关中国茶文化和茶产业的研讨中听到专家的发言，痛心疾首地质问，为什么中国不能出象立顿那样的品牌？这种论调本身是否代表着已经承认这种单一的商业茶文化的先进性？

 

三、作为文化模式的茶

本书的作者德瑞姆先生虽然对于茶能入道、提升人的精神境界这样的论断抱有怀疑态度，但是他并不否认，“茶能振奋精神和刺激感官，还能抚慰心灵”[17]676。他还提到喝茶能够带来一种幸福感，“无论是喝日本绿茶带来的幸福感，还是欣赏精致唯美的日本茶文化，都深深吸引着16世纪自陆若汉以来最初那些来自欧洲的访客。冈仓天心的《茶之书》在西方重新唤醒了这种审美意识”[18]676。可见，茶文化虽然因人而异，但也许能够根据茶的特质，提炼出一种让人感觉到幸福的文化模式。德瑞姆先生认为，带来幸福感的是茶中独有的物质——茶氨酸。“茶氨酸是茶叶中一种特有的氨基酸，在肠道中被吸收，通过血液进入大脑，在那里它通过发挥一系列精神作用喝增加α波活性来调节大脑功能”[19]677。

奶茶也能给人带来快乐和幸福，但是奶茶中让人快乐的成分大部分来自糖，因此，喝奶茶的快乐与吃奶油蛋糕的快乐是同一种乐。茶能带给人的快乐几乎涵盖了所有快乐的层级，当然，它给人的感官体验第一感觉似乎是有点苦涩的，但是在制茶工艺不断进步的今天，这种苦涩感已经越来越轻微了，接下来就是从舌头、到喉咙、到口腔、到身体，再到精神的层层深入的快乐体验，除了身心层面，茶还能带来灵魂层面的幸福体验，能够喝上口感精致、内容丰富的茶，的确可以直接给人一种幸福感。但这还没有到达最高层次的体验，上升到茶道层面、修行悟道层面的体验，并不是人人都能够体会，需要一定的修身门槛。虽然我自己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去体会到修道、得道的幸福感，然而从“禅茶一味”到佛门茶礼，禅宗对茶的重视可以看出，茶对于修行悟道的确能起到积极作用。如此，茶给人带来的快乐是最具有兼容性的。从感官之乐到精神愉悦之乐，再到交流分享之乐、修道证悟之乐，都可以通过茶事获得满足。

茶给人的幸福感，究竟从何而来？按照科学的思维方法，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是茶叶中的成分，现在的茶化学和科技手段已经可以通过各种生物化学提取工艺，提取出所谓的茶中的精华成分，制作成茶粉、茶素等，可是当我们按照这种成分去制作一种便携式的替代品时，却不一定能够获得与品茶相等同的快乐。书中提到将茶中最具功能性的茶多酚提取物制作成白色的粉末状产品Teavigo，其中的茶多酚含量，比绿茶还要高很多，尽管这种物质也散发着令人愉悦的浓烈气味，但经过消费者测试后，并没有能转变成大众消费品，最终转化为食品和饮料的添加剂，以及用来制药。这说明，单纯的味觉或成分，并不能成为幸福的来源。

咖啡因在茶的各种成分的功效非常突出，而且根据科学研究咖啡因对延缓阿尔茨海默症发作和降低帕金森氏综合征的影响有积极作用。然而，单独使用咖啡因，也并不能给人带来舒适的体验。西方对于药物的认识，总是按照单一成分去分析它的化学性质，以及它的作用和副作用，这方面，中医药的理念也许更有启发。中医开药方，最讲究的是君臣佐使，即要有针对病症起主要作用的成分，也要有起辅助作用的，还要有限制副作用的。茶就象神医开出的一个天然的药方，自然地起到一种平衡地提升身心状态的作用。

假设茶的配方是幸福的来源，那如果我们完全按照茶的成分，制造一款人工茶，是否能给人带来幸福呢？还是说成分只是基础，令人幸福的因素还另有其他？幸福来自与自然的连接和融入吗？来自人与人的分享和交流吗？来自全身心沉浸于茶事中的欢喜吗？抑或茶作为自然之物，本来就不是人能够缔造出来的？

还是回到我们在第一章提出的问题，“什么是共同体”？围绕茶能否成立某种共同体？从前面两章的论述中，我们分别从作为消费者的茶，和作为文化载体的茶来看，茶都是作为人的从属品，服务于人的需求，附属于人的精神世界。这也有可能缘于我们没有自觉地去研究和成立以茶作为文化核心模式的共同体。如此，“什么是共同体”的破题就显得格外重要。生命体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共同体。薛定谔在《生命是什么》这本跨学科的开创性著作中，探讨了生命体之所以成为生命体的要件。他提到的生命密码的概念，直接促成DNA双螺旋结构模型和基因调控的操纵子学说的提出。薛定谔认为生命体是一个以负熵为生的非平衡系统，需要从环境中不断汲取负熵，也就是有序的能量体，抵消系统内自然产生的熵，从而维持其稳定状态，避免死亡。而他提出的量子跃迁式突变，即生命体从一种相对稳定的分子构型大规模地转变为另一种分子构型的突变机理，大胆假设了在生命物理学领域有我们尚未发现的物理学定律，正如宏观物理学原理无法适用于微观物理世界一样。

那么，茶所带来的利益身心的舒适感、平衡感和幸福感，与人的行为模式能否产生关联？如果没有关联，人是人，茶是茶，终究无法成为一个共同体。

回到前文关于人类的共同体组织的思考，请允许我做一系列的思想假设。从薛定谔对生命共同体的描述中，我们试图提炼生命共同体成立的要件。首先，要有DNA或者说生命密码，即是生命体的有序性，用第三人称来讲是生命共同体的构成模式，用第一人称来讲或许关系到生命体的行为模式。那么再看人类共同体组织，如果将其看成是一个生命共同体，首先也需要某种有序性，这种有序就是共同体要遵循的行为模式，行为准则。茶的共同体是否能够提炼出这样的行为模式，并对每个个体的现实行为起到指导和支配作用，是需要考察的关键问题。如果把茶作为自然中有序的能量体，人摄入茶叶汲取负熵，也就是维护自身的有序，摄取有序能量或许能够维持生命的有序，但能否带来人的行为的有序，甚至形成与茶的有序模式相似的行为模式呢？或许有这样的作用，但从对现实情况的观察，并不具有强关联性。虽然也常有“每个人都是他所吃的东西”这样的论断，但毕竟人摄入的各种食物种类繁多，也不可能单独被茶的序列所影响。

而茶文化确能起到从茶的性质中总结出可以影响人的行为模式的特性，比如从茶给人带来的平静、平和的感受，可以提炼出“和”；从给人的幸福、愉悦的感受中，可以提炼出“乐”。如果说短时间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行为模式，一个有着共同目标的组织也能够成为共同体，而模式可以在共同体的运行过程中，通过磨合逐步产生。这运用的是薛定谔提出的量子跃迁式的突变的原理。组织能够通过共同的目标，并不需要生物化学的作用，也不需要神经信号的传递，身体的全部结构如同听到统一指令一般同时变化跃迁到一个新的模式当中。如同蝌蚪变成青蛙的过程，就是一个量子跃迁式的突变。

也就是说，从最低限度上，茶的共同体只要有一个一致且明确的目标，所谓的模式也许会自然而然形成。当有一群人以茶人自居，对茶人有认同感，归属感，并逐渐形成关于茶人的一些公认的行为模式和标准时，作为文化模型的茶就出现了。本人认为只是在现阶段，这种共同体的规模可能不必要很大，人数越少达到目标一致越容易。慢慢由小变大，汇聚成较大规模的茶文化共同体。文化需慢慢发生，不可急于求成。正如本文引言中所言，本书的制作团队就是这样一个以茶为目标的共同体，希望我们的诚意汇成的小溪，能够与更多的茶人产生共鸣，让更多的茶文化的涓涓细流汇聚成江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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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阳明全集:卷二[M].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5]王巍.从文化主体角度论中华茶文化的起源和传播[J].农业考古.2022.5

[12]沈冬梅.茶的极致:宋代点茶文化[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3:124.

[1] 王阳明《传习录》中有一段话解释心外无物，原文是“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本文的“寂”字正如花与汝心同归于寂的“寂”。

[2] 荼，被认为是茶的早期写法之一。